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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日晚会》是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的代表作之一，身为犹太人的品特以独特的视角将亲历的战争创伤融入其中，渲染出危机四伏、充满压迫的暴力场景，个体在组织的威胁和规训下竭尽心力地互相撕咬搏杀、弱肉强食。品特为剧中角色构建了双重身份，每个个体在提心吊胆警惕被强者伤害的同时又肆无忌惮地伤害弱者，无可奈何地充当着受害者和迫害者的双重身份，品特对角色身份双重性的塑造与自我的战争创伤密不可分。
[关键词] 哈罗德·品特；《生日晚会》；战争创伤；双重身份
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是20世纪英国戏剧的复兴者，在他的众多著作中涵括27部电影脚本，1958年在伦敦首映的《生日晚会》是其代表作之一。在这部影片中，品特将自我经历的战争创伤融入其中，通过对人物语言暴力及肢体暴力的刻画，渲染出一个充满神秘、恐惧、威胁的场景。因此，《生日晚会》中的角色大都充当着迫害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角色间充斥着繁杂无序的权利关系。
品特的战争创伤
品特是生活在伦敦东区的犹太人，族裔歧视让历经二战的品特变得尤为敏感，其作品中透露出的威胁氛围与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密不可分。品特曾这样描述二战给他留下的阴影：“作为一个年轻人，这些恐怖的意象和对待他人的无人性在我的头脑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印象，事实上，它们困扰了我的一生。”处于犹太聚集地的品特亲身体验了战争环境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不仅包括强者对弱者的欺凌，还有弱者之间的互相压迫，“新旧难民之间、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穷人之间的不间断的争斗，使这个地区成了一种充满气的政治战场”。品特由此感悟到在充满威胁的世界里，人们为了谋取生存都难逃被驯化的命运，最终都成为组织秩序规训下的木偶，个性遭到抹杀，成为为组织怎么写作的工具。这种灵魂深处的创伤成为品特的写作源泉。
彭达维斯（Edwina Pendarvis）认为战争创伤贯穿了品特的一生，品特戏剧中的许多形象和主题都源于战时的体验和对战争的思考。[3]《生日晚会》作为品特的第一部经典作品，自然毫无例外地与战争扯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部戏剧中看不到硝烟弥漫、尸横遍野的场景，作者把故事定格在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旅馆，故事的人物也只有房东夫妇、一名房客、两个来访者和一个邻居，故事的场景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两个来访者和房东竟然强行为房客举办生日晚会。虽然只是小场景中的小人物，品特却通过他们展示出一幅战争所带来的充满恐惧、令人窒息的肉搏画面。
品特曾说，“有人来敲门”的意象来自于他对盖世太保时期白色恐怖的记忆。[4]116《生日晚会》开始时作者极力描绘史丹利在小宾馆里被房东太太麦格无微不至的照顾，然后随着戈尔德贝格和麦卡恩的到来这种平静安逸的生活被打破，这两个闯入者像纳粹政权统治时期的恐怖统治机构盖世太保一样，无所不在、无所不为，凶残至极。他们对剧中的其他角色实施精神上的麻痹、行为上的控制，最终以统治者的身份凌驾于他人之上。在此战争背景下，《生日晚会》中角色身份的双重特质不难理解。战争中的个体在畸形的生存环境中无一例外地陷入弱肉强食的境地，对强者的卑躬屈膝和对弱小的残暴欺凌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在强者面前受尽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在弱者面前又会将悲剧重演。
《生日晚会》和品特的其他作品一样，充满模糊和朦胧的意象，无法确定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具体地点，也无法辨认剧中人物的身份特征。品特曾在一节目单中这样写道：“对真相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无法总能满足这种愿望。”[5]92对品特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堆砌，真与检测、对与错难以判断。品特对生活的诠释和他所经历的战争创伤密不可分，生活犹如战场，尔虞我诈层出不穷，真相永远隐藏在虚伪的表象之下，以生存为目的的自我保护使人们冷血地成为组织规训下的机器，成为刽子手的帮凶。
角色的双重身份
陈红薇认为，在品特戏剧中受害者与迫害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心理上的重叠和角色的互换。[4]114在强弱对抗的过程中，强和弱都是相对的概念，个体既是强者的迫害对象，又是迫害弱者的实施者。
戈尔德贝格是权利的中心，他受“组织”的指使，麦卡恩、斯坦利、麦格、露露无一不在他的控制之中。在这个弱肉强食的链条里戈尔德贝格受到“组织”的操控，这个组织具体的名称在剧中并未给出，它像品特其他作品中的幕后权威一样都只是一个意象，品特认为它是指“某个社会体系、权威、权力机构或是社会的某个宗教机构”[6]，处于权力中心的角色是它审判叛徒、铲除异己的爪牙。戈尔德贝格首先从思想上驯化他人，对他们实施“洗脑式”的攻击，从而达到控制他们行为的目的。处于控制之下的角色作为受害者又充当着戈尔德贝格的统治工具，执行他所下达的指令，对于他人而言，这些角色又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迫害者。
戈尔德贝格一上场就表现出对麦卡恩在思想上的驯化，当他得知麦卡恩对这次任务犹豫不决时，立刻对麦卡恩软硬兼施。先是充分肯定自己对麦卡恩的赞许和“组织”对他们的信任，他对麦卡恩说：“当他们交给我这项任务时我很自然想到了你，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完成。”[7]29随后在整个实施任务的过程中他不断以统治者的口气向麦卡恩下达命令，支配他的行为，麦卡恩在他的授意下逐渐走上迫害者的角色，之后思想已经被控制的麦卡恩在执行任务时完全听命于戈尔德贝格。此时，麦卡恩身份从戈尔德贝格的迫害对象转换为迫害斯坦利的实施者，从受害者过渡到了迫害者，并且不断地在两种角色之间转换。
斯坦利在戈尔德贝格和麦卡恩陷阱式的审问中失语，变得神志不清。在他们连珠炮似的问话中，斯坦利根本没有辩驳和喘息的机会，问题和答案都是在审问者的操纵中完成。在一场咄咄逼人的之后，斯坦利陷于精神错乱的状态，无法言语，顺从地跟着戈尔德贝格和麦卡恩离开，从这个层面上看，斯坦利是戈尔德贝格和麦卡恩强权控制下的受害者。从另一方面看，斯坦利对于麦格来说，又是迫害者。斯坦利在故事的开始一直扮演着强者的角色，肆意言语攻击甚至威胁房东太太麦格。麦格极力表现出母性的一面，对斯坦利
斯坦利：不怎么样。
麦格：没睡好吗？我想你一定很累不想吃早饭吧？现在像个好孩子一样把玉米片吃光，快点啊。
麦格：玉米片好吃吗？
斯坦利：难吃死了。[7]14
面对麦格的一再妥协他非但没有收敛，又用莫须
对于戈尔德贝格而言，麦格这种胆小懦弱的人物更容易操控，寥寥数语之后麦格就心甘情愿地充当起了他统治的工具，最终由戈尔德贝格决定了要为斯坦利举办生日晚会的相关事宜，而不是斯坦利本人或是房东太太麦格。在举办生日晚会的过程中，麦格对戈尔德贝格言听计从，不断征求他的意见，即使是自己应该喝什么酒之类的事也是如此。在戈尔德贝格面前，她总是充当戈尔德贝格的统治工具，站在戈尔德贝格的立场时不时向斯坦利传达他的命令，似乎忘记了一直以来自己对斯坦利的眷顾。
露露在剧中并非引人注意的角色，作为房东夫妇的邻居，露露被邀请参加了斯坦利的生日晚会。在晚会上戈尔德贝格口若悬河，向露露展示自己的演讲天赋，竭力引诱露露。露露逐渐表现出对他的兴趣，但在赢得露露的好感后并未施以关心和保护，而是把她当做实现自己统治目的的一枚棋子，命令她协助自己完成任务。当然，在品特笔下的露露并不只是任人摆布的受害者，她对于斯坦利而言似乎还是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威胁性。在斯坦利刚刚得知有人将要住进他所在的宾馆时，出现了一个神秘诡异的场景，露露和麦格在门外悄悄地谈论，而且似乎内容与斯坦利密切相关，斯坦利对此极为关注，躲在屋里。然后露露把一个包裹放到屋里的橱柜中，斯坦利故作轻松地评论到，这个包裹可真大呀。露露马上告诫他绝对不能动。虽然包裹里的具体内容我们无从得知，也无法从剧中获得更多的相关信息，但品特却通过这个包裹透露出斯坦利的惧怕，从这个层面上看，露露又是斯坦利潜在的迫害者。
同样，在剧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戈尔德贝格在品特笔下也不是单纯的迫害者。戈尔德贝格的“赛米”这个称呼在剧中只出现三次，第一次是提到母亲时，他说母亲总会亲切地呼喊他：赛米，在饭凉之前赶快回来把饭吃了吧。[5]43第二次是提到妻子时，他重复使用了与之前完全相同的那句话。如果从表面看，这似乎是他对亲情的回顾和眷恋，但事实绝非如此。第三次出现是麦卡恩对他的称谓，结果出乎意料地激怒了他。剧评家查尔兹认为，母亲和妻子的形象在该剧中已经被幻化成“组织”的替身，戈尔德贝格不断重复的那句话代表上级对他下达的指令，他对他人的迫害也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对他来说，“赛米”这个称谓只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组织”才能使用，麦卡恩的冒犯是对权威的挑衅和反叛，使他怒不可遏，由此也透露出他对“组织”的敬畏。作为迫害者的戈尔德贝格在强权操控他人的同时又是组织的操控对象，既是威胁他人的迫害者，又是被权威力量威胁的受害者。
[参考文献]
米瑞亚·阿拉该.写作、政治以及《入土为安》——哈罗德·品特访谈[J].戴从容，译.上海文学，2006（02）.
何其莘.英国戏剧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402.
[3] 彭达维斯.荒诞与现实之间：品特传[M].方柏林，陈大为，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92.
[4] 陈红薇.战后英国戏剧中的哈罗德·品特[M].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7.
[5] Charles Marowitz，“Pintersi’ Is Tension Through Minimum Information”[N].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Oct，1，1967.
[6] Harold Pinter.Various Voice Prose，Poetry，Politics 1948-1988[M].London：Faber and Faber，1998：11.
[7] Harold Pinter.The Birthday Party[M].London：London Methuen& Co.Ltd.，1965.
[作者简介] 董菊霞（1979— ），女，河南平顶山人，首都师范大学英语语言学硕士，平顶山学院公共外语教学部教研室主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关键词] 哈罗德·品特；《生日晚会》；战争创伤；双重身份
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是20世纪英国戏剧的复兴者，在他的众多著作中涵括27部电影脚本，1958年在伦敦首映的《生日晚会》是其代表作之一。在这部影片中，品特将自我经历的战争创伤融入其中，通过对人物语言暴力及肢体暴力的刻画，渲染出一个充满神秘、恐惧、威胁的场景。因此，《生日晚会》中的角色大都充当着迫害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角色间充斥着繁杂无序的权利关系。
品特的战争创伤
品特是生活在伦敦东区的犹太人，族裔歧视让历经二战的品特变得尤为敏感，其作品中透露出的威胁氛围与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密不可分。品特曾这样描述二战给他留下的阴影：“作为一个年轻人，这些恐怖的意象和对待他人的无人性在我的头脑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印象，事实上，它们困扰了我的一生。”处于犹太聚集地的品特亲身体验了战争环境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不仅包括强者对弱者的欺凌，还有弱者之间的互相压迫，“新旧难民之间、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穷人之间的不间断的争斗，使这个地区成了一种充满气的政治战场”。品特由此感悟到在充满威胁的世界里，人们为了谋取生存都难逃被驯化的命运，最终都成为组织秩序规训下的木偶，个性遭到抹杀，成为为组织怎么写作的工具。这种灵魂深处的创伤成为品特的写作源泉。
彭达维斯（Edwina Pendarvis）认为战争创伤贯穿了品特的一生，品特戏剧中的许多形象和主题都源于战时的体验和对战争的思考。[3]《生日晚会》作为品特的第一部经典作品，自然毫无例外地与战争扯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部戏剧中看不到硝烟弥漫、尸横遍野的场景，作者把故事定格在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旅馆，故事的人物也只有房东夫妇、一名房客、两个来访者和一个邻居，故事的场景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两个来访者和房东竟然强行为房客举办生日晚会。虽然只是小场景中的小人物，品特却通过他们展示出一幅战争所带来的充满恐惧、令人窒息的肉搏画面。
品特曾说，“有人来敲门”的意象来自于他对盖世太保时期白色恐怖的记忆。[4]116《生日晚会》开始时作者极力描绘史丹利在小宾馆里被房东太太麦格无微不至的照顾，然后随着戈尔德贝格和麦卡恩的到来这种平静安逸的生活被打破，这两个闯入者像纳粹政权统治时期的恐怖统治机构盖世太保一样，无所不在、无所不为，凶残至极。他们对剧中的其他角色实施精神上的麻痹、行为上的控制，最终以统治者的身份凌驾于他人之上。在此战争背景下，《生日晚会》中角色身份的双重特质不难理解。战争中的个体在畸形的生存环境中无一例外地陷入弱肉强食的境地，对强者的卑躬屈膝和对弱小的残暴欺凌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在强者面前受尽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在弱者面前又会将悲剧重演。
《生日晚会》和品特的其他作品一样，充满模糊和朦胧的意象，无法确定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具体地点，也无法辨认剧中人物的身份特征。品特曾在一节目单中这样写道：“对真相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无法总能满足这种愿望。”[5]92对品特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堆砌，真与检测、对与错难以判断。品特对生活的诠释和他所经历的战争创伤密不可分，生活犹如战场，尔虞我诈层出不穷，真相永远隐藏在虚伪的表象之下，以生存为目的的自我保护使人们冷血地成为组织规训下的机器，成为刽子手的帮凶。
角色的双重身份
陈红薇认为，在品特戏剧中受害者与迫害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心理上的重叠和角色的互换。[4]114在强弱对抗的过程中，强和弱都是相对的概念，个体既是强者的迫害对象，又是迫害弱者的实施者。
戈尔德贝格是权利的中心，他受“组织”的指使，麦卡恩、斯坦利、麦格、露露无一不在他的控制之中。在这个弱肉强食的链条里戈尔德贝格受到“组织”的操控，这个组织具体的名称在剧中并未给出，它像品特其他作品中的幕后权威一样都只是一个意象，品特认为它是指“某个社会体系、权威、权力机构或是社会的某个宗教机构”[6]，处于权力中心的角色是它审判叛徒、铲除异己的爪牙。戈尔德贝格首先从思想上驯化他人，对他们实施“洗脑式”的攻击，从而达到控制他们行为的目的。处于控制之下的角色作为受害者又充当着戈尔德贝格的统治工具，执行他所下达的指令，对于他人而言，这些角色又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迫害者。
戈尔德贝格一上场就表现出对麦卡恩在思想上的驯化，当他得知麦卡恩对这次任务犹豫不决时，立刻对麦卡恩软硬兼施。先是充分肯定自己对麦卡恩的赞许和“组织”对他们的信任，他对麦卡恩说：“当他们交给我这项任务时我很自然想到了你，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完成。”[7]29随后在整个实施任务的过程中他不断以统治者的口气向麦卡恩下达命令，支配他的行为，麦卡恩在他的授意下逐渐走上迫害者的角色，之后思想已经被控制的麦卡恩在执行任务时完全听命于戈尔德贝格。此时，麦卡恩身份从戈尔德贝格的迫害对象转换为迫害斯坦利的实施者，从受害者过渡到了迫害者，并且不断地在两种角色之间转换。
斯坦利在戈尔德贝格和麦卡恩陷阱式的审问中失语，变得神志不清。在他们连珠炮似的问话中，斯坦利根本没有辩驳和喘息的机会，问题和答案都是在审问者的操纵中完成。在一场咄咄逼人的之后，斯坦利陷于精神错乱的状态，无法言语，顺从地跟着戈尔德贝格和麦卡恩离开，从这个层面上看，斯坦利是戈尔德贝格和麦卡恩强权控制下的受害者。从另一方面看，斯坦利对于麦格来说，又是迫害者。斯坦利在故事的开始一直扮演着强者的角色，肆意言语攻击甚至威胁房东太太麦格。麦格极力表现出母性的一面，对斯坦利
摘自：毕业论文任务书www.udooo.com
照顾得无微不至。而斯坦利却对一切视若无睹，不仅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感激，而且出言不逊，故意刁难，从以下对话中可窥一斑。麦格：昨晚睡得怎么样？斯坦利：不怎么样。
麦格：没睡好吗？我想你一定很累不想吃早饭吧？现在像个好孩子一样把玉米片吃光，快点啊。
麦格：玉米片好吃吗？
斯坦利：难吃死了。[7]14
面对麦格的一再妥协他非但没有收敛，又用莫须
源于：普通论文格式范文www.udooo.com
有的罪名指责麦格，步步紧逼，他暴躁地对麦格说：“你怎么不把这个地方清理一下！像个猪圈一样！另外，我的房间呢？我的房间也要清理，也该贴新的壁纸了。我需要一个新房间！”不仅如此，甚至加以威胁：“好吧，我要去前面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宾馆。”[7]19在麦格面前，斯坦利表现得肆无忌惮，他对待麦格虽然没有的殴打杀戮，但语言呈现出与麦格的热情亲昵截然相反的反叛和侮辱。影片的最后，斯坦利变本加厉，在黑暗笼罩整个房间时他甚至扼住麦格的咽喉，试图杀死麦格。在整部影片中，斯坦利对戈尔德贝格的惧怕和对麦格的威胁两条线索交叉而行，品特生动地刻画出了斯坦利这个角色的双重身份。对于戈尔德贝格而言，麦格这种胆小懦弱的人物更容易操控，寥寥数语之后麦格就心甘情愿地充当起了他统治的工具，最终由戈尔德贝格决定了要为斯坦利举办生日晚会的相关事宜，而不是斯坦利本人或是房东太太麦格。在举办生日晚会的过程中，麦格对戈尔德贝格言听计从，不断征求他的意见，即使是自己应该喝什么酒之类的事也是如此。在戈尔德贝格面前，她总是充当戈尔德贝格的统治工具，站在戈尔德贝格的立场时不时向斯坦利传达他的命令，似乎忘记了一直以来自己对斯坦利的眷顾。
露露在剧中并非引人注意的角色，作为房东夫妇的邻居，露露被邀请参加了斯坦利的生日晚会。在晚会上戈尔德贝格口若悬河，向露露展示自己的演讲天赋，竭力引诱露露。露露逐渐表现出对他的兴趣，但在赢得露露的好感后并未施以关心和保护，而是把她当做实现自己统治目的的一枚棋子，命令她协助自己完成任务。当然，在品特笔下的露露并不只是任人摆布的受害者，她对于斯坦利而言似乎还是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威胁性。在斯坦利刚刚得知有人将要住进他所在的宾馆时，出现了一个神秘诡异的场景，露露和麦格在门外悄悄地谈论，而且似乎内容与斯坦利密切相关，斯坦利对此极为关注，躲在屋里。然后露露把一个包裹放到屋里的橱柜中，斯坦利故作轻松地评论到，这个包裹可真大呀。露露马上告诫他绝对不能动。虽然包裹里的具体内容我们无从得知，也无法从剧中获得更多的相关信息，但品特却通过这个包裹透露出斯坦利的惧怕，从这个层面上看，露露又是斯坦利潜在的迫害者。
同样，在剧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戈尔德贝格在品特笔下也不是单纯的迫害者。戈尔德贝格的“赛米”这个称呼在剧中只出现三次，第一次是提到母亲时，他说母亲总会亲切地呼喊他：赛米，在饭凉之前赶快回来把饭吃了吧。[5]43第二次是提到妻子时，他重复使用了与之前完全相同的那句话。如果从表面看，这似乎是他对亲情的回顾和眷恋，但事实绝非如此。第三次出现是麦卡恩对他的称谓，结果出乎意料地激怒了他。剧评家查尔兹认为，母亲和妻子的形象在该剧中已经被幻化成“组织”的替身，戈尔德贝格不断重复的那句话代表上级对他下达的指令，他对他人的迫害也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对他来说，“赛米”这个称谓只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组织”才能使用，麦卡恩的冒犯是对权威的挑衅和反叛，使他怒不可遏，由此也透露出他对“组织”的敬畏。作为迫害者的戈尔德贝格在强权操控他人的同时又是组织的操控对象，既是威胁他人的迫害者，又是被权威力量威胁的受害者。
[参考文献]
米瑞亚·阿拉该.写作、政治以及《入土为安》——哈罗德·品特访谈[J].戴从容，译.上海文学，2006（02）.
何其莘.英国戏剧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402.
[3] 彭达维斯.荒诞与现实之间：品特传[M].方柏林，陈大为，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92.
[4] 陈红薇.战后英国戏剧中的哈罗德·品特[M].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7.
[5] Charles Marowitz，“Pintersi’ Is Tension Through Minimum Information”[N].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Oct，1，1967.
[6] Harold Pinter.Various Voice Prose，Poetry，Politics 1948-1988[M].London：Faber and Faber，1998：11.
[7] Harold Pinter.The Birthday Party[M].London：London Methuen& Co.Ltd.，1965.
[作者简介] 董菊霞（1979— ），女，河南平顶山人，首都师范大学英语语言学硕士，平顶山学院公共外语教学部教研室主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