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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的干训工作从1932年开始至1949年结束，历经县政研究会和县政训练所、地方政治讲习院、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以及省训练团四个时期。干训规模逐渐扩大，组织机构渐趋完善，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训练方式、考核方式、讲师素质、经费、训练成绩的运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得训练效果不尽人意。究其根源，症结在于国民党的干部政策、指导思想、廉政建设、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弊端。
关键词： 国民党； 江西省； 干训工作； 原因
1673-9973（2012）04-0016-05
作为国民党党务工作和政权建设相当重要的一环，干部训练始终是国民党在完善组织工作、增强组织力量、扩大党务、动员民众等方面的重要举措。在大陆期间，国民党从广州时期到败退大陆之时坚持进行干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试以国民党江西省的干训工作为视角，对国民党干训工作的缺失及原因作一管窥。
3. 省训团干部训练的方式和方法存在很大弊端。一是精神训练的方法简单单一。精神训话和政治讲演这种方式很难使学员的信仰和精神真正得到提高，即便短时期感到“热血沸腾”，也难敌长时间的工作环境、社会环境的浸蚀。作为精神训练方法的军训和军事化管理同样存在这个问题。通过训练，学员在短期内似乎组织性、纪律性得到了加强，但回归社会后，缺乏监督与惩处以及在团时形成的集体氛围，取得的效果也就渐趋消失。二是训练中主要是纸上谈兵。省训团主要的训练方式是课堂讲授，除了军事演习外，其它各科演习也是纸上推演，学员凭空设计方案，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训导和专任讲师进行评阅，呈现空对空的情况。熊式辉本人在后来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今日之人才贫乏，乃过去太不肯以事培养人”，不注重以实践工作来训练干部。三是对于受训人员的考验标准太低，考核方式方法不科学。对于受训人员的特训甄审与结业考试，所定及格标准太低，形成了来者不拒，训者及格的问题。对学员的考核也很不科学，定性多于定量，呈现出程式化的倾向，寥寥几句公式化的语言就对一个学员进行了鉴定。
4. 训练成绩未能在人事行政上发生重要作用。干训成绩不能在职务任免上发挥作用，例如：学员郑学侨指出：“县训所此次调训保国民学校校长，上课未及一周，县府即将各校校长分别发表，受训校长鉴于工作派定，自然不安心受训。如是纷纷请问县府教育科长：‘不受文化干事训练与职务有无关系’，教育科长答：这在我，无关。学员闻此言后，即拟自动离所”。非但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以工作需要为名，免去在省训团受训人员的职务。浮梁县训练所教育长李熙纲在给省主席曹浩森的报告中写到：“大部受训学员均被政府淘汰”，他建议省主席曹浩森要求“县府对行政干部之任免应以受训成绩及辅导考核为根据”。这种一边受训一边失业的现象使得地方行政干部视训练为畏途，每当奉命调训的时候就设法规避，躲避不了就对训练工作敷衍行事。
5. 讲师素质参差不齐，兼任讲师缺课太多。应该说省训团专任讲师和特约讲师的素质是比较强的，其中特约讲师是当时江西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但课程实在太多，专任讲师太少，特约讲师又没有整段的时间来开课，只得另聘其他讲师。由于课酬较低，请不到高水平讲师，致使讲师素质难免参差不齐。再加之“官员讲师”是省政府及各厅处的官员，公务繁忙，经常出现缺课、停课的现象，影响了省训团正常的教学秩序。
6. 训练经费过于困难，送训机关负担太重，学员的基本生活不能得到保障。省训团的训练经费本来就很紧张，加之物价不断波动，预算难以追加，致使设备简陋，教材缺乏，训练所遭受的困难比较严重。特别是到国共内战时期，经费越是紧张，甚至到了停办县训班、向银行举债办省训团的境地。不仅省训团经费紧张，而且送训机关负担也太重。各县市送训人员，所需往返旅费以及受训期间的给养费，按规定应由各该县市政府发给。地方政府感到负担太重，因此拨付给学员的款项严重不足，以致调训人员没有路费、没有生活费的现象时有发生。
1. 国民党的干部任用政策严重影响了学员受训的积极性。在江西省以及国民党整个干部队伍中，都极为缺乏公平竞争的土壤，训练成绩在人事任用上的作用有限，导致学员不愿受训，不认真受训。唐纵就认为：“过去组织训练之所以失败，原由于未能打破人事关系改造恶劣环境之故也”。自己就承认国民党是“论派系不论政策，论地域的关系，不论工作的需要”。熊式辉也指出：“在上者失去曲直是非之准则，以亲疏论贤愚，以爱恶论能拙，以喜怒论升黜，以恩怨论予夺，一切只凭个人情感。在下者，亦不重视自己之贤愚能拙，乃至功罪，只须奔走钻营，不得罪于巨室，为其升官发财之不二法门”。用人的腐败和导向以及不能很好解决学员的利益关切，必然导致干部对参训没有，没有兴趣。干部千方百计规避训练，不安心受训，不踏实受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 干部训练在国民党的整个运作体系中地位不高。从表面上看，国民党和对干训十分重视，成立了高规格的训练机构，大办训练班，还就干训的重要性多次予以论述。但一个部门的事务受重视的程度与该部门掌握的资源成正比，掌握的资源越多受到的重视越多，受到的重视越多掌握的资源也就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说，省训团以及国民党的干训机构在整个国民党运作体系中的地位并不高，因为它不掌握最重要的行政资源——对官员的任免权，哪怕是提名权或者否决权。除此之外，省训团及其附属的干训机构存在严重的经费短缺现象。固然整个行政经费紧张，但干训费用作为预算中很少的部分居然不能处于优先保障的地位。甚至有时还出现军队等其他部门占用干训机构场所屯兵和做其他事情的情况。在其他部门和人士的心目中，省训团是个可有可无、无关痛痒的部门。一个不被重视，不受尊重，没有权力，缺钱少物的部门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业绩？
3. 国民党的干训缺乏坚定明晰的指导思想，学员无所适从。作为国民党意识形态核心的三义，经过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从不同角度的阐释，已经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大框，三义的内涵和外延趋于模糊，导致了全党意识形态的大混乱。江沛指出：“三义作为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符号相当抽象，……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西山会议派、党内左派等各有诠释，也有其特定的解读”。因此，在三义这个帽子下面，出现了“戴记三义”、“胡记三义”、“汪记三义”以及“蒋记三义”。本人就指出：“同在三义之下，还有许多理论，自己任意解释，有的以为三义近于共产主义，现在可说正是一个思想很纷杂的时代，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无所适从，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究竟是听哪一种说法好，究竟要怎样的制度才适合中国的需要”。多向度的解释使得三义趋于混乱。而且，三义没有能够与时俱进，“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在汪精卫、胡汉民、等诸强对政治权威的争夺中，都因要强调‘道统’而不敢对三义进行理论创新，只知道高举三义这块金字招牌借以压人，致使三义渐失魅力与光彩”。这样混乱和失去魅力的指导思想，岂能奢求学员信奉？
关键词： 国民党； 江西省； 干训工作； 原因
1673-9973（2012）04-0016-05
作为国民党党务工作和政权建设相当重要的一环，干部训练始终是国民党在完善组织工作、增强组织力量、扩大党务、动员民众等方面的重要举措。在大陆期间，国民党从广州时期到败退大陆之时坚持进行干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试以国民党江西省的干训工作为视角，对国民党干训工作的缺失及原因作一管窥。
一、干部训练概貌
国民党江西省的干部训练工作从1932年开始至1949年结束，历时18年，共经过县政研究会和县政训练所时期、地方政治讲习院时期、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时期以及江西省训练团时期。(一)干训第一阶段（1932年2月至1938年初）
在此之前，朱培德主赣期间曾经设立吏治训练所，但由于派系斗争激烈，干训没有走上正轨。真正开展起来是从熊式辉主政江西开始。熊式辉认为：“省政基础在县，一县如何为治，必就今日之环境重新讲求，慎密计划”，因而需要召集在县政问题上有一定见识之人，施以短期训练，共同研讨。基于此考量，他于1932年2月在民政厅内附设县政研究会，1935年在县政研究会基础上成立县政训练所。该阶段主要进行了以下干部训练：一是县区政干部训练。从1932年1月至1934年9月，县政研究会先后开办6期，参加研究会的学员共计344名。到1934年10月，随着红军主力撤出江西，干训的重心由“协剿”转源于：论文书写格式www.udooo.com
变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客观上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干部。但原先的县政研究会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因此，省政府于1935年初将县政研究会改为县政人员训练所，对训练规模进行扩大，轮调全省县长、县佐及区长等人员。县政训练所从1935年2月至1937年2月，共训练6期1375人。同时还进行了其他业务干部的训练，包括财务干部训练、警务行政人员训练、农业建设人才训练、合作指导干部训练、土地测量干部训练等。(二)干训第二阶段（1938年5月至1940年7月）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为了顺利推行战时施政，“造就政治干部人才”，江西省政府拟定了《地方政治讲习院组织大纲》，对干训进行规划。1938年5月，地方政治讲习院在南昌梅岭正式成立。该阶段主要进行以下干部的训练：一是区乡镇人员训练。共训练了4期，其中从第三期开始增设指导处，调整军训组织，设立编审室，设置示范乡设计委员会。二是县政干部人员训练。因为从1940年江西省推行县各级组织新制，对于干部的需求大增，于是分期调集各级机关及各县政府现任工作人员受训。三是妇女干部训练。政讲院虽然存在时间较短，但“实开全国地方行政干部训练之先河”。它建立了完善的组织架构，为后来干训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三)干训第三阶段（1940年8月至1946年6月）
在对政治讲习院改组的基础上，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于1940年8月1日成立。该阶段的干训情况大致如下：一是进一步完善了管理制度。截至1944年1月，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制订了总类、人事、教务、训导、总务、辅导、军训、区县训练八个方面的132个文件。二是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训练科目分为共同科目和专业科目，共同科目为“总理遗教”、“总裁言行”等课程，专业科目则与各类干部的实际工作特点相结合。教材主要类型为孙中山和的思想言论、基本政治理论知识和国民党现行政策、中国历史地理、国民党历史以及中国传统知识、党务、行政工作的实际应用技术、江西的省情和县情教材。三是开设了县行政人员训练班、区政人员训练班、乡镇人员训练班、兵役人员训练班、县训所干部人员训练班。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党务干部训练、妇女干部训练、计政人员训练、国民教育师资训练、建设技术人员训练、卫生技术人员训练等。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成立前后，存在一些单独设班开训的现象，主要包括战时警官补习班、农业建设干部人员训练班、建设事业工作人员训练所、车务人员训练班、测绘人员训练班等。蒋经国主导的“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干部训练班”主要从事团干训练。熊式辉创办的中正大学，也有培养和训练干部的考量，希望中正大学“成为一般政治人员之理论研究所”，“成为一般政治工作之技术供应部”，负责培养“县乡镇各机关需要（之）工作干部”。(四)干训最后阶段（1946年7月至1949年5月）
抗战结束后，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于1946年7月改称江西省训练团，直接隶属于江西省政府。这个时期的工作主要包括：一是调整训练机构。省训团原隶属于训练委员会，1946年7月，遵奉中训会命令，改隶省政府，并改称江西省训练团。另外，由于经费紧张，省政府于1947年12月9日给省训练团发布训令，要求撤销各县市训练机构。因此，各县县训所于1947年底一律裁撤。但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升级，为了适应“戡乱建国”的需要，自1948年8月起，局部恢复。二是从事军官转业训练。抗战结束之后，省训练团负责对3000名转业军官进行训练，将他们分为地方自治人员、教育人员、财政人员、建设人员、地政人员、军事人员等六大部门进行训练，共结业学员2003人。三是开展普通训练。抗战结束后，为了给收复区培养干部以便建立政权组织，训练团开办了收复区户政人员训练班、收复区县教育长训练班。之后训练重心转向转业军官训练，从1947年第2期开始恢复训练党政干部。1948年的训练是以配合动员“戡乱”为中心，学员分为行政干部及特班干部两部分。到1949年5月，江西省训练团被人民解放军南昌军管会接管，国民党江西省干训工作就此落幕。源于：论文格式标准www.udooo.com
2. 训练内容太多，训练时间相对较少。省训团的训练内容一般分为精神训练和专业训练，每一种训练内容之下又分若干门课程，每门课程的内源于：毕业论文指导记录www.udooo.com
容又非常繁杂，而总的训练时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比如，省训团乡政班第7期乡镇长组共同科目为“总理遗教”等16门课程，训练时间仅为232小时。专业科目为“户籍行政”等18门课程，训练时间仅为142个小时。省训团的训练时间按每天11小时计算，这么算来，每门共同科目的时间就一天多，每门专业科目的时间不到一天，学员根本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学好这些课程。3. 省训团干部训练的方式和方法存在很大弊端。一是精神训练的方法简单单一。精神训话和政治讲演这种方式很难使学员的信仰和精神真正得到提高，即便短时期感到“热血沸腾”，也难敌长时间的工作环境、社会环境的浸蚀。作为精神训练方法的军训和军事化管理同样存在这个问题。通过训练，学员在短期内似乎组织性、纪律性得到了加强，但回归社会后，缺乏监督与惩处以及在团时形成的集体氛围，取得的效果也就渐趋消失。二是训练中主要是纸上谈兵。省训团主要的训练方式是课堂讲授，除了军事演习外，其它各科演习也是纸上推演，学员凭空设计方案，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训导和专任讲师进行评阅，呈现空对空的情况。熊式辉本人在后来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今日之人才贫乏，乃过去太不肯以事培养人”，不注重以实践工作来训练干部。三是对于受训人员的考验标准太低，考核方式方法不科学。对于受训人员的特训甄审与结业考试，所定及格标准太低，形成了来者不拒，训者及格的问题。对学员的考核也很不科学，定性多于定量，呈现出程式化的倾向，寥寥几句公式化的语言就对一个学员进行了鉴定。
4. 训练成绩未能在人事行政上发生重要作用。干训成绩不能在职务任免上发挥作用，例如：学员郑学侨指出：“县训所此次调训保国民学校校长，上课未及一周，县府即将各校校长分别发表，受训校长鉴于工作派定，自然不安心受训。如是纷纷请问县府教育科长：‘不受文化干事训练与职务有无关系’，教育科长答：这在我，无关。学员闻此言后，即拟自动离所”。非但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以工作需要为名，免去在省训团受训人员的职务。浮梁县训练所教育长李熙纲在给省主席曹浩森的报告中写到：“大部受训学员均被政府淘汰”，他建议省主席曹浩森要求“县府对行政干部之任免应以受训成绩及辅导考核为根据”。这种一边受训一边失业的现象使得地方行政干部视训练为畏途，每当奉命调训的时候就设法规避，躲避不了就对训练工作敷衍行事。
5. 讲师素质参差不齐，兼任讲师缺课太多。应该说省训团专任讲师和特约讲师的素质是比较强的，其中特约讲师是当时江西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但课程实在太多，专任讲师太少，特约讲师又没有整段的时间来开课，只得另聘其他讲师。由于课酬较低，请不到高水平讲师，致使讲师素质难免参差不齐。再加之“官员讲师”是省政府及各厅处的官员，公务繁忙，经常出现缺课、停课的现象，影响了省训团正常的教学秩序。
6. 训练经费过于困难，送训机关负担太重，学员的基本生活不能得到保障。省训团的训练经费本来就很紧张，加之物价不断波动，预算难以追加，致使设备简陋，教材缺乏，训练所遭受的困难比较严重。特别是到国共内战时期，经费越是紧张，甚至到了停办县训班、向银行举债办省训团的境地。不仅省训团经费紧张，而且送训机关负担也太重。各县市送训人员，所需往返旅费以及受训期间的给养费，按规定应由各该县市政府发给。地方政府感到负担太重，因此拨付给学员的款项严重不足，以致调训人员没有路费、没有生活费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存在问题的根源
即使干训中存在的直接问题得以解决，干训效果依然不可能很好，这是由国民党的整个干部政策、指导思想、廉政状况和组织结构所决定的。1. 国民党的干部任用政策严重影响了学员受训的积极性。在江西省以及国民党整个干部队伍中，都极为缺乏公平竞争的土壤，训练成绩在人事任用上的作用有限，导致学员不愿受训，不认真受训。唐纵就认为：“过去组织训练之所以失败，原由于未能打破人事关系改造恶劣环境之故也”。自己就承认国民党是“论派系不论政策，论地域的关系，不论工作的需要”。熊式辉也指出：“在上者失去曲直是非之准则，以亲疏论贤愚，以爱恶论能拙，以喜怒论升黜，以恩怨论予夺，一切只凭个人情感。在下者，亦不重视自己之贤愚能拙，乃至功罪，只须奔走钻营，不得罪于巨室，为其升官发财之不二法门”。用人的腐败和导向以及不能很好解决学员的利益关切，必然导致干部对参训没有，没有兴趣。干部千方百计规避训练，不安心受训，不踏实受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 干部训练在国民党的整个运作体系中地位不高。从表面上看，国民党和对干训十分重视，成立了高规格的训练机构，大办训练班，还就干训的重要性多次予以论述。但一个部门的事务受重视的程度与该部门掌握的资源成正比，掌握的资源越多受到的重视越多，受到的重视越多掌握的资源也就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说，省训团以及国民党的干训机构在整个国民党运作体系中的地位并不高，因为它不掌握最重要的行政资源——对官员的任免权，哪怕是提名权或者否决权。除此之外，省训团及其附属的干训机构存在严重的经费短缺现象。固然整个行政经费紧张，但干训费用作为预算中很少的部分居然不能处于优先保障的地位。甚至有时还出现军队等其他部门占用干训机构场所屯兵和做其他事情的情况。在其他部门和人士的心目中，省训团是个可有可无、无关痛痒的部门。一个不被重视，不受尊重，没有权力，缺钱少物的部门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业绩？
3. 国民党的干训缺乏坚定明晰的指导思想，学员无所适从。作为国民党意识形态核心的三义，经过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从不同角度的阐释，已经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大框，三义的内涵和外延趋于模糊，导致了全党意识形态的大混乱。江沛指出：“三义作为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符号相当抽象，……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西山会议派、党内左派等各有诠释，也有其特定的解读”。因此，在三义这个帽子下面，出现了“戴记三义”、“胡记三义”、“汪记三义”以及“蒋记三义”。本人就指出：“同在三义之下，还有许多理论，自己任意解释，有的以为三义近于共产主义，现在可说正是一个思想很纷杂的时代，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无所适从，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究竟是听哪一种说法好，究竟要怎样的制度才适合中国的需要”。多向度的解释使得三义趋于混乱。而且，三义没有能够与时俱进，“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在汪精卫、胡汉民、等诸强对政治权威的争夺中，都因要强调‘道统’而不敢对三义进行理论创新，只知道高举三义这块金字招牌借以压人，致使三义渐失魅力与光彩”。这样混乱和失去魅力的指导思想，岂能奢求学员信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