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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经济危机的事前无法预测及事后的束手无策，致使高深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世界的脱节现状惹人担忧，以致有人开始质疑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否有其存在的价值。在此背景下，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爆出冷门，授予了不被各大预测机构看好的沙普利和罗斯。这次的诺奖颁布究竟有何特殊的现实意义？带着这一疑问展开了研究，重点分析了沙普利和罗斯这两位学者主要成就的实践意义，并提出了对中国经济的四项启示，以期对我国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提供现实帮助。
关键词：合作博弈 机制设计 稳定匹配 启示
一、引言
2012年10月15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罗斯（Alvin E.Roth）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沙普利，以表彰他们在“稳定分配与市场设计实践理论”方面的贡献，即以稳定匹配的抽象理论和市场制度的实际设计这两个角度来解决“如何尽可能恰当地匹配不同的市场主体”这一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这意味着博弈论的研究和应用再一次获得了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代表的世界主流经济界的认可，并清晰地表达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期待，即面对全球经济的灾难及挑战，合作才是度过挑战的关键。而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解决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凸显的问题，对于缓解冲突、引导合作，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和市场设计进程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合作博弈也称为联盟博弈，与强调个人理性及“双不亏”结局的非合作博弈不同，合作博弈强调集体理性和“共赢”结局。合作协议达成后，就形成联盟，使博弈各方中至少一方的利益会有所增加，因而使全社会利益增加，增加的利益又称为合作剩余。合作博弈各方关心的是合作剩余的分配问题，这就取决于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和技巧。在集体理性掌控下的各方经过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妥协，继续合作。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对这种涉及各方的集体理性束手无策，难有突破。沙普利提出了一种描述成员各方处于稳定联盟状态的遵循“公平”“合理”的公理化要求的利益分配集合，若公理化要求的过多就可能无解，若公理化要求的过少就可能产生许多解，即许多种分配方案。为解决解的唯一性，沙普利证明在有限公理化条件约束下，存在唯一的效用分配方案——沙普利值，即根据博弈各方给联盟带来的增值分配合作剩余。沙普利值计算方法简便，而且能得到合作博弈的唯一解，因而使用非常广泛，通常在区域合作、产业协作研究中都可以使用这一理论。
（2）稳定匹配算法
1962年，沙普利与数学家盖尔合写了一篇题为《大学录取和婚姻稳定》的短文，提出了能确保博弈双方匹配稳定的盖尔一沙普利算法，即GS算法。他以多名男子和多名女子间的婚配为例，设想先让所有男子同时向自己中意的女子求婚，然后女子挑选最满意的一个，并剔除其他所有人选；再让没被选中的男子向第二中意的女子求婚，然后让剩余的女子挑选最满意的一个，并剔除其他所有人选；此过程不断重复，直至所有人找到对象为止。经过上面的多轮匹配，任何一个男子都不会找到比自己爱人更中意的女子，因为若更中意则那个女子一定曾经拒绝了他。使用此种方法可以确保不同群体间的匹配稳定，并可以最大程度上限制市场主体操纵匹配过程的动机。
总之，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秉承了其一贯的标准，即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杰出的理论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沙普利值和GS算法虽然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但却谈不上有什么现实意义。但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和实践检验，这一成果终于得到全社会和理论界的普遍认可。
以房地产开发政策制定为例，此项内容牵扯三方利益主体，政府、地方政府与广大居民。居民个人利益得到物权法等法律文件的确认，但其利益要求缺乏制度化的表达方式，相对而言，处于政策制定中的弱势地位；地方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因为财政体制的关系而具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自利化倾向，近年来基层政府组织与居民关于房地产拆迁、征地的纠纷事件不断出现，居民在这一过程中讨价还价，甚至做“钉子户”、等行为就成为保护其利益的方式。这种居民与地方政府的冲突就可能存在一种非合作的博弈过程，这种非合作的博弈过程意味着政策制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所带来的社会代价也是无法估量的。在一个非合作性的博弈过程中，焦点效应带来的焦点均衡落在哪个策略上，往往与社会心理、行为习惯有关。长期依赖性的利益获取方式以及缺少话语权的传统使得这种非合作的博弈均衡很难落在有利于农民利益的策略上。建立相应的多方合作博弈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成为改革中制度协调的重要前提，这意味着只有各方诉求得到合理的表达，政策设计才可能找到一种所有当事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各方都能够接受其约束，实现合作博弈的目的，这种政策才能成为一种成功的政策，各方也能在政策制定框架下实现一种稳定配对的状态。
关键词：合作博弈 机制设计 稳定匹配 启示
一、引言
2012年10月15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罗斯（Alvin E.Roth）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沙普利，以表彰他们在“稳定分配与市场设计实践理论”方面的贡献，即以稳定匹配的抽象理论和市场制度的实际设计这两个角度来解决“如何尽可能恰当地匹配不同的市场主体”这一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这意味着博弈论的研究和应用再一次获得了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代表的世界主流经济界的认可，并清晰地表达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期待，即面对全球经济的灾难及挑战，合作才是度过挑战的关键。而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解决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凸显的问题，对于缓解冲突、引导合作，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和市场设计进程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二、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贡献
1、沙普利的研究贡献
（1）合作博弈理论合作博弈也称为联盟博弈，与强调个人理性及“双不亏”结局的非合作博弈不同，合作博弈强调集体理性和“共赢”结局。合作协议达成后，就形成联盟，使博弈各方中至少一方的利益会有所增加，因而使全社会利益增加，增加的利益又称为合作剩余。合作博弈各方关心的是合作剩余的分配问题，这就取决于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和技巧。在集体理性掌控下的各方经过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妥协，继续合作。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对这种涉及各方的集体理性束手无策，难有突破。沙普利提出了一种描述成员各方处于稳定联盟状态的遵循“公平”“合理”的公理化要求的利益分配集合，若公理化要求的过多就可能无解，若公理化要求的过少就可能产生许多解，即许多种分配方案。为解决解的唯一性，沙普利证明在有限公理化条件约束下，存在唯一的效用分配方案——沙普利值，即根据博弈各方给联盟带来的增值分配合作剩余。沙普利值计算方法简便，而且能得到合作博弈的唯一解，因而使用非常广泛，通常在区域合作、产业协作研究中都可以使用这一理论。
（2）稳定匹配算法
1962年，沙普利与数学家盖尔合写了一篇题为《大学录取和婚姻稳定》的短文，提出了能确保博弈双方匹配稳定的盖尔一沙普利算法，即GS算法。他以多名男子和多名女子间的婚配为例，设想先让所有男子同时向自己中意的女子求婚，然后女子挑选最满意的一个，并剔除其他所有人选；再让没被选中的男子向第二中意的女子求婚，然后让剩余的女子挑选最满意的一个，并剔除其他所有人选；此过程不断重复，直至所有人找到对象为止。经过上面的多轮匹配，任何一个男子都不会找到比自己爱人更中意的女子，因为若更中意则那个女子一定曾经拒绝了他。使用此种方法可以确保不同群体间的匹配稳定，并可以最大程度上限制市场主体操纵匹配过程的动机。
2、罗斯的研究贡献
罗斯的主要成就在于将沙普利的理论应用于实践——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实现两个群体内微观个体间的稳定匹配。沙普利的合作博弈理论发表差不多20年后，经济学界才开始将其中的原理逐步应用到真实世界的市场里。而这个工作最主要的代表者就是罗斯。罗斯重视实验经济学和市场机制设计，他通过引入并改进GS算法，对现存制度进行了重新的机制设计，并通过系统性实验帮助许多特殊市场的微观个体如医院和医生、学校和学生、器官捐献者和病人间进行配对，从而使这些群体内各微观主体都能达到更有效匹配。总之，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秉承了其一贯的标准，即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杰出的理论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沙普利值和GS算法虽然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但却谈不上有什么现实意义。但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和实践检验，这一成果终于得到全社会和理论界的普遍认可。
三、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总结沙普利和罗斯的主要成就，可得到四点启示：一是博弈中注重合作才能共赢；二是理论需要应用于实践才能体现其社会价值；三是机制设计要比单纯依靠市场或求助于政府有用得多；四是发展中应对微观个体寄予更多的关注和关怀。1、合作才能共赢
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是一种政府主导的体制变迁，涉及到各方利益格局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如何解决这些冲突实现各方共赢就要用到合作博弈的思想。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税费改革等多项改革都是政府主导下的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这种改革涉及到的各利益集团间的利益摩擦造成对改革方案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造成改革的举步维艰，这其中许多问题有待分析。以房地产开发政策制定为例，此项内容牵扯三方利益主体，政府、地方政府与广大居民。居民个人利益得到物权法等法律文件的确认，但其利益要求缺乏制度化的表达方式，相对而言，处于政策制定中的弱势地位；地方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因为财政体制的关系而具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自利化倾向，近年来基层政府组织与居民关于房地产拆迁、征地的纠纷事件不断出现，居民在这一过程中讨价还价，甚至做“钉子户”、等行为就成为保护其利益的方式。这种居民与地方政府的冲突就可能存在一种非合作的博弈过程，这种非合作的博弈过程意味着政策制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所带来的社会代价也是无法估量的。在一个非合作性的博弈过程中，焦点效应带来的焦点均衡落在哪个策略上，往往与社会心理、行为习惯有关。长期依赖性的利益获取方式以及缺少话语权的传统使得这种非合作的博弈均衡很难落在有利于农民利益的策略上。建立相应的多方合作博弈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成为改革中制度协调的重要前提，这意味着只有各方诉求得到合理的表达，政策设计才可能找到一种所有当事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各方都能够接受其约束，实现合作博弈的目的，这种政策才能成为一种成功的政策，各方也能在政策制定框架下实现一种稳定配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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