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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论文重点梳理1908－1937年间，在中国出版的5部英国文学史对诗人雪莱的论述，力图比较清晰地句勒出文学史对于雪莱文学形象的建构。从明显受到泰纳文学史观影响的王靖和欧阳兰的英国文学史的书写，到曾虚白、林惠元、金东雷等人翻译或者撰写文学史時，分别侧重雪莱的“最好的歌者”和“革命的诗人”的形象定位，论文希望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讨论，分析雪莱如何以文学史叙述的方式进入了当時的文学想象。这样的叙述和报刊杂志中对雪莱的论述是一种同构，共同完成雪莱在中国这一论题。
关键词：雪莱；英国文学史；最好的歌者；革命的诗人
1006－6101(2012)－04－0079－11
一个诗人的经典化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而对于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cllcy，1792－1822)而言，他在中国的被认知与接受，也与当時的社会文化有紧密关系。事实上，讨论雪莱在民国時期的形象问题，不仅仅需要关注报刊中出现的直接与雪莱相关的文章和译作，除此之外，还应当注意到他在当時出版的英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中的叙述。这样的讲述与媒体讲述是一种同构，共同完成的是雪莱的中国化过程。
本论文以1908－1937年间中国出现的5部英国文学史为研究对象，关注它们如何讲述雪莱，其间的微妙差异是什么，在一个時间的流变过程中，雪莱如何以文学史叙述的方式进入了当時的文学想象。也许作为单个的文学史讲述的力量并不强大，但当诸多文学史的共同看法与观点并置在一起時，便形成了民国時代文学史中的雪莱文学形象。
此书序二的作者王新命，和张静庐一样，希望借这本文学史，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王氏接受了当時占主导的文学具有改革社会的功效的思想，文章伊始即指出，“余尝言文学左右世运之力，奇伟无伦；起衰振辟，成文学是赖。其尤善者，且足以变国俗，移人情”。因此，他认为，“故觇世变者，第求于当時之文学，即得其大概。”而那些不重视文学的時代，则必将被文学所“覆载”。因此，他希望王靖的这本文学史，可以“发扬文学之光辉，使之照耀人世乎!”
这本英国文学史，作者从英国古代文学和文学家写起，以時间分期，至19世纪止。共6卷，即6章，基本涵盖了如今在英国文学史上可以看到的这一時期大部分的作家。在章节的安排上，作者严格遵循英国历史朝代更迭进行分期，划分为英国古代、14世纪、伊里沙伯時代、革命及复辟時代、18世纪、19世纪。书中，作者把Percy Bysshe Shelley译为施利，将其纳入19家一章。然而，作者仅仅是将这个時代重要的作家和诗人按年代顺序进行了简单罗列，用极尽简约的文言，将每个作家的生平进行概括，对其作品进行介绍和总结，并未指出这一時期的文艺特色，更没有重点提出浪漫主义的文学概念。
作者将雪莱的性格特征归纳为“为人明敏而傲张。恃才自放。藐视宗教。”但是“虽傲张然其志行颇清净无疵。”他最为推崇雪莱悼念济慈(Keats)的《亚东那》(即“Adonais”)，认为此诗是“摹仿斯宾塞格调。哀感纡绵。情深一往。读其诗可想见其为人”。还提到“TheCenci”、“Prometheus Unbound”两篇“掷地可作金石声者也”。其它短篇像《云》“The Cloud”、《西风歌》“Ode to the West Wind”、《云雀歌》“Ode to the skylark”等，作者也认为，“无不清隽可诵”。
王靖的《英国文学史》由泰东书局于1927年再版。同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了另外一本由欧阳兰编著的《英国文学史》。与王氏不同，欧阳兰清楚地指明了此文学史的主要依据。他在序言中指出，本书根
欧阳兰持有和张静庐同样的“一国文学多为一国国民性之表征”的观点。他在序言中对英国国民性和文学特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解读：
英国自诺曼(Norman)征服后，原有的安格尔撒克逊(Anglo Saxons)民族的气质，遂为之一变，结果，便影响于文学，于是英国文学的特质亦随之一变。……英国民族，因为有这两种血统的混合，所以英国的国民性，便亦同時具有这两种血统的特色：他们既具有北方刚强的性格，又兼有南方丰丽的气质，所以英国人在一方面是活泼强健勇于冒险，在别一方面却又谨慎细密，长于组织。
英国的国民性既是如此，文学自然亦是一样……这便是说，英国的文学，在一方面既有很热烈的情绪，在别一方面，却又不失其严正的态度；在一方面既有沉痛的调子，在另一方面，却又不脱其滑稽讽刺的风味。英国文学，自乔莎(Chaucer)以至近代，虽然无時无刻不受外来的影响，但他这种中和的气质，却永远是保存着的，便如十九世纪的浪漫文学，虽然全是南欧热烈放肆的气概，但是雪莱(Shelley)拜伦(Byron)等的诗歌，却亦仍旧不能摆脱北欧那种悲歌慷慨的风味，——这便是英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上的一种特色。
在欧阳氏的这本文学史中，出现了文艺复兴時代、约翰生時代、浪漫主义時代等以文学本身为考量标准来定义的分期。他将Shelley译作雪莱，清楚地指出了雪莱所处的時代为英国浪漫主义時期，并将他的性情定义为“清静的，高贵的”。在提到雪莱的《西风歌》、《云雀》和《云》等短诗時，将它们称作“英文的抒情诗中，或者要算是最美妙的了”。关于雪莱的代表作“Prometheus Unbound”，他更引用别人的说法，“这篇诗里，有人说，雪莱的艺术之宏大，在米尔顿以后的任何诗人，皆不能与之比拟。”总之，他将雪莱的艺术特色归结为：有丰富的想象，健强的幻想，美丽的音脚；但缺乏实质的思想。他认为雪莱的“心境极其稀薄，极其光明，并且极其活泼；但他的作品，却比较的不甚投合俗人的嗜好，然而诗人对之却极受感动，所以雪莱可以说是一个‘诗人的诗人’”。
欧阳兰的文学史中对雪莱的介绍，相较王靖的文学史已经丰富深刻了许多。一方面也许是欧阳兰在参照多个外国学者的文学史之后作出的独立判断，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到了1927年，雪莱在中国文学界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诗人，尤其是在经历了1922年左右，包括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在内的主流文学界纪念雪莱逝世百年的纪念活动之后，雪莱的作品以及雪莱本人的形象，已经被普遍接受。
无论是王靖、欧阳兰，还是张静庐、王新命，就文学史观而言，他们都和19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相同。泰纳写于1863－1864年的《英国文学史》开创了文学史写作的纪元。他在序言中阐发的文学创作和它的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時代三种力量的观点，影响深远。泰纳所谓的种族，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人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它们通常更和身体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别相结合。这些倾向因民族不同而不同”。由于人类不是孤立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此，“种族生存于其中的环境”对于文学艺术的形成也具有决定作用。这两个因素，分别为内力和外力，“同内力和外力一起，存在着一个内、外力所共同产生的作用，这个作用又有助于产生以后的作用。除了永恒的冲动和特定的环境之外，还有一个后天的动量”，这个“后天的动量”即時代。
总之，作为最早撰写英国文学史的学者，王靖和欧阳兰大体上接受的是泰纳的文学史观，他们或者开篇便提出“一国文学，多为一国国民性之表征”，或者深入分析英国国民性与英国文学之关系，这些都能看到泰纳文学史观的痕迹。而具体到对诗人的讨论，他们遵循的也是雪莱的生平一雪莱的诗一雪莱的特色这样的写作模式。
虽然如此，曾虚白仍然是以文学史的思路来进行撰写。并且，在他为该书写的序言中，甚至可以说他有意忽略了以往中国学者写的英国文学史。他不仅表示“中国没有一部像样些的英国文学史”，而且认为英国人自己写的文学史也是“陈旧”，并无“二十世纪新眼光”。首先，他指出英国文学史写作中“分配時代的适当”。他认为，“拿历史上的朝代或大事来做各時代的界石”是“极端的不适当的”，因为文学的時代自有它自己的特点，不应和政治史混为一谈。其次，与欧阳兰将英国人归结为兼有南北之长，不仅“活泼强健勇于冒险”，而且“谨慎细密，长于组织”不同，曾虚白认为“英国人的头脑比较的陈旧”，因此文学的眼光也“陈旧”，而这一点，正“有些像我们中国的学究先生，是重古轻今的”。因此，他表明，在这本文学史中，他会将19世纪及20世纪的英国作家纳入其中。另外，他认为文学应该是“情感的结晶”，所以像“许多在英国文学史里占惯位置的历史家，哲学家等等都给我一脚踢出去了”。
与之前的两部文学史不同，曾氏确实如他所主张，历史分期不再按照传统的政治分期，而是以文学的特色为主要的界石。他将所论的文学史分为了7章，分别为，初创時代、文艺复兴初期、文艺复兴時代、清教時代、古典派時代、古典浪漫过渡時代以及浪漫派時代。然而遗憾的是，曾虚白并未完全抛弃“陈旧”的观念，并没有像他表明的那样，将20世纪的英国作家纳入他的书中。他所论及的最后一个作家，是浪漫主义的小说家司高德(Walter Scott，1771－1832)，并未延伸到19、20世纪的诗人和作家。
另外一个让人遗憾的地方在于雪莱的译名。虽然早在1921年第12卷第6号的《小说月报》中，郑振铎曾撰文《审定文学上名辞的提议》，指出外国名称存在乱译的问题。他以雪莱为例，说：“雪莱之译为薛雷或薛利等，或者尚不至于十分费人思忖，寻求。然而不懂外国文的人看了，已觉得有些迷糊隔膜的样子。”在随后发表在《小说月报》17卷第5号的《文学大纲》的《19世纪的英国诗歌》中，他已经确定了将Shelley译作雪莱。然而，在曾虚白写作于1928年的普及性的英国文学读本中，仍将Shelley译作舍兰。
曾氏认为，英国浪漫主义時代的诗人，用一句话来说，“是一群新人生和真自然”的诗人，而同样用一句话来概括雪莱，那便是“梦着世界大同的幻梦”。他认为雪莱“是个富于牺牲精神，抱着热烈的希望要完成他梦想的希望的热心家”。代表他这种精神的便是《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而他的“不安的，不易驯的精神”体现在作品中，便是“永久追求着可以慰藉他灵魂的一个理想的美人”，这在《阿拉斯特》(“Alastor”)中表现得最为深刻。而对于雪莱的抒情短诗，作者则认为，“他的歌咏自然不像普通诗人的只发表自己的感想，却是拿生命装进在自然界的一切”。
相较之前的两本文学史，曾虚白在《英国文学ABC》中对雪莱的论述，确实更注重文学本身。虽然这是一本编译的文学史，但是作者以“文学是情感的结晶”为选择标准，对作品和作者都作了意蕴深刻的分析和解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者文学史写作的一个进步。
与之前的3部英国文学史不同的是，译者对书中出现的作家和作品，大部分都未进行翻译，而是直接以英文名称出现。也许这是译者为避免翻译得混乱而采取的策略吧。在论及雪莱的部分，与曾虚白的文学史相比，该书不仅指出了雪莱对梦的渴望，并且更进一步，指明了雪莱受到了“Rousseau和他的一个英国信徒，教训小说‘Garb William’的作眷G
书中将Shelley和拜伦进行比较，认为两人虽同样地“一生攻击他的同胞的习惯和见解。但是Shelley不单是个叛徒，而且自认是个改革家。他对于改革社会的热情充满于他的著作。他相信用诗和哲学可以把世界改良做一个新的乐园——真像天一般的幸福世界(“a happy Earth reality of Heen.”见Queen MabⅨ)。他所有的诗和改革的计划的要点是他渴望一种理想美，这一种美他以为在当時的社会情状中无从达到。”虽然，此书并未提及雪莱影响深远的诗歌理论著作《为诗一辩》(A Defence of Poetry)但是已经提到“Shdley以为诗不过是一种目的的工具；这就是说改革世界的工具”这一雪莱诗歌理论的核心观念。
除了林惠元翻译的这本英国文学史外，这一年还出版了另外一本关于英国文学的书：《英国文学：拜仑時代》。本书由章丛芜译自埃德蒙?格斯(Edmund Gosse，1849－1928)与人合著的《插图英国文学史》(An Hlustra-ted History of English Limrature)一书，1930年由北平未名出版部印行。“自序”中，章氏毫不留情地抹去了前辈们做的努力：“英国文学在中国是厄运的。英文学名著之中译本，可看者不大多，它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也几乎等于零”。而他认为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一为英国文学的宝藏是诗，而诗不容易翻译。二为英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相比，远不如后者更符合中国人的脾胃。但是，作者仍然认为，“为一个民族的灵魂的文学，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兴赏的，且不管它难易，且不管自家的脾胃”。从这寥寥的几段话中不难看出，章氏对于文学所持的态度依然不离“一国文学，多为一国国民性之表征”。对于文学史，和曾虚白类似，他对中国目前是否有一部“很可读很有价值”的文学史持有怀疑态度，并且怀疑是否有人有决心翻译英国文学史。原因在于：“这困难正和中国文学史之编著一样，各部分、各時代、各个作家，没有人专究之先，一个人要破天荒从古至今著或译一部极有价值的文学史出来，即竭毕生精力，也是一个奇迹。”因此，作为译者，章氏只是选择《插图英国文学史》的一部分，经过“修正和填补”而成。
而《英国文学：拜仑時代》只能算是一本断代史，它着重讨论的是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涵盖了这一時期大大小小的作家、诗人和历史家总共36人之多。书中不仅有插图，还有许多英文原作的摘录。书中对于雪莱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失望的一生和暧昧的一死，渐渐接着便是几乎言过其实的名誉的生长”。作者认为，雪莱在死后50年，名声超过了他的同辈人，随着历史的发展，他曾经激烈和激进的革命话语逐渐变得平凡，他的名声也慢慢减退。但是即使删去这些之后，“所剩下的都是美得超出了赞美的范围之外了”，“他特别是一个歌者，在他的歌的方面他最好的時候升至其他一切英国的，或者其它一切近代欧洲的诗人之上。在他的最好的抒情诗歌中有一种销魂情绪，拍着翅膀翱翔，一直消失于超绝的和音之苍穹里。这种狂歌的美完全是不能摹仿的”。
1934年，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徐名骥撰写的《英吉利文学》，这是作为百科小丛书发行的，与以往的英国文学史不同，这本专门论述英国文学的小册子，是按文体进行分类的。全书共分四章，分别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和其他。在每章内，论述以年代为序。作者认为“雪莱是被法国的革命力所激动的崇拜自由者，他理想中有光明的前途，充满着乌托邦的色彩；他又是沉浸在最佳的希腊和意大利古典诗中的诗人，这样更使他完成了诗的艺术的最高境界。”也许是参考了相同的资料吧，徐氏在结尾，同样描述了雪莱的被经典化过程：
他在生時是一个被幸福所摒弃者，他的诗始终没有被大众所注意欢迎，直到死后他的声名渐渐高长，经过了50年的時光，他的声名度越了和他同時和在他以前的诗人，除了一个莎士比亚外。他在艺术上的技巧确是超过拜伦的，他用有力的和新鲜的字来组成精巧的文辞，他的秀雅和谐和不是一般的诗人所能及的。
与章氏在译作中褒贬共存的情况不同，徐氏在这段论述中，基本上舍弃了评论家对于雪莱的批评，而将他褒奖到超越了同時代诗人的高度。这或许源自作者本人对于诗人的喜爱，或许还是由于雪莱的声名恰好暗合了中国文人对于“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审美认知。
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看不到10多年前中国学者希冀借外国文学来“改变国民性”的那种焦虑。正如“吴序”中开门见山所指出的，“英文已成为各国通用的语言了，从接受世界文化的教养方面说，我们对于英国文学史有鉴赏或了解之必要的”。饱受西风洗礼的中国学者们已经日渐成熟，开始从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层面来定位外国文学史的撰写，并且这样的撰写已经与“改造国民性”无关，只是一种“鉴赏或了解之必要”而已。
金氏和他的前辈们一样，对以往在中国出现的英国文学史持视而不见的态度，称“专门的英国文学史这类书籍，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是一般爱好英国文学的人所应引为遗憾的。”然而不同的是，他践行了曾虚白所倡导的文学史写作要摈弃“重古轻今”的主张。在本书中，涵盖浪漫主义、维多利亚時代和现代文学的最后三章，占去了全书几乎一半的篇幅，而1900年之后的现代文学部分又占去了其中将近一半的篇幅。在所有讨论的作家中，曾经因访华轰动一時的萧伯纳(Bernard Shaw)，在整本文学史中所占的比重，也仅仅次于莎士比亚，位居第二。
1930年代是革命话语和普罗文学盛行的年代，在金
将这部英国文学史放到当時中国的语境下进行分析，不难看出，作者也是对雪莱那些体现改良、革命、反抗的作品更加关注。他将诗人定位为“一个革命的诗人”，认为《自由的波洛美透思》(“Prometheus Unbound”)是“雪莱用革命的热情做成的最好作品”，是“完全受了法国革命的影响而作成的，可以说大都是衬托‘国有公道’的话”。但是下面的这段议论显示出作者对于革命或改革暧昧不明的态度：
雪莱的幻梦一般的哲学观念，是法国大革命后奇异的产物，所以雪莱对国家、教会和社会都认作是障碍，一个人从生长以达到完全的幸福的暴君。雪莱同一般热心的社会改良家一样，忘记了教会和国家以及一切社会的法律是因有所需求而产生，不是无所需要而有意作弄的。
也许这段关于雪莱思想论述，未必是作者作出的独立判断，而是翻译所得。但是，作者在艺术表现层面上进行讨论時，可以很明显看出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学者的独立判断。他将《自由的波洛美透思》称为“最有骨骼的一篇诗”。在谈到雪莱的诗歌风格時，他说，雪莱“写来富于梦一般的幻想和花一般的幽思，这是这位天才的浪漫诗人的特长。检测如我们不明白诗的意味，只要一读雪莱的短诗，便立刻自然地会感到诗的性灵；雪莱短诗的洁净，像莲花的出淤泥而不染”。这段优美的评论，如果去掉雪莱两个字，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对某首唐诗的评价。其中“有骨骼”，“性灵”都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字眼。作为中
虽然在阅读英国文学史時，经常出现当時的英国评论家对于雪莱的批评，但是，作为中国学者，金东雷对雪莱的态度和徐名骥一样，处处全力维护。比如他在文中提到：“有人批评雪莱的文体，大体是退步的，把他不佩服哥克纳派(The Cockney Sch001)文人的滥用词藻，算作他可以给人攻击的证据，这未免有些偏见。因为雪莱的作品是很仔细斟酌过的，和拜伦的作风比较，实有过而无不及”。这放在叙述雪莱的末尾、看起来无来由的一段，正是针对《英国文学：拜仑時代》中的一句话，“雪莱对于文体的态度大体上实在是退步的；比如说，他是不佩服珂克勒派之滥用词藻的”。从这个细节不难看出，虽然多位学者在他们撰写英国文学史時，习惯于声称在自己之前，中国并未出现过英国文学史，但事实上，他们未必没有阅读过其他前辈的作品。这样的声称，也许只是希望自己的文学史可以成为正宗罢。无论如何，正是这一部部英国文学史的写作，汇集在一起，构成了后人从事英国文学研究的历史现场。也正是通过这样仔细的历史检视，我们才能真正接近于一个外国诗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关键词：雪莱；英国文学史；最好的歌者；革命的诗人
1006－6101(2012)－04－0079－11
一个诗人的经典化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而对于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cllcy，1792－1822)而言，他在中国的被认知与接受，也与当時的社会文化有紧密关系。事实上，讨论雪莱在民国時期的形象问题，不仅仅需要关注报刊中出现的直接与雪莱相关的文章和译作，除此之外，还应当注意到他在当時出版的英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中的叙述。这样的讲述与媒体讲述是一种同构，共同完成的是雪莱的中国化过程。
本论文以1908－1937年间中国出现的5部英国文学史为研究对象，关注它们如何讲述雪莱，其间的微妙差异是什么，在一个時间的流变过程中，雪莱如何以文学史叙述的方式进入了当時的文学想象。也许作为单个的文学史讲述的力量并不强大，但当诸多文学史的共同看法与观点并置在一起時，便形成了民国時代文学史中的雪莱文学形象。
一、“改造国民性”：王靖与欧阳兰的《英国文学史》
1920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由王靖撰写的《英国文学史》，可以算得上是最早的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英国文学史。王氏在“自序”中指出，此书成书于1917年。书中并未透露此部英国文学史是否为翻译作品，或者参考了何种书籍。在张静庐为之撰写的“序一”中，首句便是“一国文学，多为一国国民性之表征”。他认为英国国民具有“深沉壅穆之风”，英国文人发扬了他们纯良的国民性，因此文学便具有了“沉潜克刚”的气质。而相比英国人而言，张氏认为，“吾国学者，务高远而舍实际，欺伪相尚，华而无实，故其人皆虚有彬彬之文质，而无创造之能力。迄今虽有觉其无当，欲矫正之者；顾积重难返，改革之事，费力多而收效绝鲜。”因此，他赞赏王靖的这本文学史，希望这本文学史能够“以飨国人，冀收潜移默化之效，余亦祝其有改造国民性之能。”如此看来，王靖的这本《英国文学史》的诞生，正是与当時中国流行的“改造国民性”的主题相联的。此书序二的作者王新命，和张静庐一样，希望借这本文学史，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王氏接受了当時占主导的文学具有改革社会的功效的思想，文章伊始即指出，“余尝言文学左右世运之力，奇伟无伦；起衰振辟，成文学是赖。其尤善者，且足以变国俗，移人情”。因此，他认为，“故觇世变者，第求于当時之文学，即得其大概。”而那些不重视文学的時代，则必将被文学所“覆载”。因此，他希望王靖的这本文学史，可以“发扬文学之光辉，使之照耀人世乎!”
这本英国文学史，作者从英国古代文学和文学家写起，以時间分期，至19世纪止。共6卷，即6章，基本涵盖了如今在英国文学史上可以看到的这一時期大部分的作家。在章节的安排上，作者严格遵循英国历史朝代更迭进行分期，划分为英国古代、14世纪、伊里沙伯時代、革命及复辟時代、18世纪、19世纪。书中，作者把Percy Bysshe Shelley译为施利，将其纳入19家一章。然而，作者仅仅是将这个時代重要的作家和诗人按年代顺序进行了简单罗列，用极尽简约的文言，将每个作家的生平进行概括，对其作品进行介绍和总结，并未指出这一時期的文艺特色，更没有重点提出浪漫主义的文学概念。
作者将雪莱的性格特征归纳为“为人明敏而傲张。恃才自放。藐视宗教。”但是“虽傲张然其志行颇清净无疵。”他最为推崇雪莱悼念济慈(Keats)的《亚东那》(即“Adonais”)，认为此诗是“摹仿斯宾塞格调。哀感纡绵。情深一往。读其诗可想见其为人”。还提到“TheCenci”、“Prometheus Unbound”两篇“掷地可作金石声者也”。其它短篇像《云》“The Cloud”、《西风歌》“Ode to the West Wind”、《云雀歌》“Ode to the skylark”等，作者也认为，“无不清隽可诵”。
王靖的《英国文学史》由泰东书局于1927年再版。同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了另外一本由欧阳兰编著的《英国文学史》。与王氏不同，欧阳兰清楚地指明了此文学史的主要依据。他在序言中指出，本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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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是Howes的Eng-lish literature，另外，“再参考了Painter,Long，Brooke及其他作家的著作”。欧阳兰持有和张静庐同样的“一国文学多为一国国民性之表征”的观点。他在序言中对英国国民性和文学特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解读：
英国自诺曼(Norman)征服后，原有的安格尔撒克逊(Anglo Saxons)民族的气质，遂为之一变，结果，便影响于文学，于是英国文学的特质亦随之一变。……英国民族，因为有这两种血统的混合，所以英国的国民性，便亦同時具有这两种血统的特色：他们既具有北方刚强的性格，又兼有南方丰丽的气质，所以英国人在一方面是活泼强健勇于冒险，在别一方面却又谨慎细密，长于组织。
英国的国民性既是如此，文学自然亦是一样……这便是说，英国的文学，在一方面既有很热烈的情绪，在别一方面，却又不失其严正的态度；在一方面既有沉痛的调子，在另一方面，却又不脱其滑稽讽刺的风味。英国文学，自乔莎(Chaucer)以至近代，虽然无時无刻不受外来的影响，但他这种中和的气质，却永远是保存着的，便如十九世纪的浪漫文学，虽然全是南欧热烈放肆的气概，但是雪莱(Shelley)拜伦(Byron)等的诗歌，却亦仍旧不能摆脱北欧那种悲歌慷慨的风味，——这便是英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上的一种特色。
在欧阳氏的这本文学史中，出现了文艺复兴時代、约翰生時代、浪漫主义時代等以文学本身为考量标准来定义的分期。他将Shelley译作雪莱，清楚地指出了雪莱所处的時代为英国浪漫主义時期，并将他的性情定义为“清静的，高贵的”。在提到雪莱的《西风歌》、《云雀》和《云》等短诗時，将它们称作“英文的抒情诗中，或者要算是最美妙的了”。关于雪莱的代表作“Prometheus Unbound”，他更引用别人的说法，“这篇诗里，有人说，雪莱的艺术之宏大，在米尔顿以后的任何诗人，皆不能与之比拟。”总之，他将雪莱的艺术特色归结为：有丰富的想象，健强的幻想，美丽的音脚；但缺乏实质的思想。他认为雪莱的“心境极其稀薄，极其光明，并且极其活泼；但他的作品，却比较的不甚投合俗人的嗜好，然而诗人对之却极受感动，所以雪莱可以说是一个‘诗人的诗人’”。
欧阳兰的文学史中对雪莱的介绍，相较王靖的文学史已经丰富深刻了许多。一方面也许是欧阳兰在参照多个外国学者的文学史之后作出的独立判断，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到了1927年，雪莱在中国文学界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诗人，尤其是在经历了1922年左右，包括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在内的主流文学界纪念雪莱逝世百年的纪念活动之后，雪莱的作品以及雪莱本人的形象，已经被普遍接受。
无论是王靖、欧阳兰，还是张静庐、王新命，就文学史观而言，他们都和19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相同。泰纳写于1863－1864年的《英国文学史》开创了文学史写作的纪元。他在序言中阐发的文学创作和它的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時代三种力量的观点，影响深远。泰纳所谓的种族，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人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它们通常更和身体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别相结合。这些倾向因民族不同而不同”。由于人类不是孤立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此，“种族生存于其中的环境”对于文学艺术的形成也具有决定作用。这两个因素，分别为内力和外力，“同内力和外力一起，存在着一个内、外力所共同产生的作用，这个作用又有助于产生以后的作用。除了永恒的冲动和特定的环境之外，还有一个后天的动量”，这个“后天的动量”即時代。
总之，作为最早撰写英国文学史的学者，王靖和欧阳兰大体上接受的是泰纳的文学史观，他们或者开篇便提出“一国文学，多为一国国民性之表征”，或者深入分析英国国民性与英国文学之关系，这些都能看到泰纳文学史观的痕迹。而具体到对诗人的讨论，他们遵循的也是雪莱的生平一雪莱的诗一雪莱的特色这样的写作模式。
二、呈现“情感结晶”：曾虚白的《英国文学ABC》
1928年，曾虚白的《英国文学ABC》由上海的真善美书社出版。该书属于由徐蔚南做总编辑的ABC丛书的一种。这套丛书的目的在于，第一，“把各种学术通俗起来，普遍起来，使人人都有获得各种学术的机会，使人人都能找到各种学术的门径。”第二，便是为了给中学生和大学生提供“有系统的优良的教科书”。所以，这本《英国文学ABC》可以看作是一本普及性的介绍英国文学的书籍。虽然如此，曾虚白仍然是以文学史的思路来进行撰写。并且，在他为该书写的序言中，甚至可以说他有意忽略了以往中国学者写的英国文学史。他不仅表示“中国没有一部像样些的英国文学史”，而且认为英国人自己写的文学史也是“陈旧”，并无“二十世纪新眼光”。首先，他指出英国文学史写作中“分配時代的适当”。他认为，“拿历史上的朝代或大事来做各時代的界石”是“极端的不适当的”，因为文学的時代自有它自己的特点，不应和政治史混为一谈。其次，与欧阳兰将英国人归结为兼有南北之长，不仅“活泼强健勇于冒险”，而且“谨慎细密，长于组织”不同，曾虚白认为“英国人的头脑比较的陈旧”，因此文学的眼光也“陈旧”，而这一点，正“有些像我们中国的学究先生，是重古轻今的”。因此，他表明，在这本文学史中，他会将19世纪及20世纪的英国作家纳入其中。另外，他认为文学应该是“情感的结晶”，所以像“许多在英国文学史里占惯位置的历史家，哲学家等等都给我一脚踢出去了”。
与之前的两部文学史不同，曾氏确实如他所主张，历史分期不再按照传统的政治分期，而是以文学的特色为主要的界石。他将所论的文学史分为了7章，分别为，初创時代、文艺复兴初期、文艺复兴時代、清教時代、古典派時代、古典浪漫过渡時代以及浪漫派時代。然而遗憾的是，曾虚白并未完全抛弃“陈旧”的观念，并没有像他表明的那样，将20世纪的英国作家纳入他的书中。他所论及的最后一个作家，是浪漫主义的小说家司高德(Walter Scott，1771－1832)，并未延伸到19、20世纪的诗人和作家。
另外一个让人遗憾的地方在于雪莱的译名。虽然早在1921年第12卷第6号的《小说月报》中，郑振铎曾撰文《审定文学上名辞的提议》，指出外国名称存在乱译的问题。他以雪莱为例，说：“雪莱之译为薛雷或薛利等，或者尚不至于十分费人思忖，寻求。然而不懂外国文的人看了，已觉得有些迷糊隔膜的样子。”在随后发表在《小说月报》17卷第5号的《文学大纲》的《19世纪的英国诗歌》中，他已经确定了将Shelley译作雪莱。然而，在曾虚白写作于1928年的普及性的英国文学读本中，仍将Shelley译作舍兰。
曾氏认为，英国浪漫主义時代的诗人，用一句话来说，“是一群新人生和真自然”的诗人，而同样用一句话来概括雪莱，那便是“梦着世界大同的幻梦”。他认为雪莱“是个富于牺牲精神，抱着热烈的希望要完成他梦想的希望的热心家”。代表他这种精神的便是《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而他的“不安的，不易驯的精神”体现在作品中，便是“永久追求着可以慰藉他灵魂的一个理想的美人”，这在《阿拉斯特》(“Alastor”)中表现得最为深刻。而对于雪莱的抒情短诗，作者则认为，“他的歌咏自然不像普通诗人的只发表自己的感想，却是拿生命装进在自然界的一切”。
相较之前的两本文学史，曾虚白在《英国文学ABC》中对雪莱的论述，确实更注重文学本身。虽然这是一本编译的文学史，但是作者以“文学是情感的结晶”为选择标准，对作品和作者都作了意蕴深刻的分析和解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者文学史写作的一个进步。
三、“最好的歌者”：林惠元翻译、林语堂校订的《英国文学史》等
1930年，由林惠元翻译、林语堂校订的又一本《英国文学史》由北新书局出版。该书的原作者为德尔墨(Frederic Sefton Delmer)。由于为译作，这本文学史内容更加丰富和翔实。全书分为20章，从盎格鲁撒克逊時代，一直写到了现代，并且还包括了美国及其他殖民地的文学。其中第14和15章都是有关浪漫主义的论述。在第14章《浪漫主义的先驱者》中，作者指出18世纪以Pope为代表的古典派占上风，而到了世纪末越来越多的诗人不甘心这种诗律的束缚，因此出现了“浪漫派的叛变”(Romantic Re-volt或Romantic Secession)。所以，在对浪漫主义的论述中，作者更多注重的是文学本身的反叛和发展。与之前的3部英国文学史不同的是，译者对书中出现的作家和作品，大部分都未进行翻译，而是直接以英文名称出现。也许这是译者为避免翻译得混乱而采取的策略吧。在论及雪莱的部分，与曾虚白的文学史相比，该书不仅指出了雪莱对梦的渴望，并且更进一步，指明了雪莱受到了“Rousseau和他的一个英国信徒，教训小说‘Garb William’的作眷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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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win的主义”的影响，同样提出了雪莱对于理想美的追求。而这种对于美的追求，在一首诗(即“Hymn to Intellectual Beauty”——引者注)中得以表现，即“他献他的一生于‘诗’和‘美’——‘深永的美丽独能阔清／世界上的黑暗的奴隶制度’(Awful Loveliness that alone can flee／The worldfrom its dark slery)”。该书还指出，在“回教的反抗”(“The Re－vok ofIslam'’)中，“他在那里拥护女权和妇女的解放。他主张废除君主政体，基督教，和结婚”。书中将Shelley和拜伦进行比较，认为两人虽同样地“一生攻击他的同胞的习惯和见解。但是Shelley不单是个叛徒，而且自认是个改革家。他对于改革社会的热情充满于他的著作。他相信用诗和哲学可以把世界改良做一个新的乐园——真像天一般的幸福世界(“a happy Earth reality of Heen.”见Queen MabⅨ)。他所有的诗和改革的计划的要点是他渴望一种理想美，这一种美他以为在当時的社会情状中无从达到。”虽然，此书并未提及雪莱影响深远的诗歌理论著作《为诗一辩》(A Defence of Poetry)但是已经提到“Shdley以为诗不过是一种目的的工具；这就是说改革世界的工具”这一雪莱诗歌理论的核心观念。
除了林惠元翻译的这本英国文学史外，这一年还出版了另外一本关于英国文学的书：《英国文学：拜仑時代》。本书由章丛芜译自埃德蒙?格斯(Edmund Gosse，1849－1928)与人合著的《插图英国文学史》(An Hlustra-ted History of English Limrature)一书，1930年由北平未名出版部印行。“自序”中，章氏毫不留情地抹去了前辈们做的努力：“英国文学在中国是厄运的。英文学名著之中译本，可看者不大多，它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也几乎等于零”。而他认为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一为英国文学的宝藏是诗，而诗不容易翻译。二为英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相比，远不如后者更符合中国人的脾胃。但是，作者仍然认为，“为一个民族的灵魂的文学，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兴赏的，且不管它难易，且不管自家的脾胃”。从这寥寥的几段话中不难看出，章氏对于文学所持的态度依然不离“一国文学，多为一国国民性之表征”。对于文学史，和曾虚白类似，他对中国目前是否有一部“很可读很有价值”的文学史持有怀疑态度，并且怀疑是否有人有决心翻译英国文学史。原因在于：“这困难正和中国文学史之编著一样，各部分、各時代、各个作家，没有人专究之先，一个人要破天荒从古至今著或译一部极有价值的文学史出来，即竭毕生精力，也是一个奇迹。”因此，作为译者，章氏只是选择《插图英国文学史》的一部分，经过“修正和填补”而成。
而《英国文学：拜仑時代》只能算是一本断代史，它着重讨论的是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涵盖了这一時期大大小小的作家、诗人和历史家总共36人之多。书中不仅有插图，还有许多英文原作的摘录。书中对于雪莱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失望的一生和暧昧的一死，渐渐接着便是几乎言过其实的名誉的生长”。作者认为，雪莱在死后50年，名声超过了他的同辈人，随着历史的发展，他曾经激烈和激进的革命话语逐渐变得平凡，他的名声也慢慢减退。但是即使删去这些之后，“所剩下的都是美得超出了赞美的范围之外了”，“他特别是一个歌者，在他的歌的方面他最好的時候升至其他一切英国的，或者其它一切近代欧洲的诗人之上。在他的最好的抒情诗歌中有一种销魂情绪，拍着翅膀翱翔，一直消失于超绝的和音之苍穹里。这种狂歌的美完全是不能摹仿的”。
1934年，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徐名骥撰写的《英吉利文学》，这是作为百科小丛书发行的，与以往的英国文学史不同，这本专门论述英国文学的小册子，是按文体进行分类的。全书共分四章，分别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和其他。在每章内，论述以年代为序。作者认为“雪莱是被法国的革命力所激动的崇拜自由者，他理想中有光明的前途，充满着乌托邦的色彩；他又是沉浸在最佳的希腊和意大利古典诗中的诗人，这样更使他完成了诗的艺术的最高境界。”也许是参考了相同的资料吧，徐氏在结尾，同样描述了雪莱的被经典化过程：
他在生時是一个被幸福所摒弃者，他的诗始终没有被大众所注意欢迎，直到死后他的声名渐渐高长，经过了50年的時光，他的声名度越了和他同時和在他以前的诗人，除了一个莎士比亚外。他在艺术上的技巧确是超过拜伦的，他用有力的和新鲜的字来组成精巧的文辞，他的秀雅和谐和不是一般的诗人所能及的。
与章氏在译作中褒贬共存的情况不同，徐氏在这段论述中，基本上舍弃了评论家对于雪莱的批评，而将他褒奖到超越了同時代诗人的高度。这或许源自作者本人对于诗人的喜爱，或许还是由于雪莱的声名恰好暗合了中国文人对于“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审美认知。
四、“革命的诗人”：金东雷的《英国文学史纲》
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37年的由金东雷撰写的《英国文学史纲》，在我们所关注的時期内，可以称得上是最为完备的一本英国文学史了。全书耗時3年之久，出版時蔡元培和蒋梦麟为封面题字，大学英文教授张士一、国立暨南大学外国文学教授博彦长和英文教授吴康三人作序，颇有声势。本书长达500页，共分为20章，从盎格罗?萨克逊時始，一直写到了一战之后的1934年。每章即为一个時期，内容大体遵循先是時代背景，然后是作家生平，最后是代表作品以及评价。从写作体例上来看，这与以往的英国文学史并未有太大不同。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看不到10多年前中国学者希冀借外国文学来“改变国民性”的那种焦虑。正如“吴序”中开门见山所指出的，“英文已成为各国通用的语言了，从接受世界文化的教养方面说，我们对于英国文学史有鉴赏或了解之必要的”。饱受西风洗礼的中国学者们已经日渐成熟，开始从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层面来定位外国文学史的撰写，并且这样的撰写已经与“改造国民性”无关，只是一种“鉴赏或了解之必要”而已。
金氏和他的前辈们一样，对以往在中国出现的英国文学史持视而不见的态度，称“专门的英国文学史这类书籍，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是一般爱好英国文学的人所应引为遗憾的。”然而不同的是，他践行了曾虚白所倡导的文学史写作要摈弃“重古轻今”的主张。在本书中，涵盖浪漫主义、维多利亚時代和现代文学的最后三章，占去了全书几乎一半的篇幅，而1900年之后的现代文学部分又占去了其中将近一半的篇幅。在所有讨论的作家中，曾经因访华轰动一時的萧伯纳(Bernard Shaw)，在整本文学史中所占的比重，也仅仅次于莎士比亚，位居第二。
1930年代是革命话语和普罗文学盛行的年代，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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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的文学史中体现甚为明显。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時，他大力称颂：“革命不仅仅是破坏而已，革命的破坏是革命家不得已的手段，不是革命本身真正的意义。革命的意义在建设，法国革命至少是要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和解放的社会与国家，在当時这正是一种理想的试验。这种理想，形成了现代所谓共和政治，在法国确实是世界破题第一遭的尝试”。因此，在绪言中，金氏认为生活在18世纪之后、受过法国大革命激荡的作家“都成了新思想的翊赞者，鼓吹自由、平等等学说最早，最激进的长歌咏叹者，有华慈华士、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他们是時代的先知先觉，非仅文人也已。”将这部英国文学史放到当時中国的语境下进行分析，不难看出，作者也是对雪莱那些体现改良、革命、反抗的作品更加关注。他将诗人定位为“一个革命的诗人”，认为《自由的波洛美透思》(“Prometheus Unbound”)是“雪莱用革命的热情做成的最好作品”，是“完全受了法国革命的影响而作成的，可以说大都是衬托‘国有公道’的话”。但是下面的这段议论显示出作者对于革命或改革暧昧不明的态度：
雪莱的幻梦一般的哲学观念，是法国大革命后奇异的产物，所以雪莱对国家、教会和社会都认作是障碍，一个人从生长以达到完全的幸福的暴君。雪莱同一般热心的社会改良家一样，忘记了教会和国家以及一切社会的法律是因有所需求而产生，不是无所需要而有意作弄的。
也许这段关于雪莱思想论述，未必是作者作出的独立判断，而是翻译所得。但是，作者在艺术表现层面上进行讨论時，可以很明显看出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学者的独立判断。他将《自由的波洛美透思》称为“最有骨骼的一篇诗”。在谈到雪莱的诗歌风格時，他说，雪莱“写来富于梦一般的幻想和花一般的幽思，这是这位天才的浪漫诗人的特长。检测如我们不明白诗的意味，只要一读雪莱的短诗，便立刻自然地会感到诗的性灵；雪莱短诗的洁净，像莲花的出淤泥而不染”。这段优美的评论，如果去掉雪莱两个字，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对某首唐诗的评价。其中“有骨骼”，“性灵”都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字眼。作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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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者，金东雷在面对英国文学時，一定是中国的眼光来解读外国的作品。因此，可以说，中国学者撰写的英国文学史，不仅不会脱离所处的历史语境，同样，也无法挣脱所在的美学体系。虽然在阅读英国文学史時，经常出现当時的英国评论家对于雪莱的批评，但是，作为中国学者，金东雷对雪莱的态度和徐名骥一样，处处全力维护。比如他在文中提到：“有人批评雪莱的文体，大体是退步的，把他不佩服哥克纳派(The Cockney Sch001)文人的滥用词藻，算作他可以给人攻击的证据，这未免有些偏见。因为雪莱的作品是很仔细斟酌过的，和拜伦的作风比较，实有过而无不及”。这放在叙述雪莱的末尾、看起来无来由的一段，正是针对《英国文学：拜仑時代》中的一句话，“雪莱对于文体的态度大体上实在是退步的；比如说，他是不佩服珂克勒派之滥用词藻的”。从这个细节不难看出，虽然多位学者在他们撰写英国文学史時，习惯于声称在自己之前，中国并未出现过英国文学史，但事实上，他们未必没有阅读过其他前辈的作品。这样的声称，也许只是希望自己的文学史可以成为正宗罢。无论如何，正是这一部部英国文学史的写作，汇集在一起，构成了后人从事英国文学研究的历史现场。也正是通过这样仔细的历史检视，我们才能真正接近于一个外国诗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