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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的年鉴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各级各类的年鉴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中。年鉴编纂确实有其意义所在，而中国文化中的盛世修史传统更使这种记录当下的行为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动，从到地方政府的重视更是为掀起年鉴编纂的热潮奠定坚实的基础。但在年鉴事业繁荣背后还存在三大隐忧，一是理论研究严重不足；二是编纂体例缺乏创新；三是信息利用效率偏低。因此，要努力争取确立年鉴学的学科地位；在遵守年鉴体例规范的前提下彰显特色；要注重发挥年鉴的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盛世修史；年鉴隐忧；发展建议
近年来，我国的年鉴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各级各类的年鉴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中，“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6种发展到90年代末的1300多种；进入新世纪后发展势头依然强劲，至2009年，估计在版年鉴约有2500种，加上内部赠阅、非正式出版的年鉴，总数接近3000种”。笔者认为，这个估计可能还略显保守。以江苏省为例，截至2009年底，仅是市、县综合年鉴就已达到105种，这还不包括数量繁多的综合性年鉴、专业性年鉴以及未正式出版的各类年鉴等。因此，我国年鉴事业的繁荣局面已然形成，正成为出版界的一股新兴力量。
追寻近年来我国年鉴事业兴盛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从年鉴本身的价值来看，年鉴编纂是一项有其特殊意义的事业。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有其独特的本质、结构和运行机制。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在观察、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认识水平不断得到提升，不仅能够反映事物的表面特征和外部联系，而且，还能透过现象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人类将发生于人脑的观念活动通过符号的形式表达出来，使实践活动的成果得以保存和延续。年鉴就是忠实记录上一年度人类在某一领域内观察、改造自然和社会成果的符号文本。这样的记录很有必要，不仅可以准确地获知第一手的信息，而且，还有利于在了解事物现状的基础上研究发展趋势。
第二，从中国史学的传统来看，盛世修史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所在。治史和年鉴编纂尽管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都涉及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盛世修史是统治阶级彰显文化影响力的国家行为，至今仍广为流传的《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巨著都产生于盛世。今时今日，国家繁荣富强，民族安定团结，人民满怀信心，有条件有能力记录当下的盛况，以达到客观反映现状、激励教育后人的目的。而这种记录不仅造就了历史学科的大发展，也同时掀起了年鉴的出版热潮。
第三，从年鉴编纂的主体来看，政府支持是年鉴大发展大繁荣的必要条件。中国的年鉴与西方的年鉴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编纂中国年鉴是“行为”，这是从修史的传统中继承下来的特征。而西方的年鉴很多是由个人负责的，如当时欧洲一部颇有影响的年鉴是由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雷格蒙塔努斯（1436年～1476年）于1457年编纂出版的，主要记载时令节气、天文气象等。因此，从到地方政府对年鉴事业的重视，成为年鉴大发展大繁荣的先决条件。
综上所述，年鉴编纂确实有其意义所在，而中国文化中的盛世修史传统更使这种记录当下的行为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动，从到地方政府的重视更是为掀起年鉴编纂的热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隐忧之一：理论研究严重不足
与年鉴出版数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鉴理论的研究严重不足。上世纪十年代年鉴虽然不是很多，但热衷于年鉴编纂理论研究的人还真不少，年鉴界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都在200篇以上，还陆续出版了好几种专著。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年鉴界平均每年发表的论文锐减至100篇左右，且有文章数量逐年减少、质量逐年下降的趋势；出版的专著更是少得可怜。这与当前年鉴事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极不相称。
隐忧之二：编纂体例缺乏创新
不可否认，在年鉴编纂过程中，由于缺乏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等，一般较多地沿用旧有的体例，对当年的内容进行收集和整合，在体例和内容上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比较少见。如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互联网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领域，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等。如果年鉴内容没有关注到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人或事，没有关注到那些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物，那么，依据年鉴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后人将得出错误的结论。
隐忧之三：信息利用效率偏低
现在许多年鉴规模较大，涉及的范围较广，相对而言内容比较丰富，字数少则三四十万，多则超过百万，因此，编写的流程周转也比较长。另一方面，有些年鉴在内容上偏重于政治性、政策性，比较多地收录领导讲话、政策法规等，对使用者而言利用率不高。由于年鉴编纂的迟滞性和信息的低效性，导致许多年鉴编印后除了作为工具资料保存和作为兄弟单位交流材料寄送外，往往束之高阁、积压库房，无法发挥其作为“交流上一年事物信息以供
3.2 在遵守年鉴体例规范的前提下彰显特色。年鉴作为资料性工具书，有其体例要求，包括选题选材体例、条目编写体例、成书加工体例等。年鉴条目编写体例，涉及选题选材时限、范围、原则和标准，内容要素规范和记述程序要求，以及语言文字、文体文风、技术格式等。
年鉴在编纂过程中既要坚持体例规范，这是共性的要求；也要注意彰显特色，这是个性的需要。如在指导市、县综合年鉴编纂过程中，要针对不同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提出不同的要求，引导他们做到既科学合理分类，又凸显区域特色，创立自己的品牌，展现独特的个性。又如高校年鉴既应该有一般年鉴的共性，也应该有自身的特色。它突出的是“怎么写作教育”这个主题，反映的是学校的教育思想、教育水平和教育状态等内容，但因为学校定位和优势不一样，各高校年鉴也应该有
3.3 要注重发挥年鉴的功能和作用。关于年鉴的功能可能说法各异，最核心的功能是“存史”和“资政”。只有切实发挥其“存史”和“资政”的功能，年鉴的作用才能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
首先，年鉴必须确保信息的可靠度。作为资料源，年鉴收集和统计了一个行业或者区域组织和运行过程中的最重要的即时和历史资料，它必须保证资料的准确、可靠和规范。
其次，要缩短年鉴编纂的周期。年鉴为现实怎么写作必须及时出版，千方百计缩短编纂周期，必须提前组稿，分工合作，加强协调，保证各环节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落实。
最后，要加大对年鉴的研究力度。年鉴编纂完成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年鉴工作者可以从中收集整理各类信息，包括各种基础信息、趋势信息和对比信息，并进而开展各项研究工作，这能成为自我评估的重要材料。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研究分析所在学校为何近五年来科研工作异军突起的原因，笔者从年鉴中分别找到以下材料（1）近五年来学校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科研奖励的情况；（2）校领导在不同场合强调“学科引领”的讲话稿；（3）学校近五年来出台的支持鼓励从事科研工作的文件，包括科研奖励的制度、分类考核的办法，等等。这些年鉴中的材料从不同维度对学校科研工作的进展情况作出说明，较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这才是年鉴真正的价值所在。
我国的年鉴事业正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有理由相信，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在年鉴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将迎来年鉴事业真正的大发展大繁荣。
注：本文获上海师范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SK201325）
参考文献：
年鉴专家许家康访谈录[J]. 陕西地方志，2009（5）
许家康. 关于年鉴出版周期和年鉴编纂理论研究的建议. [2011-10-20]. http：///NewsDetail.aspx？Id=526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来稿日期：2012-12-10） .
关键词：盛世修史；年鉴隐忧；发展建议
近年来，我国的年鉴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各级各类的年鉴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中，“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6种发展到90年代末的1300多种；进入新世纪后发展势头依然强劲，至2009年，估计在版年鉴约有2500种，加上内部赠阅、非正式出版的年鉴，总数接近3000种”。笔者认为，这个估计可能还略显保守。以江苏省为例，截至2009年底，仅是市、县综合年鉴就已达到105种，这还不包括数量繁多的综合性年鉴、专业性年鉴以及未正式出版的各类年鉴等。因此，我国年鉴事业的繁荣局面已然形成，正成为出版界的一股新兴力量。
1 年鉴事业繁荣的原因探析
中国的年鉴编纂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年鉴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以其独特的优势，受到党和政府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年鉴事业从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进入新世纪以后，年鉴热潮迅速蔓延，特别是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以国家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年鉴的合法地位。追寻近年来我国年鉴事业兴盛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从年鉴本身的价值来看，年鉴编纂是一项有其特殊意义的事业。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有其独特的本质、结构和运行机制。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在观察、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认识水平不断得到提升，不仅能够反映事物的表面特征和外部联系，而且，还能透过现象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人类将发生于人脑的观念活动通过符号的形式表达出来，使实践活动的成果得以保存和延续。年鉴就是忠实记录上一年度人类在某一领域内观察、改造自然和社会成果的符号文本。这样的记录很有必要，不仅可以准确地获知第一手的信息，而且，还有利于在了解事物现状的基础上研究发展趋势。
第二，从中国史学的传统来看，盛世修史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所在。治史和年鉴编纂尽管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都涉及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盛世修史是统治阶级彰显文化影响力的国家行为，至今仍广为流传的《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巨著都产生于盛世。今时今日，国家繁荣富强，民族安定团结，人民满怀信心，有条件有能力记录当下的盛况，以达到客观反映现状、激励教育后人的目的。而这种记录不仅造就了历史学科的大发展，也同时掀起了年鉴的出版热潮。
第三，从年鉴编纂的主体来看，政府支持是年鉴大发展大繁荣的必要条件。中国的年鉴与西方的年鉴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编纂中国年鉴是“行为”，这是从修史的传统中继承下来的特征。而西方的年鉴很多是由个人负责的，如当时欧洲一部颇有影响的年鉴是由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雷格蒙塔努斯（1436年～1476年）于1457年编纂出版的，主要记载时令节气、天文气象等。因此，从到地方政府对年鉴事业的重视，成为年鉴大发展大繁荣的先决条件。
综上所述，年鉴编纂确实有其意义所在，而中国文化中的盛世修史传统更使这种记录当下的行为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动，从到地方政府的重视更是为掀起年鉴编纂的热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年鉴事业存在三大隐忧
作为一名基层的年鉴工作者，一方面为年鉴事业的繁荣感到欢欣鼓舞，但另一方面，恐怕还必须带着理性的目光，客观冷静地观察年鉴事业，警惕年鉴大发展背后的隐忧。隐忧之一：理论研究严重不足
与年鉴出版数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鉴理论的研究严重不足。上世纪十年代年鉴虽然不是很多，但热衷于年鉴编纂理论研究的人还真不少，年鉴界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都在200篇以上，还陆续出版了好几种专著。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年鉴界平均每年发表的论文锐减至100篇左右，且有文章数量逐年减少、质量逐年下降的趋势；出版的专著更是少得可怜。这与当前年鉴事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极不相称。
隐忧之二：编纂体例缺乏创新
不可否认，在年鉴编纂过程中，由于缺乏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等，一般较多地沿用旧有的体例，对当年的内容进行收集和整合，在体例和内容上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比较少见。如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互联网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领域，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等。如果年鉴内容没有关注到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人或事，没有关注到那些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物，那么，依据年鉴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后人将得出错误的结论。
隐忧之三：信息利用效率偏低
现在许多年鉴规模较大，涉及的范围较广，相对而言内容比较丰富，字数少则三四十万，多则超过百万，因此，编写的流程周转也比较长。另一方面，有些年鉴在内容上偏重于政治性、政策性，比较多地收录领导讲话、政策法规等，对使用者而言利用率不高。由于年鉴编纂的迟滞性和信息的低效性，导致许多年鉴编印后除了作为工具资料保存和作为兄弟单位交流材料寄送外，往往束之高阁、积压库房，无法发挥其作为“交流上一年事物信息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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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借鉴的、知识密集和智力密集的、权威性和资料性的工具书”的作用。3 对进一步发展年鉴事业的建议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年鉴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为年鉴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年鉴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也需要努力，为进一步发展年鉴事业贡献力量。3.1 努力争取确立年鉴学的学科地位。要加强年鉴学的理论研究，当务之急是必须确立它的学科地位。而要确立它的学科地位，必须阐明它的存在价值，即其学科基础的正当性和满足社会需要的急迫性。这个问题笔者曾经撰文辨析过，这里不再赘述。年鉴学要努力争取到成为学科的地位，而在这之前，从事年鉴理论工作的同仁必须自强，努力申请和完成一批高层次科研项目，出版众多著作与教材，发表大量高水平学术论文；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等组织要在发展方向、理论研究、工作队伍专业化以及沟通信息、交流经验、团结队伍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引领作用。3.2 在遵守年鉴体例规范的前提下彰显特色。年鉴作为资料性工具书，有其体例要求，包括选题选材体例、条目编写体例、成书加工体例等。年鉴条目编写体例，涉及选题选材时限、范围、原则和标准，内容要素规范和记述程序要求，以及语言文字、文体文风、技术格式等。
年鉴在编纂过程中既要坚持体例规范，这是共性的要求；也要注意彰显特色，这是个性的需要。如在指导市、县综合年鉴编纂过程中，要针对不同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提出不同的要求，引导他们做到既科学合理分类，又凸显区域特色，创立自己的品牌，展现独特的个性。又如高校年鉴既应该有一般年鉴的共性，也应该有自身的特色。它突出的是“怎么写作教育”这个主题，反映的是学校的教育思想、教育水平和教育状态等内容，但因为学校定位和优势不一样，各高校年鉴也应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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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区别，如文科见长的学校和理工科见长的学校、怎么写作地方经济的学校和面向世界办学的学校在年鉴内容的筛选上都应有侧重。3.3 要注重发挥年鉴的功能和作用。关于年鉴的功能可能说法各异，最核心的功能是“存史”和“资政”。只有切实发挥其“存史”和“资政”的功能，年鉴的作用才能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
首先，年鉴必须确保信息的可靠度。作为资料源，年鉴收集和统计了一个行业或者区域组织和运行过程中的最重要的即时和历史资料，它必须保证资料的准确、可靠和规范。
其次，要缩短年鉴编纂的周期。年鉴为现实怎么写作必须及时出版，千方百计缩短编纂周期，必须提前组稿，分工合作，加强协调，保证各环节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落实。
最后，要加大对年鉴的研究力度。年鉴编纂完成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年鉴工作者可以从中收集整理各类信息，包括各种基础信息、趋势信息和对比信息，并进而开展各项研究工作，这能成为自我评估的重要材料。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研究分析所在学校为何近五年来科研工作异军突起的原因，笔者从年鉴中分别找到以下材料（1）近五年来学校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科研奖励的情况；（2）校领导在不同场合强调“学科引领”的讲话稿；（3）学校近五年来出台的支持鼓励从事科研工作的文件，包括科研奖励的制度、分类考核的办法，等等。这些年鉴中的材料从不同维度对学校科研工作的进展情况作出说明，较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这才是年鉴真正的价值所在。
我国的年鉴事业正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有理由相信，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在年鉴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将迎来年鉴事业真正的大发展大繁荣。
注：本文获上海师范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SK201325）
参考文献：
年鉴专家许家康访谈录[J]. 陕西地方志，2009（5）
许家康. 关于年鉴出版周期和年鉴编纂理论研究的建议. [2011-10-20]. http：///NewsDetail.aspx？Id=526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来稿日期：2012-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