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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构诗歌意象语言的思维机制是隐喻式的。隐喻思维遵循万物互渗律，是以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相似性为基础的。诗人在建构诗歌意象语言时所进行的直觉联想或超常想象是建构相似性的重要思维运算方式。
关键词：诗歌意象语言；建构；隐喻思维机制；相似性；思维运算方式
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7－０142－０3
诗歌语言由意象语言和非意象语言组成。承载意象的语言，即意象语言，是诗歌语言不可或缺，且占主导地位的成分。从语言学角度看，我们的观点是，在诗歌中的意象语言可以是单个的意象词语，即名词性词语，如“杜鹃”、“玫瑰”、“流水”；也可以是一个固定的熟语，如“庄生梦蝶”、“望帝托心”；同时还可以是一个以意象词语为主体的非名词性短语或句子等，如“白桦树沉默着”、“交叠成一弯新月”、“花溅泪”。在这些非名词性短语或句子中，意象词语构成了承载诗歌意象语言的主体，而其它形容词、动词等是对主体意象词语的修饰、说明和描绘。诗歌中的非意象语言是指诗歌中起连接、辅助等作用的语言，是对意象语言的补充和说明，是意象语言的延续和附属成分，须服从于意象语言。
诗人在建构诗歌意象语言时，运用的是隐喻思维机制。隐喻思维滋生于原始思维，最初是一种原生的、被动的、具有深潜创造力的思维方式，但这种思维随着人类的进化逐步成为一种积极的、主动的探索思维，从而促进人类文化诗学的创新和发展。
人们将人类原始初民的原始思维方式称为隐喻思维，又称为原逻辑思维、诗性思维、神话思维、灵感思维、神秘思维等等。但是诗人所运用的隐喻思维不同于人类原始初民的隐喻思维。原始初民的心智发展水平处在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认识能力、语言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低下，因此，原始初民无法准确地了解、认识、概括、反映客观
荣格认为艺术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与原始思维方式有关，这正是原始思维的积淀和部分激活的表现。有人曾经说，原始思维激活的程度越高，诗人的气质就越浓，诗歌成就的可能性就越大①。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和列维·斯特劳斯也有类似的观点。现代文明社会中的艺术创作、艺术活动大体上是延续和遵循着原始思维的隐喻式思维方式，但却有别于原始思维。原始思维的隐喻式思维方式是原生的、被动的；而艺术创作所运用的隐喻式思维方式却是有意识的、主动的，它是受理性支配和控制的，是高度精神文明的产物②。艺术创作有多种形式，如文学、绘画、音乐等等，诗歌意象语言的建构是一种语言艺术创作，是诗人积极主动地运用隐喻思维方式的产物。诗人建构意象语言时的隐喻式思维不同于原始初民的隐喻式思维，原始初民的隐喻式思维是由认识能力低下、语言概括和逻辑思维能力低下造成的。原始初民的隐喻思维主要是被
动性地间接反映客观事物的思维方式，这种隐喻表达仅是对语言潜意识思维构造的直觉性运用。而诗人建构意象语言时所运用的隐喻式思维是在直观感性认识基础上的进一步概括，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认识深化，是诗人有意识地、能动地运用隐喻思维机制，通过具体可感的物象形态来生动形象地抒发情感的方式，它饱含着人们对于思维对象的基本观点和感彩，因此，诗人建构意象语言的隐喻思维是一种被情感所激发和加强了的认识，一种把情感通过具体形象体现出来的思维活动。诗人通过对外在事物、景物的选择，将内在的情感和体验投射到客观事物上，与客观事物融合为一体。事实上，诗人通过隐喻性的意象语言，将心灵物化，或将物心灵化。如顾城的《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诗人发表在《星星诗刊》1980年第3期上的一首诗，它以简短而含义深远的诗行震动了当时的中国诗坛，也成为刚从“劫难”中苏醒过来的“一代人”的精神箴言。从作者的生活历程看，诗中的意象词语“黑夜”隐喻“十年浩劫”， “一代人”隐喻这个特定历史阶段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意象词语“黑色的眼睛”隐喻这一代人的“受骗”和“觉醒”，具有双重寓意：一是指这双眼睛曾被“黑夜”所欺骗、所熏染；一是指这双眼睛在被欺骗之后发生了深刻的怀疑和觉醒，最终成为“黑夜”的叛逆，成为“寻找光明”的生命意志的象征。
隐喻思维遵循着万物互渗律。无论是原始初民被动运用的隐喻思维，还是诗人建构诗歌意象语言主动、有意识运用的隐喻思维，都遵循着万物互渗律。万物互渗是指客观世界中的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存在着外在的或内在的相似性质。如人有生命、知觉，其他事物也有生命、知觉。不同存在物之间的相似性是隐喻思维的基础。“互渗律”最早是由列维·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中提出的。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初民的隐喻式思维遵循“互渗律”原则：“原始人的思维不像我们的思维那样对存在物和客体的区别感兴趣。实际上，原始人的思维极其经常地忽视这种区别”，“互渗的实质恰恰在于任何两重性都被抹煞，在于主体违反着矛盾律，既是他自己，同时又是与他互渗的那个存在物”③。列维·布留尔认为， 在原始初民看来，人与物之间、不同类型的生命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梦中的事物与现实中的客观事物之间等等没有截然不同的区别，也没有不可突破的界限，天地之间的所有一切都是一个共同体，所有的部分都可以相互转化、相互沟通、相互渗透。原始初民正是通过不同存在物的神秘互渗使它们接近和联合起来，以至于把不同的事物看作是相同或相似的事物。互渗也是原始初民图腾信仰的基础。在原始部落中，人与动物之间有着密切的亲族关系，原始人认为两类生物之间的生命是可以转化的。例如哥伦比亚的土著居民认为他们的远祖是水獭，但不是像现在生存的那种水獭，而是一些水獭人。这正是原始初民隐喻思维中万物互渗观念的一种表现。诗歌意象语言是诗人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述，间接、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感的工具。诗人正是运用这种“万物互渗、同型同构”的思维方式，运用隐喻性的诗歌意象语言，通过具体的客观物象来隐喻情感、寄托情思。在诗人那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人格化了的事物，世界万物都具有人的情感，一切都具有人的灵性。通过自然宇宙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宇宙化”，诗歌意象语言突破了常规语言所构建的现实世界，从而创造出情景交融的可感可触的艺术形象，使诗歌作品得到独特的艺术表现，产生动人的艺术效果。隐喻思维所遵循的“互渗律”原则其实与中国传统文化所遵循的“天人合
直觉联想。感性直观是主体直接用感官接受外在对象，这就是感觉与知觉。在艺术创造中，艺术家常常因感知外物而引起直觉，感知可以看作是艺术直觉的客观基础④。诗歌意象语言是以对具体客观事物的描写来反映抽象思想情感的，因此，诗人在建构意象语言时，从语言方面看，表现在对待事物的特殊表达方式上，如冷、热、软、硬等词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感受，为了增强诗歌意象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诗人通过直觉联想，发现客观事物与自己主观情感相吻合的特点，用具体的事物对主观感受进行描述，如把“热”说成“像火”，把“冷”说成“像水”，把“硬”说成“像石头”，把“软”说成“像兽皮”等等。诗人在建构意象语言时，通过直觉联想来表达情感。正是这种直觉联想在本质上决定了诗歌意象语言具有强烈的具象性和情感性。
超常想象。当诗人独特的感受与情感不能在客观事物中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时，诗人就会凭借自身的超常想象力，对客观事物加以变形重铸，让心灵孕育的意象以新奇的构造方式妥帖地传达诗人的情意。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当客观事物“皆著我之色”后，便蕴涵了丰富的情感。
诗人通过直觉联想或超常想象进行隐喻思维，将自己的某种主观情思与客观事物的某些感性特征对应起来，发现或建构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建构出隐喻性的诗歌意象语言。 客观物象是多层面的，诗人总是依据自己的表达需要，选取某一层面，创造诗歌意象。有些诗歌中的意象倾向并不明显，或有些特殊意象超出了特定内涵，这就需要在具体语境中深入体会，分析诗人选取了物象的哪个侧面，从而才能准确地把握意象。例如，诗人看见圆而红的“夕阳”时，感觉它很美，这种直觉美感可能会引起诗人对“夕阳”这一客观事物多个侧面的联想或想象，从而产生不同的主观感受：可能是落霞满天的美景而引起的对多彩暮年的感叹；可能是目睹夕阳西下而产生的没落凄凉的哀愁；可能是见日落所引起的思人怀乡的惆怅；也可能是对时光流逝永不复返的无奈的感伤；或许还可能是详和静谧的夕阳景象所引起的安适和恬静之感等等。当诗人通过潜在的创造性联想或想象，将“夕阳”某个方面的特征与他的某种情感建立相似性联系时，当词语“夕阳”被当作主体意象词语而进入诗歌作品中，这时的意象词语“夕阳”也就成为诗人某种思想情感的对应物和承载物，意象词语所承载的诗人情感即是它具有的深层内在意蕴。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写道：“那么我们走吧，你我两个人，/天空下慢慢铺展着的黄昏/像一个麻醉在手术台上的病人。”此诗是艾略特1917年发表的作品。诗句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了当时人类的生存境况。诗歌用内心独白的形式，表现出主人公普鲁弗洛克在求爱途中敏感、压抑、胆怯、自卑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心理。诗人以普鲁弗洛克象征一战时期陷入情感危机且精神极度空虚的现代西方人，以他所处的世界象征处于半生半死麻醉状态的现代西方社会。在上面的诗句中，诗人使用了主体意象词语黄昏。诗人运用隐喻思维机制，通过对黄昏那种“昏暗、朦胧、沉闷”的特点和“麻醉在手术台上的病人”那种“神智不清”的状态之间的相似性联想，自然界的黄昏景象便成了“像一个麻醉在手术台上的病人”。阿恩海姆曾说：“一棵垂柳之所以看上去是悲哀的，并不是因为它看上去像是一个悲哀的人，而是因为垂柳枝条的形状、方向和柔软性本身传达了一种被动下垂的表现性。”⑤ 当垂柳这种被动下垂的表现性诱发了人们的愁绪，或与人们伤感、低落的情绪相吻合时，垂柳便成为这种悲伤情绪的寄托物。
直觉联想或超常想象使不同事物间的联系在建构诗歌意象语言的隐喻式思维和隐喻式语言中显现出来，它们驱使诗歌意象语言不断地在某种情感和客观事物之间创造新的相似性关系。诗歌意象语言隐喻性的实现，离不开直觉联想或超常想象的激发和粘连作用：一方面，诗歌意象语言在其作用下为隐喻性提供特定的语境和组合方式；另一方面，直觉联想和超常想象又在特定语境和组合方式的作用下，被充分地调动和激活，从而能够沟通诗歌意象语言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的联系，正如霍克斯所说：“隐喻所惯用的统一不同事物以及反复强调其‘相似点’的方法，都刺激和显示着想象，继之而来的则是：想象以隐喻的形式把自己纳入人类所特有的语言机能当中。” ⑥
诗人建构诗歌意象语言时，运用了隐喻思维机制。隐喻思维是以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相似性为基础的，因
注释：
① 王诺：《原始思维与神话的隐喻》，《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
② 刘芳：《原始思维与诗歌语言》，《江汉论坛》2006年第12期。
③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页。
④ 陈本益：《中外诗歌与诗学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4页。
⑤ 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5页。
⑥ 霍克斯：《隐喻》，穆南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作者简介：刘芳，女，1968年生，河南平顶山人，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上海，200083。
（责任编辑刘保昌）
关键词：诗歌意象语言；建构；隐喻思维机制；相似性；思维运算方式
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7－０142－０3
诗歌语言由意象语言和非意象语言组成。承载意象的语言，即意象语言，是诗歌语言不可或缺，且占主导地位的成分。从语言学角度看，我们的观点是，在诗歌中的意象语言可以是单个的意象词语，即名词性词语，如“杜鹃”、“玫瑰”、“流水”；也可以是一个固定的熟语，如“庄生梦蝶”、“望帝托心”；同时还可以是一个以意象词语为主体的非名词性短语或句子等，如“白桦树沉默着”、“交叠成一弯新月”、“花溅泪”。在这些非名词性短语或句子中，意象词语构成了承载诗歌意象语言的主体，而其它形容词、动词等是对主体意象词语的修饰、说明和描绘。诗歌中的非意象语言是指诗歌中起连接、辅助等作用的语言，是对意象语言的补充和说明，是意象语言的延续和附属成分，须服从于意象语言。
诗人在建构诗歌意象语言时，运用的是隐喻思维机制。隐喻思维滋生于原始思维，最初是一种原生的、被动的、具有深潜创造力的思维方式，但这种思维随着人类的进化逐步成为一种积极的、主动的探索思维，从而促进人类文化诗学的创新和发展。
人们将人类原始初民的原始思维方式称为隐喻思维，又称为原逻辑思维、诗性思维、神话思维、灵感思维、神秘思维等等。但是诗人所运用的隐喻思维不同于人类原始初民的隐喻思维。原始初民的心智发展水平处在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认识能力、语言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低下，因此，原始初民无法准确地了解、认识、概括、反映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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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的诸多事物和现象，他们的思维只能通过自身与其生存的环境——自然界中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直接接触、直接交往、直接感受和相互作用而产生，并通过感觉刺激来进行。原始初民通过直观的感受，用已知事物间接地、隐喻式地反映和表达未知的事物和现象。这种隐喻式的思维和表达也就是原始初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被动认知世界的方式。荣格认为艺术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与原始思维方式有关，这正是原始思维的积淀和部分激活的表现。有人曾经说，原始思维激活的程度越高，诗人的气质就越浓，诗歌成就的可能性就越大①。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和列维·斯特劳斯也有类似的观点。现代文明社会中的艺术创作、艺术活动大体上是延续和遵循着原始思维的隐喻式思维方式，但却有别于原始思维。原始思维的隐喻式思维方式是原生的、被动的；而艺术创作所运用的隐喻式思维方式却是有意识的、主动的，它是受理性支配和控制的，是高度精神文明的产物②。艺术创作有多种形式，如文学、绘画、音乐等等，诗歌意象语言的建构是一种语言艺术创作，是诗人积极主动地运用隐喻思维方式的产物。诗人建构意象语言时的隐喻式思维不同于原始初民的隐喻式思维，原始初民的隐喻式思维是由认识能力低下、语言概括和逻辑思维能力低下造成的。原始初民的隐喻思维主要是被
动性地间接反映客观事物的思维方式，这种隐喻表达仅是对语言潜意识思维构造的直觉性运用。而诗人建构意象语言时所运用的隐喻式思维是在直观感性认识基础上的进一步概括，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认识深化，是诗人有意识地、能动地运用隐喻思维机制，通过具体可感的物象形态来生动形象地抒发情感的方式，它饱含着人们对于思维对象的基本观点和感彩，因此，诗人建构意象语言的隐喻思维是一种被情感所激发和加强了的认识，一种把情感通过具体形象体现出来的思维活动。诗人通过对外在事物、景物的选择，将内在的情感和体验投射到客观事物上，与客观事物融合为一体。事实上，诗人通过隐喻性的意象语言，将心灵物化，或将物心灵化。如顾城的《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诗人发表在《星星诗刊》1980年第3期上的一首诗，它以简短而含义深远的诗行震动了当时的中国诗坛，也成为刚从“劫难”中苏醒过来的“一代人”的精神箴言。从作者的生活历程看，诗中的意象词语“黑夜”隐喻“十年浩劫”， “一代人”隐喻这个特定历史阶段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意象词语“黑色的眼睛”隐喻这一代人的“受骗”和“觉醒”，具有双重寓意：一是指这双眼睛曾被“黑夜”所欺骗、所熏染；一是指这双眼睛在被欺骗之后发生了深刻的怀疑和觉醒，最终成为“黑夜”的叛逆，成为“寻找光明”的生命意志的象征。
隐喻思维遵循着万物互渗律。无论是原始初民被动运用的隐喻思维，还是诗人建构诗歌意象语言主动、有意识运用的隐喻思维，都遵循着万物互渗律。万物互渗是指客观世界中的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存在着外在的或内在的相似性质。如人有生命、知觉，其他事物也有生命、知觉。不同存在物之间的相似性是隐喻思维的基础。“互渗律”最早是由列维·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中提出的。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初民的隐喻式思维遵循“互渗律”原则：“原始人的思维不像我们的思维那样对存在物和客体的区别感兴趣。实际上，原始人的思维极其经常地忽视这种区别”，“互渗的实质恰恰在于任何两重性都被抹煞，在于主体违反着矛盾律，既是他自己，同时又是与他互渗的那个存在物”③。列维·布留尔认为， 在原始初民看来，人与物之间、不同类型的生命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梦中的事物与现实中的客观事物之间等等没有截然不同的区别，也没有不可突破的界限，天地之间的所有一切都是一个共同体，所有的部分都可以相互转化、相互沟通、相互渗透。原始初民正是通过不同存在物的神秘互渗使它们接近和联合起来，以至于把不同的事物看作是相同或相似的事物。互渗也是原始初民图腾信仰的基础。在原始部落中，人与动物之间有着密切的亲族关系，原始人认为两类生物之间的生命是可以转化的。例如哥伦比亚的土著居民认为他们的远祖是水獭，但不是像现在生存的那种水獭，而是一些水獭人。这正是原始初民隐喻思维中万物互渗观念的一种表现。诗歌意象语言是诗人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述，间接、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感的工具。诗人正是运用这种“万物互渗、同型同构”的思维方式，运用隐喻性的诗歌意象语言，通过具体的客观物象来隐喻情感、寄托情思。在诗人那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人格化了的事物，世界万物都具有人的情感，一切都具有人的灵性。通过自然宇宙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宇宙化”，诗歌意象语言突破了常规语言所构建的现实世界，从而创造出情景交融的可感可触的艺术形象，使诗歌作品得到独特的艺术表现，产生动人的艺术效果。隐喻思维所遵循的“互渗律”原则其实与中国传统文化所遵循的“天人合
一、物我齐同”自然观相一致。
建构诗歌意象语言的思维机制是隐喻式的，隐喻思维是以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相似性为基础的。那么，如何建构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相似性呢？我们认为，诗人在建构诗歌意象语言时所进行的直觉联想或超常想象是建构相似性的重要思维运算方式。直觉联想。感性直观是主体直接用感官接受外在对象，这就是感觉与知觉。在艺术创造中，艺术家常常因感知外物而引起直觉，感知可以看作是艺术直觉的客观基础④。诗歌意象语言是以对具体客观事物的描写来反映抽象思想情感的，因此，诗人在建构意象语言时，从语言方面看，表现在对待事物的特殊表达方式上，如冷、热、软、硬等词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感受，为了增强诗歌意象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诗人通过直觉联想，发现客观事物与自己主观情感相吻合的特点，用具体的事物对主观感受进行描述，如把“热”说成“像火”，把“冷”说成“像水”，把“硬”说成“像石头”，把“软”说成“像兽皮”等等。诗人在建构意象语言时，通过直觉联想来表达情感。正是这种直觉联想在本质上决定了诗歌意象语言具有强烈的具象性和情感性。
超常想象。当诗人独特的感受与情感不能在客观事物中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时，诗人就会凭借自身的超常想象力，对客观事物加以变形重铸，让心灵孕育的意象以新奇的构造方式妥帖地传达诗人的情意。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当客观事物“皆著我之色”后，便蕴涵了丰富的情感。
诗人通过直觉联想或超常想象进行隐喻思维，将自己的某种主观情思与客观事物的某些感性特征对应起来，发现或建构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建构出隐喻性的诗歌意象语言。 客观物象是多层面的，诗人总是依据自己的表达需要，选取某一层面，创造诗歌意象。有些诗歌中的意象倾向并不明显，或有些特殊意象超出了特定内涵，这就需要在具体语境中深入体会，分析诗人选取了物象的哪个侧面，从而才能准确地把握意象。例如，诗人看见圆而红的“夕阳”时，感觉它很美，这种直觉美感可能会引起诗人对“夕阳”这一客观事物多个侧面的联想或想象，从而产生不同的主观感受：可能是落霞满天的美景而引起的对多彩暮年的感叹；可能是目睹夕阳西下而产生的没落凄凉的哀愁；可能是见日落所引起的思人怀乡的惆怅；也可能是对时光流逝永不复返的无奈的感伤；或许还可能是详和静谧的夕阳景象所引起的安适和恬静之感等等。当诗人通过潜在的创造性联想或想象，将“夕阳”某个方面的特征与他的某种情感建立相似性联系时，当词语“夕阳”被当作主体意象词语而进入诗歌作品中，这时的意象词语“夕阳”也就成为诗人某种思想情感的对应物和承载物，意象词语所承载的诗人情感即是它具有的深层内在意蕴。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写道：“那么我们走吧，你我两个人，/天空下慢慢铺展着的黄昏/像一个麻醉在手术台上的病人。”此诗是艾略特1917年发表的作品。诗句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了当时人类的生存境况。诗歌用内心独白的形式，表现出主人公普鲁弗洛克在求爱途中敏感、压抑、胆怯、自卑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心理。诗人以普鲁弗洛克象征一战时期陷入情感危机且精神极度空虚的现代西方人，以他所处的世界象征处于半生半死麻醉状态的现代西方社会。在上面的诗句中，诗人使用了主体意象词语黄昏。诗人运用隐喻思维机制，通过对黄昏那种“昏暗、朦胧、沉闷”的特点和“麻醉在手术台上的病人”那种“神智不清”的状态之间的相似性联想，自然界的黄昏景象便成了“像一个麻醉在手术台上的病人”。阿恩海姆曾说：“一棵垂柳之所以看上去是悲哀的，并不是因为它看上去像是一个悲哀的人，而是因为垂柳枝条的形状、方向和柔软性本身传达了一种被动下垂的表现性。”⑤ 当垂柳这种被动下垂的表现性诱发了人们的愁绪，或与人们伤感、低落的情绪相吻合时，垂柳便成为这种悲伤情绪的寄托物。
直觉联想或超常想象使不同事物间的联系在建构诗歌意象语言的隐喻式思维和隐喻式语言中显现出来，它们驱使诗歌意象语言不断地在某种情感和客观事物之间创造新的相似性关系。诗歌意象语言隐喻性的实现，离不开直觉联想或超常想象的激发和粘连作用：一方面，诗歌意象语言在其作用下为隐喻性提供特定的语境和组合方式；另一方面，直觉联想和超常想象又在特定语境和组合方式的作用下，被充分地调动和激活，从而能够沟通诗歌意象语言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的联系，正如霍克斯所说：“隐喻所惯用的统一不同事物以及反复强调其‘相似点’的方法，都刺激和显示着想象，继之而来的则是：想象以隐喻的形式把自己纳入人类所特有的语言机能当中。” ⑥
诗人建构诗歌意象语言时，运用了隐喻思维机制。隐喻思维是以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相似性为基础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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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隐喻思维遵循着世界万物同形同构、相互渗透的思维规律。诗人通过直觉联想或超常想象的思维运算方式来发现或建构主观情感和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将自己的某种主观情思与客观事物的某些感性特征对应起来，从而建构出隐喻性的诗歌意象语言。注释：
① 王诺：《原始思维与神话的隐喻》，《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
② 刘芳：《原始思维与诗歌语言》，《江汉论坛》2006年第12期。
③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页。
④ 陈本益：《中外诗歌与诗学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4页。
⑤ 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5页。
⑥ 霍克斯：《隐喻》，穆南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作者简介：刘芳，女，1968年生，河南平顶山人，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上海，200083。
（责任编辑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