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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向的《列女传》是一部宣扬妇德的训诫书。它作为文学作品自9世纪传入日本后，对日本女性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拟通过日本两大物语文学作品——《源氏物语》和《源平盛衰记》来剖析《列女传》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以及它的儒家妇德思想是如何借助文学作品的传播慢慢渗透进日本本土文化，并与之融合，从而诠释中国儒家妇德思想在日本的根基及其影响。
关键词：《列女传》物语文学《源氏物语》《源平盛衰记》
：A
刘向的《列女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宣扬儒家妇德的女性传记，它不仅牢牢禁锢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而且还远播东瀛，对日本女性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列女传》首先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被传入日本，它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正是通过像《源氏物语》和《源平盛衰记》之类的日本本土文学作品的模仿和引用，才使《列女传》逐渐在日本传播开来，它所颂扬的儒家妇德亦慢慢与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
一刘向《列女传》及其传入日本
《列女传》成书于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宣扬妇德的训诫书。作者是西汉的儒家学者刘向。现存的《列女传》为八卷本，包括传记七卷和颂一卷，共记叙了105名妇女的故事。前七卷分别是：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辩通传和孽嬖传，可以说是以人物故事来训诫女子的儒家女训的起源。
那么，《列女传》是何时传入日本的呢？据考证，《列女传》大约是在9世纪，中国的唐代时期传入日本的。平安时代初期淳和天皇天长八年（831年，中国唐文宗太和五年）完成的第一部大型汉籍类书——《秘府略》中引用了刘向的《别录》，并提及了《列女传》。此后，于876—884年期间整理和编撰的《本朝见在书目录》一书中直接记载了：“列女传十五卷，刘向撰，曹大家注”。据此可以推断，在平安时代，《列女传》已经传入了日本。
但是，《列女传》在传入日本之初并未得到广泛传播，主要原因是《列女传》是一部宣扬男尊女卑封建道德观的训诫书，这与当时日本的社会现状相去甚远。在日本古代的贵族社会，妇道并没有受到重视。当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是访妻婚的长期存在。在这种婚姻体制下，女性成为婚姻的主体，婚后丈夫只是短暂的从居者或是到了晚上才和妻子同居，而且所生儿女皆跟随母亲，所以它带有明显的母系氏族外婚的色彩，使女性在较长时期内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儒家女训中的一些妇道并不适应当时日本的社会现况。虽然《列女传》中的道德观在平安时期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但是它作为从唐朝传入的汉学书籍，还是能够被当时的贵族子弟所阅读，其中不乏有一定汉文修养的贵族女性，《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便是其读者之一。
二《源氏物语》对《列女传》的模仿
《源氏物语》是日本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成书于1001年至1008年间，即日本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期间。作者紫式部，本姓藤原，出身于充满书香气的中等贵族家庭，自幼得以随父学习汉诗，并熟读中国古代典籍。不难看出，9世纪末之前就已经传入日本的《列女传》对紫式部来说并不陌生，而且就紫式部的汉学修养足以阅读《列女传》。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源氏物语》中寻找出刘向《列女传》的踪迹。
1“贤妇”论的吸收
《源氏物语》第二回“帚木”中的“雨夜品评”较为完整地记述了紫式部的女性论。这段对女性的评论是从左马头开始的。他根据出身等因素对女性的不同性情进行了分类，并言及女性的贤明，他说道：“主妇职务之中，最重要者乃忠实勤勉，为丈夫作贤内助。……男子早出晚归，日间所见所闻，或国家大事、或私人细节，或善事，或恶事，总想向人谈谈，然而岂可执途人而语之？他希望有一个亲爱的妻子，情投意合，心领神会，共相馨谈。”
在这里，他把男性治理国家与女性守护家庭相提并论，认为国家等同于家庭，要治理国家就必须治理好家庭，而这正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把女性看作是丈夫的贤内助，不仅善于操持家庭，亦能辅佐丈夫，成就丈夫的事业，即所谓的“贤妇”。
而藤式部丞在经验谈中清晰地描写了贤妇的形象——谈论国家大事、聪慧博学、知书
2“贞节”女性形象的塑造
长期以来，日本文学界还把《源氏物语》中的空蝉和末摘花定位于贞顺、节义之人，认为这两个人的形象出自于刘向《列女传》。
《源氏物语》的第三回是围绕空蝉与源氏的故事而展开的。日本文学评论界一直以来都是把空蝉认定为贞女。有人甚至认为，空蝉作为贞女，根本没有与源氏有染。可是在书中，空蝉并没有一直反抗源氏的纠缠，并背叛了丈夫。但有了这次背叛后，“空蝉回想自身境遇，觉得和源氏公子太不相称，心中不免惭愧。源氏公子对她如此热爱，她并不觉得欢喜。她心中只是想着平日所讨厌的丈夫伊豫介……不胜恐惧”。那之后，空蝉对于源氏的接近拼命的躲避，并在丧夫后，毅然削发做了尼姑。可以看出，空蝉是一位绝不重蹈覆辙的聪明女性。对于曾经有过一次过失，且始终没有忘怀源氏的空蝉来说，绝对称不上是贞女的，但是也不能完全把她与贞节切断开来，特别是从她在丈夫死后决心出家而不再改嫁这点来看，应该说空蝉的潜意识中一直都在维护着自己的贞节。
紫式部在蓬生卷中对末摘花这个人物进行了更深入的刻画。这卷讲述了末摘花在父母双亡后，坚持守护着祖宅。因为家道破落，老宅比从前更加荒凉，简直不成样子了。但她竭力忍受，所有器物，一草一木也不变卖。恪守父母遗训，对于“出卖祖居”的建议，断然拒绝。其坚贞不拔之志，始终如一。而末摘花与源氏的情缘始终亦映射出末摘花的坚贞如一。因为源氏的偶然造访，使得末摘花对源氏产生了爱恋，而且深信源氏对她的感情也是如此。对于亲戚们的邀请，她都断然拒绝，坚信源氏一定会来找她，一直固守在自己的老宅，等候着源氏的再次到来，显现出她的“贞节”形象。就连源氏听到末摘花在荒草丛中度日的近况，以及她对自己的守候，都埋怨自己的无情：“……今晚若非乘便，还不会来呢。小姐（指末摘花）矢志不变，便可推想她的性情多么坚贞。”
总之，《源氏物语》中帚木卷中关于贤妇的评论，以及空蝉、末摘花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取自《列女传》中贤明传、贞顺传和节义传的内容的。
还有，《源氏物语》是按照女性传记的形式展开的，每一卷都有女主人公出场，甚至有些卷名直接以女性的名称来命名。无独有偶，《列女传》记录了105位妇女的故事，而且每个故事皆以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来命名。这种情形在《源氏物语》之前的日本文学作品中亦不曾出现。传记文学来源于中国，这可以在中国的史书中得到考证。而刘向的《列女传》无异于中国最早的女性传记，后世的很多女性传记如后妃传等均以《列女传》为模本。所以说，产生于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的女性传记形式应是受到了《列女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三《源平盛衰记》对《列女传》的引用
《列女传》流入日本之初，因不适应日本当时的社会状况，只作为文学读本被少数人所阅读，所以出现了《源氏物语》中效仿《列女传》来设置章节和人物形象。而随着1192年镰仓幕府成立，日本进入武家统治时期后，开始注重妇德修养，使《列女传》得到了进一步传播。这些表现到文学层面中，如《源平盛衰记》第19卷中的“文觉发心附东归节女之事”直接引用《列女传·节义传》的“京师节女”便是很好的例证。
《列女传》中的“京师节女”的故事如下：京城长安有个杀身以成仁的女子，其丈夫有个仇人想报仇而没有门径，听说其妻仁孝讲义气，就把其妻之父掳去，想以此来要挟仇人之妻与他配合杀仇人。让父亲死便落得不孝，让他杀丈夫则是不义，妻只好决定用自己的命来救父亲和丈夫，她检测意应承仇人说：“明早，在东楼上沐浴后朝东而卧的便是我丈夫了。到时候我给你开门窗等你。”妻回家后，却告诉丈夫让他睡另一屋子，自己则在东楼上沐浴后朝东而卧。半夜，仇人果然来了，砍下躺着那人的头带走了，天亮了一看，原来是仇人之妻的头。仇人因为死者的孝义而哀痛和感动，决定不杀她的丈夫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源平盛衰记》中的“东归节女”，讲的是先前唐朝有一杀身以成仁的女子，被称为东归节女，长安大昌里人。丈夫有个仇人想报仇，听说其妻仁孝讲义气，就把其妻之父掳去，想以此来要挟仇人之妻子。妻只好检测意应承仇人说：“你们可以趁我丈夫在楼上睡觉时杀他。我会让我丈夫卧在东面，而我卧在西面。”……但当晚妻子回家后，让丈夫卧在西面，自己卧在东面，等候着仇人
可以看出，《源平盛衰记》中的“东归节女”其实就是直接引用《列女传》的“京师节女”。只是名字由“京师”变成了“东归”，还有其中的个别细节有些差异，如《列女传》中的妻子是沐浴后在东楼上朝东而卧，而《源平盛衰记》中没有提到沐浴和东楼，只说了东卧。但是这两则故事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认为让父亲死便落得不孝，让他杀丈夫则是不义，所以只好决定用自己的命来救父亲和丈夫，正如论语曰：“君子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所谓杀身成仁，义冠天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而《源平盛衰记》作为军记物语文学作品，主要描写武士间发生的故事，产生于幕府时代。我们知道，武家社会崇尚勇武，注重忠诚，要求武士服从主君，尽忠职守，与之相适应，武家社会对女子的教育强调女德教育，开始对女子进行顺从和贞节方面的道德教化。1232年制定的武家法律《贞永式目》中明确指出让武士之妻做到“侍夫以从”，宣扬妻子要对丈夫做到顺从和忠诚。所以，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源平盛衰记》截取《列女传》的“京师节女”故事以宣扬妇德教育，其意图不言而喻。
随着文学作品对《列女传》的引用和宣传，到江户时代，《列女传》作为儒家女训的典范之作受到广泛关注。日本人或以汉文版《列女传》为底本进行翻刻，或将其直接翻译成日文出版发行，拓宽了《列女传》的传播范围。当时的日本人把《列女传》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载体，已经实现了由吸收引进向模仿创新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列女传》所宣传的儒家三从四德、贞专柔顺的妇道亦逐渐融入日本本土文化中，这些训诫被大量刊行、反复出版，并被用作女子教育的教材，在规范女性行为、维护封建体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日本女性的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甚至延续至今。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10D770022）资助。
参考文献：
王慧荣：《〈列女传〉在日本的流布及其影响》，《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桥本宪三：《高群逸枝全集》（第六卷），理论社，1967年版。
[3] 紫式部：《源氏物语》，小学馆，1970年版。
[4] 丰子恺译本：《源氏物语》（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5] 田中隆昭：《源氏物语的历史和虚构》，勉诚社，1993年版。
[6] 刘向：《列女传 高士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 市古贞次：《源平盛衰记》，三弥井书店，1991年版。
[8] 志贺匡：《日本女子教育史》，琵琶书房，1977年版。
作者简介：周萍萍，女，1975—，江西万安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社会文化、日本文学，工作单位：外交学院。
关键词：《列女传》物语文学《源氏物语》《源平盛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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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的《列女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宣扬儒家妇德的女性传记，它不仅牢牢禁锢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而且还远播东瀛，对日本女性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列女传》首先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被传入日本，它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正是通过像《源氏物语》和《源平盛衰记》之类的日本本土文学作品的模仿和引用，才使《列女传》逐渐在日本传播开来，它所颂扬的儒家妇德亦慢慢与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
一刘向《列女传》及其传入日本
《列女传》成书于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宣扬妇德的训诫书。作者是西汉的儒家学者刘向。现存的《列女传》为八卷本，包括传记七卷和颂一卷，共记叙了105名妇女的故事。前七卷分别是：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辩通传和孽嬖传，可以说是以人物故事来训诫女子的儒家女训的起源。
那么，《列女传》是何时传入日本的呢？据考证，《列女传》大约是在9世纪，中国的唐代时期传入日本的。平安时代初期淳和天皇天长八年（831年，中国唐文宗太和五年）完成的第一部大型汉籍类书——《秘府略》中引用了刘向的《别录》，并提及了《列女传》。此后，于876—884年期间整理和编撰的《本朝见在书目录》一书中直接记载了：“列女传十五卷，刘向撰，曹大家注”。据此可以推断，在平安时代，《列女传》已经传入了日本。
但是，《列女传》在传入日本之初并未得到广泛传播，主要原因是《列女传》是一部宣扬男尊女卑封建道德观的训诫书，这与当时日本的社会现状相去甚远。在日本古代的贵族社会，妇道并没有受到重视。当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是访妻婚的长期存在。在这种婚姻体制下，女性成为婚姻的主体，婚后丈夫只是短暂的从居者或是到了晚上才和妻子同居，而且所生儿女皆跟随母亲，所以它带有明显的母系氏族外婚的色彩，使女性在较长时期内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儒家女训中的一些妇道并不适应当时日本的社会现况。虽然《列女传》中的道德观在平安时期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但是它作为从唐朝传入的汉学书籍，还是能够被当时的贵族子弟所阅读，其中不乏有一定汉文修养的贵族女性，《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便是其读者之一。
二《源氏物语》对《列女传》的模仿
《源氏物语》是日本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成书于1001年至1008年间，即日本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期间。作者紫式部，本姓藤原，出身于充满书香气的中等贵族家庭，自幼得以随父学习汉诗，并熟读中国古代典籍。不难看出，9世纪末之前就已经传入日本的《列女传》对紫式部来说并不陌生，而且就紫式部的汉学修养足以阅读《列女传》。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源氏物语》中寻找出刘向《列女传》的踪迹。
1“贤妇”论的吸收
《源氏物语》第二回“帚木”中的“雨夜品评”较为完整地记述了紫式部的女性论。这段对女性的评论是从左马头开始的。他根据出身等因素对女性的不同性情进行了分类，并言及女性的贤明，他说道：“主妇职务之中，最重要者乃忠实勤勉，为丈夫作贤内助。……男子早出晚归，日间所见所闻，或国家大事、或私人细节，或善事，或恶事，总想向人谈谈，然而岂可执途人而语之？他希望有一个亲爱的妻子，情投意合，心领神会，共相馨谈。”
在这里，他把男性治理国家与女性守护家庭相提并论，认为国家等同于家庭，要治理国家就必须治理好家庭，而这正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把女性看作是丈夫的贤内助，不仅善于操持家庭，亦能辅佐丈夫，成就丈夫的事业，即所谓的“贤妇”。
而藤式部丞在经验谈中清晰地描写了贤妇的形象——谈论国家大事、聪慧博学、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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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理。可是，当时日本社会强调的是女性的才艺技能，不会涉及政治，所以这种“贤妇”并非当时日本社会的女性所具有的形象，而《列女传》中出场的女性们与《源氏物语》中藤式部丞所说的“贤妇”如出一辙，可以推测它可能借鉴于《列女传》。况且，有关夫妇中女性的价值的评论，在《源氏物语》以前的日本的文学和历史作品中都不曾出现过，而这些内容多见于中国的文学和历史作品中，可见紫式部的女性论应来自其对汉学的了解。2“贞节”女性形象的塑造
长期以来，日本文学界还把《源氏物语》中的空蝉和末摘花定位于贞顺、节义之人，认为这两个人的形象出自于刘向《列女传》。
《源氏物语》的第三回是围绕空蝉与源氏的故事而展开的。日本文学评论界一直以来都是把空蝉认定为贞女。有人甚至认为，空蝉作为贞女，根本没有与源氏有染。可是在书中，空蝉并没有一直反抗源氏的纠缠，并背叛了丈夫。但有了这次背叛后，“空蝉回想自身境遇，觉得和源氏公子太不相称，心中不免惭愧。源氏公子对她如此热爱，她并不觉得欢喜。她心中只是想着平日所讨厌的丈夫伊豫介……不胜恐惧”。那之后，空蝉对于源氏的接近拼命的躲避，并在丧夫后，毅然削发做了尼姑。可以看出，空蝉是一位绝不重蹈覆辙的聪明女性。对于曾经有过一次过失，且始终没有忘怀源氏的空蝉来说，绝对称不上是贞女的，但是也不能完全把她与贞节切断开来，特别是从她在丈夫死后决心出家而不再改嫁这点来看，应该说空蝉的潜意识中一直都在维护着自己的贞节。
紫式部在蓬生卷中对末摘花这个人物进行了更深入的刻画。这卷讲述了末摘花在父母双亡后，坚持守护着祖宅。因为家道破落，老宅比从前更加荒凉，简直不成样子了。但她竭力忍受，所有器物，一草一木也不变卖。恪守父母遗训，对于“出卖祖居”的建议，断然拒绝。其坚贞不拔之志，始终如一。而末摘花与源氏的情缘始终亦映射出末摘花的坚贞如一。因为源氏的偶然造访，使得末摘花对源氏产生了爱恋，而且深信源氏对她的感情也是如此。对于亲戚们的邀请，她都断然拒绝，坚信源氏一定会来找她，一直固守在自己的老宅，等候着源氏的再次到来，显现出她的“贞节”形象。就连源氏听到末摘花在荒草丛中度日的近况，以及她对自己的守候，都埋怨自己的无情：“……今晚若非乘便，还不会来呢。小姐（指末摘花）矢志不变，便可推想她的性情多么坚贞。”
总之，《源氏物语》中帚木卷中关于贤妇的评论，以及空蝉、末摘花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取自《列女传》中贤明传、贞顺传和节义传的内容的。
还有，《源氏物语》是按照女性传记的形式展开的，每一卷都有女主人公出场，甚至有些卷名直接以女性的名称来命名。无独有偶，《列女传》记录了105位妇女的故事，而且每个故事皆以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来命名。这种情形在《源氏物语》之前的日本文学作品中亦不曾出现。传记文学来源于中国，这可以在中国的史书中得到考证。而刘向的《列女传》无异于中国最早的女性传记，后世的很多女性传记如后妃传等均以《列女传》为模本。所以说，产生于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的女性传记形式应是受到了《列女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三《源平盛衰记》对《列女传》的引用
《列女传》流入日本之初，因不适应日本当时的社会状况，只作为文学读本被少数人所阅读，所以出现了《源氏物语》中效仿《列女传》来设置章节和人物形象。而随着1192年镰仓幕府成立，日本进入武家统治时期后，开始注重妇德修养，使《列女传》得到了进一步传播。这些表现到文学层面中，如《源平盛衰记》第19卷中的“文觉发心附东归节女之事”直接引用《列女传·节义传》的“京师节女”便是很好的例证。
《列女传》中的“京师节女”的故事如下：京城长安有个杀身以成仁的女子，其丈夫有个仇人想报仇而没有门径，听说其妻仁孝讲义气，就把其妻之父掳去，想以此来要挟仇人之妻与他配合杀仇人。让父亲死便落得不孝，让他杀丈夫则是不义，妻只好决定用自己的命来救父亲和丈夫，她检测意应承仇人说：“明早，在东楼上沐浴后朝东而卧的便是我丈夫了。到时候我给你开门窗等你。”妻回家后，却告诉丈夫让他睡另一屋子，自己则在东楼上沐浴后朝东而卧。半夜，仇人果然来了，砍下躺着那人的头带走了，天亮了一看，原来是仇人之妻的头。仇人因为死者的孝义而哀痛和感动，决定不杀她的丈夫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源平盛衰记》中的“东归节女”，讲的是先前唐朝有一杀身以成仁的女子，被称为东归节女，长安大昌里人。丈夫有个仇人想报仇，听说其妻仁孝讲义气，就把其妻之父掳去，想以此来要挟仇人之妻子。妻只好检测意应承仇人说：“你们可以趁我丈夫在楼上睡觉时杀他。我会让我丈夫卧在东面，而我卧在西面。”……但当晚妻子回家后，让丈夫卧在西面，自己卧在东面，等候着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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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来。最后那女子代替丈夫被砍了脑袋。可以看出，《源平盛衰记》中的“东归节女”其实就是直接引用《列女传》的“京师节女”。只是名字由“京师”变成了“东归”，还有其中的个别细节有些差异，如《列女传》中的妻子是沐浴后在东楼上朝东而卧，而《源平盛衰记》中没有提到沐浴和东楼，只说了东卧。但是这两则故事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认为让父亲死便落得不孝，让他杀丈夫则是不义，所以只好决定用自己的命来救父亲和丈夫，正如论语曰：“君子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所谓杀身成仁，义冠天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而《源平盛衰记》作为军记物语文学作品，主要描写武士间发生的故事，产生于幕府时代。我们知道，武家社会崇尚勇武，注重忠诚，要求武士服从主君，尽忠职守，与之相适应，武家社会对女子的教育强调女德教育，开始对女子进行顺从和贞节方面的道德教化。1232年制定的武家法律《贞永式目》中明确指出让武士之妻做到“侍夫以从”，宣扬妻子要对丈夫做到顺从和忠诚。所以，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源平盛衰记》截取《列女传》的“京师节女”故事以宣扬妇德教育，其意图不言而喻。
随着文学作品对《列女传》的引用和宣传，到江户时代，《列女传》作为儒家女训的典范之作受到广泛关注。日本人或以汉文版《列女传》为底本进行翻刻，或将其直接翻译成日文出版发行，拓宽了《列女传》的传播范围。当时的日本人把《列女传》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载体，已经实现了由吸收引进向模仿创新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列女传》所宣传的儒家三从四德、贞专柔顺的妇道亦逐渐融入日本本土文化中，这些训诫被大量刊行、反复出版，并被用作女子教育的教材，在规范女性行为、维护封建体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日本女性的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甚至延续至今。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10D770022）资助。
参考文献：
王慧荣：《〈列女传〉在日本的流布及其影响》，《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桥本宪三：《高群逸枝全集》（第六卷），理论社，1967年版。
[3] 紫式部：《源氏物语》，小学馆，1970年版。
[4] 丰子恺译本：《源氏物语》（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5] 田中隆昭：《源氏物语的历史和虚构》，勉诚社，1993年版。
[6] 刘向：《列女传 高士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 市古贞次：《源平盛衰记》，三弥井书店，1991年版。
[8] 志贺匡：《日本女子教育史》，琵琶书房，1977年版。
作者简介：周萍萍，女，1975—，江西万安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社会文化、日本文学，工作单位：外交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