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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它给予世人无比丰富的遗产。在本文看来，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最大的历史功绩不在于创造巨额的物质财富，而在于对国人认识的深化和启迪。十八大继承了这一精神气质，成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又一里程碑。它沿着十七大开启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清晰地描绘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一个立体式的改革框架体系已经形成。2013年新春伊始，全国“”在举世瞩目的期盼中胜利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领导集体，对未来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作了部署，这一年被媒体形象地称为“改革元年”。既然是元年，很多工作将相继铺开，但面对政策解读的多元版本，嘈杂的声音让人们难以辨识出这一工程的骨架和纹理。为此，本文基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梳理出“民生”、“民权”、“民言”、“”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支撑，“经济建设”、“政治”、“民族文化”、“公民社会”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物质载体，“”、“地方”、“基层”、“公民”、“社会组织”的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绝对主体；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廓清了“中国模式论”、“顶层设计论”、“改革风险论”、“线性推进论”、“一本万利论”的认识论误区。
必须指出，作这样的逻辑梳理和认识论的辨析主要是基于以下思考：新任国务院总理在召开记者见面会时强调，“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意在呼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本质上是实践的而非“经院”的。造成今日举步维艰的夹缝式改革样式，并非一时的思维短路和路径缺失，究其根源实乃是自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型，由综合批判型向分析批判型转变，由复杂性思维向线性思维转变，由稳定型思维向激荡型思维转变，由人本主义思维向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思维转变。
由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每一时期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必然带有深厚的时代印记。回首中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至今，在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上，大致说来有四个方面，即“民生”、“民权”、“民言”、“”。
“民生”，古语常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里的“民”历史上是指百姓，尽管时代迥异，今天仍然可以借鉴过来，其内涵就转化为“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中国的执政基础，只有不断夯实这个基础才能更好地执好政、服好务、履好职。而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创造历史，他的第一需要是物质的需要，只有解决好衣食住行的问题，才会有政治的、文化的等需求。也就是说人首先需要生存下来，其次才能有生活，然后才会有品质的提升。
“民权”，这里的“民权”并非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之权，而是在中国领导下，人民群众发挥主体性作用，积极谋求富足殷实生活的权利，这里最能体现“民权”主义的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日趋强烈，与此相伴而生的权利意识迅速提高。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一意识更是前所未有。民众有这样的意识，国家层面也不能滞后，相继制定并出台了诸多法律法规，对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给予保障，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表述，就是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民群众今天何言“权利”，因为经济发展了，百姓自己创造了财富，也享受到改革的积极成果，他有权利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民言”，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语言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生活实践的必然产物，它反映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程度，但更多时候是百姓用自己的语言言说自己，用自己的语言提出诉求。作为执政党，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必须为人民群众畅所欲言开辟渠道，听民声、纳民意、凝共识。在信息化的今天，人言可畏，民言敬畏。百姓所说的即是党和政府想做的，党和政府所说的即是深刻反映和广泛代表民心民情的。因此
“”，是“三民”主义即“民生”、“民权”、“民言”的最高体现，能不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关系着下一阶段奋斗目标的实现。“”既是广义的也是狭义的，从广义上而言之，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需要贯彻精神，而政治建设更需要精神。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强调人民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确立了正确方向。”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基层自治制度。但这还不是最完善的，我们“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狭义的“”即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很显然，我们既坚持了狭义，也在扩大广义。
必须强调，政治核心价值观自成体系，不能剥离，只是不同历史阶段某一方面比较突出，就现阶段而言，“民生”、“民权”、“民言”都必须在“”的框架设计之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而在这一价值观主导之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取得积极成效。
当前，中国经
政治一定程度上也可叫做“法治”，一方面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要实现依法治国。这里如何发扬社会主义仍然存在诸多挑战，最大的挑战不是人民群众的意识薄弱，而是我们有排斥民众政治参与的心理，只搞党内忽视人民，扩张“个人”而践踏人民。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是要剔除旧制度，二是建立新机制。与此同时，搞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是玩一枝独秀和搞天马行空，因为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只要是决策就会有风险，只要是组织也会产生多数人的暴力。因此，改革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和法律规章，即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要特别强调法治对于规范政治体制改革的作用，改革不能走到邪路，也不能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严守这条高压线，这也是改革的底线。
或许把“民族文化”纳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序列会遭受质疑，但是如若转换一个视角，即从文化领导权的视角去理解，这个论题就不仅具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而且也具有现实性。文化问题是一种生活方式问题，可以求同存异，但从本质上来说，文化的异质性才是其生存之道。今天，民族文化发展已经为经济全球化或者说西方文化工业借助全球化之力而日益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位国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就应当高度重视。发展民族文化是夯实民族精神家园的重大工程，而牢牢把握文化领导权则是引领民族文化和先进文化的有力杠杆。对于党和政府来说，其实质在于加强执政合法性，改革改到深水区，这个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不能拒斥民族文化的逻辑。
“公民社会”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逻辑框架中的最后一个物质载体，承载经济、政治、文化改革的冲击力，同时又反作用于三大改革版块。在中国固有观念中，天下一家或家族同构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由于生活方式的革命性跃迁，社会结构由传统僵化一体日益分化为有机构成，利益群体也日益“单子”化，因此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出现了鸿沟，然而现代社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发明了链接上下和沟通官民的渠道——公民社会。尽管国人对这个概念略显生疏，但并不排斥它给公民个人带来的积极作用。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中国社会尤其是政府对这一新事物的漠视，在一定程度上既制约其发展，也把党和政府直接推向矛盾最前端，从而失去一个有效的缓冲区域。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否为公民社会的发展留足空间，这衡量着中国社会、党和政府的文明水平。
总之，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版图中，经济论域是主题，政治论域是保障，文化论域是灵魂，公民社会论域是推手，四个方面四位一体，忽略任何一方面中国改革就得重新洗牌，就像今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一样，这也正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系统性。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智慧指出，“事在四方，要在，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说明“”不是具体事务的执行者，而是精神的统领者，“”只需要给执行者划定范围、指定原则、提出要求即可，怎么办是执行者自己的事情，他可以发挥一切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落实“”布置的任务。据此而言，“”和“地方”（包括各部委及其职能部门，下同）实质上是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或者叫做“”授权于“地方”。此间已经可以看到，“”之所以能够授权是因为它掌握人民赋予的权力，而这份权力不是免费的，是要以“”的信誉和信任的外化（语言、行为、物质利益）作为担保的，一旦失信于民必将招致问责，西方国家通常以选举落选作为惩罚方式，东方国家更多的是诉诸暴力对抗或革命。这说到底就是“”的利益，而如何捍卫其利益不被剥夺，它需要在公众和具体执行者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也就是说，需要协商哪些权力必须要保值增值，哪些权力必须要让渡给另一方。这里涉及几种可能性，权力或者再次给予“”但已经重新界定，或者被公民收回，或者让渡给“”、“地方”和“公民”之外的第四方，或者直接废止。不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其实质均是“”对自身利益的“游说”，在此“利己主义”必然扮演重要角色，也即“”会力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地方”是“”精神的执行者，前文已谈及，它的行事权力从形式上来看不直接与公民挂钩，在自上而下政治体制授权负责机制下，迫使“地方政府对上级承担的责任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强度上都远远大于对当地的民众的责任。”可见，“地方”也是一个重要的利益角色，一方面它要绝对地服从“”，但又决不会死心塌地，具体表现就是一面拿着红头文件大搞所谓“民生工程”，实则是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拍脑袋工程；一面为自己这一层级争取最大利益，甚至不惜欺上瞒下设“小金库”和权力寻租等；同时，这一层级的既得利益者又试图说服民众支持他们的行为，但其所采取的背离群众路线的行事方式最终却伤害了人民情感，进而引发和件。可见，政治体制改革在做足了“”的文章之后，重点就应当在放“地方”上，政治体制改革难就难在各部委及其职能部门和地方上。
必须指出，作这样的逻辑梳理和认识论的辨析主要是基于以下思考：新任国务院总理在召开记者见面会时强调，“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意在呼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本质上是实践的而非“经院”的。造成今日举步维艰的夹缝式改革样式，并非一时的思维短路和路径缺失，究其根源实乃是自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型，由综合批判型向分析批判型转变，由复杂性思维向线性思维转变，由稳定型思维向激荡型思维转变，由人本主义思维向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思维转变。
一、第一层逻辑：“”统领的四类主流政治核心价值观
社会发展观认为，人类社会形态尤其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其路径不外有二，一种是革命的，另一种是改良或改革的。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都必须依赖于当时的客观环境，这里的“客观”并非狭义的物质环境，而是包含了历史主体的思想、心理、情感等各种要素的客观，简言之——革命和改革的情势。然而，光有情势远远不能推动革命和改革，还必须有凝聚力的政治核心价值观（以下统称核心价值观）的支撑，如果不是笔者臆断，从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呐喊到中国辛亥革命的“民族、民权、民生”的口号（虽然他们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有哪一次惊天动地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是在这样核心价值观指导下推进的呢？因此可以判断，但凡是开创性的重大历史事件，离开核心价值的引领很难奏效。同样，对于当下备受世人关注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凝结了核心价值观。由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每一时期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必然带有深厚的时代印记。回首中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至今，在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上，大致说来有四个方面，即“民生”、“民权”、“民言”、“”。
“民生”，古语常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里的“民”历史上是指百姓，尽管时代迥异，今天仍然可以借鉴过来，其内涵就转化为“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中国的执政基础，只有不断夯实这个基础才能更好地执好政、服好务、履好职。而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创造历史，他的第一需要是物质的需要，只有解决好衣食住行的问题，才会有政治的、文化的等需求。也就是说人首先需要生存下来，其次才能有生活，然后才会有品质的提升。
“民权”，这里的“民权”并非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之权，而是在中国领导下，人民群众发挥主体性作用，积极谋求富足殷实生活的权利，这里最能体现“民权”主义的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日趋强烈，与此相伴而生的权利意识迅速提高。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一意识更是前所未有。民众有这样的意识，国家层面也不能滞后，相继制定并出台了诸多法律法规，对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给予保障，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表述，就是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民群众今天何言“权利”，因为经济发展了，百姓自己创造了财富，也享受到改革的积极成果，他有权利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民言”，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语言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生活实践的必然产物，它反映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程度，但更多时候是百姓用自己的语言言说自己，用自己的语言提出诉求。作为执政党，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必须为人民群众畅所欲言开辟渠道，听民声、纳民意、凝共识。在信息化的今天，人言可畏，民言敬畏。百姓所说的即是党和政府想做的，党和政府所说的即是深刻反映和广泛代表民心民情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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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而为而不是逆流而动地建立官民沟通机制，是增强执政能力怎么写作民生的关键步骤。“”，是“三民”主义即“民生”、“民权”、“民言”的最高体现，能不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关系着下一阶段奋斗目标的实现。“”既是广义的也是狭义的，从广义上而言之，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需要贯彻精神，而政治建设更需要精神。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强调人民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确立了正确方向。”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基层自治制度。但这还不是最完善的，我们“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狭义的“”即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很显然，我们既坚持了狭义，也在扩大广义。
必须强调，政治核心价值观自成体系，不能剥离，只是不同历史阶段某一方面比较突出，就现阶段而言，“民生”、“民权”、“民言”都必须在“”的框架设计之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而在这一价值观主导之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取得积极成效。
二、第二层逻辑：“经济”挂帅的四大论域改革版图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也就是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单单是政治问题，而是以政治改革为杠杆，撬动中国社会自建国和改革开放以来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掣肘。与三十多年前不同，那时的改革主要是已经无路可走不改就是死路一条，今天我们可以不必走三十多年改革走过的一些弯路，比如经济建设超前于各项建设，也不必走前苏联“休克疗法”式的激烈道路，而是要积极稳妥地推动各项改革。当前，中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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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运行的总体压力仍然很大，软着陆有难度，一项“国标五条”的房地产调控措施都不能在地方贯彻执行，很显然，这已经由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了。所以，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不能局限于政治语境而脱离经济语境，千万不能忘记政治上层建筑必须扎根于经济基础。即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继续加强、加快经济建设的任务没有改变，这已不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了。政治一定程度上也可叫做“法治”，一方面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要实现依法治国。这里如何发扬社会主义仍然存在诸多挑战，最大的挑战不是人民群众的意识薄弱，而是我们有排斥民众政治参与的心理，只搞党内忽视人民，扩张“个人”而践踏人民。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是要剔除旧制度，二是建立新机制。与此同时，搞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是玩一枝独秀和搞天马行空，因为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只要是决策就会有风险，只要是组织也会产生多数人的暴力。因此，改革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和法律规章，即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要特别强调法治对于规范政治体制改革的作用，改革不能走到邪路，也不能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严守这条高压线，这也是改革的底线。
或许把“民族文化”纳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序列会遭受质疑，但是如若转换一个视角，即从文化领导权的视角去理解，这个论题就不仅具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而且也具有现实性。文化问题是一种生活方式问题，可以求同存异，但从本质上来说，文化的异质性才是其生存之道。今天，民族文化发展已经为经济全球化或者说西方文化工业借助全球化之力而日益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位国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就应当高度重视。发展民族文化是夯实民族精神家园的重大工程，而牢牢把握文化领导权则是引领民族文化和先进文化的有力杠杆。对于党和政府来说，其实质在于加强执政合法性，改革改到深水区，这个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不能拒斥民族文化的逻辑。
“公民社会”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逻辑框架中的最后一个物质载体，承载经济、政治、文化改革的冲击力，同时又反作用于三大改革版块。在中国固有观念中，天下一家或家族同构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由于生活方式的革命性跃迁，社会结构由传统僵化一体日益分化为有机构成，利益群体也日益“单子”化，因此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出现了鸿沟，然而现代社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发明了链接上下和沟通官民的渠道——公民社会。尽管国人对这个概念略显生疏，但并不排斥它给公民个人带来的积极作用。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中国社会尤其是政府对这一新事物的漠视，在一定程度上既制约其发展，也把党和政府直接推向矛盾最前端，从而失去一个有效的缓冲区域。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否为公民社会的发展留足空间，这衡量着中国社会、党和政府的文明水平。
总之，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版图中，经济论域是主题，政治论域是保障，文化论域是灵魂，公民社会论域是推手，四个方面四位一体，忽略任何一方面中国改革就得重新洗牌，就像今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一样，这也正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系统性。
三、第三层逻辑：利益导向的五大主体博弈格局
最近有专家撰文指出，“不同权力主体在权力运行中的相互制衡和约束，实质上是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博弈形式。”其实，政治行为的根本动因乃是阶级利益驱动，作为执政党也必须承认这一点。关照当下，何以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症结在哪儿呢？依本文看来，有三方面的因素严重妨碍改革进程。一是体制僵化，主要表现是机制惰性加剧，导致为民怎么写作效率低下；二是能力弱化，主要表现为学习能力不足，导致办事能力下降；三是利益固化，主要体现为以权谋私，导致贪污腐败日趋严重。面对这“三座大山”， 要求改革者克服恐慌心理，采取有效举措，否则坐失良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智慧指出，“事在四方，要在，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说明“”不是具体事务的执行者，而是精神的统领者，“”只需要给执行者划定范围、指定原则、提出要求即可，怎么办是执行者自己的事情，他可以发挥一切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落实“”布置的任务。据此而言，“”和“地方”（包括各部委及其职能部门，下同）实质上是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或者叫做“”授权于“地方”。此间已经可以看到，“”之所以能够授权是因为它掌握人民赋予的权力，而这份权力不是免费的，是要以“”的信誉和信任的外化（语言、行为、物质利益）作为担保的，一旦失信于民必将招致问责，西方国家通常以选举落选作为惩罚方式，东方国家更多的是诉诸暴力对抗或革命。这说到底就是“”的利益，而如何捍卫其利益不被剥夺，它需要在公众和具体执行者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也就是说，需要协商哪些权力必须要保值增值，哪些权力必须要让渡给另一方。这里涉及几种可能性，权力或者再次给予“”但已经重新界定，或者被公民收回，或者让渡给“”、“地方”和“公民”之外的第四方，或者直接废止。不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其实质均是“”对自身利益的“游说”，在此“利己主义”必然扮演重要角色，也即“”会力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地方”是“”精神的执行者，前文已谈及，它的行事权力从形式上来看不直接与公民挂钩，在自上而下政治体制授权负责机制下，迫使“地方政府对上级承担的责任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强度上都远远大于对当地的民众的责任。”可见，“地方”也是一个重要的利益角色，一方面它要绝对地服从“”，但又决不会死心塌地，具体表现就是一面拿着红头文件大搞所谓“民生工程”，实则是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拍脑袋工程；一面为自己这一层级争取最大利益，甚至不惜欺上瞒下设“小金库”和权力寻租等；同时，这一层级的既得利益者又试图说服民众支持他们的行为，但其所采取的背离群众路线的行事方式最终却伤害了人民情感，进而引发和件。可见，政治体制改革在做足了“”的文章之后，重点就应当在放“地方”上，政治体制改革难就难在各部委及其职能部门和地方上。
摘自：毕业论文小结www.udo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