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媒体如何应对突发自然灾害事件

2012年7月21日10时至22日6时，北京市出现了60余年来最大降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70毫米，城区平均降雨量为215毫米，其中最强降雨出现在平谷挂甲峪，20时～21时达100.3毫米/小时；最大降雨出现在房山的河北镇，降雨量达到460毫米，突破历史记录（1951年以来完整气象记录最大降雨量为朝阳418.4毫米）。这场强降雨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破坏：全市受灾人口160.2万，受灾面积47.9万亩，停产企业761家，56处道路塌陷、桥梁受损，79人因暴雨遇难，直接经济损失11

6.4亿元。

突如其来的暴雨，就像发给北京市政府的一张严峻考卷。从暴雨降临到现在已有半个多月，我们也可以基本看清地方政府在这场考试中的表现。
暴雨到来之前，北京市政府在媒体上发布了暴雨来袭信息，建议公众不要出门。14时，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预警。18时30分，暴雨预警升级为橙色；这是北京自2005年建立天气预警制度以来的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当时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20小时。但这些信息并没有引起太多公众的重视，在暴雨夜北京还是有数以万计的民众去观看体育比赛以及一位歌星的演唱会。众多出行的人也没有因暴雨信息取消或者推迟出行。虽然北京市政府进入了应急防汛状态，出动了交通、、消防、防汛、急救等部门，但暴雨预警信息的缺乏，公众和的双重准备不足，城市地下管道排水不畅等多重因素，最终使暴雨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暴雨之后，北京市政府以及相关媒体的应对表现，相较之前有一些明显的进步，其中最突出的是媒体首次公布遇难者名单。这在中国新闻史上可谓破天荒举动。7月26日晚，电视台公布了遇难者名单，包括了遇难者姓名和死亡原因，意在让公众不仅要记住遇难者，更要吸取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教训。7月2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了66位遇难者名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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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言，逝去的生命不再只是符号。对遇难者的尊重，往往被视作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它不仅体现出政府的信息公开透明，更重要的是它使平凡而普通的个体得到了生命中最后的、也是应有的尊重。
与此同时，政府和媒体在应对此类突发事件中的不足也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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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乏突发事件的预警信息。

自然灾害作为突发事件的一种类型，其中有很多是可以预警的，如台风、海啸、暴雨等。面对这些现代科技可以预报的自然灾害，当地政府一旦发现有可能发生就应立即做出反应。如香港、新加坡等地，一旦遇到台风，马上会发布预警信息，并通知取消各种公共活动，如体育比赛、演出，并要求学校停课，警示公众如非必要，不要外出。北京市在这次暴雨到来之时，在电视上做了预报，并发出了相关信息。但这些信息很容易淹没在海量的信息中，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暴雨过后，公众和媒体一起质疑政府为何没有利用手机短信进行预警通知。因为这种预警方式几乎可以实现人口的全覆盖，可算最为有效和快捷的方式。7月26日，北京市政府利用手机短信发出了当日的暴雨信息，收到信息的公众几乎都没有出门，尽管当天的暴雨没有降临。这证明了预警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也是其他城市可以学习和效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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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在暴雨中应对不力。

尽管北京市政府在暴雨中投入了十多万人应对，但效果不佳。有媒体尖锐责问：为什么在暴雨中没有免费的公共场所向大众开放，为什么地铁和公交等没有延长时间去疏散公众等。这方面，凤凰卫视的今日谈节目请到了哈佛大学公共管理专家丁兆林，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在于北京市政府应对暴雨存在疏漏。如几万人滞留机场，一旦出现这种大规模的人群滞留的情况，一定要开放周围的体育场、公园或者一些其他公共设施包括教室，让这些受灾人群可以有临时躲避的地方；面对天灾，政府和民间一定要携手解决问题，各自为战则会分散力量。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管理一定要跨越到公共管理这样一个境界，要在平时涵养一些社会管理机构，如民间互助团体、搭顺风车等这样一些机构。一旦出现灾害性天气，这些平时做好准备的民间机构，就可以瞬间产生一种受过训练的集体的力量，这与临时号召几个人去组织一个团队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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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灾后政府信息不透明。

一场大的灾难过后，媒体和公众最为关心的就是灾难的损失情况，特别是人员的伤亡情况。但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对因灾遇难人数讳莫如深，虚检测数字屡屡见报，使政府诚信备受质疑。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北京一场暴雨的遇难人数自然会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关注。但北京市政府第一次公布的遇难人数为37人。7月25日晚举行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率先发言的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新闻发言人潘安君通报灾情时，也对“全市因灾伤亡”人数避而不谈。会后，众媒体纷纷责问获得提问机会的几位记者为何不当场发问死亡人数。一位记者无奈表示，组织者事前称这个问题比较尖锐，要留给凤凰卫视来提问，而凤凰卫视压根没有获得提问机会。此后，7月22日晚间公布的遇难人数37人一直未见更新，由此引发公众强烈质疑。[3]
这一反面教案提醒政府，对于公众需要知道的真相，地方政府应积极主动地回应。即便没有最新数据，也可以直言正在统计中。一味的回避和缄默，只会坐实网上流传的暴雨中死亡数百甚至数千人的不实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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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体灾后应多谈反思与改进。

灾难中当然可以看到公众的奉献和牺牲，感人事迹当然值得彰显。但如果过多过滥，时机选择不当，可能不但不会感动人，反而会引发反感。在这次暴雨中，一些平面媒体和新闻网站除了报道最新灾情，侧重突出了北京市民在灾难中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官员指挥救灾的及时反应。新闻和评论文章打出标题如“大雨无情、全城有爱”、“从北京精神到北京力量” 、“北京10万干部参与救灾”、“北京最雨中的‘最美精神’”，引导读者从积极一面看待暴雨所带来的启示。
与之对比的是，不少网民继续在微博上批评当局只顾地上、不顾地下，只顾面子、不顾里子，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这个“城市的良心”又何在？不少网民对这些所谓“精神”表示不满和鄙视，认为此时的报道有“丧事当喜事报”的嫌疑。《环球时报》的社评不客气地指出：“这场大暴雨致使37人遇难，是全北京的悲哀，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污点”，“深刻的反思是必须的，它应从政府开始，一直向全社会延伸”。《人民日报》在7月26日发表评论指出，北京“7.21”特大暴雨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对生命的关切乃人之常情。正因为生命无价牵动人心，作为权威发布者，政府自然要对伤亡人数的统计格外审慎，相关情况的核实也必须更加严肃。但与此同时，面对公众的“数字敏感”，甚至出现的一些“数字猜想”，我们也需要同时思考：这种审慎和严肃，如何与公众的关切与焦虑对接？又如何更好地彰显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7月31日，《人民日报》继续发表评论：怎样使坏事变成好事。面对出现的问题、发生的差错，勇于认错、敢于担当，才是积极的态度、正确的做法。如是，才有可能从失误中明确方向，从错误中找到方法，从灾难中总结经验。
海内外媒体的众多反思确实具有较大的价值。凤凰卫视节目指出，暴雨造成的严重损失说明，中国救灾反应机制的僵化，急需改进。同时在灾难发生时，政府不能单独作战，而应该和公众合作，一起面对危机。《联合早报》指出，暴雨造成的危害说明了很多地方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畸形的经济发展观和政绩观，而这种经济发展观是不可持续的，需要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青年报》则提出，要为下水道立一部法。必须将防治城市内涝纳入法治轨道，治理类似“7.21”这种城市水灾，还是要从为下水道立一部管用的法开始，切实重视依法治水工作，依法解决城市排水的问题，依法加强治水部门的协调和资金监管问题，依法规范洪涝预警机制的建设。
在国内外舆论场的影响下，北京地方政府也积极进行了改进。7月26日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微博“北京发布”表示，北京市交管部门将对全市易积水的下凹式立交桥、公路等点段标出水位警戒标线。其中，警示线距地面最低点20厘米，提示水面在警示线以下，就可以通行；红色警戒线距地面最低点27厘米，提示水面到警戒线时，不能通行；一旦道路积水超过30厘米时，将禁止车辆通过。“北京发布”还表示，“7.21”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北京市气象部门已和三大电信运营商制定了预警短信发布预案，对应不同等级的极端天气，将设置不同范围、等级的发布标准。北京气象部门称，面向全市发布的预警短信，主要侧重于对生命财产威胁程度较大的极端灾害性天气。[4]
注释：
《人民日报首次公布

7.21水灾遇难者姓名》，《东方今报》2012年7月28日

《从北京暴雨看政府管理的疏漏与改进》，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2012年7月23日
[3] 《北京召开

7.21暴雨通报会发言人念到伤亡人数时改口》， 《长江日报》2012年7月26日

[4] 《北京三招齐出严防雨灾重演：易积水点标警戒线短信预警已可行》，《东方早报》2012年7月27日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博士生，中南民族大学文传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