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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马克思实践生态观

收藏本文 2024-04-16 点赞:32971 浏览:155169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作为人类自由、自觉活动的实践一直被深生态学者狭隘地理解为对自然的单方面的改造和控制,而无论从实践概念本身还是其现实历史性上来说,实践都不是生态问题的诱因。文章分析马克思的实践观中的生态意蕴,进而阐明,人类与自然是实践基础上现实的、历史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互动中的创造与被创造的主体关系,同时,生态问题解决的策略中,实践仍然是根本的方式和载体。
关键词:生态危机;实践;生态文明
1002—2589(2012)27—0001—02
生态危机凸显以来,劳动实践作为人类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受到西方绿色理论,尤其是深生态学的批判;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一定程度上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作为理论基石,拓展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制度矛盾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但并没有从内在关联上说明人类实践与生态问题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实践理论的生态学内涵,来说明劳动实践并不是生态问题的成因,而是人在其根本存在方式的维度上,与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关系上的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载体。

一、劳动实践中的人与自然

生态问题伴随着人类控制、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而日渐凸显,已发展成为影响和制约人类存续发展的时代问题,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绿色理论将人类实践同生态学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实践理论中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的过分强调,无限的发展生产力以及专注于改造自然、忽略自然对人类的制约作用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是生态问题的根本成因。那么,实践中的人与自然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呢?
首先,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联系的根本方式,不存在人的实践关系之外的自然界,也不存在脱离了任何具体生态环境的人类实践。第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是自然的存在物,是自然有机体的一部分,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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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表现在人作为与其他一切自然生物一样的生物体特性,也表现在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必须依赖自然而存在。第二,实践是人类在自然界中存在、并创造社会生活的根本方式,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实践,形成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运动和能量信息交换,“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6—57。第三,在现实的历史层面上,人类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是实践的统一体。这一方面表现为具体的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类型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文明形式,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不同的社会生产和文明形式对环境的改造作用。
其次,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主体际关系。在马克思经典理论中,实践一直是被作为人类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来理解的,这造成了深生态学对马克思控制自然思想的狭隘理解。自然在历史和社会文明,尤其是物质中,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伙伴”,和人一样具有“自主性”和“目的性”,表现在自然具有不依靠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和发展规律,它不以人的单独的类的发展作为主旨,而是以全面的自身的发展为最终目的。人与自然的主体际关系具体地表现在实践客观现实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特征之中。第一,实践的客观现实性不仅体现在活动过程和结果都具有客观性,还表现在实践必须依靠客观现实的物质生产条件、生产资料和具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才能得以开展,它的成果也必须以相应的客观形式表现出来;第二,实践的自觉能动性也不仅体现了人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创造性活动,也表现在人的生产实践必须符合外部世界的尺度,必须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正确认识自身的需要;第三,实践的社会历史性不仅体现在社会生产无法超越现存的社会史,也表现在社会生产必须基于一定的自然史。
最后,人与自然的统一根本地体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之中。人与自然紧密相关的主体性具体表现在人的实践创造的人类史和自然史的高度统一当中,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过多地关注生产方式转型中生态变迁的作用,但后继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内在地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涵。自然的生产力是生产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而自然的生产关系,是受着自然条件制约着的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协作方式,是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物和它们生活于其中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生产力的客观性表现在自然的生产力决定着人类劳动中的生产资料、再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自然的生产关系的客观性表现在人必须遵循和保持自然系统内部的各种依存的联系。自然以内在于人类实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方式发挥着其主体性,它与人类的实践互动方式,产生了文化、社会、劳动和自然的整体。人作为既是自然物又是属人的特殊物种是这一互动过程的集中体现。

二、劳动实践与生态危机

既然劳动实践在理论上并不具有导致生态问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那么现实中劳动实践又是怎样与生态危机紧密相连的呢?
首先,私有制与雇佣劳动使劳动发生异化,进而促使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人与自然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中日渐产生并加剧的:“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274。第一,私有制迫使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相分离,原本类的生产活动变为了维持个人生存的基本手段,而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垄断,更在全社会层面上使类生活变成了家庭个体的谋生以及个人的生存,并且使生产资料和自然成为了人劳动的直接对象,而不再是互动的主体;第二,雇佣劳动在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的集中的基础上产生,它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作为生产的要素纳入到利润的追求当中,于是人与自然统一的生命体变成了利润链条上两个可计算的零件,人和自然异化同步发生。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割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原有的天然的、交互的联系。第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通过掠夺资源、过度生产和排放,割裂了自然界自身的物质变换,将利润的增值逻辑应用到自然界;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割裂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这种变换不同于第一种形式中简单的能量交换,而是基于一写作度形式下的与自然和人的本性相对立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关系,它表现为不同的文明和劳动组织形式。资本“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124。人类与自然最初的对立形成了,并通过技术理性和异化消费进一步促进生产和强化人与自然的异化,使人失去了实现自我的总体性追求,自然由决定生产方式的主体变为生产索取和消耗的对象,自然之间有机的物质变换变成了生产—消费—垃圾的单向循环。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劳动的异化,这一方面促使了劳动者和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不断地根据资本的节奏创造利润,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矛盾,“存在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和自然界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3]16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摆脱早期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矛盾,一方面扩大生产,耗尽资源,另一方面引导社会过度消费,短期内确实刺激了利润的增加,但也进一步将矛盾转嫁给自然界,造成了作为生产条件的自然成了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致命要素,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即资本主义的生产破坏了其自身的生产条件,产生了生态危机,而生态恶化,又进一步摧毁生产条件。

三、劳动实践与生态文明

可见,生态危机是隐藏在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危机。这也就意味着要根本地解决这一危机,就必须革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形式,建设一种合乎人类和自然发展的生态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具有哪些内涵,这些内涵与实践又是怎样紧密相连的呢?
首先,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可以创造的、可能超越生态问题的文明形式。在对生态问题的反思中,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倡导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生态文明。第一,生态文明是扬弃了异化的社会形式,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人和自然的异化状态将得到根本的解决,人和自然的主体际关系得以恢复;第二,生态社会主义是制度公正的社会形式,它将人的全面发展、自然全部丰富性的实现作为根本目标,消灭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正当;消弭了资源占有和消费的代际不公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欠发达地区间的发展不公正,摧毁了资本主义全球权利关系的不公正的公正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政治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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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形式的制度形式。第三,生态社会主义人的新的存在方式,人的实践,包含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都将彻底有别于资本主义制度,是超越了资本的,合自然规律的对科学技术的开发和运动,是在人类发展必要的所需基础上的所需的生产和替代了消费文化的创造性文化,人类将通过创造性的劳动自我实现。
其次,自然与人是互动中的创造与被创造的统一体,人和自然双重解放的生态社会主义,必须依靠人的历史的现实的实践才能实现。在生态文明或者生态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作为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主体的人仍然是制度革新的主体。这一主体有别于马克思经典理论中的无产阶级,从半个世纪以来的绿色运动中,就可以看出,这一主体已经从原始的无产阶级转变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作为零件的个人和群体。而人的生产实践也将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扬弃了异化的人的实践,将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自然全部丰富性的实现为目的,有意识地将自然作为交互的主体,进而消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断裂,并且有效地克服社会生产同资源有限性之间、同作为生产条件的自然条件之间的矛盾,真正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
综上,马克思的实践观并不是生态问题的成因,其内在地包含了丰富的生态学意蕴,并且在根本上也将成为生态问题解决的根本方式。
参考文献: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范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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