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摘 要：翻译领域的权力研究，作为一种宏观研究，重点探讨社会文化语境对翻译的作用，研究译材的选择、翻译的策略和翻译的效果如何受到权力的影响，以及翻译又如何建构了权力。本文概述了国内外翻译领域权力研究的现状。
关键词：权力；翻译；现状
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权力、翻译与经典建构——中国翻译文学研究》部分成果。项目批准号：HB11YY012
国外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关注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其标志性成果是赫曼斯（Hermans） 1985年主编的《文学操纵》（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到九十年代，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菲威尔（Lefevere ）（1990） 编辑出版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进一步推动了“文化转向”的发展。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翻译不仅是一种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活动。翻译实践除了受语言的制约，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翻译语境的影响，其中的多种权力因素对翻译活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探索翻译背后的权力关系和运作，开拓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翻译研究的视角，对权力研究进行综述。
权力是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等领域的重要概念，很多人试图对它做出界定。丹尼斯·朗在《权力论》的就引用了多种定义：如权力是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权力是预期效果的产生；权力是一个人或若干人在社会行为中
把权力与翻译联系起来，基本上是从宏观角度考虑翻译的，这明显区别于语言转换的微观研究。从权力的角度考虑翻译，应该说从19世纪就出现了，尽管人们没有像20世纪70和80年代那样突出权力的字眼。尼采在说道罗马诗人对希腊经典作品的翻译时，用到了“征服”字眼，说“翻译是一种形式的征服。不仅突出历史的东西，而且为现在增添了典故……具有了罗马帝国最优秀的良知。”（转引自陈永国，2010，p12）这种“征服观”其实就涉及到权力关系与权力运作。无论本土文化征服外来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征服本土文化，译者是始终受到文化与语言的束缚的权力关系中，不断做出选择。
对翻译与权力关系做出较全面阐述的学者，应该是美国阿默斯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根茨勒（Gentzler） 和该校比较文学系教授提莫志克（Tymoczko）。他们在论文集《翻译与权力》（2007）前言中，从翻译与权力的角度，对20世纪50和60年代至90年代的“翻译转向”做了概括性的分析。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麦迪逊大街开始尝试使用大众传媒来控制文化，翻译者有意识地使用翻译策略来达到对观众宣传的各种预期效果。总之，译者开始认识到译文如何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操纵读者。这种功能主义的翻译技巧很快就导致了早期的翻译描述研究。霍姆斯和维奇是杰出的代表，通过考察同一文本的不同译本，他们比较了不同的目的和翻译技巧。他们发现规范性的翻译其实是效忠权力阶级价值观的。这一结论在当时的翻译研究领域具有革命行，向人们揭示翻译背后的权力运作。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对权力和翻译关系的探讨在更大范围展开，探讨也更加深入，突出的是低地国家和以色列的学者。他们把文学翻译与外部因素联系起来，对翻译和权力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兴趣。1985年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赫曼斯主编出版了《文学的操纵》。论文集的作者都是当时翻译领域著名的学者，如以色列的图里、比利时的兰伯特，英国的巴斯奈特、美国的提莫志克。论文阐明，译文和原文相比，并不是次要、派生的，而是一种主要的文学工具，是更大的社会机构——教育系统、艺术团体、出版公司、甚至政府——为了建构自己期待的“文化”，对某个群体进行“操纵”的结果。为此，原文受到操纵，译文以所期待的形式出现。教会会委托译者译圣经，政府会赞助译者译民族史诗，学校会教翻译过来的经典作品，所有这些都有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目的。
20世纪90年代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最突出的年代。巴斯奈特和勒菲威尔编辑出版了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对描述翻译学的研究目标进行了重新界定，即翻译研究是以源语和译语文化中文学网络和非文学符号框架内的文本研究为目标的。对文学翻译过程中转换的解释，不仅是要考虑诗学，而且是要考虑意识形态的。他们指出：翻译研究应处理那些难以处理的文化数据，研究它们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勒菲威尔（1992）提出了著名的文学操控“三要素”理论，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总的生活方式，体现一定阶级的意志和要求，从根本上左右着译者的译材选择和翻译策略。诗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作品本身，即主题、人物、体裁、象征等。二是文学的社会功能，即文学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人生活在某一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一定会形成某一特定的文本架构，这种被普遍接受的文本架构就构成了某一社会的主流诗学。赞助人指有权力或影响的个人团体政党社会阶层和传播媒介等。如果说“文化转向”之前的早期翻译描述研究，使用的是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那么，文化转向之后使用的方法越来越倾向于后结构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很多翻译学者，更多的是比较文本建构背
在后现代语境中很多翻译学者还把翻译和殖义联系起来，探讨殖民或后殖义的权力问题。如 Dingwancey与 Maier合编的《语言与文化之间》、巴斯奈特等人合编的《后殖民翻译：权力与实践》、提莫志克著的《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和斯皮瓦克著的《翻译的政治》。研究得出结论：殖义之所以成为可能，与其说靠的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还不如说靠的是知识，因为知识即权力，而翻译是生产知识的一种方式。
从女性主义角度对翻译的探讨，也充分体现了翻译中的权力问题。女性主义的翻译研究重点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 译作和译者的地位：传统上把译文比作是女性的、第二性的，源文本处于男性的主宰地位，译文处于女性的从属地位。因此，传统的翻译标准是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女性主义从性别角度找到了颠覆主流权力话语的切入点，提高了译者和译著的地位。2）翻译策略：女性主义的翻译研究解构男权话语，从女性的角度解析人物，反应弱者的身份和声
音。 3）探讨女性翻译作家在本国建构文化中的贡献。Sherry Simon是以女性翻译研究著称的翻译家，分析了女性译者的翻译和翻译观。
国内的翻译理论界对权力研究与国外相比，起步要晚，基本上是受到到国外翻译理论的启发，结合本国实际而进行的，探讨的问题也相对具体。如胡翠娥（2007）讨论了五四期间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守城主义的翻译论征，查明建（2004）探讨了意识形态对我国五六十年代翻译文学的操控，胡安江（2008）探讨了寒山诗在另一个文化场域成为经典的过程。林克难收在《翻译与权力论文》集中的《翻译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分析了中国五次翻译对中国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影响，说明了翻译的权力作用（Tymoczko，Gentzler，2007）。
翻译领域的权力研究，是翻译的一种宏观研究，重点探讨社会文化语境对翻译的作用，研究译材的选择、翻译的策略和翻译的效果及传播如何受到权力的影响以及翻译又如何建构了权力。西方学者还把翻译中的权力研究与后殖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结合起来，为翻译研究扩大了视角，注入了很大活力。国内翻译领域的权力研究虽然还有待深入，但已呈现不断发展之势。权力与翻译关系的研究对进一步加深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功能和特定时期翻译现象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Alvarez， Roman & Carmen-Africa Vidal （eds.）. 1996.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 （eds.）. 1990.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C].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3] Hermens，Theo （ed）.1985.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Ltd.
[4] Lefevere， André.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5] Tymoczko， Maria & Gentzler， Edwin （eds.）. 2007. Translation and Power [C].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6] Venuti， Lawrence. 2004.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7] Venuti， Lawrence. 1998.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 London： Routledge.
[8] 查明建. 200
[10] 胡安江. 2008. 翻译文本的经典建构研究[J].《外语学刊》第5期.
[11] 胡翠娥. 2007.翻译与权力——五四期间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守成主义的翻译论争[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第4期.
[12] 李遇春. 2007. 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权力；翻译；现状
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权力、翻译与经典建构——中国翻译文学研究》部分成果。项目批准号：HB11YY012
国外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关注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其标志性成果是赫曼斯（Hermans） 1985年主编的《文学操纵》（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到九十年代，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菲威尔（Lefevere ）（1990） 编辑出版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进一步推动了“文化转向”的发展。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翻译不仅是一种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活动。翻译实践除了受语言的制约，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翻译语境的影响，其中的多种权力因素对翻译活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探索翻译背后的权力关系和运作，开拓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翻译研究的视角，对权力研究进行综述。
权力是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等领域的重要概念，很多人试图对它做出界定。丹尼斯·朗在《权力论》的就引用了多种定义：如权力是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权力是预期效果的产生；权力是一个人或若干人在社会行为中
摘自：学年论文范文www.udooo.com
行使自己的意志的机会；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在福柯看来，“权力”是指一切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支配力和控制力的东西，可以分为宏观的显性的权力和微观的隐性权力。前者通过物质或制度的形态体现出来，如指政府机构和法律条文等。后者是“规范化”权力，是“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使其被主流社会或正统社会文化秩序所接纳的影响力（李遇春，2007）。权力的行使来自无数方面，在各种不平等与运动关系的相互影响中进行。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权力不仅具有传统观点认为的“压抑”和“破坏”的作用，它还具有“生产”和“建构”作用，这无疑是福柯的思想创新之处。整个社会就是由权力关系构成的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生活在这个网络之中，任何社会活动都要受到权力的影响和制约。福柯还把权力和话语联系起来，认为权力是通过话语来体现的，权力制约了话语的表达方式。福柯的权力理论揭示，语言之间的转换，不可能是透明中性的，语言翻译过程中一定受到权力因素的影响。把权力与翻译联系起来，基本上是从宏观角度考虑翻译的，这明显区别于语言转换的微观研究。从权力的角度考虑翻译，应该说从19世纪就出现了，尽管人们没有像20世纪70和80年代那样突出权力的字眼。尼采在说道罗马诗人对希腊经典作品的翻译时，用到了“征服”字眼，说“翻译是一种形式的征服。不仅突出历史的东西，而且为现在增添了典故……具有了罗马帝国最优秀的良知。”（转引自陈永国，2010，p12）这种“征服观”其实就涉及到权力关系与权力运作。无论本土文化征服外来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征服本土文化，译者是始终受到文化与语言的束缚的权力关系中，不断做出选择。
对翻译与权力关系做出较全面阐述的学者，应该是美国阿默斯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根茨勒（Gentzler） 和该校比较文学系教授提莫志克（Tymoczko）。他们在论文集《翻译与权力》（2007）前言中，从翻译与权力的角度，对20世纪50和60年代至90年代的“翻译转向”做了概括性的分析。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麦迪逊大街开始尝试使用大众传媒来控制文化，翻译者有意识地使用翻译策略来达到对观众宣传的各种预期效果。总之，译者开始认识到译文如何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操纵读者。这种功能主义的翻译技巧很快就导致了早期的翻译描述研究。霍姆斯和维奇是杰出的代表，通过考察同一文本的不同译本，他们比较了不同的目的和翻译技巧。他们发现规范性的翻译其实是效忠权力阶级价值观的。这一结论在当时的翻译研究领域具有革命行，向人们揭示翻译背后的权力运作。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对权力和翻译关系的探讨在更大范围展开，探讨也更加深入，突出的是低地国家和以色列的学者。他们把文学翻译与外部因素联系起来，对翻译和权力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兴趣。1985年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赫曼斯主编出版了《文学的操纵》。论文集的作者都是当时翻译领域著名的学者，如以色列的图里、比利时的兰伯特，英国的巴斯奈特、美国的提莫志克。论文阐明，译文和原文相比，并不是次要、派生的，而是一种主要的文学工具，是更大的社会机构——教育系统、艺术团体、出版公司、甚至政府——为了建构自己期待的“文化”，对某个群体进行“操纵”的结果。为此，原文受到操纵，译文以所期待的形式出现。教会会委托译者译圣经，政府会赞助译者译民族史诗，学校会教翻译过来的经典作品，所有这些都有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目的。
20世纪90年代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最突出的年代。巴斯奈特和勒菲威尔编辑出版了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对描述翻译学的研究目标进行了重新界定，即翻译研究是以源语和译语文化中文学网络和非文学符号框架内的文本研究为目标的。对文学翻译过程中转换的解释，不仅是要考虑诗学，而且是要考虑意识形态的。他们指出：翻译研究应处理那些难以处理的文化数据，研究它们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勒菲威尔（1992）提出了著名的文学操控“三要素”理论，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总的生活方式，体现一定阶级的意志和要求，从根本上左右着译者的译材选择和翻译策略。诗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作品本身，即主题、人物、体裁、象征等。二是文学的社会功能，即文学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人生活在某一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一定会形成某一特定的文本架构，这种被普遍接受的文本架构就构成了某一社会的主流诗学。赞助人指有权力或影响的个人团体政党社会阶层和传播媒介等。如果说“文化转向”之前的早期翻译描述研究，使用的是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那么，文化转向之后使用的方法越来越倾向于后结构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很多翻译学者，更多的是比较文本建构背
源于：毕业论文致谢怎么写www.udooo.com
后的语言多义性和多价性，而不是具体源文本的统一意义。这些学者的研究凸显了权力问题，如韦努蒂（Venuti）的《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1995）和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1998）、Roman Alvarez和Carmen-Africa Vidal主编的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1996）。翻译对文化变革有什么影响？何种情况下翻译对文化的影响最大？什么样的翻译是最成功的？所有这些又是如何与文化控制文化主张和文化抵制相联系的？这些问题都是后结构主义学者努力探究的。在后现代语境中很多翻译学者还把翻译和殖义联系起来，探讨殖民或后殖义的权力问题。如 Dingwancey与 Maier合编的《语言与文化之间》、巴斯奈特等人合编的《后殖民翻译：权力与实践》、提莫志克著的《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和斯皮瓦克著的《翻译的政治》。研究得出结论：殖义之所以成为可能，与其说靠的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还不如说靠的是知识，因为知识即权力，而翻译是生产知识的一种方式。
从女性主义角度对翻译的探讨，也充分体现了翻译中的权力问题。女性主义的翻译研究重点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 译作和译者的地位：传统上把译文比作是女性的、第二性的，源文本处于男性的主宰地位，译文处于女性的从属地位。因此，传统的翻译标准是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女性主义从性别角度找到了颠覆主流权力话语的切入点，提高了译者和译著的地位。2）翻译策略：女性主义的翻译研究解构男权话语，从女性的角度解析人物，反应弱者的身份和声
音。 3）探讨女性翻译作家在本国建构文化中的贡献。Sherry Simon是以女性翻译研究著称的翻译家，分析了女性译者的翻译和翻译观。
国内的翻译理论界对权力研究与国外相比，起步要晚，基本上是受到到国外翻译理论的启发，结合本国实际而进行的，探讨的问题也相对具体。如胡翠娥（2007）讨论了五四期间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守城主义的翻译论征，查明建（2004）探讨了意识形态对我国五六十年代翻译文学的操控，胡安江（2008）探讨了寒山诗在另一个文化场域成为经典的过程。林克难收在《翻译与权力论文》集中的《翻译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分析了中国五次翻译对中国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影响，说明了翻译的权力作用（Tymoczko，Gentzler，2007）。
翻译领域的权力研究，是翻译的一种宏观研究，重点探讨社会文化语境对翻译的作用，研究译材的选择、翻译的策略和翻译的效果及传播如何受到权力的影响以及翻译又如何建构了权力。西方学者还把翻译中的权力研究与后殖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结合起来，为翻译研究扩大了视角，注入了很大活力。国内翻译领域的权力研究虽然还有待深入，但已呈现不断发展之势。权力与翻译关系的研究对进一步加深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功能和特定时期翻译现象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Alvarez， Roman & Carmen-Africa Vidal （eds.）. 1996.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 （eds.）. 1990.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C].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3] Hermens，Theo （ed）.1985.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Ltd.
[4] Lefevere， André.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5] Tymoczko， Maria & Gentzler， Edwin （eds.）. 2007. Translation and Power [C].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6] Venuti， Lawrence. 2004.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7] Venuti， Lawrence. 1998.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 London： Routledge.
[8] 查明建. 200
4. 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文学经典的建构.《中国比较文学》第2期.
[9] 陈永国. 2010. 翻译与后现代性[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0] 胡安江. 2008. 翻译文本的经典建构研究[J].《外语学刊》第5期.
[11] 胡翠娥. 2007.翻译与权力——五四期间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守成主义的翻译论争[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第4期.
[12] 李遇春. 2007. 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