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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跨文化传播,林语堂的创作行为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本文将从政治的视角考察中美关系对林语堂创作活动的影响。
关键词:林语堂 英文创作 中美关系
林语堂后期的文学创作是一种异质文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行为,与国际国内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其创作的研究也应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下。他旅居海外三十年,共创作英文作品三十余部,从时空关系上看跨越上个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期间经历了一战和二战带给
进入20世纪,美国对中国的好感却在日益增加。一战沉重地打击了“西方中心论”,这一人类互相残杀的大惨剧不仅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空前的物质上的损耗,也以厮杀之声暴露了人性的丑恶,在科技的飞速发展中向人们走来的不再是尘世中的“上帝的天国”,而是世界的“末日”。正如美国学者艾恺所说:“就20世纪10年代、20年代及30年代而言,大战是主宰他们时代的压倒性重大灾变,大战所产生的西方文化之未来的黯淡悲观与深切怀疑是极为强烈和普遍的。”{2}这种文化信念上的幻灭感日益普遍,人们对所谓的“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产生了很大的焦虑,对于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对于人的理性信念都感到怀疑。1920—1930年,非理性思潮在美国盛极一时,并成为当时一种时髦的哲学理念。在此背景下,美国学者需要借助中国这个“他者”进行文化反省。历史上中国曾以其灿烂辉煌的文化和物产倾倒西方社会,那东方文明或可成为拯救西方的一剂良药。于是他们不再把非基督教文化看成是无可解脱的罪恶,对中国社会更加好奇、更加尊重,企图从中国寻求新的精神资源以自救,对东方文明的走向也做出了新的思考。赛珍珠《大地》就在这种背景下发表,并一举成名,奠定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广泛的兴趣和好感。美国做好了准备,要倾听他们一向漠视和忽略的中国的声音。这种好奇和探寻的态度为林语堂的接受铺平了道路。
从政府方面而言,美国也已经意识到为了能在经济和商业上获得丰厚的回报,必须培养倾向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它不仅退还了部分“庚子赔款”,同时私人资金也源源而出。林语堂便从中获益,他自小学到大学接受的全是教会学校的教育,“我欠教会学校一笔债,而教会学校也欠我一笔债……不过这笔债不能算是巨大的,他们究竟给我一个出身的机会。”{3}在他1919到1923年留学哈佛期间,也是有“庚款”的“半奖学金”。
1935年,林语堂应赛珍珠之邀用英文创作《吾国吾民》,他怀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客观、理性地揭开对于西方人眼中中国及其文化的那层神秘的面纱。他脱离了国内的启蒙救亡语境,为英文读者而写作,积极考虑西方读者的接受背景和期待视野。这本书一开始就引起了赛珍珠的惊叹,被认为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几近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目,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之前美国传教士对中国隔靴搔痒式的片面印象,更正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及其国民的误读。很快,《生活的艺术》一书出版并畅销美国,奠定了林语堂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它首先受到美国拥有几十万会员的“每月之书俱乐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的格外注重,成为特别推荐书目,在美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长达52个星期。书评家Peter Prescott在《纽约时报》著文评述说:“读完这本书之后,令我想跑到唐人街,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深鞠躬。”{4}
除了对中国做文化上的阐释之外,林语堂也保持着对政治的敏感和热情。“西安事变”后,他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公开讨论会,为中国在国际上澄清舆论。“卢沟桥事变”之后,他在美国积极地为中国争取物质援助,曾撰写《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发表在《时代周刊》上。
盛赞中国的现象最突出表现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对政府的评价上。首先是传教士阶层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在美国成了一名基督教徒。宋美龄受美国教育而且信教,在这一现在由一对基督教徒夫妇领导、其成员大部分受过教会学校和美国大学教育的新政府中,传教士阶层看到了希望。1938年,他们发动运动,强烈要求更加主动地关注中国的困境,要求停止向日本运输战争物资,这些团体为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均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美国把处于战争的中国变为电影布景,并把中国人,包括总司令及其夫人,变为石膏圣徒。的大幅照片被《时代》杂志刊登,宋美龄成为美国的热门人物,1943年,宋美到美国请求给予对中国更多的援助时,她在公众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关键词:林语堂 英文创作 中美关系
林语堂后期的文学创作是一种异质文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行为,与国际国内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其创作的研究也应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下。他旅居海外三十年,共创作英文作品三十余部,从时空关系上看跨越上个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期间经历了一战和二战带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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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精神危机,中美关系日益密切直至成为盟友以及此后中美外交的恶化和冰封。具体而言,一战之后美国人的文化反省使得他们愿意倾听中国的声音,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和《生活的艺术》便在此时畅销美国;二战期间中美亲密的关系是林语堂后续作品成功的先决条件,此时的林语堂关心现实,抨击时政,显示了知识分子的自由与良知;二战结束后中美关系跌入谷底,林语堂也退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塔”,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古典文化的推介和对世界文化融合的思考。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曾提出,用政治的视角阐释文学文本是“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1},因此,在政治和历史的视域下观照林语堂作品更有助于人们理解他文学创作的角度、方式及意义。一、一战之后
自从北美独立,中美之间的贸易就开始了。但在长久的中美交往中,美国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在美国人眼中,只要通过适当的保护和经营,中国四亿低等人就可以变成四亿顾客,会为美国的贸易和工业开辟无限的前景。大批的商人、传教士、军队相继来到中国,这些人中绝大部分为了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可以随时使用暴力并使暴力合法化。他们确信自己种族、文明、宗教的优越性,并在与中国比较时得到了加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是一群弱小的、饥饿的、无知的人群,是罪恶的异教徒,落后而野蛮。进入20世纪,美国对中国的好感却在日益增加。一战沉重地打击了“西方中心论”,这一人类互相残杀的大惨剧不仅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空前的物质上的损耗,也以厮杀之声暴露了人性的丑恶,在科技的飞速发展中向人们走来的不再是尘世中的“上帝的天国”,而是世界的“末日”。正如美国学者艾恺所说:“就20世纪10年代、20年代及30年代而言,大战是主宰他们时代的压倒性重大灾变,大战所产生的西方文化之未来的黯淡悲观与深切怀疑是极为强烈和普遍的。”{2}这种文化信念上的幻灭感日益普遍,人们对所谓的“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产生了很大的焦虑,对于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对于人的理性信念都感到怀疑。1920—1930年,非理性思潮在美国盛极一时,并成为当时一种时髦的哲学理念。在此背景下,美国学者需要借助中国这个“他者”进行文化反省。历史上中国曾以其灿烂辉煌的文化和物产倾倒西方社会,那东方文明或可成为拯救西方的一剂良药。于是他们不再把非基督教文化看成是无可解脱的罪恶,对中国社会更加好奇、更加尊重,企图从中国寻求新的精神资源以自救,对东方文明的走向也做出了新的思考。赛珍珠《大地》就在这种背景下发表,并一举成名,奠定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广泛的兴趣和好感。美国做好了准备,要倾听他们一向漠视和忽略的中国的声音。这种好奇和探寻的态度为林语堂的接受铺平了道路。
从政府方面而言,美国也已经意识到为了能在经济和商业上获得丰厚的回报,必须培养倾向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它不仅退还了部分“庚子赔款”,同时私人资金也源源而出。林语堂便从中获益,他自小学到大学接受的全是教会学校的教育,“我欠教会学校一笔债,而教会学校也欠我一笔债……不过这笔债不能算是巨大的,他们究竟给我一个出身的机会。”{3}在他1919到1923年留学哈佛期间,也是有“庚款”的“半奖学金”。
1935年,林语堂应赛珍珠之邀用英文创作《吾国吾民》,他怀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客观、理性地揭开对于西方人眼中中国及其文化的那层神秘的面纱。他脱离了国内的启蒙救亡语境,为英文读者而写作,积极考虑西方读者的接受背景和期待视野。这本书一开始就引起了赛珍珠的惊叹,被认为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几近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目,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之前美国传教士对中国隔靴搔痒式的片面印象,更正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及其国民的误读。很快,《生活的艺术》一书出版并畅销美国,奠定了林语堂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它首先受到美国拥有几十万会员的“每月之书俱乐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的格外注重,成为特别推荐书目,在美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长达52个星期。书评家Peter Prescott在《纽约时报》著文评述说:“读完这本书之后,令我想跑到唐人街,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深鞠躬。”{4}
除了对中国做文化上的阐释之外,林语堂也保持着对政治的敏感和热情。“西安事变”后,他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公开讨论会,为中国在国际上澄清舆论。“卢沟桥事变”之后,他在美国积极地为中国争取物质援助,曾撰写《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发表在《时代周刊》上。
二、二战时期
在这一时期,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由“同情”上升为“赞赏”。1937年,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开始后,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也随着战争的升温而提高。美国人远远地注视着中国人尽他们最大力量抵御日本人的进攻,中国人以弱抗强的英勇行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中国人的同情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全国性感情。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中国成了美国同一战壕的盟友,中国在美国的形象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赛珍珠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中国的民众正在进行着伟大的奋斗,即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当我看到现在的中国在为反对威胁她的自由的敌人斗争中,所出现的从未有过的团结统一时,我对她的爱慕之情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带有严重的排华法案也在这一时期被废除。盛赞中国的现象最突出表现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对政府的评价上。首先是传教士阶层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在美国成了一名基督教徒。宋美龄受美国教育而且信教,在这一现在由一对基督教徒夫妇领导、其成员大部分受过教会学校和美国大学教育的新政府中,传教士阶层看到了希望。1938年,他们发动运动,强烈要求更加主动地关注中国的困境,要求停止向日本运输战争物资,这些团体为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均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美国把处于战争的中国变为电影布景,并把中国人,包括总司令及其夫人,变为石膏圣徒。的大幅照片被《时代》杂志刊登,宋美龄成为美国的热门人物,1943年,宋美到美国请求给予对中国更多的援助时,她在公众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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