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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儒家经典文献为依托分析了“好善恶恶”的哲学根据、思想渊源及其在文化传统中的表现；结合孔子、孟子、荀子的论述探讨了培养此心的条件与方法；指出了此文化心理结构的延续性与恒常不变性；并根据历史事实论述了此文化心理结构的作用与结果及其对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现实意义。这一理论，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有可资借鉴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好善恶恶；物质与精神基础；延续性；恒常性
1002-2589（2013）18-0194-02
《诗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以孔子、孟子、荀子（均精通五经）为主的先秦儒家继承了其中的许多重要思想，不仅有理论上的阐述和发挥，亦有历史上的根据。值得一提的便是《诗经》中对黎民百姓文化心理结构与价值取向
儒家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孔子、孟子、荀子对人心的这种自然倾向均有非常到位的把握。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陌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②也就是说，一个人以忠信、笃敬之道而行，不管他到哪里，都会为人所接受和认可，都是可以行得通的；不然的话，虽州里之近，亦不可行。孟子认为，人的内心对礼义有着极高的认可度，“理义之悦我心，犹如刍豢之悦我口”③。又说：“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④不管是亲疏远近，不以道而行，则事事难成，这是因为人心有好善恶恶的自然取向，可欲之谓善，不符合此一取向标准的，将受到排斥和抗拒。而荀子亦言：“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⑤他认为，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他们有着“好荣恶辱，好利恶害”的相同心理结构，都希望他人善待自己，其内心充满了对礼义的渴望，只不过小人做不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罢了。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人皆拥有儒家的这种道德理性，而不以地位、财富、修为境界等来判其有无，而只有隐晦与显明程度的不同。一些知名的儒家学者，如孔孟、董仲舒、北宋四子、朱熹、王阳明、刘宗周等，均有极高的道德修养，并对治国、平天下之大道有着明确的认识。他们都是以身体道、知行合一的人，之所以为百姓所称颂，并非因为其事功天下第一（不论职务大小，他们均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为民着想，没有丝毫的懈怠），而是因为他们的道德修养让人由衷敬佩，人们从心里认可他们，对他们“心悦诚服”。除了上述的文化人之外，但凡“好善恶恶”之人，只要按照这一原则而行事，均是值得称道德。
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①在这里，孔子指出了三种不同道德水准的群体及其相应的行为模式，但并未谈到提高人的道德素养的具体方法和措施。无疑，孔子是最为欣赏“仁者安仁”的，这一类人的修养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他们都能够与仁为一。他对“智者利仁”亦表示肯定，这类群体有操守，并一步步努力趋向仁。唯独对前一群体和行为模式，孔子十分忧虑。这是因为，他们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能否对他们进行良好的教育决定了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社会的治乱安危亦与他们密切相关。对于他们，我们不能有过高的道德要求，毕竟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通观《论语》所言，孔子在与门弟子的谈话中，对此亦有所发挥。孔子认为，对于普通民众要先“富之”，然后“教之”；要“足食”，“足兵”，只有保障了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和生命安全，才算具备了对他们施以教化的条件。
孟子对此亦有清楚的认识，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②因此，要想提高普通民众的道德水准，让他们有“恒心”，在位者必须让百姓拥有“恒产”，这样他们才能安居乐业。荀子亦有“富国、富民”的专门论述。不过，他们均认为富裕不是最根本的目的，而且富裕只是必要的条件，并不充分，此正如孟子所言：“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③只有在富裕的基础上对民众施以教化，提高他们的道德素养才是最终目的。同时，道德的生活也为民众的幸福提供了根本、恒久的保证。
所以，在民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之后，就要彰显其“好善恶恶”的文化心理结构，让他们知道何为善、何为恶，唯有善才能真正符合其内心的需要，知恶之可恶而去之。这种教育是必要的，因为人心必有所取，不择善则择恶，不可道则可非道。这种选择就是通常所谓的净习和染习，积净习则为士、君子、圣人，积染习则为小人、大恶、独夫。不管是孔孟还是荀子，均贵笃行，能够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从切近处做起，不好高骛远，不为豪言壮语，而是要脚踏实地去做，一分体验，一分收获，久而久之，必能见效。佛教讲“见性成佛”，人人都有佛性，儒家讲为仁由己，人人都有善心。故修身养性不从人得，不能舍近求远，舍弃自己的田地而去耕耘别人的田地。因此，能明了自己内心的真实状态，读书穷理，切实而行，知行合一，变化气质，则人必日进于高明之域，别有一番境界和气象也。
“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视的是，它的思想理论已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这已经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
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最突出的莫过于道德理性之优先地位了，此正如孔子所言的“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尤其在价值评判上，老百姓仍然遵循着善恶、是非、好坏的道路，一言以蔽之，即好善恶恶，即仁与不仁。
君子爱财，而取之有道。民富之后，要教育之，使之知晓人伦之道；食物和兵甲可去，而美德不可不存。莫论成败，先论是非。这些说教，均突出了道德理性的首要地位。这些价值观念或理念对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史学还是文学，均体现了这些价值规范与判断。历史上能够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莫不符合这一价值的评判，文中莫不体现了儒家的“好善恶恶”之道。在国人心中，是非、善恶、好坏是最为权威、最为自然的评价标准。这种道德评判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人性使然。这种恒久而稳定的心理结构与评判视角，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从而有着超越的特质。
在现代社会，科技强国、经济致富均成首务，然道德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一方面由于科技的不完善与功利主义盛行，而另一方面则在于道德水准的下降。比如说经济危机，既有经济制度、监管层面的问题，亦有道德危机上的根源。如果没有道德因素对经济活动进行制衡，危机的发生则是迟早的事情。比如说医患关系，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然患者是否能够康复，既取决于医生的技术，又取决于医生的道德水准。孟子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适宜担当大任，否则就是播撒其罪恶，让无辜的人受难。这句话，用在工具或科技理性盛行的社会，是再也合适不过了。
“天不变，道亦不变”，而人亦不变，牛山之木也曾苍翠，不如是之秃秃也。社会上之丑恶现象，并不符合人性和人心的真正需要。寒往暑来，昼至夜去，人性之真正样态，必将随着人内心的显明而发显，并足以温暖整个世界。
关键词：好善恶恶；物质与精神基础；延续性；恒常性
1002-2589（2013）18-0194-02
《诗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以孔子、孟子、荀子（均精通五经）为主的先秦儒家继承了其中的许多重要思想，不仅有理论上的阐述和发挥，亦有历史上的根据。值得一提的便是《诗经》中对黎民百姓文化心理结构与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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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①便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孔子对此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为此诗者一定是明晓了人生的大道，方能有此嘉言之流露。这首诗不仅点出了人的自然价值取向，而且指出了人心向背、朝代兴衰存亡的一个重要背景和依据，于今仍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好善恶恶”的文化心理结构
儒家认为，人心具有天然的道德指向，而之所以有此指向，这是因为人禀赋了天地生生之大德，好善而恶恶。这种德性来自于天，而内在于人，这是天人合一的根据，有一种形而上的必然性而不可致诘。人可能由于后天的习为而与此自然指向偏离，有恶言恶行，但并不会真正改变这一倾向，也不会将人的善心完全消除而不存；人的善心时时会有透露和显现，并伴有懊悔之举，从而具有向善之可能。而且，不论其个人自身的修为如何，也不论其自身能否为善，但最基本的一点是，其所欲者必为善，希望别人对自己好一点。儒家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孔子、孟子、荀子对人心的这种自然倾向均有非常到位的把握。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陌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②也就是说，一个人以忠信、笃敬之道而行，不管他到哪里，都会为人所接受和认可，都是可以行得通的；不然的话，虽州里之近，亦不可行。孟子认为，人的内心对礼义有着极高的认可度，“理义之悦我心，犹如刍豢之悦我口”③。又说：“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④不管是亲疏远近，不以道而行，则事事难成，这是因为人心有好善恶恶的自然取向，可欲之谓善，不符合此一取向标准的，将受到排斥和抗拒。而荀子亦言：“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⑤他认为，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他们有着“好荣恶辱，好利恶害”的相同心理结构，都希望他人善待自己，其内心充满了对礼义的渴望，只不过小人做不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罢了。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人皆拥有儒家的这种道德理性，而不以地位、财富、修为境界等来判其有无，而只有隐晦与显明程度的不同。一些知名的儒家学者，如孔孟、董仲舒、北宋四子、朱熹、王阳明、刘宗周等，均有极高的道德修养，并对治国、平天下之大道有着明确的认识。他们都是以身体道、知行合一的人，之所以为百姓所称颂，并非因为其事功天下第一（不论职务大小，他们均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为民着想，没有丝毫的懈怠），而是因为他们的道德修养让人由衷敬佩，人们从心里认可他们，对他们“心悦诚服”。除了上述的文化人之外，但凡“好善恶恶”之人，只要按照这一原则而行事，均是值得称道德。
二、显明此文化心理结构物质与精神基础
儒家思想并非一种唯道德主义，对与民生休戚相关的经济、政治问题不加重视，或认为其无关大体。相反，从经典文献来看，儒家对民生问题是非常关注的，认为如果不解决民生问题，就不具备从整体上提高民众道德素养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①在这里，孔子指出了三种不同道德水准的群体及其相应的行为模式，但并未谈到提高人的道德素养的具体方法和措施。无疑，孔子是最为欣赏“仁者安仁”的，这一类人的修养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他们都能够与仁为一。他对“智者利仁”亦表示肯定，这类群体有操守，并一步步努力趋向仁。唯独对前一群体和行为模式，孔子十分忧虑。这是因为，他们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能否对他们进行良好的教育决定了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社会的治乱安危亦与他们密切相关。对于他们，我们不能有过高的道德要求，毕竟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通观《论语》所言，孔子在与门弟子的谈话中，对此亦有所发挥。孔子认为，对于普通民众要先“富之”，然后“教之”；要“足食”，“足兵”，只有保障了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和生命安全，才算具备了对他们施以教化的条件。
孟子对此亦有清楚的认识，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②因此，要想提高普通民众的道德水准，让他们有“恒心”，在位者必须让百姓拥有“恒产”，这样他们才能安居乐业。荀子亦有“富国、富民”的专门论述。不过，他们均认为富裕不是最根本的目的，而且富裕只是必要的条件，并不充分，此正如孟子所言：“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③只有在富裕的基础上对民众施以教化，提高他们的道德素养才是最终目的。同时，道德的生活也为民众的幸福提供了根本、恒久的保证。
所以，在民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之后，就要彰显其“好善恶恶”的文化心理结构，让他们知道何为善、何为恶，唯有善才能真正符合其内心的需要，知恶之可恶而去之。这种教育是必要的，因为人心必有所取，不择善则择恶，不可道则可非道。这种选择就是通常所谓的净习和染习，积净习则为士、君子、圣人，积染习则为小人、大恶、独夫。不管是孔孟还是荀子，均贵笃行，能够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从切近处做起，不好高骛远，不为豪言壮语，而是要脚踏实地去做，一分体验，一分收获，久而久之，必能见效。佛教讲“见性成佛”，人人都有佛性，儒家讲为仁由己，人人都有善心。故修身养性不从人得，不能舍近求远，舍弃自己的田地而去耕耘别人的田地。因此，能明了自己内心的真实状态，读书穷理，切实而行，知行合一，变化气质，则人必日进于高明之域，别有一番境界和气象也。
三、该文化心理结构的延续
儒家思想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可以说是根深叶茂，但随着20世纪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的解体，一些学者认为儒学已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成为了历史而被尘封在博物馆中，或者已经成为一个无所归依的“游魂”。这种看法多少不免有些悲观，好像儒学真的已经丧失了生命力。然而著名学者李泽厚早在70年代末就指出：“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视的是，它的思想理论已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这已经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
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最突出的莫过于道德理性之优先地位了，此正如孔子所言的“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尤其在价值评判上，老百姓仍然遵循着善恶、是非、好坏的道路，一言以蔽之，即好善恶恶，即仁与不仁。
君子爱财，而取之有道。民富之后，要教育之，使之知晓人伦之道；食物和兵甲可去，而美德不可不存。莫论成败，先论是非。这些说教，均突出了道德理性的首要地位。这些价值观念或理念对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史学还是文学，均体现了这些价值规范与判断。历史上能够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莫不符合这一价值的评判，文中莫不体现了儒家的“好善恶恶”之道。在国人心中，是非、善恶、好坏是最为权威、最为自然的评价标准。这种道德评判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人性使然。这种恒久而稳定的心理结构与评判视角，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从而有着超越的特质。
四、现实意义
孟子认为，三代之所以得到天下，是因为其以仁道得到了人心；三代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其以不仁之道而失去了民心，天下之兴废存亡莫不如此。秦国非不强也，而二世而亡；项羽非不骁勇善战也，而卒败于刘邦，刘邦之宽仁大度，行民心之所望，其得天下也固宜；魏晋之得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其卑劣如此，故其失天下也促；宋代国力虽弱，然文治大行，以振举百姓好善恶恶之心，而国祚绵长；元代虽横行一时，然浅化而残暴，徒激起人之恶恶之心，而国祚短促……岂国家之命运如是焉，天子侯王将相百姓之命运亦是如此。历史事实，俯拾皆是，人之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可不慎哉！在现代社会，科技强国、经济致富均成首务，然道德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一方面由于科技的不完善与功利主义盛行，而另一方面则在于道德水准的下降。比如说经济危机，既有经济制度、监管层面的问题，亦有道德危机上的根源。如果没有道德因素对经济活动进行制衡，危机的发生则是迟早的事情。比如说医患关系，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然患者是否能够康复，既取决于医生的技术，又取决于医生的道德水准。孟子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适宜担当大任，否则就是播撒其罪恶，让无辜的人受难。这句话，用在工具或科技理性盛行的社会，是再也合适不过了。
“天不变，道亦不变”，而人亦不变，牛山之木也曾苍翠，不如是之秃秃也。社会上之丑恶现象，并不符合人性和人心的真正需要。寒往暑来，昼至夜去，人性之真正样态，必将随着人内心的显明而发显，并足以温暖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