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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作为经济实体与慈善有着天然的隔阂，但企业慈善实践却从未停止，并且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这只能证明企业行善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早期企业慈善事实上是企业家个人在宗教教义影响下的爱心行动；在20世纪，企业行善成为在外在压力下践履社会责任；进入21世纪，企业公民身份开始形成共识，企业慈善是公民积极地改善社会环境行为。从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企业行善的动机，不仅可以回答企业为什么行善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剖析行善动机嬗变背后的社会根源，从而归纳出企业行善动机的变动规律。
〔关键词〕 企业慈善行为； 动机； 历史演进
〔〕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4－0102－05
〔作者简介〕赵如，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064。
伴随时代变迁，企业慈善展示出越来越不容忽视的社会功能，并形成了层次各异的行善动机。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信奉者们坚称企业行善是一种侵犯股东权益和增加企业运行成本的行为，最终会危及企业的生存，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企业行善动机存在的合理性。然而，管理学大师德鲁克（Drucker）在20世纪80年创性地提出了“行善赚钱”，也就是将社会的需要和问题转化为公司的盈利机会。(2)沿袭这一思想，迈克尔?波特（M.E.Porter）提出了独树一帜的“策略性慈善行为”，(3)确立了慈善的盈利属性。自从斯坦福研究所于1963年提出相关利益者概念以来，学者们将其与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结合，动摇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论基石(4)，指出了出于平衡利益相关者权益的行善动机。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企业慈善行为动机的研究存在是非之争以及不同的研究视角。然而，企业行善动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企业性质认定、职能划分、经营目标确立的统一体，经济、社会、政治等是形成慈善动机的诸多动力因素，因此，慈善行为动机形成又是内需与外压的结合过程。鉴于此，如果只是从作为结果标识的行善绩效角度来考察动机则很难全面勾勒出企业慈善行为动机的生成、演变及其历史必然性。而从历史的视角来剖析慈善动机背后的动力根源及其演化可能会有益于全面理解慈善动机内涵。
正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繁荣阶段，企业财富急剧增加、规模迅速扩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掀起了两次公司合并的浪潮，直接推动了大公司的出现。据统计，被合并的公司数目从1896年的26家上升至1899年的1207家。(6)伴随公司权力的加大，公司社会责任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最初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这个时代还造就了一大批商业巨头，他们也正是早期企业慈善的践行者。美国钢铁巨头、公认的私人慈善事业奠基者之一的安德鲁?卡耐基正是于1911年建立了卡耐基基金会，并给世人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名言：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慈善行为与慈善文化有着天然的内在逻辑联系，卡耐基的上述思想折射出了美国慈善事业的灵魂，也指明了生成企业慈善行为内驱力的思想渊源和基础。基督教的“普世”、“博爱”、“原罪”等宗教价值观是西方慈善文化的内核。“博爱”是一种超越了人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和血缘亲情，跨越了民族、肤色、阶层、性别、文化和国家等界限的带有浓厚的普世主义色彩的爱。慈善行为就是这种爱的载体与传播方式。早期企业慈善行为不仅惠及雇员以及企业所在社区，还通过设立基金会作为管理慈善资源的方式救济整个社会，这与“博爱”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与“博爱”紧密相连的是“原罪”的道德情感。“原罪”使人的本性由“善”变“恶”，慈善就是赎罪最有效的途径，(7)《圣经》中就多次提到：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8)基于赎罪的责任，具有强烈捐赠意愿的商业巨头在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下成为这一时期企业慈善行为的决策者和慈善资源的供给者。深厚的慈善文化不仅为早期的企业慈善行为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更是奠定和夯实了西方国家慈善事业的根基。但需要指出的是，企业捐赠在这一时期只是企业家个人的礼物，并非企业行为。一方面，在传统经济理论主张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下，企业行善被认为是对股东利益的剥夺；另一方面，斯宾塞“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思潮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企业家们认为慈善捐款降低了人类生存能力和违背了自然进化过程，从而对慈善捐款抱以消极态度。企业的经济目标和慈善的社会目标处于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境地。并且政府通过立法明确限制了企业使用公司资金的权力，企业没有权利去做其特许业务范围以外的事，否则就是过度活跃。19 世纪后期美国Massachusetts 上诉法院的一份判决就认定铁路公司和乐器公司为铁路线上的音乐节提供资助不符合公司章程。
以宗教价值观为核心的慈善文化为慈善行为注入了不竭的内动力。社会达尔文主义、传统经济理论等意识形态对慈善行为的负面评价以及政府立法、股东对慈善行为的禁锢形成了与内动力相对抗的阻力。慈善行为在正反两方面力量维系的空间内生存和发展。尽管道德和驱使下的早期企业慈善行为是一种个人名义下的志愿行为，但慈善文化强劲的穿透能力已使慈善行为的成果——基金会在美国流传开来。实践证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慈善基金会为社会民众带来的福祉、为慈善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任何国家的基金会所无法比拟的。但在传统的“二元”分析范式下，企业慈善行为是对企业资源的耗费和短期利润的侵蚀，其实质是个别企业家个人偏好下的消费行为，并不为绝大多数企业家和政府推崇。范畴的慈善行为是否应由企业承担、可否持续、如何求得二元目标的平衡等困境的等一系列责问为企业慈善行为动机演进指明了方向和设立了目标。
但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在拉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显著的破坏，一大批环保主义者通过各种方式声讨企业以环境为代价的逐利行为，成为迫使企业“行善”的又一压力来源。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之作，它的问世提高了社会公众的环保觉悟，也将矛头指向了靠杀虫剂产业牟利的企业。1973年的能源危机最终不可避免地让环境保护问题从最早的若干个著名的环境保护组织锐变成席卷全美的“环境保护运动”。在社会公众的强烈要求下，保护环境不再是企业的自愿选择，而是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仅至1962年底，就有40多个提案在美国各州通过立法以限制杀虫剂的使用。与此同时，由肯尼迪总统签署的《消费者权利法案》在全美范围内引发的经久不衰的“消费者运动”、英国的“”、法国的“消费者总联盟”、欧洲经济共同体内的“合同委员会”等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个别、自发的消费者斗争已经上升为自觉、主动、有组织的维权运动，企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也让位于兼顾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发展模式，再加之政府将消费者的利益诉求法制化，真实披露产品信息、积极维护消费者利益已不再是对企业的道德请求，而是其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除此之外，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团体也以数以百计的特定议题，诸如民权运动、管制、等向企业发难，引导大企业领导者阐释自我利益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在社会群体压力和政府干预下，处于垄断竞争时代的企业不得不重新思考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少数领导人尽管实践上仍然没有过多的慈善投入，但认识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比如罗伯特?E?伍德就认为一个大公司除了是一个经济机构，还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机构。除非（股东）先满足顾客和雇员的需要，否则，他是得不到满意回报的。(11)政府也最终应时代的需要于1953年由新泽西州最高法院认定“过度活跃”条款是不合理的限制并拒绝执行它。企业由自愿行善向必须履责演进。
股东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是企业逐利的内驱力来源和利润的既得者。但企业也是内嵌在多重利益关系网络中生存和发展，利益相关者就是“可以影响到组织目标的实现或受其实现影响的群体或个人”(12)，企业除了要对股东、投资者负责外，还必须兼顾员工、客户、供应商、政府、社区、媒体等特殊利益群体，企业只能将其视作不得不付出的成本。
股东利益、特殊利益群体的权益以及政府的规范力量形成“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和“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每一类主体的意志和利益都在妨碍与被妨碍中“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13)即企业慈善行为的演进。
自愿是企业行善的首要原则，但根据罗杰?马丁（Roger L.Martin）的企业慈善行为矩阵理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行为将被规范为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外在压力也随之进化为企业的内生需求。因此，较之自愿行善阶段，被动行善是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蜕变过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如果企业行善只是滞留在为回应日益高涨的社会呼吁的防御性层面，则无法解决企业在日后慈善行为中的核心——激励问题。企业行善动机激励是否与企业发展目标相容是企业慈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讲义务和责任，而不顾企业激励和能力的不切实际的道德诉求在逻辑和操作层面都是不完整的。罗杰?马丁（Roger L.Martin）的企业慈善行为矩阵理论指出了激励机制的形成机理和内涵，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行为将被规范为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外在压力也随之进化为企业的内生需求。(14)因此，企业的“二元”目标如何在新的历史时代下兼容，成本和收益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应如何界定，作为构成社会网络元素的企业如何改善自身的生产经营环境等问题是企业家必须在理念和实践上面对和解决的战略问题。
（三）企业慈善行为的复合动机进入21世纪后，企业慈善行为发展显著，不仅表现为企业捐赠数额在量上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质的提高。根据《捐赠美国2011》的报告，营业性企业的慈善捐赠已经从1999年的96亿美元增长到了2002年的1219亿美元。(15)捐赠质量的提高则主要体现在捐赠目标进一步明确、捐赠方式日趋多元化、捐赠领域更加宽泛、捐赠方和受赠方收益明显等方面。比如英国航空为儿童慈善机构从乘客那里收集零钱的活动、可口可乐非洲基金会的艾滋病车间预防活动、壳牌员工参加海岸清理等企业慈善行为的捐赠领域涉及社会福利、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企业的捐赠方式也已经超越了“支票+”的传统模式，而转向以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并举、企业捐赠与亲自参与慈善项目融合等为特征的现代慈善模式。比如惠普在贫困落后的社区与居民肩并肩地合作，而这种努力给他们带了新的产品创意，开辟了新的市场。捐赠企业和捐赠对象的获益程度是从社会和企业盈利两方面衡量捐赠效果的重要指标。“雅芳乳腺癌圣战”是典型的企业与社会双赢的企业慈善案例。通过此项活动，雅芳在全球范围内募集到的资金总额超过了3亿美元。(16)上述企业的现代行善方式表明企业已经逾越了“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非此即彼”的鸿沟，转而努力探寻二者的共赢模式。由上至下的行政立法和由下至上的社会舆论监督
科技飞速发展、需求结构升级、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政府限制等利益多元化格局是企业面临的复杂竞争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的竞争力就是驾驭竞争环境的能力。竞争的优势产生于良好的商业生态系统。(17)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相关产业的发展程度、市场成熟度是竞争环境的构成要素。(18)其中与企业根本利益一致的、能与企业形成互动的社会资源架构了企业慈善行为空间。着眼于企业长远利益的策略性慈善行为成为整合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现实途径。行善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经营工具被赋予了以改善特定社会环境为经营成本，以增加企业现实利润或增强盈利能力为收益的投资属性。既能使企业营利，又能使社会变得更美好的慈善项目投资被企业管理者认为是一种非常精明的做法。行善从为回应社会压力的消极防御行为迈向积极的进攻行为。这种由经济理性支配的善行是承担了股东价值最大化职能的微观层面企业盈利本性的内在要求。
企业与社会关系的演进反映了企业角色由微观向宏观层面的延伸。在传统经济学中，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是资源转化为产品的“黑箱”。科斯将企业性质与产生缘由纳入契约分析框架，认为“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替代机制”，企业产生是缘于“签订一个长期合约来代替若干较短期的合约，就可以节省签订每一个较短期合约的支出”。(19)即是说，在使用机制存在交易费用的前提下，企业成为与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签订的一系列契约的集合。契约规定了企业使用资本的权力和向股东赚取最大化利润的义务。在此前提下，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企业从社会攫取资源，并提供满足社会需求的产品和怎么写作以此获得利润作为社会回报。企业和社会存在于以产品、怎么写作、利润为内容的写卖契约关系中。企业行为是否合法、合乎道德愿景尚未构成足以引起社会公众反响的影响力。处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强调的是其经济属性，这也是其本能。
企业角色由微观向宏观层面的延伸是企业和社会互动的产物。企业逐利的经济本能在技术创新的催化下不断地改变着社会。工业废水产生的致癌物质逐渐为世人所知，废气排放引发的负面效应已严重影响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尽管日益增多的利益相关者仍然聚焦于企业行为的合法性和合乎性，但最具进步意义的是企业逐渐意识到：“一个健康的企业和一个病态的社会是很难共存的。”(20)就如穆尔（Moore）所言：即使是最卓越的公司也会被周围的条件或环境毁灭掉。(21)企业已与社会环境构成一个生态系统，企业的经济利益和整个社会福利休戚与共，社会环境的恶化终将侵蚀企业利润。不仅合法，更为重要的是合乎并能增进社会福利水平的企业行为是换取利润和社会认同的资源。(22)企业行为自觉地接受了社会公认的道德评判标准，实际上就是与社会签订了以企业责任为核心的“隐性契约”。(23)在此契约框架内，企业拥有社会赋予的一种职权，“可以将资源有效地转化为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怎么写作。作为实施这种转化的回报，社会给予公司采取必要与合理的行动的权利，并允许获得投资回报”。(24)换言之，公司“必要与合理的行动”，即合乎商业与道德的企业行为是换取社会回报的前提，这也是企业对社会的承诺，它反映了企业义务的内化。内化的商业道德驱使企业以“企业公民”的身份积极策划、参与、资助旨在改善社会环境与于己有利的慈善活动。企业的社会定位由微观的盈利组织上升至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公民，企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摩擦从根本上得到化解，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使企业慈善行为的激励机制得以建立。图1描述了这一过程。
近年来，我国企业慈善事业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尤其是2008年引发的捐赠热潮使企业慈善行为备受关注。但不得不承认，我国企业慈善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慈善意识落后、捐赠方式单一、监督评价体系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西方企业慈善行为固然是建立在其特有的慈善文化基础上的，但作为成熟的运作模式，其还是有可供借鉴之处。沿袭西方企业慈善动机的演变轨迹，为建立积极、持久的慈善动机，企业、社会、政府还需要做以下几方面的努力：第一，从夯实企业慈善乃至中华慈善事业文化基础的角度出发，需要大力发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我国的慈善思想源远流长，儒家的“仁爱”、佛教的“慈悲”、道教的“积德”、墨家的“兼爱”思想都蕴含着救人济世、福利民众以及人类共同的人道理念和道德准则，从而造就了慈善事业坚实的道德基础和成为了孕育企业慈善的肥沃土壤。企业不仅具有理性经济人孜孜求利的一面，更是具有仁爱精神和同情心的和谐社会微观主体。
第二，从增强企业行善公信力的角度出发，需要建立行善的合法动机。为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和法律法规。少数企业投机取巧甚至不惜违法地借捐赠之名行逃税漏税之实，引发了企业慈善道德危机。合法应是
第三，从遵循企业行善发展规律的角度出发，需要鼓励企业家的个人捐赠动机。从西方企业慈善的成长历程来看，个人捐赠是企业捐赠的基石。个别企业家的捐赠行为具有橱窗式的展览功效，既能激起广泛的社会认同，又能对其余企业形成潜在压力。出于社会同构性，参与捐赠的企业家将逐渐增多，并朝着由个人向企业行为的良好趋势发展。诚然，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存在林林总总的社会矛盾，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慈善诉求不免有“超越道德”要求之嫌，但企业家捐赠的积极作用不应被否定。
第四，从维持企业行善持续性的角度出发，需要培养企业行善的经济动机。只有输血没有造血功能的企业慈善不可为继。尽管社会对企业提出践履社会责任的更高要求，但绝不能忽视企业的经济利益需求。为此，既需要提高企业家的行善能力，发展多元化的捐赠方式和策划能使企业和社会双赢的慈善项目，又要逐渐改变公众的慈善意识，不能超越实际地为企业贴上“伪善”标签。
第五，从协调多元利益的角度出发，需要树立企业行善的动机。根据镶嵌理论，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是在由不同层次的利益相关者织成的社会网络中进行，企业与各类利益主体之间可能存在正向或反向的利益导向。着眼于塑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企业应明智地以短期利润换取长远的发展机遇，通过行善来增进各类利益主体的福利水平和均衡利益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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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美〕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M〕.张志强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谢科）
〔摘要〕 企业作为经济实体与慈善有着天然的隔阂，但企业慈善实践却从未停止，并且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这只能证明企业行善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早期企业慈善事实上是企业家个人在宗教教义影响下的爱心行动；在20世纪，企业行善成为在外在压力下践履社会责任；进入21世纪，企业公民身份开始形成共识，企业慈善是公民积极地改善社会环境行为。从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企业行善的动机，不仅可以回答企业为什么行善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剖析行善动机嬗变背后的社会根源，从而归纳出企业行善动机的变动规律。
〔关键词〕 企业慈善行为； 动机； 历史演进
〔〕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4－0102－05
〔作者简介〕赵如，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064。
一、企业慈善之争与行善动机的阐释
企业慈善是指为追求企业利润最优化和社会收益最大化的共赢目标，企业以一定的短期利润为代价的物质、人力资源捐赠、项目资助等自愿行为。企业慈善行为是卡罗尔（Carroll）构建的企业社会责任“四面说”的最高层次。(1)伴随时代变迁，企业慈善展示出越来越不容忽视的社会功能，并形成了层次各异的行善动机。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信奉者们坚称企业行善是一种侵犯股东权益和增加企业运行成本的行为，最终会危及企业的生存，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企业行善动机存在的合理性。然而，管理学大师德鲁克（Drucker）在20世纪80年创性地提出了“行善赚钱”，也就是将社会的需要和问题转化为公司的盈利机会。(2)沿袭这一思想，迈克尔?波特（M.E.Porter）提出了独树一帜的“策略性慈善行为”，(3)确立了慈善的盈利属性。自从斯坦福研究所于1963年提出相关利益者概念以来，学者们将其与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结合，动摇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论基石(4)，指出了出于平衡利益相关者权益的行善动机。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企业慈善行为动机的研究存在是非之争以及不同的研究视角。然而，企业行善动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企业性质认定、职能划分、经营目标确立的统一体，经济、社会、政治等是形成慈善动机的诸多动力因素，因此，慈善行为动机形成又是内需与外压的结合过程。鉴于此，如果只是从作为结果标识的行善绩效角度来考察动机则很难全面勾勒出企业慈善行为动机的生成、演变及其历史必然性。而从历史的视角来剖析慈善动机背后的动力根源及其演化可能会有益于全面理解慈善动机内涵。
二、企业慈善行为动机演变分析
(一)宗教动机驱动下的早期企业家慈善行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源于：查抄袭率毕业论文理工www.udooo.com
的早期企业慈善行为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雏形，并呈现出个人化、自愿化、矛盾化、消极化特征。(5)探究这一时期的企业成长背景是分析早期企业慈善行为动机及阐释其特征的逻辑起点。正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繁荣阶段，企业财富急剧增加、规模迅速扩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掀起了两次公司合并的浪潮，直接推动了大公司的出现。据统计，被合并的公司数目从1896年的26家上升至1899年的1207家。(6)伴随公司权力的加大，公司社会责任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最初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这个时代还造就了一大批商业巨头，他们也正是早期企业慈善的践行者。美国钢铁巨头、公认的私人慈善事业奠基者之一的安德鲁?卡耐基正是于1911年建立了卡耐基基金会，并给世人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名言：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慈善行为与慈善文化有着天然的内在逻辑联系，卡耐基的上述思想折射出了美国慈善事业的灵魂，也指明了生成企业慈善行为内驱力的思想渊源和基础。基督教的“普世”、“博爱”、“原罪”等宗教价值观是西方慈善文化的内核。“博爱”是一种超越了人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和血缘亲情，跨越了民族、肤色、阶层、性别、文化和国家等界限的带有浓厚的普世主义色彩的爱。慈善行为就是这种爱的载体与传播方式。早期企业慈善行为不仅惠及雇员以及企业所在社区，还通过设立基金会作为管理慈善资源的方式救济整个社会，这与“博爱”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与“博爱”紧密相连的是“原罪”的道德情感。“原罪”使人的本性由“善”变“恶”，慈善就是赎罪最有效的途径，(7)《圣经》中就多次提到：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8)基于赎罪的责任，具有强烈捐赠意愿的商业巨头在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下成为这一时期企业慈善行为的决策者和慈善资源的供给者。深厚的慈善文化不仅为早期的企业慈善行为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更是奠定和夯实了西方国家慈善事业的根基。但需要指出的是，企业捐赠在这一时期只是企业家个人的礼物，并非企业行为。一方面，在传统经济理论主张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下，企业行善被认为是对股东利益的剥夺；另一方面，斯宾塞“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思潮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企业家们认为慈善捐款降低了人类生存能力和违背了自然进化过程，从而对慈善捐款抱以消极态度。企业的经济目标和慈善的社会目标处于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境地。并且政府通过立法明确限制了企业使用公司资金的权力，企业没有权利去做其特许业务范围以外的事，否则就是过度活跃。19 世纪后期美国Massachusetts 上诉法院的一份判决就认定铁路公司和乐器公司为铁路线上的音乐节提供资助不符合公司章程。
以宗教价值观为核心的慈善文化为慈善行为注入了不竭的内动力。社会达尔文主义、传统经济理论等意识形态对慈善行为的负面评价以及政府立法、股东对慈善行为的禁锢形成了与内动力相对抗的阻力。慈善行为在正反两方面力量维系的空间内生存和发展。尽管道德和驱使下的早期企业慈善行为是一种个人名义下的志愿行为，但慈善文化强劲的穿透能力已使慈善行为的成果——基金会在美国流传开来。实践证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慈善基金会为社会民众带来的福祉、为慈善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任何国家的基金会所无法比拟的。但在传统的“二元”分析范式下，企业慈善行为是对企业资源的耗费和短期利润的侵蚀，其实质是个别企业家个人偏好下的消费行为，并不为绝大多数企业家和政府推崇。范畴的慈善行为是否应由企业承担、可否持续、如何求得二元目标的平衡等困境的等一系列责问为企业慈善行为动机演进指明了方向和设立了目标。
(二)相关利益诉求迫使的企业履责行为
如果说工业革命时代的企业慈善行为是商业巨头出于道德层面的个人自律行为，那么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企业善举则成了外界压力下的应激反应或防御行为。企业行善由主动变为被动，甚至是被迫，企业慈善行为的自愿性在外界压力下逐渐被淡化，企业行为中的部分因素被制度化，企业行善进化为以义务地遵纪守法为核心的履行社会责任。经济危机、政局动荡、消费者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等多元压力是促使企业慈善行为动机转变与慈善行为进化的根源。20年代的“空前繁荣”向30年代“空前危机”的转变是企业慈善行为被动动机形成的经济缘由。在危机爆发后的1929年10月29日，一天之内共抛售股票达1640万股。三年内，纽约的股市源于：{$GetSiteName}毕业论文致谢www.udooo.com
价值下降了450亿美元。30年代头三年，银行倒闭达5100家，储户损失亦达几十亿美元。据统计，从1929—1932年，农产品下降了56%，农场主平均年收入从962美元降至288美元，产业工人周工资从25美元降至17美元。(9)萧条的经济使企业行善的社会目标与企业经营的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股东对企业行善持更加抵制的态度。囿于利润的削减，企业的捐赠意愿和捐赠能力明显减弱。1932年，当胡佛夫人请求人们“对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友好和亲善时”，她得到的只是嘲笑。(10) 但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在拉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显著的破坏，一大批环保主义者通过各种方式声讨企业以环境为代价的逐利行为，成为迫使企业“行善”的又一压力来源。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之作，它的问世提高了社会公众的环保觉悟，也将矛头指向了靠杀虫剂产业牟利的企业。1973年的能源危机最终不可避免地让环境保护问题从最早的若干个著名的环境保护组织锐变成席卷全美的“环境保护运动”。在社会公众的强烈要求下，保护环境不再是企业的自愿选择，而是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仅至1962年底，就有40多个提案在美国各州通过立法以限制杀虫剂的使用。与此同时，由肯尼迪总统签署的《消费者权利法案》在全美范围内引发的经久不衰的“消费者运动”、英国的“”、法国的“消费者总联盟”、欧洲经济共同体内的“合同委员会”等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个别、自发的消费者斗争已经上升为自觉、主动、有组织的维权运动，企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也让位于兼顾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发展模式，再加之政府将消费者的利益诉求法制化，真实披露产品信息、积极维护消费者利益已不再是对企业的道德请求，而是其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除此之外，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团体也以数以百计的特定议题，诸如民权运动、管制、等向企业发难，引导大企业领导者阐释自我利益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在社会群体压力和政府干预下，处于垄断竞争时代的企业不得不重新思考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少数领导人尽管实践上仍然没有过多的慈善投入，但认识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比如罗伯特?E?伍德就认为一个大公司除了是一个经济机构，还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机构。除非（股东）先满足顾客和雇员的需要，否则，他是得不到满意回报的。(11)政府也最终应时代的需要于1953年由新泽西州最高法院认定“过度活跃”条款是不合理的限制并拒绝执行它。企业由自愿行善向必须履责演进。
股东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是企业逐利的内驱力来源和利润的既得者。但企业也是内嵌在多重利益关系网络中生存和发展，利益相关者就是“可以影响到组织目标的实现或受其实现影响的群体或个人”(12)，企业除了要对股东、投资者负责外，还必须兼顾员工、客户、供应商、政府、社区、媒体等特殊利益群体，企业只能将其视作不得不付出的成本。
股东利益、特殊利益群体的权益以及政府的规范力量形成“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和“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每一类主体的意志和利益都在妨碍与被妨碍中“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13)即企业慈善行为的演进。
自愿是企业行善的首要原则，但根据罗杰?马丁（Roger L.Martin）的企业慈善行为矩阵理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行为将被规范为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外在压力也随之进化为企业的内生需求。因此，较之自愿行善阶段，被动行善是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蜕变过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如果企业行善只是滞留在为回应日益高涨的社会呼吁的防御性层面，则无法解决企业在日后慈善行为中的核心——激励问题。企业行善动机激励是否与企业发展目标相容是企业慈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讲义务和责任，而不顾企业激励和能力的不切实际的道德诉求在逻辑和操作层面都是不完整的。罗杰?马丁（Roger L.Martin）的企业慈善行为矩阵理论指出了激励机制的形成机理和内涵，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行为将被规范为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外在压力也随之进化为企业的内生需求。(14)因此，企业的“二元”目标如何在新的历史时代下兼容，成本和收益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应如何界定，作为构成社会网络元素的企业如何改善自身的生产经营环境等问题是企业家必须在理念和实践上面对和解决的战略问题。
（三）企业慈善行为的复合动机进入21世纪后，企业慈善行为发展显著，不仅表现为企业捐赠数额在量上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质的提高。根据《捐赠美国2011》的报告，营业性企业的慈善捐赠已经从1999年的96亿美元增长到了2002年的1219亿美元。(15)捐赠质量的提高则主要体现在捐赠目标进一步明确、捐赠方式日趋多元化、捐赠领域更加宽泛、捐赠方和受赠方收益明显等方面。比如英国航空为儿童慈善机构从乘客那里收集零钱的活动、可口可乐非洲基金会的艾滋病车间预防活动、壳牌员工参加海岸清理等企业慈善行为的捐赠领域涉及社会福利、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企业的捐赠方式也已经超越了“支票+”的传统模式，而转向以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并举、企业捐赠与亲自参与慈善项目融合等为特征的现代慈善模式。比如惠普在贫困落后的社区与居民肩并肩地合作，而这种努力给他们带了新的产品创意，开辟了新的市场。捐赠企业和捐赠对象的获益程度是从社会和企业盈利两方面衡量捐赠效果的重要指标。“雅芳乳腺癌圣战”是典型的企业与社会双赢的企业慈善案例。通过此项活动，雅芳在全球范围内募集到的资金总额超过了3亿美元。(16)上述企业的现代行善方式表明企业已经逾越了“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非此即彼”的鸿沟，转而努力探寻二者的共赢模式。由上至下的行政立法和由下至上的社会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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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已经内化为企业行善的内生性需求，企业由被动履责向积极行善发展。企业竞争的战略化、社会与企业缔结的以商业为核心的道德契约是外部行善压力能否与企业慈善行为激励兼容，从而使外在压力内化的关键。科技飞速发展、需求结构升级、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政府限制等利益多元化格局是企业面临的复杂竞争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的竞争力就是驾驭竞争环境的能力。竞争的优势产生于良好的商业生态系统。(17)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相关产业的发展程度、市场成熟度是竞争环境的构成要素。(18)其中与企业根本利益一致的、能与企业形成互动的社会资源架构了企业慈善行为空间。着眼于企业长远利益的策略性慈善行为成为整合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现实途径。行善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经营工具被赋予了以改善特定社会环境为经营成本，以增加企业现实利润或增强盈利能力为收益的投资属性。既能使企业营利，又能使社会变得更美好的慈善项目投资被企业管理者认为是一种非常精明的做法。行善从为回应社会压力的消极防御行为迈向积极的进攻行为。这种由经济理性支配的善行是承担了股东价值最大化职能的微观层面企业盈利本性的内在要求。
企业与社会关系的演进反映了企业角色由微观向宏观层面的延伸。在传统经济学中，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是资源转化为产品的“黑箱”。科斯将企业性质与产生缘由纳入契约分析框架，认为“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替代机制”，企业产生是缘于“签订一个长期合约来代替若干较短期的合约，就可以节省签订每一个较短期合约的支出”。(19)即是说，在使用机制存在交易费用的前提下，企业成为与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签订的一系列契约的集合。契约规定了企业使用资本的权力和向股东赚取最大化利润的义务。在此前提下，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企业从社会攫取资源，并提供满足社会需求的产品和怎么写作以此获得利润作为社会回报。企业和社会存在于以产品、怎么写作、利润为内容的写卖契约关系中。企业行为是否合法、合乎道德愿景尚未构成足以引起社会公众反响的影响力。处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强调的是其经济属性，这也是其本能。
企业角色由微观向宏观层面的延伸是企业和社会互动的产物。企业逐利的经济本能在技术创新的催化下不断地改变着社会。工业废水产生的致癌物质逐渐为世人所知，废气排放引发的负面效应已严重影响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尽管日益增多的利益相关者仍然聚焦于企业行为的合法性和合乎性，但最具进步意义的是企业逐渐意识到：“一个健康的企业和一个病态的社会是很难共存的。”(20)就如穆尔（Moore）所言：即使是最卓越的公司也会被周围的条件或环境毁灭掉。(21)企业已与社会环境构成一个生态系统，企业的经济利益和整个社会福利休戚与共，社会环境的恶化终将侵蚀企业利润。不仅合法，更为重要的是合乎并能增进社会福利水平的企业行为是换取利润和社会认同的资源。(22)企业行为自觉地接受了社会公认的道德评判标准，实际上就是与社会签订了以企业责任为核心的“隐性契约”。(23)在此契约框架内，企业拥有社会赋予的一种职权，“可以将资源有效地转化为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怎么写作。作为实施这种转化的回报，社会给予公司采取必要与合理的行动的权利，并允许获得投资回报”。(24)换言之，公司“必要与合理的行动”，即合乎商业与道德的企业行为是换取社会回报的前提，这也是企业对社会的承诺，它反映了企业义务的内化。内化的商业道德驱使企业以“企业公民”的身份积极策划、参与、资助旨在改善社会环境与于己有利的慈善活动。企业的社会定位由微观的盈利组织上升至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公民，企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摩擦从根本上得到化解，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使企业慈善行为的激励机制得以建立。图1描述了这一过程。
三、结论与启示
企业慈善行为动机的演变是企业、政府、社会的三维互动过程，分别从三个角度演绎了企业社会角色的转变、经营目标的进化、经营方式的升级、权利与义务的制衡过程，政府对企业行善认知的转变过程，社会公众权利意识、环保意识等的觉醒过程以及多元利益的平衡过程。因此，企业慈善行为动机是一种应多元利益而生的复合动机。近年来，我国企业慈善事业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尤其是2008年引发的捐赠热潮使企业慈善行为备受关注。但不得不承认，我国企业慈善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慈善意识落后、捐赠方式单一、监督评价体系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西方企业慈善行为固然是建立在其特有的慈善文化基础上的，但作为成熟的运作模式，其还是有可供借鉴之处。沿袭西方企业慈善动机的演变轨迹，为建立积极、持久的慈善动机，企业、社会、政府还需要做以下几方面的努力：第一，从夯实企业慈善乃至中华慈善事业文化基础的角度出发，需要大力发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我国的慈善思想源远流长，儒家的“仁爱”、佛教的“慈悲”、道教的“积德”、墨家的“兼爱”思想都蕴含着救人济世、福利民众以及人类共同的人道理念和道德准则，从而造就了慈善事业坚实的道德基础和成为了孕育企业慈善的肥沃土壤。企业不仅具有理性经济人孜孜求利的一面，更是具有仁爱精神和同情心的和谐社会微观主体。
第二，从增强企业行善公信力的角度出发，需要建立行善的合法动机。为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和法律法规。少数企业投机取巧甚至不惜违法地借捐赠之名行逃税漏税之实，引发了企业慈善道德危机。合法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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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慈善行为最基本的要求，为了企业慈善更健康地发展，除了要求企业苦练内功，增强法治意识外，还应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和政府对不法企业捐赠行为的处罚力度。第三，从遵循企业行善发展规律的角度出发，需要鼓励企业家的个人捐赠动机。从西方企业慈善的成长历程来看，个人捐赠是企业捐赠的基石。个别企业家的捐赠行为具有橱窗式的展览功效，既能激起广泛的社会认同，又能对其余企业形成潜在压力。出于社会同构性，参与捐赠的企业家将逐渐增多，并朝着由个人向企业行为的良好趋势发展。诚然，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存在林林总总的社会矛盾，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慈善诉求不免有“超越道德”要求之嫌，但企业家捐赠的积极作用不应被否定。
第四，从维持企业行善持续性的角度出发，需要培养企业行善的经济动机。只有输血没有造血功能的企业慈善不可为继。尽管社会对企业提出践履社会责任的更高要求，但绝不能忽视企业的经济利益需求。为此，既需要提高企业家的行善能力，发展多元化的捐赠方式和策划能使企业和社会双赢的慈善项目，又要逐渐改变公众的慈善意识，不能超越实际地为企业贴上“伪善”标签。
第五，从协调多元利益的角度出发，需要树立企业行善的动机。根据镶嵌理论，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是在由不同层次的利益相关者织成的社会网络中进行，企业与各类利益主体之间可能存在正向或反向的利益导向。着眼于塑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企业应明智地以短期利润换取长远的发展机遇，通过行善来增进各类利益主体的福利水平和均衡利益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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