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市场我国金融市场开放与风险防范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我国越来越需要融入世界金融市场的大格局，对于我国与世界金融市场来说，金融市场的开放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开放就有风险，有风险就必须防范。本文正是以开放为基本视野基点，通过三个部分：导言即金融市场开放的定义与理论渊源，拉美国家金融市场开放的事例反思以及我国转型期的市场规则建设来论述我国如何走好金融开放的每一步。
【关键词】金融市场 金融风险 风险防范
一、导言
金融市场又称为资金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资金融通市场。20世纪70年代以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线，整个资本主义出现了 “滞涨”的社会现象。面对“滞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基本丧失了解释力，国家干预的政策基本束手无策。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应运勃兴，并借助“撒切尔革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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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革命”，不仅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而且占据了国家宏观公共政策的制高点。作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成果化的典型体现，金融市场的开放则是个顺理成章的步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国家的过度干预必然导致社会的普遍的过分的理性预期，是导致滞涨的根源。解决这一状况的办法就是放松管制。
1989年的《华盛顿共识》正式将金融市场的开放作为美国为主的国际垄断资本推进全球一体化的三位一体的具体措施而正式登场。分析资本主义的属性，全球化是其本质需求与客观需要。因此，开放的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所谓开放的市场，就是开放的国际市场。实际上资本主义的产生就是国际的，他的产生不是一个单独的来源，而是全世界十分国际化的诸多因素，激烈碰撞的随机耦合。他是前世界体系裂变的结果，所以产生是国际的，结果也是国际的。
那么什么是开放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开放分为广义与狭义。狭义指的是个体的地方（本国）金融市场融入整体的全球金融市场体系的过程，是地方金融市场从封闭发展状态向开放状态转变的过程。广义的金融市场开放是双向的开放，即货币资本、证券资本和借贷资本跨国双向流动，它是金融开放的最终形态。从资本流动的角度看，金融市场开放除了短期货币资本、证券资本流动自由化外，还包括国际借贷活动的自由化，如在国际债券市场借贷、向国外商业银行借款等等，其中汇率与利率的市场化是明显标志。
由此我们对开放的金融市场与其背后的理论背景有了个初步的认识。
虽然金融市场的开放是全球化的必然步骤，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鼓吹金融开放的诸多好处，然而观察世界各国金融开放的结果却不尽相同。英美等世界强国通过开放的金融市场经济愈加腾飞自不尽言，而拉美、东南亚的诸多国家却或有苦有甜，或苦不堪言，同样的我们中国面临这样十字路口，必须以史为鉴，通过对其经验的总结，来明确一个国家到底具有了什么样条件才可以做到对于金融市场健康的开放。
然而时不我待，我们首先要承认或者被承认一个现实：就是当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局面下，已经不允许我国的金融市场“遗世而独立”，加之我国秉承着对外开放的的国策，金融市场的开放是个必然的趋势，而且全面开放的时间异常紧迫。

二、拉美国家金融市场开放与反思

关于金融市场的事例有很多，我们仅从拉美国家的金融市场分析，来以一斑窥全豹。
关于自由开放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家莫过于拉美国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借开始改革之名，并利用贷款附加条件，市场准入等一系列方式，推销“财政纪律”、“税收改革”、“金融自由”及“贸易自由”等十项主张的“华盛顿共识”。强制性的推动拉美国家进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使拉美成为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田。客观地来说，这一阶段一定程度上使拉美国家经济繁荣。然而好景不长，1982年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先后爆发了国际债务危机，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主的国际资本通过“贝克计划”与“布雷迪计划”强制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措施实施“改革措施”，否则则不提供美元贷款。拉美国家被迫全盘接受。在此期间，拉美国家民族工业实力受挫，更有甚者，外国资本鼓吹的“非国有化”实际成为了“外国化”；1980—1990年间，国民收入下降幅度最小为2.4%，最多为37%，近一半的国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拉美国家遭受了第一个“失去的十年”[3]。
在分析拉美国家的开放历史后，由自由主义主导的开放市场没有成为经济的救世主，反而成为了引诱夏娃的撒旦，当拉美国家吃下开放这个苹果时，地狱之门便悄然打开了。
分析拉美国家金融失败的原因，有这几点是值得思考的的。
1.完全不加控制的市场开放是金融市场开放失败的根本原因。辅之其政府没有做好市场的内部控制与监控，对市场放任自流，没有一套行之有效地市场规则。就连世界知名的投机家乔治·索罗斯都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的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理论和主张嗤之以鼻。他说：“公正地说，赞成市场不受限制的观点很少表现得如此粗糙[4]。
2.绝对的私有人企业制度致使国际资本家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由于这些国际资本家背后复杂的政治背景与目的使得他们在主观上不希望拉美国家经济发达，所以人为地使拉美国家经济进入泥潭。同时，绝对的私有制度并没有给西方国家带来绝对的好处。第一，私有化使一些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其表现为，首先是大规模的私有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其次是私有化使居民的一些社会福利受到损害，贫富差距拉大。第二，资本的自由流动、出售和购写债券的自由、新的金融产品的创立，导致金融投资人的赢利超过生产性投资，资本投资主要是投向不动产和金融业。第三，尽管新自由主义者采取了一切压缩社会开支的措施，但由于失业率大幅度提高，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并未大量缩减。总之，这一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复兴发展始终停留在脆弱和摇摆不定的状态[5]。
3.政府的过度举债，使得国家经济在沉重的利息之下难以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爆发之后。从表面层次上看危机是由于这些国家存在的需求大于供给的不平衡状况，导致财政收支赤字、物价上涨、外债负担加重以及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因此，IMF认为，要缓解拉美的债务危机，首先必须降低总需求。这之后才可能着手解决结构上的问题IMF督促拉美各国采取了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措施。拉美国家在调整国内经济时分为应急性调整和战略性调整。应激性调整的主要措施包括：压缩公共开支、减少财政赤字；调整金融政策，以促进出口，防止资金外逃；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以改善国际收支。战略性调整包括：修改发展计划，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加强农业部门，使经济在部门关系协调的基础上稳定增长；实行能源多样化措施，以避免只依赖一种能源所带来的危害；整顿国营企业，将部分国营企业私有化，并关闭部分长期无经济效益的企业，以减轻亏损与国家的债务负担。但这些对策不过是延长偿债期，实施起来有其局限性，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套用英国阿克顿爵士的句式：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金融开放导致绝对的经济失败！对于我国的金融市场来说，新制度的建设与市场的规范刻不容缓。为什么是制度的重建呢，因为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今天来看仍是在过渡时期，说我国有成熟的市场还为时尚早，因此必须有一套规则来符合我国转型期的特征，而面向金融开放又是一个新的局面，所以一个新的面向金额市场开放的规则亟需建立。

三、我国转型期的市场规则建设

由于本文的篇幅与作者水平之限尚提不出一个可以面向实证的金融市场的规则，但却可以勉强描述一番。翟山鹰曾经说过：当一个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后，其企业的目标便从盈利变为了防范风险。当我国开放资本市场后，其目标也必须转向防范风险。因为在国际大资本市场中，只要风险得以防范，盈利是迟早的事。相反一味的盈利，却会带来我们国家承受不起的风险，就像曾经的拉美、日本、东南亚一样陷入持久的经济泥潭。纵观拉美、日本及拉美国家金融市场的历史，不难总结出，有两大风险是必须防范的：第

一、举债过度。第二，汇率风险。因此我们的规则的核心即是要避免这两种风险。

那么到底这个市场规则是什么样呢，可以借鉴当今行政法学界的某些思想与精神。
金融市场简单来看由四方构成，前三方分别为写方、卖方和写作技巧方。可以将这三者定义为直接参与者。第四方监管方，为间接参与者。那么规则的制定一定要符合实证性中的“行为动机一致性”否则难以解释市场中的信用风险与道德风险。对于直接参与者来说，市场规则必须具有纳什均衡即：检测设有n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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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参与博弈，如果某情况下无一参与者可以独自行动而增加收益，即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没有任何单独的一方愿意改变其策略，而在市场中唯一的策略就是守法。否则其中一方一定不会按规则办事。对于间接参与者来说，他们的任务既要调节直接参与者之间的矛盾与关系，同时也要调节市场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还要确保其克己奉公。所以严格行政法，来避免其非生产性寻利行为，防止权力的设租与寻租现象的出现。
而对于直接参与者与间接参与者的关系而言，市场规则要设计出一种“激励相容”原则的法律规则与表现的方式，迫使监督者无论有没有独立的个人利益取向，都将在制度约束下沿着公共利益的方向做出选择[6]。
对于市场法律来说其要具有“平衡性”的特点平衡理论在价值选择上对于社会多元利益上表现了应有的尊重与合理的节制，因此在民间与都易于达到普遍认同的合法性。具体来说有这几个方面：一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使金融市场中的个人与国家利益最大化同时维持其和谐稳定；二是使公市场中的参与方与监督方相互制衡；三是使市场的激励机制与协调机制协调运作。
四、结论
在应对金融市场风险时，必须把握我国国情即我国的市场与政治都位于改革的转型期这一特征，在这个现实条件下，必然有许多问题是许多市场完善的发达国家没有的，我们不应该去漠视这些问题。而我们的任务正是针对这些特有的问题来制定规则。“均衡性”的市场规则是一个比较可取的手段。在市场中的各方唯有在承认其利益并制定符合其利益又不损害他方利益的规则，才会使市场正常的运作。这其中肯定不免要借“鉴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等西方先进的政治与经济学理论。因此对于尖端理论的研究，又是我们规则建设的必要功课。
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以上只是作者对于金融市场规则妄自揣度，不免缺乏新意与实证性缺陷。然而科学本来就是个不断论证与否定的过程。同时金融市场的完善需要实践理论的双重支撑缺一不可，完善的市场建设必然需要具体的实验行为。相信在一次又一次的研究之下，必然会提炼出使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规则与制度。
参考文献
张国庆.公共行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3]张国庆.公共行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李淑梅.新自由主义与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J].理论学刊， 2005 （05）：13-15.
[5]程恩富.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J].求是， 2005 （03）： 38-41.
[6]包万超.行政法与社会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作者简介：梁伟杰（1991-），男，汉族，山西阳泉人，本科，研究方向：金融；何旭东（1970-），男，汉族，安徽宿州人，博士，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风险管理。
（编辑：陈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