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抗争无奈抗争集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英国19世纪小说家笔下的独立自主、不屈不挠的家庭女教师形象：简·奥斯丁笔下的简·费尔法克斯、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笔下的瑞贝卡和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展现了19世纪英国家庭女教师所面临的困境，剖析了其中个人的和制度的原因，并指出了她们精神力量的深刻社会意义。
关键词：家庭女教师；简·费尔法克斯；瑞贝卡·夏普；简·爱；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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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2-0178-4 doi：10.3969/j.issn.1006-283

1.2013.0042

19世纪的英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先进的技术使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此时，许多中小资产阶级由于无力竞争而破产，无产阶级贫困交加的生活更令人触目惊心，劳资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人们发现人类自身的发展受制于社会环境，尤其是经济关系。人们开始用冷静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及各种社会关系，从而形成理智务实的社会心理。现实是文学作品的基础，反映在文学上，人们不再满足沉湎于主观幻想、盲目追求浪漫的文学，而要求能够如实反映生活现状及其本质的、不以情感代替理智的文学。于是，现实主义小说代替了浪漫主义诗歌的主导地位，一批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登上历史舞台，《爱玛》的作者简·奥斯丁，《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名利场》的作者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塑造的简·费尔法克斯、瑞贝卡·夏普、简·爱，这些个性鲜明独具魅力的家庭女教师形象至今仍广为人们所喜爱。
小说中19世纪家庭女教师所面临种种的困境：低廉的薪资、家庭教师职业的桎梏、情感的压抑、婚姻和爱情的无奈；但她们又积极地为能够改变其社会地位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努力和抗争。本文试图通过探析简·费尔法克斯、瑞贝卡、简·爱这三位各具特色的家庭女教师来了解造成她们痛苦的原因及其复杂心态。

1. 无奈的现实

1.1 19世纪家庭女教师的社会背景

家庭女教师简·爱、瑞贝卡、简·费尔法克斯都是从孤儿出身开始了人生的漫漫历程的。简·爱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贫寒的孤女，先是寄养在里得太太家，后被送进洛伍德寄宿学校；为了谋生，最后到桑菲尔德庄园当家庭教师。瑞贝卡是一个穷画师与一个法国流浪舞女的女儿，父母死后，没给她留下任何资产。这个孤女被送进平克顿女子学校，一面给低年级小孩教法语，一面学习，过着半教半学的生活。原为军官的女儿，父亲去世，家道中落的简·费尔法克斯寄居在坎贝尔上校家中，从小就选择了做一名家庭女教师这样的人生道路。19世纪英国的家庭女教师多为军官、教士的遗孤或遗孀，或者其他出身较好的人家但因非自身过失而必须工作糊口的女性。中产阶级女子没有丈夫或父兄的支持，同时又没有一笔可观的积蓄来维持生活，当一名家庭女教师就成了社会允许她谋生的唯一方式。

1.2 19世纪家庭女教师的经济状况

19世纪英国，普通家庭女教师的年薪在三十镑左右，而且极不稳定，做完上家寻不着下家是很常见的现象。报酬低廉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使妇女的劳动价值遭到持续贬低，而成年男子的工作价值得到尊崇和强调。当时，妇女的地位低下，她们没有政治权力，没有资产，只能依靠婚姻、依靠男人来生活。女子主要的职责被认为是持家、管理仆人、照顾家人的饮食起居和健康、养儿育女等等。因而，女子的社会作用“除了生儿育女之外，只是作为一个鲜活的证据来证实丈夫的社会地位”，那么职场女子的劳动价值也就理所当然地遭到贬低。新手教师的工资并不比女仆高很多；当她们的工资随着时间有所增加时，和其他仆役不同，她们需要负担服装费和旅行费。这样一来，她们往往只剩下零用钱和少量节余。除此以外，女教师的工作年限一般很短， 她们始终悬在贫困线的边缘。雇主们偏好在二十五岁左右的女教师，由于女教师供给过大，许多人在四十岁前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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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离开另谋生路。到穷困潦倒的老年，很多曾受聘担任家庭女教师的人最终住进了最便宜的房屋——精神病院。

1.3 19世纪家庭女教师的尴尬的社会处境

家庭女教师长期被夹在底层社会和中产阶级家庭的枷锁中。她们的处境很尴尬，介乎淑女与奴仆之间：按出身和教养，她是一位淑女；按怎么写作和索取报酬的性质，又和仆人相类。家庭女教师与其说她们是老师，不如说是“高级仆人”。雇主要求女家庭教师的工作相当繁杂，通常既要做幼儿的保育员，又要做大一点孩子的教员，教授语言、音乐、手工、针线等，除了脑力劳动之外，更多的是体力活。和保姆一样，家庭女教师是母亲的替代品、价值观的规范和行为模范。理论上看，女教师受到平等对待：拥有独立的卧室，被称为“小姐”保姆，女教师可以直接叫孩子的名字。但女教师的社会地位是边缘的，因为她既不是家人也不是仆役。她们和孩子而不是大人一起进餐，虽然在晚餐后被邀请加入家庭聚会，但女教师们总感觉自己是多余的；妇女视家庭女教师为威胁。因为地位的不平等，在女教师和男士们之间也很难有什么礼貌、吸引甚至爱情可言。由于相对较高的教育和地位，女教师也很难融入仆人群体。这种尴尬的社会处境给家庭教师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

2. 与无奈的现实抗争

“简·费尔法克斯优雅大方得很，真可以说是优雅得令人刮目相看了，而爱玛自己最最看重的恰恰就是优雅”（奥斯丁，2005：138）。用奈特利的话说，“她（简·费尔费克斯）的感情是强烈的，性情也好，很能宽容、忍耐、自制”。由此可见，简完全符合当时大家闺秀的审美判断和道德标准：个子高挑，身段匀称，五官秀丽，肤色白净；有良好的教养、谨慎的性格，谈吐得体，多才多艺；能够忍耐自己、顺从别人；对那些触犯了她们或者她们不喜欢的人，她们也能大方得体地与之融洽相处。可以说，简·费尔法克斯是典型的淑女闺秀。可惜，这样一个理想的淑女（lady）却没有当淑女的命。她的人生道路另有一番安排，“上校打算把简培养成一名教师”（奥斯丁，2005：137）。这里是“上校打算”，寄人篱下的她没有“自己打算”的可能，只有被动接受的命运。对于这个职业规划，简很不满意，而“她怀着见习修女般的虔诚，决定在二十一岁上完成献身的大业，同时放弃所有的人生欢乐、所有的礼尚往来，不求与人平等相待，不求宁静与希望，甘愿永久从事忏悔与苦修”（奥斯丁，2005：138）。这是小说中简·费尔法克斯对家庭女教师这一职业的态度，虽然简·费尔法克斯从未真正从事家庭女教师的行业，从未亲尝其中的甘苦，但是作为家庭教师要面临的尴尬的社会处境给她的身心带来了恐惧和担忧。小说中的简·费尔法克斯不是一个完美的形象，隐藏自己的想法，在理应作出公正判断的时候仍保留自己的意见，在登威尔游园时，简·菲尔费克斯目睹了自己的未婚夫向爱玛献殷勤，而她作出来的反应却让人惊讶，她把未婚夫弗兰克·邱吉尔和伍德豪斯小姐在一起过分地调情这件事当成日常见闻写信寄到爱尔兰的坎贝尔上校一家那里去了。小说对这种性格特征暗含贬抑，她表现出来的客观态度简直到了冷漠的程度，这种态度显然是不合适、不正确的。但是，这正是简·费尔法克斯对于家庭教师职业恐惧的又一印证，她期待，也利用婚姻来摆脱做家庭教师的宿命。简·费尔法克斯的态度和命运反映了19世纪的女性处于依附地位并习惯于依附的事实，展现了一个女性群体对就业的社会集体意识和由此带来的紧张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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