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诗派与其宗唐复古倾向站

摘要：“遗民诗派”、“ 雪堂雅集诗派”、“延祐诗派”与“铁崖乐府诗派”，是活跃在元代诗坛上的四大诗派。“遗民诗派”由金遗民诗人与宋遗民诗人两大诗人群体组成，他们一方面于宗唐中讨生活，一方面则反复吟咏着亡国之恨与遗民之哀。“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为元代中期诗坛的中坚，在“转而学唐”方面，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就。元末以杨维桢为首的“铁崖乐府诗派”，以“力复唐音”与“宗唐复古”为己任，使得“古乐府”的创作在当时成了一种风气，并于明初诗坛产生着深远影响。
关键词：元代诗坛； 四大诗派；宗唐特色；复古倾向
1001-862X（2012）04－0165－007
文学史上的诗派发展，特别是在朝代与朝代之间，往往是互为关联、互为作用的，如南宋末年的“江湖诗派”与元代初期的“遗民诗派”，二者实际是生活于同一时期（“宋末元初”）的一批江南诗人。其中所不同者，是“江湖诗派”诗人的创作活动主要在南宋，而“遗民诗派”诗人的创作活动则是以元初为主的。所以，凡生活在朝代更替之际的诗人，无论是个体抑或群体，其既是上一个朝代诗歌的终结者，又是下一个朝代诗歌的开拓者。但文学史上蒙元一代的“遗民诗派”，却又具有不同于唐、宋乃至明、清“遗民诗派”的特点。这是因为，蒙古在公元1234年灭金之后，金末诗人都历史地加入了蒙古诗人的行列，而成为了当时的遗民类诗人与仕宦类诗人；而当南宋的半壁江山尽归“大元”版图之后，大批的南宋诗人也一如金末诗人那样，成为了已改国号为“大元”的元初诗歌的开始者，且在其遗民类诗人与仕宦类诗人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正因此，元代初期“遗民诗派”中的诗人成分相当复杂，也就不言而喻［1］。对此，顾嗣立《元诗选》癸集中的“金宋遗老”专集，又可为之佐证。除“遗民诗派”外，元代的其他诗派也各有其特色与成就。所以，从总的方面讲，元代诗派的数量虽然较宋代诗派为少，但就其规模、成就、特点、影响等方面言，却较宋代诗派并不逊色，有的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本文特就活跃于元代诗坛上的几个重要诗派的发展状况、创作活动、宗唐特色、复古成就等，略作观照。

一、 蒙元时期的四大诗派

元代由于是一个诗歌高度繁荣发达的国度，且因当时的诗人们受宋、金两代各种诗派与地域文化的双重影响，而使得其诗派的形成与发展，也别具特点和个性。综有元一代之诗派，可知其创作活动最为频繁、成就最为卓著且又影响最大者，则首推“遗民诗派”（元初期）、“雪堂雅集诗派”、“延祐诗派”（元中期）与“铁崖体诗派”（ 元末期）。这四大诗派的诗人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在元诗史上均属空前。如果将这四大诗派的创作活动与诗歌成就互为关联，即可构成一部“元代诗歌简史”。

(一)遗民诗派

元代初期的“遗民诗派”，是文学史上遗民诗人最多、地域分布最广的一个超大型的遗民诗派，这是因为，这一诗派不仅有“金遗民诗派”与“宋遗民诗派”之分，而且各自诗派中还存在着多个数量不等的诗人群体。先看“金遗民诗派”。这一诗派虽然有元好问为其领袖人物，且杨弘道、李俊民、辛愿、王元粹、白贲这些诗坛闻人皆系其诗派成员，但“封龙山三老”、“山东三王”、“河汾诸老”等的存在，表明诗人群体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之大的。而在这些诗人群体中，又以活跃于河汾一带的“河汾诸老”在当时最具影响。“河汾诸老”因元人“横汾隐者”房祺所编之《河汾诸老诗集》而得名。该书凡八卷，收录了与“遗山游从”且“一时雅合”（车玺《重刻河汾遗老集序》）的麻革、张宇、陈赓、陈庾、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八人之诗，人各一卷，诗201首。而段克己、段成己兄弟之诗，又被段克己之孙段辅编为《二妙集》，亦八卷（含二人词各一卷）。据《全金诗》可知，“河汾诸老”现存诗实计为493首，其中段氏兄弟之诗则有316首之多。由此而观，可知被金末诗人赵秉文称赏为“二妙”的段克己、段成己兄弟，为“河汾诸老”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诗人，乃殆无疑义。“河汾诸老”中的八位诗人，不仅和晚年归隐家乡的元好问“游从”甚密，而且大都与元好问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经历，因而亡国之恨之思与遗民之悲之哀，即成为了其“遗民诗”中反复吟咏的主题，如麻革《浩浩》、陈赓《寒食祀坟回登临晋西原废寺》、房皞《题张济之胜览轩》、段克己《云中暮雨》、曹之谦《寄元遗山》等诗，即无不如此。
“宋遗民诗派”中的诗人虽然主要活跃于江南一隅，但其诗人之多却远非“金遗民诗派”可比。顾嗣立《元诗选》癸集于“连文凤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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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宋之遗老，散处东南，而二千七百馀人，此唱彼和。”［2］56而检读一部《全宋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宋之遗老”，则至少在400人以上，如汪元量、谢枋得、林景熙、谢翱、方回等，即皆为宋、元之际的诗坛闻人。宋代遗民诗人的数量既多，而强烈的结社意识又为其较为普遍之特点，因之，各种形式的诗人社团在当时即如雨后春笋一般。仅据《元诗选》癸集为120位“宋遗老”所撰写的小传即可知，当时以今浙江杭州一带为中心的诗人社团，即有近10家之多，如“林虑三隐”、“杭清吟社”、“武林社”、“桐庐三友”、“杭白云社”、“苏台四妙”、“月泉吟社”等，即皆为其中之具有代表性者。而“月泉吟社”的创始人吴渭，还曾于“月泉吟社”成立之初，向各地的吟社广发邀请函，以“预于小春月望命题”，对此，《元诗选》癸集中的连文凤小传、吴澄小传均有专门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诸乡吟社用好纸楷书，明书州里姓号，如期来浦江交卷，俟评校毕，三月三日揭晓，赏随诗册分送。因用范石湖故事，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延谢翱皋羽、方凤景山、吴思齐子善，相与甲乙评骘。计收卷二千七百三十五，取中二百八十，刻诗六十名，而以罗公福为第一。”［2］55 江南遗民诗人的结社意识与创作活动，仅此即可见其一斑。
而对南宋政权的追思与怀念，则是“宋遗民诗派”诗歌表现在题材方面的一个最大特点。如彭秋宇《襄樊失守》、《江上师溃》、《南征》、《再平南扰》、《庚申喜闻》、《边事》、《乙亥纪闻》、《乙亥冬》、《西风》、《秋兴二首》、《世事》、《闻鬼》、《感旧》、《罪言》、《闲愁》、《感旧》等诗，唐泾《甲戌客临安》、《和朱以性》、《江南西迁国之亡天也歌以纪之》、《闽亡徙东广》、《广亡徙海》、《厓山亡》、《江南四忠节义国之纪也歌以哀之》、《丙子纪事》、《怀黄小牧》、《读史怀友》等诗，即皆为这方面的精品之作。这些诗歌，不仅对发生于南宋末年的“宋元之战”进行了“诗史”般的记录，而且也是诗人们思念故国情怀的一种最佳反映。“宋遗民诗派”的这类诗歌，是导致当时大批诗人不与元廷为伍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此，许多诗人在入元后即将其姓名也进行了改换 ，如连文凤之“变姓名为罗公福”，东必曾之“变姓名为陈柔著”，刘蒙山之“变姓名为田起东”，刘汝钧之“变姓名为邓草迳”，陈希声之“变姓名为元长卿”等，即皆为其例。虽然如此，但这些“宋遗民诗派”中的诗人为元初诗歌的繁荣与发展，却是作出了较为重要的贡献。

(二)雪堂雅集诗派

形成并确立于元代中期的“雪堂雅集诗派”，是一个以寺院为雅集场所的重要诗人群体。所谓“雪堂”，本为天宁寺主持释普仁的别号，但因释普仁又以之为其居室之名，而成为当时一批诗人的雅集与唱和之所。正因此，释普仁即将这些诗人的雅集唱和之作，编为《雪堂雅集》二帙，故“雪堂雅集诗派”实因《雪堂雅集》一书而得名。《雪堂雅集》所收诗人共有28家之多。对于这些诗人在天宁寺“雪堂”雅集唱和的盛况，姚燧《牧庵集》卷三十一《跋雪堂雅集后》一文略有记载。其云：“副枢左山商公讳挺，中书则平章张九思，右丞马绍、燕公南，左丞杨镇，参政张斯立，翰林承旨则鹿庵王公讳磐、董文用、徐琰、李谦、阎复、王构，学士则东轩徐公讳世隆、李槃、王恽，集贤学士则苦斋雷君膺、周祗、宋渤、张孔孙、赵孟頫，御史中丞王博文、刘宣，吏曹尚书则夹谷之奇、刘好礼，郎中张之翰，太子宾客宋衢，提刑使胡祗遹，廉访使崔瑄，皆咏歌其所志，喜与缙绅游者，求古人之近似。”［3］其中既有中书平章、翰林承旨、翰林学士、集贤学士、太子宾客这样官衔的一批文士，表明“雪堂雅集诗派”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个京城派诗人群体，他们于暇日聚集在释普仁的“雪堂”，相互酬唱切嗟，以“求古人之近似”。仅此，即可窥知这一诗派的复古诗学观之一斑。“雪堂雅集诗派”虽然没有领袖伦一类的人物，但其中成就与影响最大者，则首推王恽、赵孟頫二人。王恽为今河南汲县人，是元代初、中期之际著名的“三王”之一，有《秋涧集》一百卷行世；赵孟頫为今浙江湖州人，是宋宗室秦王赵德芳之后，有《松雪斋集》十卷等。二人一北一南的实况，表明“雪堂雅集诗派”之于元代，乃是具有南北文化交融之鲜明的时代特征的。

(三)延祐诗派

“延祐诗派”是以“元诗四大家”为代表的一个诗派。“元诗四大家”因明人毛晋所编《元诗四大家》（一作《元四家诗》）一书而得名。顾嗣立《元诗选·虞学士集》有云：“先生（虞集）诗与浦城杨仲弘（载）、清江范德机（梈）、富州揭曼硕（傒斯）先后齐名。人称虞、杨、范、揭，为有元一代之极盛。”［4］“延祐”是元仁宗的年号，凡7年（1314—1320年）。延祐元年，居“元诗四大家”之首的虞集，由国子监博士调任集贤修撰，未久改翰林待制。在虞集任职于集贤、翰林两院之际，杨载、范梈、揭傒斯三人也先后来到大都，并任翰林编修等职，于是，四人在公务之余，即以诗章交往，互为切磋酬唱，一时名动京师，风闻天下。因之，当时京师诸公均与之交游，黄溍《揭文安公（傒斯）神道碑》中所谓“方是时，东南文章巨公，若邓文肃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蜀郡虞公集、咸萃于辇下”云云，即为其证。据此《神道碑》文，可知邓文原、袁桷二人亦为“延祐诗派”中的重要成员。此外，这一诗派中的成员，还有柳贯、黄溍、贡奎、欧阳玄、马祖常等人，而杨载、揭傒斯与柳贯、黄溍，又被称之为“儒林四杰”。仅此，即可知“延祐诗派”中的诗人，在当时都是一些卓有成就的人物。作为诗人，“四大家”虽以古诗、歌行类乐府见长，但其七言律诗也写得相当出色，如虞集《挽文丞相》、杨载《即事》、范梈《秋日集咏奉和潘李二使君浦编修诸公十韵》、揭傒斯《梦武昌》等，即皆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虞集《挽文丞相》云：“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全诗格律精严，意境浑成，将对文天祥的感怀融入严整的艺术形式之中，沉郁苍劲，感人至深。而历史的深沉感与沧桑感，亦皆寓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以“四大家”为代表的“延祐诗派”，还十分讲究作诗的法度，这从杨载《诗法家数》、范梈《木天禁语》、揭傒斯《诗宗正法眼藏》等书中，即可准确获知。这些诗话著作的存在，是“延祐诗派”主张诗歌回归雅正之道，推崇温厚淡雅诗风、讲究形式技巧等诗学观的一种具体反映。

(四)铁崖乐府诗派

元代末年，在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重要诗派，这就是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体派”。“铁崖体派”，一作“铁崖诗派”，又作“铁雅诗派”，由于这一诗派的成员几乎都以创作“铁崖古乐府”为能事，故拙著《唐后乐府诗史》径将其称之为“铁崖乐府诗派”［5］。“铁崖乐府诗派”是元代诗歌史上诗人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诗派，其创作活动由元末而明初，前后持续了数十年之久。据《唐后乐府诗史》第五章第一节的考察可知，这一诗派的“成员至少有250人之多”，其中，既有李孝光、顾瑛、张雨、夏溥、萨都刺等诗坛闻人，而更多的则是杨维桢的“铁门弟子”，这些诗人由大都而至江浙，遍布于当时的全国各地。在这两大类诗人中，又以杨维桢、李孝光、萨都刺、顾瑛、张雨、郯韶、张映、叶广居、陈樵、陈基、高启、郭翼等人最具代表性，其影响则一直延续到明代的初、中期之际。作为“铁崖乐府诗派”的领袖人物，杨维桢一生不仅以宗唐复古为己任，而且创作了1227首“古乐府”，使得乐府诗在元末成为一座艺术的高标。杨维桢的“古乐府”，最能体现出其复古的特色本色者，主要为《鸿门会》、《丽人行》、《箫杖歌》、《大人词》、《道人歌》、《五湖游》、《花游曲》、《海客行》、《大风谣》、《盐商行》、《食糠谣》、《苦雨谣》、《三男词》、《贫妇谣》、《牧羝曲》等自创新题。而此，也是时人与后人均对杨维桢“铁崖古乐府”评价甚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四库全书提要》卷一六八于《铁崖古乐府》所撰“提要”云：“维桢以乐府擅名……或拟旧谱，或制新题，辗转日增，体裁百出。大抵奇矫始于鲍照，变化极于李白。幽艳奇诡，别出蹊径，岐于李贺。元之季年，多效温庭筠体，柔媚旖旄，全类小词。维桢以横绝一时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根柢于青莲、昌谷，纵横排兀，自辟町畦，其高者或突过古人。”［6］所言良是。

二、 蒙元诗派的宗唐特色

活跃在元代诗坛上的上述之四大诗派，虽然各具特点与成就，但其之间却存在着一个极为明显的共同点，这就是在向前代诗人诗歌的学习方面，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唐人唐诗为师学对象。而此，与宋、金两朝各诗派之宗唐，乃如出一辙［7］。元初的“遗民诗派”，如上所言，虽然有“金遗民诗派”与“宋遗民诗派”之分，但无论是金遗民诗人，抑或是宋遗民诗人，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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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末均为“宗唐派”的代表人物。以金遗民诗人元好问为例，其于金末之际，不仅提出了著名的“杜诗学”之说，而且还大力赞赏与推行“以唐人为旨归”［8］，从而使得师学唐人唐诗在当时的诗坛成为一种时尚。在这种宗唐之风的影响下，由金而入蒙古的一批遗民诗人，如“河汾渚老”、杨弘道、李俊民、辛愿、王元粹等人，在师学对象上自然也是会“以唐人为指归”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房祺《河汾诸老诗集序》引杨仲德语有云：“不观遗山之诗，无以知河汾之学。不观河汾之诗，无以知遗山之大。不观遗山、河汾之作，不知唐人诸作者之妙。”［9］所谓“不观遗山、河汾之作，不知唐人诸作者之妙”者，实际上是针对元好问、“河汾诸老”之诗与“唐人诸作者”的关系而言的，则金遗民诗人的宗唐之况，藉此即可知其大概。而宋遗民诗人之于南宋末期，主要与两大诗派的关系甚为密切，其一是“南宋爱国诗派”，其二即“江湖诗派”，这两大诗派在当时虽然各有其鲜明的特点，但却都是以宗唐为己任的，这从文天祥在狱中创作整200首《集杜诗》的史况，即可窥其一斑。而上举宋遗民诗人如彭秋宇的《襄樊失守》、《江上师溃》、《南征》、《再平南扰》等诗，唐泾的《甲戌客临安》、《和朱以性》、《江南西迁国之亡天也歌以纪之》、《闽亡徙东广》等诗，之所以具有“诗史”特质者，其实就是受杜甫其人其诗影响的结果。对于“江湖诗派”的宗唐，徐象梅《两哲名贤传》、王士禛《带经堂诗话》、沈德潜《说诗晬语》等，均有不同程度之记载。如《两哲名贤传》卷四十六《赵师秀传》有云：“至潘柽出，始倡为唐诗，而师秀与徐照、翁卷、徐玑绎寻遗绪，日锻月炼，一字不苟下，由是唐体盛行。”从南宋诗派发展与演变的角度言，以赵师秀等人为代表的“四灵诗派”，其实只是“江湖诗派”的一个分支，而“师秀与徐照、翁卷、徐玑”在乡人潘柽“始倡为唐诗”的影响下，“绎寻遗绪，日锻月炼，一字不苟下”，以至于“由是唐体盛行”者，正是其向唐人唐诗学习的一种具体结果。所以，从总的方面讲，由宋入元的大批遗民诗人，继续于宗唐中讨生活，也就不言而喻。
“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不仅是崛起于元代中期的两个重要诗派，而且其中数以十计的诗人，几乎都是京城馆阁文化圈中的一批名流。如“雪堂雅集诗派”中的张九思、王恽、赵孟頫，“延祐诗派”中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袁桷、柳贯、黄溍、马祖常、胡助、赵士熙等人，在当时不仅皆大名鼎鼎，而且于诗歌尤具贡献。如在诗文、书法、绘画方面均极具造诣的赵孟頫，以其淡雅清远之诗风，开元诗主导风格之先河，而为时人与后人多所称道，顾嗣立《元诗选》于“袁学士桷”云：“赵子昂（孟頫）以宋王孙入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邓善之（文元）、袁伯长（桷）辈从而和之，而诗学又为之一变。”［10］所评甚高。其他诗人如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马祖常等，亦各具成就与贡献。虽然如此，但这些“京城派”诗人在向唐人与宋人的学习方面，其首选对象却均为唐人唐诗，而非宋人宋诗。对此，欧阳玄《罗舜美诗序》之“咸宗魏、晋、唐”而“一去宋、金”之所载，即足以说明之。欧阳玄为“延祐诗派”中的重要成员，其所言自可据信。而赵翼《瓯北诗话》卷八之所载，又可为之佐证：“诗至南宋末年，纤薄已极，故元、明两代诗人，又转而学唐。此亦风气循环往复，自然之势也。”［11］其中的“转而学唐”，虽然是就“元、明两代诗人”而言，但“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均包含其中，则自是不言而喻。这两大诗派的“转而学唐”，从总的方面讲，其形式与方法是多方面的，如在诗话中对唐人的创作经验进行总结即为其一。以“延祐诗派”中的“四大家”为例，现已知的诗话著作，即有杨载《诗法家数》、范梈《木天禁语》、《诗学禁脔》、揭傒斯《诗宗正法眼藏》，共四种。而杨载《诗法家数》、范梈《诗学禁脔》、揭傒斯《诗宗正法眼藏》三书，仅从书名所提供的信息言，便可知这是三部专门讨论与总结作诗之法的著作，且其中所总结的重点对象，即为唐人唐诗。如为清人何文焕《历代诗话》所著录的杨载《诗法家数》、范梈《木天禁语》、《诗学禁脔》三书，在各种形式的例说中所言及之唐代诗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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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李白、杜甫、王维、贾至、韦应物、刘长卿、元稹、白居易、李涉、张籍、王建、韩愈、孟郊、郑谷、李商隐等20余人之多，而其所举诗例，又以杜甫其人其诗为最。对此，杨载《诗法家数》在讨论“诗法”时，所举之例几乎全部为杜甫诗句的事实，又可为之佐证。正因此，《诗法家数》于“诗句有字眼”之末，乃作总结说：“杜诗法多在首联两句，上句为颔联之主，下句为颈联之主。”［12］杨载既擅长于对杜甫诗歌的创作经验进行总结，则其以之为师学的对象，也就自无可疑，这从其力主“音节则以唐为宗”［13］云云，即略可获知。
“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中的其他诗人，在“转而学唐”方面，也各具特点与成就。如王恽之诗，“才气横溢，欲驰骋唐宋大家间”，而“精彩愈见”；赵孟頫诗则由于“傲睨高适、李翱间”，而被元文宗比之为“唐李太白”；被虞集称为诗“如三日新妇”（喻指“鲜而丽”也，见《诗薮·外编》卷六）的揭傒斯，虽以“古乐府、选体”见长，但其“律诗长句伟然有唐人风”。至于虞集称范梈诗如“唐临晋帖”者，诚如有论者所言，这“实际是认为范梈‘宗唐得古’”。凡此种种，均是“雪堂雅集诗派”诗人与“延祐诗派”诗人“转而学唐”之证。而在具体的师学过程与艺术实践中，则是各有所取而又各有所获的。对此，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所言是颇资参考的：“元人力矫宋弊，故五言律多草草无复深造。虞（集）、杨（载）法王（维）、岑（参），而神骨乏；范（梈）、揭（傒斯）时参韦（应物）、孟（浩然），而天韵疏。”这一记载表明，虞集等“四大家”的“五言律”在宗法唐人方面，是以王维、岑参、韦应物、孟浩然为师学对象的。尽管“四大家”的“五言律”存在着“神骨乏”与“天韵疏”的弊端，但其最终却建立起了自己诗歌的风格，此即“伯生（虞集）典而实，仲弘（杨载）整而建，德机（范梈）刻而峭，曼硕（揭傒斯）丽而新”（胡应麟在《诗薮》）。除了以孟浩然、王维、岑参、韦应物为师学对象外，包括“四大家”在内的“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诗人，还曾向唐代的其他诗人诗作学习，如马祖常即为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诗人。
马祖常既是元代西域雍古族诗人的杰出代表，又是一位典型的馆阁诗人，在元代延祐及至治年间影响极大，苏天爵《书吴子高诗稿后》之“浚仪马公以雅正之音鸣于时，士皆转相效慕”（《滋溪文稿》卷二十九）云云，即为明证。其《石田集》十五卷，卷一至卷五收诗765首；《元诗选》初集选录其诗267首。元人陈旅曾为《石田集》作序，认为马祖常与“四大家”均为师学盛唐诗人的优秀者，其“五言律”则可“入盛唐”而乱真。检读《石田集》中的《拟唐宫词十首》、《河西歌效长吉体》、《无题四首》等诗，可知在对具体诗人的师学方面，马祖常不仅曾向中唐以乐府诗著称的王建、李贺学习，而且还曾仿学李商隐《无题》以创作组诗《无题四首》。马祖常的《无题四首》，是其七言律诗的代表作。清人顾奎光《元诗选》于“总论”中曾说“元人多宗二李”，勘之马祖常《石田集》，其所言诚可信然。所谓“二李”，即为李贺与李商隐，而此二人，正是马祖常所终身追模、师学的对象，故唐代对马祖常最具影响的诗人，是非李贺与李商隐莫属的。由是而观，作为“西域胡人”的马祖常，不仅有着极高的汉文化修养，而且在对唐人唐诗的师学方面，还具有“转益多师”之特点。由元初的“遗民诗派”，到元中期的“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由于诗人们较为普遍尊宗唐人唐诗的文学影响，而使得元末的“铁崖乐府诗派”在宗唐与变唐方面，更是后来者居上。“铁崖乐府诗派”的宗唐，重点表现在乐府诗特别是“古乐府”的创作方面，于是，宗唐与复古，即构成了当时诗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而“铁崖乐府诗派”，即因此而成为了元诗史上一个以复古为己任的诗派。

三、 铁崖乐府诗派与复古

“铁崖乐府诗派”以创作“古乐府”而著称，对此，杨维桢《玉笥集叙》中的“予与睦州夏溥、金华陈樵、永嘉李孝光、方外张天雨为古乐府”云云，即已道出了此中消息。又其《冷斋诗集序》有云：“曩余在钱唐湖上，与句曲外史（张天雨）、五峰老人（李孝光）辈谈诗，推余诗为铁体。……今年至祁上，上人出《冷斋全集》求余评，内有和余古乐府题，其辞多警策，余益奇之。”［14］与此大致相同者，还有吴复《辑录铁崖先生古乐府序》、章琬《辑铁雅先生复古诗集序》等。这些材料表明，“铁崖乐府诗派”是确以创作“古乐府”而闻名当时的。除上述诸人外，参与创作“古乐府”的诗人，还有萨都刺、顾瑛、郯韶、张映、叶广居、陈基、郭翼等。这些诗人的“古乐府”，由于是受杨维桢影响的结果，因而大都具有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特质。张雨序杨维桢乐府诗云：“三百篇而下，不失比兴之旨，惟古乐府为近。今代善用吴才老韵书，以古语驾御之，李季和、杨廉夫遂称作者。廉夫又纵横其间，上法汉魏，而出入少陵、二李（指李白、李贺—引者注）之间。所作古乐府辞，隐然有旷世金石声。又时出龙蛇鬼神，以眩荡一时之耳目，斯亦奇矣。”继而则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认识：“余观廉夫，问学渊博，才力横轶，掉鞅词坛，牢宠当代。古乐府其所自负，以为前无古人。征诸句曲，良非夸大。以其诗体言之，老苍傲兀，取道少陵，未见脱换之工；窈眇娟丽，希风长吉，未免刻画之诮。”［15］。既“用吴才老韵书，以古语驾御之”，又“上法汉魏，而出入少陵、二李之间”，由是而观，可知杨维桢的“古乐府”在师宗前人方面，乃是具有明显的“宗唐复古”特色的。
复古的目的在于革新，而杨维桢“宗唐复古”的核心亦正在于此。对此，我们仅从一部《东维子文集》中即可获得多方面的例证，其中如《留养愚文集序》、《聚桂文会序》、《杨文举文集序》、《赵氏诗录序》、《郭仲羲诗集序》、《无声诗意序》等文，即皆涉及了其“宗唐复古”的诗学取向。《无声诗意序》一文有云：“云间陶叔彬氏，有画帙题曰：无声诗意。皆录代之名人也。请予文序其端。……叔彬名画以‘诗意’，不惟知画，其知诗矣。诗之弊，至宋末而极。我朝诗人，往往造盛唐之选，不极乎晋魏汉楚不止也。画亦然。”［16］在这里，杨维桢对“我朝诗人”不承袭宋末诗之弊，而“往往造盛唐之选”以至于古（“晋魏汉楚”）的举措，不仅进行了肯定，而且还认为“画亦然”。杨维桢的这种认识，若表现在诗歌创作方面，就是“力复唐音”。而在具体作法上，即上张张雨所言的“上法汉魏，而出入少陵、二李之间”。张雨即张天雨，亦即张伯雨，号句曲外史，既曾与赵孟頫、杨载、虞集等人为文字交，又曾和杨维桢、李孝光等人一道在“钱唐湖上”唱和“古乐府”，是“铁崖乐府诗派”中的重要成员，故其所言自可据信。杨维桢的乐府诗“出入少陵、二李间”者，实际上就是指其以杜甫、李白、李贺三位唐代诗人的乐府诗为师学对象，以进行其“古乐府”的创作。而据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四库全书提要·东维子集》等材料可知，杨维桢的“古乐府”还曾出入于卢仝、温庭筠、李商隐诸家之间。所以，从总的方面讲，杨维桢的“古乐府”由于以宗唐为其旨归，因而“复古”的倾向乃极为明显。而此，也是杨维桢将其各类乐府诗一律称之为“古乐府”的一个关键性原因。
现存的杨维桢“铁崖古乐府”，虽然有1227首之多，但实质上是由三类乐府诗所构成的，即：（一）以汉魏古题进行创作的古乐府。这类乐府诗是“铁崖古乐府”中真正意义上的古乐府，如《箕山操》、《乌夜啼》、《梁父吟》、《将进酒》等。据邹志芳点校本《杨维桢诗集》可知，在该书所收录的《铁崖乐府》、《铁崖咏史》、《铁崖逸编》、《铁崖乐府补编》四种“铁崖古乐府”中，属于此类古乐府者约80首左右。（二）用唐宋人乐府新题创作的“古乐府”（含唐人的乐府诗题），如《丽人行》、《忆昔》（杜甫）、《山鹿篇》（张籍）等，此类之作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其却均被杨维桢目之为“古乐府”，而此，也是元人称唐宋人新题乐府为旧题乐府（古乐府）的一个最有力例证。（三）自创新题的“古乐府”。此为“铁崖古乐府”之大端，且其诗题无所不包含，如《览古》、《回文字》、《小临海曲》、《桂水五千里》、《补日饮毋苛辞》、《死城阳杀寇祖仁》、《宋节妇巴陵女子行》、《留题毗山松风竹月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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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船亭为小璚花联句》等，即皆为杨维桢的“古乐府”之属。这类诗题，就其制题形式言，既有三字题、四字题、五字题、六字题等，更有属于“联句”范畴的十一字题；而其所涉及的题材内容，则有咏史、写景、纪行、颂赞、题咏等，真可谓是应有尽有。在中国诗歌史上，能如此创制“古乐府”之题者，杨维桢实为千古第一人。
由于受杨维桢的影响，“铁崖乐府诗派”中的其他诗人，也都创作了数量不等的的“铁崖古乐府”。以在“钱唐湖上”与杨维桢等“谈诗”的五峰老人李孝光为例，其《五峰集》卷三有“古乐府”一卷，属于自创新题者，即有《桐江》、《悲寒风》、《福源精舍》、《鲁氏怡云堂》、《择木为娄所性作》、《云之阳送人之兄代之》等作，仅就其制题形式言，与杨维桢的“铁崖古乐府”如出一辙。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于“刘基”条有云：“乐府辞，自唐以前，诗人多拟之，至宋而扫除殆尽。元季杨廉夫（维桢）、李季和（孝光）辈，交相唱答，然多构新题为古体。”［17］其中的“多构新题为古体”，即为“铁崖古乐府”的奥妙之所在。正因此，以杨维桢为首的“铁崖乐府诗派”，不仅使“古乐府”的创作在元末成为了一种风气，而且对明初的诗坛也产生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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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岳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