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作者简介】
赵龙跃，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教授，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理事。
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经济治理、WTO与国际经济谈判、中美经贸关系等。
主要著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WTO与农业管理体制》、《国家主权与WTO》（译著）等。
摘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我国维持并进一步开创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国际环境的需要，也是满足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需要。中国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需要在观念认识、战略设计、人才培养与使用、重大国际问题研究和中美关系等方面下功夫，需要研究调整国际合作战略，积极利用多边渠道，发挥大国作用，逐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向利于中国的方向演进。
关键词国际经济规则全球经济治理国际组织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我国参与国际事务进行了系统的规划，重申了我国的原则和目标：“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①这是党在对国内外形势准确判断和把握的基础上，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全面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强调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重大部署。②当今世界，国际经济规则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工具，国际经济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必然意味着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和管理。然而，我国无论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政策实践方面，对此认识和重视都很不够，甚至还存在疑惑和误解。本文试图从完善和制定国际规则的这一关键切入点，论证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应对策略供决策参考。
国际规则的公平问题与中国面临的现实困境
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国际规则，国际规则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外交综合能力博弈的结果。现行国际规则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美欧国家操纵制定的产物，体现的首先是这些发达国家的利益。我国独特的经济体制，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只能由我们自己争取建立既适合于中国国情，又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
从理论上讲，国际规则是世界各国在国际事务互动中制定并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是国际经济博弈的“交通规则”，其本质是国际关系中权力与义务均衡的结果。国际规则既限定了各国采取“适当行为策略的范围”，又影响着国家之间合作收益的分配。国际规则有一定的功能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稳定预期和减少不确定性。例如，多边贸易体制在关税减让和促进国际贸易增长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经济全球化管理也需要国际规则，但是现行国际经济规则很不公平，严重地忽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国际社会不同于国内社会，国内社会“法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保证；但是在国际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政府”来保证规则制定和实施的公平，主要的国际规则（包括国际法）都取决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外交综合能力的博弈，特别是大国之间权力和利益的斗争与妥协。
战后发展起来的现行国际经济规则，主要是在美欧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的主导和操纵下形成的，首先体现的是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利益和需要。以布莱顿森林体系为例，美欧国家从它们的现实情况和利益出发，制定有关规则，维持自己的优势，扩大自己的利益。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不公平性，使得美欧发达国家不仅掌控着国际组织的领导权，而且攫取超额的经济利益。至今美国人一直垄断着世界银行行长的位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也具有绝对的否决权。同时，美国通过美元的霸权地位，既可以从世界攫取超额财富，又可以对外转嫁国内经济危机，这一点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抨击。即便如此，美欧发达国家有时还肆意规避和漠视国际规则。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虽然制定了细致严格的争端解决程序，③ 但是仍然存在许多“执法不公”、“迁就强权”和“执法低能”的案例。④更需要警惕的是，在面临国际挑战时，调整和重塑规则以限制竞争对手也是美欧大国常用的手段，对此现象，西方学者都不讳言并给以抨击。⑤
现行国际经济规则不仅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有些规则还专门针对中国，限制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制定了许多对我国不公平的条款，给我国增加了许多超越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该承担的义务。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特殊保障条款”，以及在贸易补救条款下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最近几年，美欧国家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对我国提出的诉讼有20多起，皆在利用不平等的贸易规则，挑战我国的对外经贸政策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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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⑥美欧国家不仅借助不公平的国际经济规则挤压我国的经济利益，而且还高举“国际规则”的大旗，从道义上对我国横加指责。2011年，希拉里在她那篇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高调提出“美国需要新兴国家一起参与和塑造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与地区秩序”，要求中国“停止对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及它们的创新技术的歧视行为，停止对本国企业的优惠待遇，采取行动禁止不利于外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和中国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更快地升值”。⑦ 2012年1月，奥巴马在其《国情咨文》报告中，多次把矛头指向中国，声称“当我们的竞争对手不遵守规则时，我不会再袖手旁观”，并且不无得意地指出“本届政府针对中国提出的贸易案几乎是上届政府的两倍”。⑧而实际上，无论在贸易领域还是在其他方面，美国一直对国际规则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对自己有利就推而广之，要求世界都遵守，对自己不利则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而坚决抵制。⑨
总而言之，中国不仅承受着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不公平待遇，而且还面临着美欧国家利用“国际规则”对我国实行道义上的挤压，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是中国化解“规则压力”的有效选择。在制定规则的谈判和博弈过程中，我们必须凭借自己的实力去争取自己的权利，绝不能期待其他国家在制定规则时考虑中国的情况，更不能只谈学习规则、遵守规则，而不谈修正规则、制定规则。只有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和现有规则的调整与变革，才能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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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积极引领中美经贸合作健康发展，构建新时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分别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是否以及怎样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国际规则制定。同志曾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的致辞中指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创新思维，需要相互信任，需要平等互谅，需要积极行动，需要厚植友谊，需要我们的思想、政策、行动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怎么发表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长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思考的基点就是如何维持“世界领导者”的优势地位。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演讲时向美国各界精英清楚地表明：“在这个新的世纪，美国能够、必需而且将发挥领导作用”，“世界仍将指望和依靠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平衡中美利益就成为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
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关系到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我国要进一步综合利用双边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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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两个渠道，积极引领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构建新时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双边的角度看，进一步扩大中美两国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范围，加强对美国政策法律和管理程序的研究，强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将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扩大到企业之间的经营对话和专家之间的学术对话。从多边的角度看，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改革完善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消除不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的内容，也有助于引导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减少或避免中美之间的直接冲突。最近，美国积极推进《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声称要制定一个21世纪标准最高的、涉及范围最广的、全面体现美国价值观的、能够应对全球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具体地讲，美国就是要在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限制国有企业、协调国内政策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价。《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当然会考虑中国因素，将对我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不把它看作是针对中国的行动，而是从多边渠道的角度，分析研究《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这样有助于争取国际社会更广泛的支持。结语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不是要推翻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是要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党的十八大在准确判断和把握国际发展大势的基础上，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对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做出重大部署。我们需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兼顾中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利用多边渠道，发挥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本文系南开大学“国际发展与管理研究”项目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F3000732）
注释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早在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我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0年10月19日，第1版。
[美]约翰·杰克逊：《国家主权与WTO》，赵龙跃、左海聪、盛建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9～238页。
这方面的案例分析见陈安：“中国加入WTO十年的法理断想：简论WTO的法治、立法、执法、守法与变法”，《现代法学》，2010年第6期，第117～118页。
Stephen G. Brooks， William C. Wohlforth， "Reshaping the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2009， Vol. 88 Issue 2， pp.49-63.
截至2012年11月，美欧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国提起的诉讼高达21起，而相比之下，德国总共被诉2起、法国总共被诉4起、日本也总共被诉15起。WTO贸易争端的统计情况请见WTO网站：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by_country_e.htm。
Clinton Hillary，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Issue 189， Nov 2011， pp.59～60.
奥巴马2012年国情咨文报告时，因这句话获得国会议员的掌声，见美国白宫网站：http：//www.whitehouse.gov/photos-and-video/video/2012/01/25/2012-state-union-address-enhanced-version#transcript。
更详细的分析请见陈安：“美国单边主义对抗WTO多边主义的第三回合——‘201条款’争端之法理探源和展望”，《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第153～164页。
赵龙跃：“研究重点转向中国国际战略——美国政治学学会2010 年年会侧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10月7日，第15版。
李向阳：“中国与国际经济规则”，《红旗文稿》，2006年第2期，第16～18页。
John G.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 2011， Vol. 90 Issue 3， pp.56-68.
“中国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0年10月19日，第1版。
IMF， "Fast Facts on the IMF，" ailable at http：//.cn/roll/20120422/040311887412.shtml。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3期，第170页。
贾根良：“美国学派：推进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111页。
“如何将中国声音送进国际组织”，《文汇报》，2011年9月28日，第1版。
赵龙跃：“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的战略思考——评《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的主导学术理念”，《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128～129页。
钟声：“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游戏规则”，《人民日报》，2012年2月1日，第3 版。
2010年，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权”的改革方案，中国在世行的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第三大股东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理事会也批准了“份额和执行董事会”的改革方案，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72%升至6.394%，权升至第3位，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仅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
赵龙跃：“我们如何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国际商报》，2010年1月5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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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龙跃：“我国应积极为国际组织输送管理人才”，《国际商报》，2011年6月11日，第1 版。
参见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会议简报》（第1期）第4页，2012年11月3日。
：“推进互利共赢合作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2 年5月4日，第2 版。
Mark Landler， "Clinton Speech Offers Policy Overview"，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8， 2010.
责 编/樊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