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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施建构和谐社会工程，首先要在思想上实现哲学价值理念的转变，培育和谐意识、和谐价值观和和谐I作方法，选择和确立和谐社会建构的创新动力机制，以创建城乡和谐为和谐社会建设工程的突破口，把握住创建人民满意政府为和谐社会实现的关节，最，把和谐社会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关键词：和谐社会 建构 切入点
1009—9646(2009)09—0050—03
和谐社会是我们的治国理想，也是发展战略、发展机制和发展目标。要通过不断的创新，才能实现这个理想。要创新就要选择一个理论和现实的切八点作为基点，把和谐社会创新的发展战略落实工作做到实处。因此，建构和谐社会，实现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必须要以目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不和谐因素为切入点，才能创新和提高和谐社会的程度，才能把这项重大任务落到实处。
1 在思想上必须实现哲学价值理念的转变。这是创新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
创新和谐社会，首先要创新和谐社会的建构哲学理论和管理理念。由于数十年矛盾对立理念，特别是斗争理念的影响，在现实社会的执政管理理念中这些旧的、不和谐观念还在潜移默化地起作用，在各个层面的管理，特别是在基层的管理问题上，很多领导仍然采用强权集中管理的方法，把所管理的自然、社会和思想资源简单地视为个人的强权资源，武断决策。社会和谐建构首先要依法循规；其次要官民互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再次要还权于民，放手让人民创建和谐社会；最后要服
2 选择和确立和谐社会发展的创新动力机制体系
和谐社会建构需要培育一个动力机制体系，以全面驱动这项建设功能，并形成和谐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机制系统。这些驱动因素必须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制约因素，从根本上讲，核心问题就是利益问题，是不同集团和阶层对利益的追求和实现问题。从目前我们面临的发展环境看，这个驱动力机制体系的构成至少应当包括三种利益驱动力，这就是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着的三种驱动力量。一种是来自中国国内社会各阶层要求深化改革的内部驱动力，实际上是利益的间接表现。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改革虽然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无论是农村土地制度还是国企产权制度，无论是政府管理制度还是社会信用制度以及金融制度，都存在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尚未解决。至于垄断性行业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等问题，有的至今尚未进行，有的则刚开始。中国改革历经三十余年即使已创新了和谐社会的基本框架，但是也并不十分牢固。从多年来宏观调控暴露出的问题来看，传统体制的劣根性及惯性运作诱发的社会矛盾和不和谐因素，比原来估计的要严重得多。现在如不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不仅原定于2010年左右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使之基本定型化的目标难以确保实现，而且可能会冷落广大群众的改革热情和创新能动性，无法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实现和增长。现在需要因势利导，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纳入改革创新的发展动力中，把广大人民的本质需要、本原目标和本源力量作为新一阶段改革创新的驱动力，这样改革刨新才能实现以人为本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根本宗旨。
第二种驱动力就是中国面临的国际外部压力，这种压力也是利益的简洁表现。国际利益集团希望进入和占领中国市场，参与利益分配，因此他们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国内的社会发展和各项改革以及和谐社会建设已不再是与世隔绝的事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由此走向现代市场经济。这也意味着很多建构和谐社会的矛盾和不和谐因素来自中国的外部。因此，我们需要积极、主动地创新体制制度，包括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全力创造条件和环境，与国际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接轨，并尽可能增加创新体制和创新机制的权变性和协调性。国际化意味着中国要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进程，这不仅对相关产业产生影响，更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以及文化发展体制带来影响，尤其是对现有政府体制带来巨大冲击影响。这种外在压力将会急迫地驱动改革创新。这种来自外部的驱动压力，客观上要求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以加快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在维护民族独立、保护民族文化和国家利益的同时，使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否则，中国的和谐社会建构将时时处在与国际化要求难以避免的体制性摩擦之中。
第三种创新和谐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就是直接利益驱动力。这就是那些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推动力和利益保护集团的阻力。改革创新的三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利益驱动是改革创新的一个成功经验。和谐社会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利益的合理分配和调节分配。为此要继续利用利益驱动杠杆，深化体制改革，创建和谐社会。为此要充分利用两种直接利益驱动力：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集团的利益推动力；二是保护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阻力。目前在中国社会利益集团中，利益的阻动力仍然大于利益的推动力，因为在传统体制下，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的高度集中形成一些庞大的利益垄断集团，近年来还产生一些新的利益集团。这些新利益集团和原利益集团并存和交叉，形成相当复杂的利益格局和利益体系，并对政策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能否摆脱和冲破新旧利益集团对和谐社会建设所形成的阻碍力量的束缚、干扰和阻挠，是改革创新、建构和诣社会能否打开新局面的关键所在。无论是改革创新的利益阻动力还是推动力，实质上都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它在客观上都因为追求利益和成为一种发展创新的驱动力。总之，和谐社会的建构必须要以上述改革创新所面临的三种驱动力量为和谐社会建构的驱动契机。
3 以城乡和谐为和谐社会的创建突破口
中国目前最大的不和谐是城乡之间不和谐，这种不和谐涉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消解之难，比其他许多不和谐都严重得多。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当前最关键的就是要创建和谐的城乡统筹关系。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主要体现，但是社会阶层划分的不公正，是创建和谐社会必须首先耍解决的问题。中国社会人为的等级分割经几千年延续传承，其脉不绝。新中国成立后，一度革除了历史上残存的血缘等级、门第等级、民族等级、财富等级，但在一定时期内，又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按阶级划分人群。后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乡户籍制度，又使人以城乡而分，甚至农民中还划分出了城市农民一类，并且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改革开放以来，阶级等级烟消云散，中国社会只残留下城乡等级壁垒。这正是“三农”问题的根源所在。
当前城乡统筹关系不和谐的核心问题是农民而不是市民，因此农民的市民权利是不和谐的关键。必须在改革创新的制度设计中把统筹城乡问题具体化、人格化和人本化，即统筹农民的市民权利。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其弱势源于经济贫困、精神贫困和权利贫困，而权利贫困究其实质是农民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决策脱钩的产物。相对于现有的城市市民而言，农民的权利贫困突出表现为：
农民仅享有有限选举权。新《选举法>规定城乡人民代表的比例为4:1，即4个农民的权利相当于1个城里人的权利。这种选举的不平等分配方式，造成8亿多农民的被忽视和在中国政治决策平台上的弱势。农民不享有劳动就业权。农民作为中国最大的劳动群体，却被排除在劳动法之外。无法改变的农民户籍权。在中国农村，农民变市民仍然非常艰难。尤其一些农村青年，他们中学毕业即走上进城打工的路，但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农民帽却怎么也甩不掉。歧视性的税赋权。一是农民税税种不分，国际上只有中国单为农民设了这个税种，这将成为中国农民与国际接轨的主要障碍；二是国家对农民征税的起征点不公，城里人月收入1600元，农民年收入2000多元就开始征税；三是数量不公，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农村人均税赋146元，而城市人均则37元。自筹自资的农村道路交通权。城里修路全由政府财政拨款，而农村至今仍有很多地方没有可通汽车的道路，许多村庄产业结构调整搞得红红火火，却因产品运不出去而难见成效。很多乡镇和村子都是被迫自筹自资修路。没有安全保障的农民安居权。中国农村警力严重不足，社会治安堪忧。美国警力是万分之六十五，中国为万分之十二，但是大多集中在中国城市，农村仅为万分之零点几。农民没有反倾销权。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调查统计，长期以来，检测冒伪劣产品不断倾销到农村，农民成了消“废”者，但是无权无处投诉。被剥夺的受教育权。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仅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中，城市人口占76.9％，农村人口只占16％。国家大量的教育经费投八到城市中。杯水车薪的健康保障权。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仅2002年国家各级财政卫生投入中，城市人口占84％，农村人口只占16％。相对于八亿农民来说，医疗保障少得可怜。终生无缘的社会保障权。农民不是市民，连带的问题就是医保、“低保”农民无份，农民从蹒跚学步到老死于床，劳动贯穿终身，许多人从小就是童工，但是永远没有退休之日。无法捍卫的环境保护权。在中国，城市发展是以污染农村环境为代价的。城市垃圾、废水、废气“体外循环”，多年来有序向农村转移。而国家的污染治理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城市和工业，农村的污染治理投资差不多为零。据调查，目前在中国农村，还有三亿多人吃不上干净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有1.2亿吨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企盼农民组织权。在中国，目前几乎各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组织，唯独作为中国最大群体的农民没收有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组织。长期以来的农民失去了话语权。失去的受尊重权。自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说法一出，农民就成了素质差、觉悟低、被教育、被改造的对象。在新闻、影视、文艺作品中，农民多被表现为愚昧、落后、封闭的形象。这是对农民的严重不尊重。此外，就连交通赔偿法也对农民另眼对待，对农民的赔偿差不多是城市的三分之一。
要解决“三农”的问题，创建城乡统筹和谐发展关系，首先必须解决农民市民的权利不对称、不和谐的问题。以上谈到的农民权利的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是创新和谐社会的突破口。
4 以政府创新为和谐社会实现的关节点
刨建人民满意政府是缓解社会矛盾、消除不和谐因素的关键。从现在情况看，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与
一是突破传统观念制约，创新政府职能观念。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其相适应的传统文明思想观念深植于人们的思想深处，行政权力支配着社会的一切，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能。这种全能政府的观念要向有限责任政府观念转变，管制型政府的观念要向怎么写作型政府观念转变，全面统治社会的观念要向管理社会的观念转变，以政府和官员为中心的观念也要向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中心的观念转变。二是为民执政，完全遵守人民满意原则。现实中政府要关注和协调复杂的利益关系，有各个阶层的不同利益需要，有各个利益群体的具体利益要求。政府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体利益：必须兼顾眼前利益、短期利益、长远利益：等等。但是，无论这些利益多么复杂，人民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为此，政府必须要满足公众的所有利益需要，确保人民满意原则的充分实现。三是放弃部门既得利益。在社会改革的转型期，由于经验缺乏、法制不健全、改革不到位等一些不成熟、不完善因素的影响，一些政府部门将人民赋予的各种行政权力，变成牟取私人利益和部门利益的手段，形成了特定的既得利益。人民满意的政府意味着政府公职人员除通过工资的途径获取应有待遇外，不应通过利益部门化的途径或其他不正当的手段谋取个人私利，因为这必然会影Ⅱ自到人民的既得利益。四是准确定位政府职能。主要表现在正确划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界限。这些问题也许从理论上比较容易搞清楚，但在现实的操作中，很难把握一个准确的度，为此要在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之间的协调中找到一个最佳的切合点，以免出现市场规律失效，导致政府职能混乱和社会发展失衡。五是科学者核政绩法制化。科学的政绩考核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的重要保证。但是制订一套科学、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例如，突破现有的行政管理环境，引入社会考评力量——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是衡量政府工作极其重要的指标，政府工作得如何，感受最亲切、看得最清楚、最有评洲权的，还是人民群众，要以法律的方式确定民考官的地位和作用。六是政务的透明公开。公开与透明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的基本要求。政府的决策和行为要受审查、允许争论、要向社会公开，避免暗箱操作导致腐败的危险和公共资源被滥用的可能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
关键词：和谐社会 建构 切入点
1009—9646(2009)09—0050—03
和谐社会是我们的治国理想，也是发展战略、发展机制和发展目标。要通过不断的创新，才能实现这个理想。要创新就要选择一个理论和现实的切八点作为基点，把和谐社会创新的发展战略落实工作做到实处。因此，建构和谐社会，实现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必须要以目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不和谐因素为切入点，才能创新和提高和谐社会的程度，才能把这项重大任务落到实处。
1 在思想上必须实现哲学价值理念的转变。这是创新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
创新和谐社会，首先要创新和谐社会的建构哲学理论和管理理念。由于数十年矛盾对立理念，特别是斗争理念的影响，在现实社会的执政管理理念中这些旧的、不和谐观念还在潜移默化地起作用，在各个层面的管理，特别是在基层的管理问题上，很多领导仍然采用强权集中管理的方法，把所管理的自然、社会和思想资源简单地视为个人的强权资源，武断决策。社会和谐建构首先要依法循规；其次要官民互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再次要还权于民，放手让人民创建和谐社会；最后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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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民，为人民创建和谐社会提供支持和帮助。现代社会的和谐理念含义，不仅是指各种关系的和谐和物质利益的均等，还是权利和机会的均等。目前领导干部的管理意识强，执政意识弱，急需更新。当务之急是领导干部转变观念和思维方式体系，树立和谐意识、和谐价值观和和谐工作方法。柏拉图曾经讲过，不论做什么事，必须首先建立关于这个事情的“理念”，然后按照这个理念去做。现在，和谐理念还没有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完全建立起来，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形成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和方法上的滞后因素。全党树立和谐意识、形成和谐理念和养成和谐工作方法，这是进行和谐社会建设思想教育的首要任务。这项工作是个长远任务，它既是改造人的价值理念，也是对全社会价值取向的调整。这项工作实际上也是对中国的“天地人和”(天人合一)思想资源、价值传统和生活宗旨的继承和恢复。2 选择和确立和谐社会发展的创新动力机制体系
和谐社会建构需要培育一个动力机制体系，以全面驱动这项建设功能，并形成和谐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机制系统。这些驱动因素必须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制约因素，从根本上讲，核心问题就是利益问题，是不同集团和阶层对利益的追求和实现问题。从目前我们面临的发展环境看，这个驱动力机制体系的构成至少应当包括三种利益驱动力，这就是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着的三种驱动力量。一种是来自中国国内社会各阶层要求深化改革的内部驱动力，实际上是利益的间接表现。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改革虽然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无论是农村土地制度还是国企产权制度，无论是政府管理制度还是社会信用制度以及金融制度，都存在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尚未解决。至于垄断性行业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等问题，有的至今尚未进行，有的则刚开始。中国改革历经三十余年即使已创新了和谐社会的基本框架，但是也并不十分牢固。从多年来宏观调控暴露出的问题来看，传统体制的劣根性及惯性运作诱发的社会矛盾和不和谐因素，比原来估计的要严重得多。现在如不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不仅原定于2010年左右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使之基本定型化的目标难以确保实现，而且可能会冷落广大群众的改革热情和创新能动性，无法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实现和增长。现在需要因势利导，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纳入改革创新的发展动力中，把广大人民的本质需要、本原目标和本源力量作为新一阶段改革创新的驱动力，这样改革刨新才能实现以人为本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根本宗旨。
第二种驱动力就是中国面临的国际外部压力，这种压力也是利益的简洁表现。国际利益集团希望进入和占领中国市场，参与利益分配，因此他们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国内的社会发展和各项改革以及和谐社会建设已不再是与世隔绝的事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由此走向现代市场经济。这也意味着很多建构和谐社会的矛盾和不和谐因素来自中国的外部。因此，我们需要积极、主动地创新体制制度，包括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全力创造条件和环境，与国际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接轨，并尽可能增加创新体制和创新机制的权变性和协调性。国际化意味着中国要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进程，这不仅对相关产业产生影响，更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以及文化发展体制带来影响，尤其是对现有政府体制带来巨大冲击影响。这种外在压力将会急迫地驱动改革创新。这种来自外部的驱动压力，客观上要求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以加快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在维护民族独立、保护民族文化和国家利益的同时，使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否则，中国的和谐社会建构将时时处在与国际化要求难以避免的体制性摩擦之中。
第三种创新和谐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就是直接利益驱动力。这就是那些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推动力和利益保护集团的阻力。改革创新的三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利益驱动是改革创新的一个成功经验。和谐社会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利益的合理分配和调节分配。为此要继续利用利益驱动杠杆，深化体制改革，创建和谐社会。为此要充分利用两种直接利益驱动力：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集团的利益推动力；二是保护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阻力。目前在中国社会利益集团中，利益的阻动力仍然大于利益的推动力，因为在传统体制下，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的高度集中形成一些庞大的利益垄断集团，近年来还产生一些新的利益集团。这些新利益集团和原利益集团并存和交叉，形成相当复杂的利益格局和利益体系，并对政策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能否摆脱和冲破新旧利益集团对和谐社会建设所形成的阻碍力量的束缚、干扰和阻挠，是改革创新、建构和诣社会能否打开新局面的关键所在。无论是改革创新的利益阻动力还是推动力，实质上都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它在客观上都因为追求利益和成为一种发展创新的驱动力。总之，和谐社会的建构必须要以上述改革创新所面临的三种驱动力量为和谐社会建构的驱动契机。
3 以城乡和谐为和谐社会的创建突破口
中国目前最大的不和谐是城乡之间不和谐，这种不和谐涉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消解之难，比其他许多不和谐都严重得多。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当前最关键的就是要创建和谐的城乡统筹关系。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主要体现，但是社会阶层划分的不公正，是创建和谐社会必须首先耍解决的问题。中国社会人为的等级分割经几千年延续传承，其脉不绝。新中国成立后，一度革除了历史上残存的血缘等级、门第等级、民族等级、财富等级，但在一定时期内，又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按阶级划分人群。后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乡户籍制度，又使人以城乡而分，甚至农民中还划分出了城市农民一类，并且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改革开放以来，阶级等级烟消云散，中国社会只残留下城乡等级壁垒。这正是“三农”问题的根源所在。
当前城乡统筹关系不和谐的核心问题是农民而不是市民，因此农民的市民权利是不和谐的关键。必须在改革创新的制度设计中把统筹城乡问题具体化、人格化和人本化，即统筹农民的市民权利。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其弱势源于经济贫困、精神贫困和权利贫困，而权利贫困究其实质是农民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决策脱钩的产物。相对于现有的城市市民而言，农民的权利贫困突出表现为：
农民仅享有有限选举权。新《选举法>规定城乡人民代表的比例为4:1，即4个农民的权利相当于1个城里人的权利。这种选举的不平等分配方式，造成8亿多农民的被忽视和在中国政治决策平台上的弱势。农民不享有劳动就业权。农民作为中国最大的劳动群体，却被排除在劳动法之外。无法改变的农民户籍权。在中国农村，农民变市民仍然非常艰难。尤其一些农村青年，他们中学毕业即走上进城打工的路，但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农民帽却怎么也甩不掉。歧视性的税赋权。一是农民税税种不分，国际上只有中国单为农民设了这个税种，这将成为中国农民与国际接轨的主要障碍；二是国家对农民征税的起征点不公，城里人月收入1600元，农民年收入2000多元就开始征税；三是数量不公，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农村人均税赋146元，而城市人均则37元。自筹自资的农村道路交通权。城里修路全由政府财政拨款，而农村至今仍有很多地方没有可通汽车的道路，许多村庄产业结构调整搞得红红火火，却因产品运不出去而难见成效。很多乡镇和村子都是被迫自筹自资修路。没有安全保障的农民安居权。中国农村警力严重不足，社会治安堪忧。美国警力是万分之六十五，中国为万分之十二，但是大多集中在中国城市，农村仅为万分之零点几。农民没有反倾销权。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调查统计，长期以来，检测冒伪劣产品不断倾销到农村，农民成了消“废”者，但是无权无处投诉。被剥夺的受教育权。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仅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中，城市人口占76.9％，农村人口只占16％。国家大量的教育经费投八到城市中。杯水车薪的健康保障权。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仅2002年国家各级财政卫生投入中，城市人口占84％，农村人口只占16％。相对于八亿农民来说，医疗保障少得可怜。终生无缘的社会保障权。农民不是市民，连带的问题就是医保、“低保”农民无份，农民从蹒跚学步到老死于床，劳动贯穿终身，许多人从小就是童工，但是永远没有退休之日。无法捍卫的环境保护权。在中国，城市发展是以污染农村环境为代价的。城市垃圾、废水、废气“体外循环”，多年来有序向农村转移。而国家的污染治理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城市和工业，农村的污染治理投资差不多为零。据调查，目前在中国农村，还有三亿多人吃不上干净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有1.2亿吨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企盼农民组织权。在中国，目前几乎各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组织，唯独作为中国最大群体的农民没收有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组织。长期以来的农民失去了话语权。失去的受尊重权。自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说法一出，农民就成了素质差、觉悟低、被教育、被改造的对象。在新闻、影视、文艺作品中，农民多被表现为愚昧、落后、封闭的形象。这是对农民的严重不尊重。此外，就连交通赔偿法也对农民另眼对待，对农民的赔偿差不多是城市的三分之一。
要解决“三农”的问题，创建城乡统筹和谐发展关系，首先必须解决农民市民的权利不对称、不和谐的问题。以上谈到的农民权利的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是创新和谐社会的突破口。
4 以政府创新为和谐社会实现的关节点
刨建人民满意政府是缓解社会矛盾、消除不和谐因素的关键。从现在情况看，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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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的定位失误——或越位、或错位、或缺位有关。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通过这些年实践的检验，必须转型，因此，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中心点是推进政府职能转换。基本的思路应是由经济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怎么写作型，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怎么写作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围绕这一中心点，重点抓投资体制特别是审批制度改革和打破行政性垄断。同时加大败力度。这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交汇点。因此，政府机构在刨建和谐社会中担当重要角色，同时也肩负着自身转型任务，和谐社会的刨建必须以政府转型为改革创新的关节点。政府由官员政府转向人民政府、管理政府转向执政政府、权力政府转向怎么写作政府，必须解决如下问题：一是突破传统观念制约，创新政府职能观念。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其相适应的传统文明思想观念深植于人们的思想深处，行政权力支配着社会的一切，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能。这种全能政府的观念要向有限责任政府观念转变，管制型政府的观念要向怎么写作型政府观念转变，全面统治社会的观念要向管理社会的观念转变，以政府和官员为中心的观念也要向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中心的观念转变。二是为民执政，完全遵守人民满意原则。现实中政府要关注和协调复杂的利益关系，有各个阶层的不同利益需要，有各个利益群体的具体利益要求。政府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体利益：必须兼顾眼前利益、短期利益、长远利益：等等。但是，无论这些利益多么复杂，人民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为此，政府必须要满足公众的所有利益需要，确保人民满意原则的充分实现。三是放弃部门既得利益。在社会改革的转型期，由于经验缺乏、法制不健全、改革不到位等一些不成熟、不完善因素的影响，一些政府部门将人民赋予的各种行政权力，变成牟取私人利益和部门利益的手段，形成了特定的既得利益。人民满意的政府意味着政府公职人员除通过工资的途径获取应有待遇外，不应通过利益部门化的途径或其他不正当的手段谋取个人私利，因为这必然会影Ⅱ自到人民的既得利益。四是准确定位政府职能。主要表现在正确划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界限。这些问题也许从理论上比较容易搞清楚，但在现实的操作中，很难把握一个准确的度，为此要在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之间的协调中找到一个最佳的切合点，以免出现市场规律失效，导致政府职能混乱和社会发展失衡。五是科学者核政绩法制化。科学的政绩考核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的重要保证。但是制订一套科学、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例如，突破现有的行政管理环境，引入社会考评力量——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是衡量政府工作极其重要的指标，政府工作得如何，感受最亲切、看得最清楚、最有评洲权的，还是人民群众，要以法律的方式确定民考官的地位和作用。六是政务的透明公开。公开与透明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的基本要求。政府的决策和行为要受审查、允许争论、要向社会公开，避免暗箱操作导致腐败的危险和公共资源被滥用的可能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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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主客观方面的因素制约着政务的公开透明。例如，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有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意识；再如，由于政府信息的公开不仅增加了工作量，更是将政府的工作放在公开的环境下接受社会监督，这必然要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比如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从而影响到政务公开。七是建设廉洁的政府难。多次强调要大力整治和打击腐败现象，而且采取了较大的败力度，但是腐败现象还是屡禁不止，败难度有加大趋势。究其原因。腐败分子不同于其他犯罪分子，他们手中有权、有钱，还有庞大的社会关系网，因此，司法部门在打击腐败犯罪分子的实际操作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官官相护，致使腐败分子有恃无恐、心存侥幸。这造成的客观效果是腐败成本低，而败成本过高。败问题在创建“人民满意的政府”的过程中，任重道远。八是正确处理与地方的矛盾。由于目前我国在制度上还没有建立政府与地方政府规范的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经常出现地方政府与政府的博弈行为。以整体或全局的名义，调动地方资源，努力平衡预算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而地方政府经常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来抵消和削弱权威，以获取更多的地方优惠和地方利益。地方政府利益扩张过度。带有严重的不良后果：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利益，而忽视国家的整体利益；权威受到严重削弱，中失调控能力下降。这必然影响到政府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公共物品和保证社会公平的能力，因此，处理好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创建一个人民满意的政府的全局战略性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