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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赋经过长期的发展，到唐初基本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创作体系。然而唐
关键词：唐初；史家；文人；赋学思想
唐代可谓是我国文学史上较为灿烂的时期，特别是唐诗更是被推举到很高的位置。后代的文人学者一提到唐代，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就是唐代文学中最为璀璨的诗歌。诚然，唐诗可以称为唐代文学的标志。但作为辞赋文学，经过其长期的发展，到了唐代其影响也已不亚于唐诗，正如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中说：“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可见唐赋在整个文学长廊中处于与唐诗并肩的位置。赋在唐代的繁盛与发展，相应的对赋的评论也是较为丰富。本文试从初唐史家与文人对赋的评价，希冀从史家论赋与文人论赋的角度，来发掘其论赋的立足点和持有的赋学思想。
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俭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744
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亦云：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并吞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1730
由此可见两人对南朝时期辞赋批评的尖锐，令狐德棻说庾信的辞赋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文体“淫放”，语词“轻俭”，然后再以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来判定庾信的辞赋，并评其为“词赋之罪人”。魏征批评了梁至陈大同年间的文学，认为此时段所出现的文学现象与儒家所倡导的诗赋宜于雅，并与儒家所推崇的典籍作为其行文准则的要求又相去甚远，而不只是在诗赋创作中一味地“争驰新巧”。庾信、徐陵等人更是在继承前人“淫放”的诗赋创作观基础上一发不可收拾，使得整人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意浅文匿，文词多崇尚轻险的风气。然而他们的此种辞赋创作观也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新颖，最后魏征将他们的辞赋也评定为“盖亦亡国之音”。而在李百药的《北齐书·文苑传序》中也有类似的评价，也认为此时段的辞赋文学“并为亡国之音，而应变不殊，感物或异”而已。
虽说南朝离唐王朝建立的时间不远，但却是一个朝代更迭频繁的时期，而文学作为一种时代象征，后世的文人学者以及评论家，就很容易将此时的文学现象与时代特征联系起来。庾信作为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其文风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前期舒适安闲的生活，在其辞赋作品中则多表现出绮丽的风格。但后期作为南方的使者出使西魏，并被软襟和授于官职，不能南归，其辞赋文学则多表现为乡关之思，亡国之悲，一洗先前辞赋文学中华艳轻巧的风格，文风也转变为沉郁秾丽。而唐初史家对于南朝文学和庾信的指斥、批评，关键并不是在庾信本身，而是以庾信等为代表的南朝文学现象及其对整个初唐文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唐初史家论赋是站在儒家诗教的立场出发的，要求文学要“经礼乐而纬国家，迎古今而述美德”，以史家特有的忧患意识，来评价南朝的文学现象，从外在看来也是较为准许和客观的。然回顾初唐史学家对南朝文风的批评，其本身的评论性文章却多是以骈文和骈散相间的辞赋文体写成的。所以，他们在继承和批判的同时，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王、杨、卢、骆都是文章家，‘四杰’这个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读诗而称四杰，虽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称借有。”[3]21
显然，闻一多先生对四杰的赋是极为推崇的，认为“四杰”的称号并不是来自于他们的诗歌方面，而应更早来自于他们的赋和四六文，从诗歌上得来的“四杰”称号也只不过是在他们赋作的基础上借用而来的罢了。四杰的赋作并不多，总观《全唐文》王勃今存赋作仅有十一篇，杨炯的赋仅存八篇，卢照邻的赋仅存五篇，骆宾王的赋仅存两篇。从作品数量来看，四杰的赋作确实不多，但就其成就而言，却在赋学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一页。从四杰的赋作名称来看，仍可以看出他们的赋与南朝的辞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以体物为主要描写对象。也正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五也说：“余屡叹文章至陈、隋，不胜其弊，以谓积久成俗，难于骤变。”虽然四杰一方面沿袭了这股轻靡绮丽的南朝文风，但另一方面又对这股文风有所批判。而在这两方面中，对前代文风的批判更为体现出四杰的时代精神和创作特征。
王勃的赋学主张深受其祖父王通的影响，强调文学要符合儒家传统，要有助于教化。而就王勃个人而言，他对赋却是瞧不起的，持轻视的态度，对赋的评价：“君子所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4]1855认为“君子所役心劳神”的不应该是像赋这种文学，赋只不过是“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可见王勃对赋文学的评价极低。他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一文中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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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由于受文体和资料零散的限制，学界对于唐初的赋学探讨和研究也就不为深入，大多持避而不谈的态度。本文试从唐初史家和文人所持有的赋学思想来对赋进行探微，得出唐初史家与文人多是站在儒家经世教化的诗教角度，要求辞赋归于雅正，归于实际。关键词：唐初；史家；文人；赋学思想
唐代可谓是我国文学史上较为灿烂的时期，特别是唐诗更是被推举到很高的位置。后代的文人学者一提到唐代，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就是唐代文学中最为璀璨的诗歌。诚然，唐诗可以称为唐代文学的标志。但作为辞赋文学，经过其长期的发展，到了唐代其影响也已不亚于唐诗，正如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中说：“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可见唐赋在整个文学长廊中处于与唐诗并肩的位置。赋在唐代的繁盛与发展，相应的对赋的评论也是较为丰富。本文试从初唐史家与文人对赋的评价，希冀从史家论赋与文人论赋的角度，来发掘其论赋的立足点和持有的赋学思想。
一、史家的赋论观
初唐文学是从批评齐梁时期的文风开始的，唐代的赋论也沿着同样的路径。齐梁时期，强调文学的美感特质，提出“文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使得文学从儒家诗教的传统束缚中脱离出来，文学更为彰显作家的个性。然而他们那种“情灵摇荡”的个性追求，却易造成其文学创作内容的狭窄，以致大多以宫廷苑囿和女性为描写对象。加上追求词藻的华美，音律的和谐，以及对偶的工整，从而形成了轻靡绮丽的文风。这股文风到了初唐还得以延续，而此时唐王朝刚刚建立，唐初史家对于前代绮靡的文风则大多持斥责的态度，认为是“雅道浸废”，也认为国家的兴亡与当时的文学风气有一定的联系。所以，唐初的史学家们首先扛起了对前代辞赋文学批判的大旗。令狐德棻在《周书·王褒庾传论》里云：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俭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744
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亦云：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并吞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1730
由此可见两人对南朝时期辞赋批评的尖锐，令狐德棻说庾信的辞赋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文体“淫放”，语词“轻俭”，然后再以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来判定庾信的辞赋，并评其为“词赋之罪人”。魏征批评了梁至陈大同年间的文学，认为此时段所出现的文学现象与儒家所倡导的诗赋宜于雅，并与儒家所推崇的典籍作为其行文准则的要求又相去甚远，而不只是在诗赋创作中一味地“争驰新巧”。庾信、徐陵等人更是在继承前人“淫放”的诗赋创作观基础上一发不可收拾，使得整人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意浅文匿，文词多崇尚轻险的风气。然而他们的此种辞赋创作观也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新颖，最后魏征将他们的辞赋也评定为“盖亦亡国之音”。而在李百药的《北齐书·文苑传序》中也有类似的评价，也认为此时段的辞赋文学“并为亡国之音，而应变不殊，感物或异”而已。
虽说南朝离唐王朝建立的时间不远，但却是一个朝代更迭频繁的时期，而文学作为一种时代象征，后世的文人学者以及评论家，就很容易将此时的文学现象与时代特征联系起来。庾信作为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其文风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前期舒适安闲的生活，在其辞赋作品中则多表现出绮丽的风格。但后期作为南方的使者出使西魏，并被软襟和授于官职，不能南归，其辞赋文学则多表现为乡关之思，亡国之悲，一洗先前辞赋文学中华艳轻巧的风格，文风也转变为沉郁秾丽。而唐初史家对于南朝文学和庾信的指斥、批评，关键并不是在庾信本身，而是以庾信等为代表的南朝文学现象及其对整个初唐文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唐初史家论赋是站在儒家诗教的立场出发的，要求文学要“经礼乐而纬国家，迎古今而述美德”，以史家特有的忧患意识，来评价南朝的文学现象，从外在看来也是较为准许和客观的。然回顾初唐史学家对南朝文风的批评，其本身的评论性文章却多是以骈文和骈散相间的辞赋文体写成的。所以，他们在继承和批判的同时，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二、文人的赋论思想
唐初的文人论赋，笔者主要以初唐“四杰”的赋论思想为代表，而“四杰”当中又以王勃的赋学思想为主，再兼及同时期的个别作家。与初唐时期其他的文人相比起来，四杰很早就以文章闻名于世。所以，他们持有的赋论思想也就更具有代表性。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四杰》一文中说：“王、杨、卢、骆都是文章家，‘四杰’这个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读诗而称四杰，虽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称借有。”[3]21
显然，闻一多先生对四杰的赋是极为推崇的，认为“四杰”的称号并不是来自于他们的诗歌方面，而应更早来自于他们的赋和四六文，从诗歌上得来的“四杰”称号也只不过是在他们赋作的基础上借用而来的罢了。四杰的赋作并不多，总观《全唐文》王勃今存赋作仅有十一篇，杨炯的赋仅存八篇，卢照邻的赋仅存五篇，骆宾王的赋仅存两篇。从作品数量来看，四杰的赋作确实不多，但就其成就而言，却在赋学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一页。从四杰的赋作名称来看，仍可以看出他们的赋与南朝的辞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以体物为主要描写对象。也正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五也说：“余屡叹文章至陈、隋，不胜其弊，以谓积久成俗，难于骤变。”虽然四杰一方面沿袭了这股轻靡绮丽的南朝文风，但另一方面又对这股文风有所批判。而在这两方面中，对前代文风的批判更为体现出四杰的时代精神和创作特征。
王勃的赋学主张深受其祖父王通的影响，强调文学要符合儒家传统，要有助于教化。而就王勃个人而言，他对赋却是瞧不起的，持轻视的态度，对赋的评价：“君子所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4]1855认为“君子所役心劳神”的不应该是像赋这种文学，赋只不过是“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可见王勃对赋文学的评价极低。他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一文中也说：
摘自：本科毕业论文www.udo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