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摘要：厘清“聋人大学生的社会身份”一词的内涵及研究脉络，对准确定位聋教育实践中的研究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聋”和“社会身份”二词的概念背景进行梳理，及回顾社会建构视角意义上涉及“聋人身份”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得出“聋人大学生社会身份”的定义，同时简要讨论前人文献对于高等聋教育中社会身份研究的启发。
关键词：聋人、社会身份、社会建构
分类号：G762
“聋人大学生的社会身份”一词的内涵並不复杂，但随着不同的社会一文化发展进程中对“什么是聋”的理解，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变化及相应的理论研究发展需要对聋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追溯，即：将“聋”视为一种罪恶或过失的宗教模式的早期阶段；单纯将其视为某种偏离常态的生理现象的医学模式阶段；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结果的文化模式的现代阶段。本文首先分别对“聋”和“社会身份”二词的概念界定进行梳理，再通过回顾有关“聋人身份”理论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得出“聋人大学生社会身份”的定义，同时简要讨论前人文献对于高等聋教育中社会身份研究的启发。
16世纪中期，由意大利医生加尔丹诺完成的《论精神》一书，对致聋病因做出了较为科学的分析和分类，並且根据这一分析体系，证明通过某种手段——教育——可以教会聋人发音和阅读，从而首次提出了聋人受教育的可能性。该书奠定了聋教育的基础，也是世界范围内聋教育的标志性起源。进入18世纪早期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並伴生配合大规模生产而产生的现代学校化教育，西方社会对残疾人群的界定也更为清晰、准确和精细化。心理学迅猛发展並成功介入教育领域，测量手段被大量使用並全面应用于学生个体的度量。诸如“对精神残疾和智力残疾的精确区别”以及“对聋人病患程度的精细划分”等都陆续出现；对聋人的手语和唇语教学法的发明致力于降低聋人在学习中的困难；由古代王者在法典中对民众提出的“你们应该照顾他们”的命令性要求也因各种教养院的出现得以实施，而教养院逐步制度化而演变为教育机构，完成对聋人的“照顾和学习”功能。在此之后的聋教育，进入並经历了漫长的隔离教育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教育目的是救济教养，也就是将聋童集中在特殊教育学校内进行教育，这种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並行发展。
至此，西方社会对“聋”和聋人的界定才真正脱离了人类社会的幼稚心理期，不再将由残疾人群带来的心理恐惧归于神或其他未知力量，而是用人类自身发现的手段、方法以及理论去解释並试图改变残疾人群和正常人群之间的差异。
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方主流国家出现了将“聋”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现象
聋文化的主要内涵是：将“聋”理解为“属于疾病的一种，应该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怜悯；聋也随之应被视为残疾和缺陷”的医学观点是狭隘和过时的。“聋”只是一种独立、常见的文化现象，是一组使用相应手语的人所共同分享的文化。聋文化的倡导者还将医学领域中常用的英文词“deaf”改写成了“Deaf”，用大写的“D”来表示一种自成一体的文化。
中国社会对于“聋”的看法的变化类似于西方国家社会心理的发展路径。《礼记（王制》曰：喑谓口不能言，聋谓耳不闻声。古代官府对待聋人提倡“养而不教”，但在民间社会中还是普遍存在着歧视现象。唐朝后期，佛教在中原地区的普及影响了民间对因果报应的普遍相信，“比丘以是不善根，故得八轻法，一做恶痴，二口喑哑，三受身痤漏……”。“尊养善待”思想、社会的普遍轻视和“报应一赎罪”说相互融合，形成中国传统社会看待“聋”和聋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自近代以来，因为受西方文化影响，中国社会对聋的看法和聋教育的发展脉络基本和西方社会的发展阶段吻合。建国后至今的不同历史时期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舆论则更多地渲染上强烈的政治倾向色彩。
而持符号互动论的社会学者则认为，“自我”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这种互动过程使人们认识到“我是谁”。即：身份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自主实体，而是产生于社会角色中的，被建构出来的产物。还有的社会学家综合了前人的观点，认为社会身份指一系列在被定义的社会实在中，人们依据自己想参与的社会制度、背景所体现出的角色。而这种社会制度和背景则“当行动者所做的工作适合它时，它才会体现出来”。而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路径。例如爱泼斯坦认为身份是自我的复合体，因此同时具有“生理性、社会性、意识性”等多重因素，但它又经常被与“自我”这一名词交替独立使用。鲍美斯特认为“社会身份”即指自我中的“社会性自我”经由“社会建构过程”所形成的“人际间的联结”的部分。
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社会角色和社会结构这两个概念提出了构成身份的要素：社会网络中的某个位置；与某个社会相应的期望系统；个体按照相应的位置和期望来进行行动的行为。但这三个要素並不足以说明什么是身份。首先，身份的形成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持续个体终生；其次，这一过程和个体所存在的特定社会情境相关，並且通常被这一社会情境中的主要属性所影响；再次，这一过程同时包含两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方面。一个方面是社会赋予个体某种属性，並且将个体与具有相同属性的人群联系起来，将承担这一属性的个体划分为某类人，即：你是谁；你和谁是一类。这方面形成了个体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是在个体的自我发展中，通过与他人（尤其是重要他人）的互动，在“镜中我”过程形成的对自己的认识，以及自己与外界独特关系的认识，即：我是谁。这方面形成了个体的自我身份。前者强调类别，而后者强调差异。
那么，在社会学家、尤其持建构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看来，身份既是一个动词，又是一个名词。动词指身份形成的过程；名词指这一过程固化之后，由个体所承担的较为稳定的、社会角色丛的统一体。这一统一体本身即是充满矛盾的：首先，包含个体的自我身份，同时包含个体的社会身份。二者有重叠，也有差异，甚至互为基础和动力，都通过初级社会化和次级社会化过程在不断发展，但又不一定同步，有可能出现矛盾或冲突。其次，社会身份所包含的角色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序列的集合。在这个序列中，有些角色占据主要位置，並且各角色之间可能形成冲突和矛盾。再次，身份的形成在随时变化，但同时其包含的主要内容也相对固定。“基于社会角色的聋人身份”和与这一身份有关的社会行为，需要通过聋人个体在某种社会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其他角色的互动来实现，这也是社会行为对这一特定角色进行标签化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个体互动和社会结构之间得到了连接。
相关研究的主要贡献可以总结为：（1）以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聋人社会身份是社会情境与个体互动的产物这一检测设。（2）试图区分在建构过程中社会情境中的哪些因素发生了作用。（3）在社会建构过程中，个体的社会身份与自我身份经常以混合的形式同时发生变化，要对二者进行完全独立的区分，难度很大。同时，社会身份与社会身份认同/自我身份与自我认同，可以在特定情境下视为具有相同内涵的两对概念进行使用。
有的学者将“聋人文化身份”定义为“由文化给予个体的一种身份感，不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这种身份感包括：文化上的明确感，自我意识和一种基于手语、在聋人中非经自我反思而形成的自我中心感”。而聋人获得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是“发展的，可分为四个连续的阶段，並且和其他身份相异者（相异于主流群体的身份）的发展阶段类似”。这四种存在相关连续关系的不同阶段分别为：文化上完全认同听人，视聋为病态特征的阶段；对听文化和聋文化都不认同的边缘阶段；沉浸于聋文化特征中，排斥听人文化的阶段；在聋/听文化中均感适应的阶段。在最后一个阶段中，聋人能够从两种文化中得到积极支持，而不再对任何一种文化持有敌意和感到被压迫。当然，在考虑听力损伤程度不同的研究对象时，要对全聋人和重听人做出区分。有研究表明重听人相对于先天聋人被试和两岁以前致聋的被试，较少地接受沉浸模式。同时，先天聋人更好地认同聋文化身份，而后天聋人和重听者则更好地认同听文化身份。
“聋生获得聋人身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现存教育环境中是否使用了属于他，她们的母语（手语），而在于聋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剥夺了使用某种功能性语言的权力”，这种功能性语言的缺
重要他人可能包括：聋人的父母、同伴群体、教育者、管理者、雇主等。
涉及的情境因素可能包括：聋生的个人情况（致聋原因、听障程度、家庭成员中是否存在聋人、家庭成员中能够和自己使用手语的人数）；社会交往情况（是否有校外朋友、是否有新人朋友、与年长的听人或聋人朋友的交往情况、是否参加聋人俱乐部或其他社会组织）；教育安置方式（对之前阶段教育安置方式的了解、受教育动机、是否存在转学情况、原因及评价）；现阶段教育情况（与教师的关系、学校教授的课程、对考试的期待、是否有学习支持体系和对学校的喜爱程度）；对聋人身份的认识（对自己是聋人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特别的作为聋人的经验想和研究者分享、作为聋人最大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对态度的认识（对听人文化的理解，是否感受到歧视、如何理解歧视）；职业规划（是否计划进入特定的大学或学院、对职业有什么计划）等。
第二，由于中国大陆对聋童的教育安置方式主要以进入特殊学校，进行与普通学校的隔离教育形式为主，听力有残余的个体只能选择随班就读的辅助方式，当考虑高等聋教育与学生社会身份的相互作用过程时，对受教育者在已获得的教育经历中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方式予以辨析是非常关键的。
第三，由听人和聋人分别作为研究者所得到的视角具有差异性。聋人作为研究者，首先关注现有社会体系中对聋人身份发展形成缺失的制度性元素；对于所处群体是否形成稳定、一致的身份这一基本事实聋人研究者也具有切身感受，並相应能够提供直接敏锐的观察。同时，聋人研究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促进聋人群体和听人群体之间的沟通”这一策略上，相应地，相关研究也多为对现行体系的补充建议。但更多的研究流于叙述，学术更多地成为一种工具，用来对现实进行抗争和控诉，而少见反思性研究。
听人作为研究者则首选运用现有的理论工具剥离现实中被大家习以为常的现象，来反思听人社会对身份相异者的控制技术及相关系统。在此类反思中，聋人只是作为其他不利身份人群中的一种人来被研究。而由于其特殊的生理需求而带来的一些衍生问题，例如聋教育中的教学法之争、辅助技术、社会支持人员体系、乃至相应的课程设计和师资培训体系等研究主题，都围绕聋人群体的身份认同出现，並随之变化而调整。
第四，高等聋教育实践需要首先明确自身的定位和培养目标，思考如何以自身作为一种文化理解的工具，是否成为听人文化的堡垒，还是成为聋人文化的保护地，抑或为提倡一种符合教育观念而现实中却困难丛生、矛盾时隐时现的多元文化而推进自身发展。5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和反思
已有对聋人社会身份的研究方法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面向聋人群体采集数据，进行理论模型验证的量化研究；二是以理解情境与个体交互过程为重点的质性研究。量化研究允许其研究者熟悉其需要研究的问题或概念，並产生可检验的检测设。研究者认为“此类研究由实证主义或科学范式进行支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由可观测和可测量的事实组成的世界”。这种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存在着无法刻画出个体的完整和独特性的先天缺陷，且无法还原研究问题发生的复杂现实情境，只能通过测量技术的不断修订和臻于完美来进行弥补，但其研究结果可以对已有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
而质性研究的特点则在于通过研究者长时段的观察和深入访谈，以及对被研究者生活史碎片、特别是对被研究者所处社会关系网络的追溯，来实现对其现有身份形成过程尽可能贴近真实情境的还原。在此类研究中，研究者成为测量工具本身，並同时构成被研究者当下生活情境的一部分。对研究本身无处不在而持续的反思意识，成为类似于经验研究中效度和信度的逻辑保证。“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在发掘聋教育过程如何对聋人身份进行塑造的同时，质性研究可以用来刻画特定情境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形成机制，並为具体研究情境中的要素选择和访谈提纲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种研究对问题所处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均将做出既富有整合性，又具有选择性的解释，这种解释需要立足于某种社会理论之上，难免失之偏颇，却可见微知著。
（责任编校：刘在花）
关键词：聋人、社会身份、社会建构
分类号：G762
“聋人大学生的社会身份”一词的内涵並不复杂，但随着不同的社会一文化发展进程中对“什么是聋”的理解，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变化及相应的理论研究发展需要对聋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追溯，即：将“聋”视为一种罪恶或过失的宗教模式的早期阶段；单纯将其视为某种偏离常态的生理现象的医学模式阶段；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结果的文化模式的现代阶段。本文首先分别对“聋”和“社会身份”二词的概念界定进行梳理，再通过回顾有关“聋人身份”理论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得出“聋人大学生社会身份”的定义，同时简要讨论前人文献对于高等聋教育中社会身份研究的启发。
1.什么是聋
古代欧洲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将聋和其他生理残疾都视为罪恶，持有这种罪恶的人应该被社会摒弃。相应地，聋人属于应被从肉体上消灭的一类人。基督教兴盛之后，根据圣经的教义，聋人获得教会的保护和怜悯，但同时也被视为上帝对人类的一种警告和惩罚。聋人在整个社会中被漠视和忽略。16世纪中期，由意大利医生加尔丹诺完成的《论精神》一书，对致聋病因做出了较为科学的分析和分类，並且根据这一分析体系，证明通过某种手段——教育——可以教会聋人发音和阅读，从而首次提出了聋人受教育的可能性。该书奠定了聋教育的基础，也是世界范围内聋教育的标志性起源。进入18世纪早期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並伴生配合大规模生产而产生的现代学校化教育，西方社会对残疾人群的界定也更为清晰、准确和精细化。心理学迅猛发展並成功介入教育领域，测量手段被大量使用並全面应用于学生个体的度量。诸如“对精神残疾和智力残疾的精确区别”以及“对聋人病患程度的精细划分”等都陆续出现；对聋人的手语和唇语教学法的发明致力于降低聋人在学习中的困难；由古代王者在法典中对民众提出的“你们应该照顾他们”的命令性要求也因各种教养院的出现得以实施，而教养院逐步制度化而演变为教育机构，完成对聋人的“照顾和学习”功能。在此之后的聋教育，进入並经历了漫长的隔离教育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教育目的是救济教养，也就是将聋童集中在特殊教育学校内进行教育，这种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並行发展。
至此，西方社会对“聋”和聋人的界定才真正脱离了人类社会的幼稚心理期，不再将由残疾人群带来的心理恐惧归于神或其他未知力量，而是用人类自身发现的手段、方法以及理论去解释並试图改变残疾人群和正常人群之间的差异。
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方主流国家出现了将“聋”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现象
源于：论文致谢范文www.udooo.com
的新理解，同时聋文化也被视为一种亚文化，这就是“聋”的社会建构模式。这一模式认为“残障”是某个具有歧视性的社会与其具有身体物理损伤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某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残障被定义为出于政策或环境干预的目的而设置的、使个体成为残障的障碍丛的一种结果。同样，在这种模式中，聋人和其他持有少数身份或异身份的人群（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都属于“被压迫者”和“被制造者”。在教育领域内，伴随这一观点的出现，与隔离教育反其道而行之的融合教育也日趋兴起，二者争论不休。而对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而言，这种理解模式的意义在于能够为聋和聋人争取一种和持有相反身份人群同样的身份（例如：非残障者）或发展出一种社会行动的手段（例如：某种教育方式的出现、某种社会思潮或运动的形成、某种政策的出台等）来实现上述目的。聋文化的主要内涵是：将“聋”理解为“属于疾病的一种，应该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怜悯；聋也随之应被视为残疾和缺陷”的医学观点是狭隘和过时的。“聋”只是一种独立、常见的文化现象，是一组使用相应手语的人所共同分享的文化。聋文化的倡导者还将医学领域中常用的英文词“deaf”改写成了“Deaf”，用大写的“D”来表示一种自成一体的文化。
中国社会对于“聋”的看法的变化类似于西方国家社会心理的发展路径。《礼记（王制》曰：喑谓口不能言，聋谓耳不闻声。古代官府对待聋人提倡“养而不教”，但在民间社会中还是普遍存在着歧视现象。唐朝后期，佛教在中原地区的普及影响了民间对因果报应的普遍相信，“比丘以是不善根，故得八轻法，一做恶痴，二口喑哑，三受身痤漏……”。“尊养善待”思想、社会的普遍轻视和“报应一赎罪”说相互融合，形成中国传统社会看待“聋”和聋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自近代以来，因为受西方文化影响，中国社会对聋的看法和聋教育的发展脉络基本和西方社会的发展阶段吻合。建国后至今的不同历史时期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舆论则更多地渲染上强烈的政治倾向色彩。
2.什么是社会身份
身份的英文是identity，这个词同时也有“认同”的含义。有的社会学家认为：个人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学习承担社会角色，也就是在不断推进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内化与个体给定的社会地位相称的社会期待。这一过程並非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个体在接受社会化过程的同时也对其不断施加作用的过程。“地位不同于可以占据它的个体，它只不过是权利与义务的集合……角色体现了地位的动态的一面。个体被社会性地置于某一地位，並通过与其他地位的关系实现对它的占据。当他运营构成地位的权利与义务的时候，他就是在扮演角色。”而持符号互动论的社会学者则认为，“自我”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这种互动过程使人们认识到“我是谁”。即：身份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自主实体，而是产生于社会角色中的，被建构出来的产物。还有的社会学家综合了前人的观点，认为社会身份指一系列在被定义的社会实在中，人们依据自己想参与的社会制度、背景所体现出的角色。而这种社会制度和背景则“当行动者所做的工作适合它时，它才会体现出来”。而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路径。例如爱泼斯坦认为身份是自我的复合体，因此同时具有“生理性、社会性、意识性”等多重因素，但它又经常被与“自我”这一名词交替独立使用。鲍美斯特认为“社会身份”即指自我中的“社会性自我”经由“社会建构过程”所形成的“人际间的联结”的部分。
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社会角色和社会结构这两个概念提出了构成身份的要素：社会网络中的某个位置；与某个社会相应的期望系统；个体按照相应的位置和期望来进行行动的行为。但这三个要素並不足以说明什么是身份。首先，身份的形成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持续个体终生；其次，这一过程和个体所存在的特定社会情境相关，並且通常被这一社会情境中的主要属性所影响；再次，这一过程同时包含两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方面。一个方面是社会赋予个体某种属性，並且将个体与具有相同属性的人群联系起来，将承担这一属性的个体划分为某类人，即：你是谁；你和谁是一类。这方面形成了个体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是在个体的自我发展中，通过与他人（尤其是重要他人）的互动，在“镜中我”过程形成的对自己的认识，以及自己与外界独特关系的认识，即：我是谁。这方面形成了个体的自我身份。前者强调类别，而后者强调差异。
那么，在社会学家、尤其持建构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看来，身份既是一个动词，又是一个名词。动词指身份形成的过程；名词指这一过程固化之后，由个体所承担的较为稳定的、社会角色丛的统一体。这一统一体本身即是充满矛盾的：首先，包含个体的自我身份，同时包含个体的社会身份。二者有重叠，也有差异，甚至互为基础和动力，都通过初级社会化和次级社会化过程在不断发展，但又不一定同步，有可能出现矛盾或冲突。其次，社会身份所包含的角色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序列的集合。在这个序列中，有些角色占据主要位置，並且各角色之间可能形成冲突和矛盾。再次，身份的形成在随时变化，但同时其包含的主要内容也相对固定。“基于社会角色的聋人身份”和与这一身份有关的社会行为，需要通过聋人个体在某种社会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其他角色的互动来实现，这也是社会行为对这一特定角色进行标签化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个体互动和社会结构之间得到了连接。
3.社会建构视角对“聋人社会身份”的解释路径
国际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自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学者中持社会建构视角的研究日趋风靡。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其都有涉猎，研究主题既涉及“聋人社会身份、聋人文化身份、聋人身份”等概念的讨论，又包括对不同的身份认同维度的测量，以及对“聋人身份形成过程”的微观分析。这些研究之间既有差异又具重叠性。由于本文将基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开展讨论，因此主要关注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研究聋人大学生社会身份的相关文献。本文所讨论和采用的研究文献为中、英文；研究对象为成年聋人。同时，研究对象根据不同的听力损伤程度分为全聋人和重听人；根据致聋原因可分为先天致聋和后天致聋；根据父母与自己的听力差异程度可分为来自听人家庭的聋人、来自聋人家庭的聋人、来自聋人家庭的听人和来自听人家庭的听人（主要作为研究对象的同事或合作伙伴接受访谈或调查）。相关研究的主要贡献可以总结为：（1）以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聋人社会身份是社会情境与个体互动的产物这一检测设。（2）试图区分在建构过程中社会情境中的哪些因素发生了作用。（3）在社会建构过程中，个体的社会身份与自我身份经常以混合的形式同时发生变化，要对二者进行完全独立的区分，难度很大。同时，社会身份与社会身份认同/自我身份与自我认同，可以在特定情境下视为具有相同内涵的两对概念进行使用。
3.1聋人社会身份是社会情境与个体互动的产物
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由聋人群体所做出的对聋人身份的定义由以下四部分组成：个体特征、个体所处的情境、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此处的“社会环境”指和政治思潮及社会运动相关联的社会条件）。也就是说，个体特征是身份定义的基础和核心部分，基于个体特征所产生的和所处情境下各种条件的互动，构成了个体对聋人身份的认知内容。有的学者将“聋人文化身份”定义为“由文化给予个体的一种身份感，不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这种身份感包括：文化上的明确感，自我意识和一种基于手语、在聋人中非经自我反思而形成的自我中心感”。而聋人获得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是“发展的，可分为四个连续的阶段，並且和其他身份相异者（相异于主流群体的身份）的发展阶段类似”。这四种存在相关连续关系的不同阶段分别为：文化上完全认同听人，视聋为病态特征的阶段；对听文化和聋文化都不认同的边缘阶段；沉浸于聋文化特征中，排斥听人文化的阶段；在聋/听文化中均感适应的阶段。在最后一个阶段中，聋人能够从两种文化中得到积极支持，而不再对任何一种文化持有敌意和感到被压迫。当然，在考虑听力损伤程度不同的研究对象时，要对全聋人和重听人做出区分。有研究表明重听人相对于先天聋人被试和两岁以前致聋的被试，较少地接受沉浸模式。同时，先天聋人更好地认同聋文化身份，而后天聋人和重听者则更好地认同听文化身份。
3.2社会情境中的某些因素在建构过程中发挥作用
聋人个体身份感的形成来自于其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聋人家长和聋人同伴，並延续于个体的受教育情境和社会化环境中。也就是说，聋人身份的形成来自内、外部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外部机制被认为是个体与所处的特定情境互动的产物；而内部机制则来自于聋人对自我界定的个体心理发展。“聋生获得聋人身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现存教育环境中是否使用了属于他，她们的母语（手语），而在于聋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剥夺了使用某种功能性语言的权力”，这种功能性语言的缺
源于：论文格式范文模板www.udooo.com
席通过教育系统得到强化，同时带有身份赋予功能的话语体系被听人社会制造出来，並成功实现了对聋生歧视性身份的制造。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在从生理聋人身份向文化聋人身份的形成过程中，个体以一种非静态的身份状态存在，並以这种状态作为和外界互动的工具。这种状态中的个体不一定使用手语作为母语。正如前文所述，社会身份的获得过程，或说社会认同取得一致的过程，正是个体逐步承担社会角色，实现社会期待的过程。这一过程如社会学家经常谈到的，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发生在不同的群体间和社会背景之内（即：社会化机构）。通常，这一过程被分为两个阶段：初级社会化和次级社会化一。其中初级社会化发生在幼年和童年时期，最主要的社会化机构是家庭；而次级社会化则发生在儿童阶段晚期並持续到成年期，学校、同辈群体和工作单位取代了家庭，成为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力量。根据上述理论，将已有研究涉及初、次级社会化场域中聋人社会化过程，也即身份获得过程中发生影响的重要他人和情境因素做出分解和细化，可以得到一系列指标作为后续研究的参考。重要他人可能包括：聋人的父母、同伴群体、教育者、管理者、雇主等。
涉及的情境因素可能包括：聋生的个人情况（致聋原因、听障程度、家庭成员中是否存在聋人、家庭成员中能够和自己使用手语的人数）；社会交往情况（是否有校外朋友、是否有新人朋友、与年长的听人或聋人朋友的交往情况、是否参加聋人俱乐部或其他社会组织）；教育安置方式（对之前阶段教育安置方式的了解、受教育动机、是否存在转学情况、原因及评价）；现阶段教育情况（与教师的关系、学校教授的课程、对考试的期待、是否有学习支持体系和对学校的喜爱程度）；对聋人身份的认识（对自己是聋人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特别的作为聋人的经验想和研究者分享、作为聋人最大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对态度的认识（对听人文化的理解，是否感受到歧视、如何理解歧视）；职业规划（是否计划进入特定的大学或学院、对职业有什么计划）等。
4.本研究对高等聋教育研究的启示
4.1对聋人大学生社会身份定义的启示
根据上文的讨论，可以总结出：第一，身份是一种对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进行适应的产物，它並非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种变化和流动的过程。聋人大学生对高等教育这一过程进行适应的机制这一问题目前受到的关注较少。第二，身份产生于互动情境，互动情境不是分析的终点，而恰恰是分析的起点。据此，可以将“聋人大学生的社会身份”界定为：在高等聋教育这一特定场域内，由全聋生与重听生组成的行为主体，通过与场域内各种因素进行持续互动来扮演某些角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行为目标是试图达到这些角色所给定的社会期待，並将其内化。4.2对聋高等教育领域中社会身份问题研究的启示
第一，聋人文化中的身份形成可能不具有继承性，同时，聋人文化的创建者可能包括聋人、重听人和与聋人有密切联系的听人等不同个体。从聋人文化到双元文化的连续体中，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个体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来自聋人父母家庭的重听人，相比起聋人文化，更多地认同听人文化；同时，来自于父母至少有一方是聋人的听人（对这类人的英文缩写为coda），相比起来自聋人家庭源于：查抄袭率硕士毕业论文www.udooo.com
的聋人，对聋人文化的认同方式上更容易呈现出边缘化趋势。这两点启发我们要将研究对象的家庭成员的聋、听情况作为一种研究的维度。这一点在应用布迪厄的“资本再制”理论对家庭成员间的文化资本传承进行辨析时尤为重要。第二，由于中国大陆对聋童的教育安置方式主要以进入特殊学校，进行与普通学校的隔离教育形式为主，听力有残余的个体只能选择随班就读的辅助方式，当考虑高等聋教育与学生社会身份的相互作用过程时，对受教育者在已获得的教育经历中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方式予以辨析是非常关键的。
第三，由听人和聋人分别作为研究者所得到的视角具有差异性。聋人作为研究者，首先关注现有社会体系中对聋人身份发展形成缺失的制度性元素；对于所处群体是否形成稳定、一致的身份这一基本事实聋人研究者也具有切身感受，並相应能够提供直接敏锐的观察。同时，聋人研究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促进聋人群体和听人群体之间的沟通”这一策略上，相应地，相关研究也多为对现行体系的补充建议。但更多的研究流于叙述，学术更多地成为一种工具，用来对现实进行抗争和控诉，而少见反思性研究。
听人作为研究者则首选运用现有的理论工具剥离现实中被大家习以为常的现象，来反思听人社会对身份相异者的控制技术及相关系统。在此类反思中，聋人只是作为其他不利身份人群中的一种人来被研究。而由于其特殊的生理需求而带来的一些衍生问题，例如聋教育中的教学法之争、辅助技术、社会支持人员体系、乃至相应的课程设计和师资培训体系等研究主题，都围绕聋人群体的身份认同出现，並随之变化而调整。
第四，高等聋教育实践需要首先明确自身的定位和培养目标，思考如何以自身作为一种文化理解的工具，是否成为听人文化的堡垒，还是成为聋人文化的保护地，抑或为提倡一种符合教育观念而现实中却困难丛生、矛盾时隐时现的多元文化而推进自身发展。5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和反思
已有对聋人社会身份的研究方法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面向聋人群体采集数据，进行理论模型验证的量化研究；二是以理解情境与个体交互过程为重点的质性研究。量化研究允许其研究者熟悉其需要研究的问题或概念，並产生可检验的检测设。研究者认为“此类研究由实证主义或科学范式进行支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由可观测和可测量的事实组成的世界”。这种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存在着无法刻画出个体的完整和独特性的先天缺陷，且无法还原研究问题发生的复杂现实情境，只能通过测量技术的不断修订和臻于完美来进行弥补，但其研究结果可以对已有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
而质性研究的特点则在于通过研究者长时段的观察和深入访谈，以及对被研究者生活史碎片、特别是对被研究者所处社会关系网络的追溯，来实现对其现有身份形成过程尽可能贴近真实情境的还原。在此类研究中，研究者成为测量工具本身，並同时构成被研究者当下生活情境的一部分。对研究本身无处不在而持续的反思意识，成为类似于经验研究中效度和信度的逻辑保证。“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在发掘聋教育过程如何对聋人身份进行塑造的同时，质性研究可以用来刻画特定情境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形成机制，並为具体研究情境中的要素选择和访谈提纲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种研究对问题所处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均将做出既富有整合性，又具有选择性的解释，这种解释需要立足于某种社会理论之上，难免失之偏颇，却可见微知著。
（责任编校：刘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