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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介批评对于规范新闻媒介行为，促进媒介的发展和改革起着重要作用。普通受众是新闻媒介最广大的信息接收群体，他们理应在媒介批评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普通受众媒介批评实践虽有所发展，但整体却处于弱势地位：普通受众参与媒介批评的数量少，媒介批评质量相对较低，影响力不足等。造成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有媒介双重属性、普通受众自身批评能力较低、批评渠道不畅通等。
【关键词】普通受众；媒介批评；弱势地位；弱势原因
理想的媒介批评应该是向所有受众开放的。在我国，公民具有权利，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对媒介及其行为展开批评。但在实践中，往往是精英分子的媒介批评占据主导地位，而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实践却处于弱势地位。本文试图对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困境和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中的原因。
“普通受众”的界定
刘建明教授在《媒介批评通论》中将媒介批评主体分为：普通批评者、批评家群体、媒体的监管者、优秀稿件评选者。在界定“普通批评者”时，用到“普通受众”一词，“普通批评者对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信息论的知识了解甚少，批评很难带有系统性，加上普通受众大多为社会底层公众，从自身对新闻的感悟提出见解，是人民内心呼应的真实表现”。由此可见，“普通批评者”即是“普通受众”，刘建明总结普通受众的特征是：包括任何职业的人，无特殊媒介背景，缺乏媒介知识。
刘建明将“‘和媒介没有任何背景的人’，但谙熟其他学科的受众”列入“批评家群体”；王君超把“新闻界、文化界人士、社会学者、政府官员、传播学、文学、社会学教授等”列入“专家”范围。二者异曲同工，都把某一学科精英分子或某一领域意见领袖排除在“普通受众”之外，这类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权威或公信力。
综上所述，普通受众不在媒体或相关单位从业；不具备专门的媒介知识、媒介素养较低；非学科精英与社会名人，权威或公信力较低。同时具备以上特征的方为普通受众，至于普通受众的具体范围是什么，就笔者目前查阅资料，尚无明确划分，只见到刘建明教授在其著作《媒介批评通论》中写道：“普通受众多为社会底层的公众。”
“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弱势地位
受众是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新闻信息的接收者，又是批评意见的发出者。但实际中，普通受众对于大众媒介的信息接收和批评反馈呈不对称性。一方面，普通受众构成媒介信息最广大的接收群体，同时由于其信息接收渠道比较单一，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比较容易受到传播内容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受知识水平、参与渠道、个人影响力等因素的影响，只有很少数普通受众参与到媒介批评中，其批评质量相对较低，影响力相对不足。普通受众作为媒介信息最广大的接收者群体，却并不在媒介批评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不对称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媒介批评并不能很好地代表普通受众的立场和观点，普通受众在媒介批评中处于弱势地位，其具体表现如下：
从数量上讲，普通受众在媒介批评者中占据少数地位。我国还没有形成专业的、全面的媒介批评队伍，媒介批评主要是政府管理部门对媒介的行政批评和新闻学院的专家、学者对媒体专业化领域的评价，缺少的是行业自律的批评和公众性的媒介批评[3]。无论是以平面媒体为载体，还是以网络媒体为平台，普通受众都在媒介批评主体中处于少数者地位。
平面媒体由于版面和时间资源有限，监管较为严格等因素决定了其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对批评者的综合素质及批评作品的价值性要求较高，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声音难以得到表达。刘薇通过对《
然而网络并没有把普通受众推到媒介批评主体的多数者位置。媒介批评性质的网站或栏目大多有名无实。笔者写此文时，赫赫有名的媒介批评网由于网站维护出现问题，处于停止使用状态；中国传媒网的传媒社区几乎全是广告写作技巧的招标，且最新日期基本都在2011年初。而且，网站上的很多媒介批评文章并非网络原创，比如新华网的传媒频道栏目和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之“焦点话题”中的媒介批评文章，几乎都是转载自印刷媒介，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向所有受众开放的网络批评平台。再加上，网络内容庞杂、更新快的特点，普通受众的声音若不能及时脱颖而出，则立刻会被淹没在网络的汪洋大海中，而失去影响力。
从质量上讲，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质量相对较低。首先，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往往缺乏专业性、理论性和系统性。普通受众的文化水平和媒介素养相对较低，认知水平有限，对于媒介的批评并非都能够通过专业的批判视角、充足的理论知识表达出来，而是带有明显的经验性。而经验具有狭隘性、个体性、偶然性、非理性等特点，基于经验层面的批评则不免显得片面、盲目和无序。李滨和钟沈军通过对《新闻记者》媒介批评栏目中文章的研究，得到表格1[4]，进一步说明了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缺乏专业性和理论性的特点。
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系统性不足，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网络平台上，大量普通受众各抒己见，各陈其词，其言论之多、之杂可见一斑，缺乏系统性的论证；其二，网络新闻时时更新，不断有新的内容吸引受众的眼球，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也随新闻内容的更新而改变，往往不能就某个问题展开全方位且有深度的批评。
其次，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有余，理性不足”。网络新闻媒介批评的开放性和隐匿性，使普通受众既是受者又是传者。但普通受众各不相同的素养致使其网络新闻媒介批评泥沙俱下。普通受众网民的数量极度膨胀，满足于语言和情绪宣泄的直率性批评日益泛滥，很多普通受众在网络上口出污言，言辞偏激。其媒介批评丝毫显示不出应有的理性，有的甚至演化为对相关当事人的人身攻击。
从影响力来讲，普通受众媒介批评活动的影响力相对较低。普通受众多处在社会阶层的底部，其公信力和权威性相对较低，影响力不足。因此，他们的媒介批评并不能像专家学者、社会名人、媒体监管者的批评一样，及时引起媒介的注意，并影响到媒体的决策和行为，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栏目自2010年1月开播之后，因节目的真实性、导向性等问题，“引发社会批评狂潮”，但江苏卫视并未做出直接和正面回应。直到随后知名传媒工作者如曹可凡、王小丫等个人，国家、《人民日报》、新华社、电视台等单位纷纷对其展开严厉批评后，方于2010年6月下旬停播整改。
从《非诚勿扰》节目的形态变化过程来看，普通受众在网上对《非诚勿扰》展开铺天盖地的批评，而江苏卫视并无甚大反应，反而携手《现代传播》和众多专家学者，举办高端研讨会，企图以专家学者对《非诚勿扰》的肯定，来消散普通受众的批评声音。但遭到国家和《人民日报》等媒体的批评后，《非诚勿扰》却立即停播整改。虽然《人民日报》对《非诚勿扰》的批评，是以本报记者的名义进行的，但《人民日报》是中国的机关报，没有上层的授意，《人民日报》是不可能对一个省级电视节目进行如此大张旗鼓的讨伐。因此有学者认为，导致《非诚勿扰》节目变化的直接因素，是国家“行政管制”的行为[5]。
在媒体环境有所不同的香港，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影响力也相对较低。从香港两次全城性媒介批评大事件——“陈健康事件”和“东周刊事件”比较中可以看到。“东周刊事件”涉及较有社会影响力的香港艺人，香港艺人团体发出了强烈的批评，相当有影响力：《东周刊》被停刊旋即被起诉，职员被解除职务。而“陈健康事件”则是涉及普通市民的事件，虽然香港普通受众对此展开了强烈的批评，但影响力要微弱得多：《苹果日报》只是在头版做出公开道歉，却并没有人为此事负责，而且，《苹果日报》在此后也并未收敛，反而出现了“犯错——道歉——再犯错”的恶性循环。
普通受众媒介批评弱势地位的原因
我国新闻媒介的双重属性置普通受众于媒介批评的困境之中。一方面，我国新闻媒介具有“事业性质”。长期以来，新闻事业是中国领导的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即党的宣传工具[6]。中国是中国执政党，新闻媒介从而也具有了媒介的性质。从古代的文字狱，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言论禁忌，使得人民对媒体尤其是媒体心存疑虑，并不完全信任。受众担心对媒介做出评判后，身份会被媒体公开，引起不必要的损害，或者是认为媒体不会公开对其本身不利的信息，因此不愿
另一方面，新闻媒介“企业化管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媒介必须作为经济主体，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但受众对于新闻媒介的期待是其作为文化主体的功能，报道新闻信息，传播优秀文化，守望社会公正等。于是，虽然“虚检测新闻”、“低俗化”、“有偿新闻”、“新闻炒作”等现象是媒介批评的主要议题[7]，但媒介并不能完全杜绝以上现象，因为它需要借助低俗化内容、炒作等方式吸引受众，从而获取经济效益。因此，受众的批评有时并不完全被媒介所重视。
媒介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使部分受众三缄其口，放弃行使其媒介批评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使活跃受众的媒介批评发挥应有的影响力。
普通受众的整体文化水平达不到理性批判的要求。媒介批评应该是一种理性活动，所有的媒介批评都必须大力弘扬学术理性[8]。媒介批评应该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内在要求上达到“理性、事实准确、实事求是”，外在要求上达到“独立、公正、质疑、突破、创新等”，从而达到最终目标“富有建设性，可持续发展”[9]。
然而，我国普通受众的整体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0]，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只占总人口数的8.73%，高中学历（含中专）占13.72%，而在媒介批评实践发展较好的美国，2005年9月其成年人拥有本科学历的比例达到27.5%。高等教育不仅教授学生专业知识，而且锻炼和提升其观察、分析、判断、综合等思维和认知能力，使得其能够全面深刻地洞察世事，做出理性判断与批评。网络批评是普通受众最常利用的批评平台，而2011年7月公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1]显示，低学历网民继续增加，初中及以下学历网民占比从2010年底的41.2%攀升至43.8%。虽然低学历网民拥有了媒介批评的渠道，但拘囿其于批评能力，富有建设性、可持续发展的媒介批评行为往往不能实现。
普通受众媒介批评行为实现渠道不畅通。普通受众媒介批评行为的实现，依然要通过大众媒介本身作为表达工具。普通受众批评行为要想得到实现，除了他们对媒介或传播内容有评判意识之外，通过一定的渠道实现表达的公开化也必不可少。普通受众若不能通过媒介渠道让自己的批评公开化，那么其媒介批评者地位将处于有权利而无法实现的困境之中。
印刷和电子媒介有限的资源和相对较高的准入门槛，将普通受众的批评拒之门外。而且，有时媒介考虑到批评对于其自身的影响，并不能完全公开受众对它的批评。
网络的发展，网民数量的增长，似乎媒介批评的“平民化时代”已经来临，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总人口13.71亿，而2011年7月公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仅有4.85亿，只占总人口的35.38%，全国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无法利用网络进行媒介批评；同样，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农村人口为6.74亿，占总人口的50.32%；而《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农村网民规模为1.31亿，占整体网民的27.0%。一方面，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半，另一方面，农村网民不足整体网民的三分之
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指出，真正的批评需要思想[12]。普通受众所需要的不仅是享有媒介批评的权利与渠道，而且需要自身媒介批评的能力。如果徒有权利和渠道而没有批评的能力，那么这种权利就形同虚设，渠道也毫无价值。因此，要想改变我国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弱势地位，不仅在于要提供更多的媒介批评平台，而且需要提升其文化水平与批判能力，使其真正能够利用各种批评平台，行使其媒介批评主体地位的权利。一个健康发展的国家，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同时还是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因此，在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更要大力发展社会和文化教育事业，给予普通人良好的媒介批评环境，提升普通人的文化水平与批判能力，更多地、更有力地去关注媒介、监督批评媒介的发展，真正实现其作为媒介批评主体的权利，发挥应有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8.
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0.
[3]卢松.当前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
[4]李滨，钟沈军.媒介批评实践中的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影像——基于对上海《新闻记者》杂志2006年～2008年“媒介批评”专栏的考察[J].今传媒，2009（1）.
[5]胡正强.
[6]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04.
[7]刘薇.我国媒介批评的现状与思考[D].广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
[8]董天策.媒介批评的空间——《中外媒介批评·第2辑》卷首语[J].新闻记者，2011（2）∶55-56.
[9]哈艳秋，王启祥.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研究[M]//雷跃捷.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56.
[10]别林斯基.孟采尔：歌德的批评家[M]//别林斯基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2）∶33.
[11]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R/OL]./was40/gjt_outline.jsp，2011-04-08/2012-02-20.
[1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nic.cn/dtygg/dtgg/201107/t201107192213
编校：郑艳
【关键词】普通受众；媒介批评；弱势地位；弱势原因
理想的媒介批评应该是向所有受众开放的。在我国，公民具有权利，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对媒介及其行为展开批评。但在实践中，往往是精英分子的媒介批评占据主导地位，而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实践却处于弱势地位。本文试图对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困境和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中的原因。
“普通受众”的界定
刘建明教授在《媒介批评通论》中将媒介批评主体分为：普通批评者、批评家群体、媒体的监管者、优秀稿件评选者。在界定“普通批评者”时，用到“普通受众”一词，“普通批评者对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信息论的知识了解甚少，批评很难带有系统性，加上普通受众大多为社会底层公众，从自身对新闻的感悟提出见解，是人民内心呼应的真实表现”。由此可见，“普通批评者”即是“普通受众”，刘建明总结普通受众的特征是：包括任何职业的人，无特殊媒介背景，缺乏媒介知识。
刘建明将“‘和媒介没有任何背景的人’，但谙熟其他学科的受众”列入“批评家群体”；王君超把“新闻界、文化界人士、社会学者、政府官员、传播学、文学、社会学教授等”列入“专家”范围。二者异曲同工，都把某一学科精英分子或某一领域意见领袖排除在“普通受众”之外，这类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权威或公信力。
综上所述，普通受众不在媒体或相关单位从业；不具备专门的媒介知识、媒介素养较低；非学科精英与社会名人，权威或公信力较低。同时具备以上特征的方为普通受众，至于普通受众的具体范围是什么，就笔者目前查阅资料，尚无明确划分，只见到刘建明教授在其著作《媒介批评通论》中写道：“普通受众多为社会底层的公众。”
“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弱势地位
受众是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新闻信息的接收者，又是批评意见的发出者。但实际中，普通受众对于大众媒介的信息接收和批评反馈呈不对称性。一方面，普通受众构成媒介信息最广大的接收群体，同时由于其信息接收渠道比较单一，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比较容易受到传播内容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受知识水平、参与渠道、个人影响力等因素的影响，只有很少数普通受众参与到媒介批评中，其批评质量相对较低，影响力相对不足。普通受众作为媒介信息最广大的接收者群体，却并不在媒介批评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不对称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媒介批评并不能很好地代表普通受众的立场和观点，普通受众在媒介批评中处于弱势地位，其具体表现如下：
从数量上讲，普通受众在媒介批评者中占据少数地位。我国还没有形成专业的、全面的媒介批评队伍，媒介批评主要是政府管理部门对媒介的行政批评和新闻学院的专家、学者对媒体专业化领域的评价，缺少的是行业自律的批评和公众性的媒介批评[3]。无论是以平面媒体为载体，还是以网络媒体为平台，普通受众都在媒介批评主体中处于少数者地位。
平面媒体由于版面和时间资源有限，监管较为严格等因素决定了其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对批评者的综合素质及批评作品的价值性要求较高，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声音难以得到表达。刘薇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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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传媒》、《新闻记者》、《新闻界》上刊登的280篇媒介批评的文章分析发现，只有5篇来自“社会公众”。而这其中有两篇作者分别为北京组织人事科研所工作人员和烟台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他们显然并非普通受众。然而网络并没有把普通受众推到媒介批评主体的多数者位置。媒介批评性质的网站或栏目大多有名无实。笔者写此文时，赫赫有名的媒介批评网由于网站维护出现问题，处于停止使用状态；中国传媒网的传媒社区几乎全是广告写作技巧的招标，且最新日期基本都在2011年初。而且，网站上的很多媒介批评文章并非网络原创，比如新华网的传媒频道栏目和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之“焦点话题”中的媒介批评文章，几乎都是转载自印刷媒介，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向所有受众开放的网络批评平台。再加上，网络内容庞杂、更新快的特点，普通受众的声音若不能及时脱颖而出，则立刻会被淹没在网络的汪洋大海中，而失去影响力。
从质量上讲，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质量相对较低。首先，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往往缺乏专业性、理论性和系统性。普通受众的文化水平和媒介素养相对较低，认知水平有限，对于媒介的批评并非都能够通过专业的批判视角、充足的理论知识表达出来，而是带有明显的经验性。而经验具有狭隘性、个体性、偶然性、非理性等特点，基于经验层面的批评则不免显得片面、盲目和无序。李滨和钟沈军通过对《新闻记者》媒介批评栏目中文章的研究，得到表格1[4]，进一步说明了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缺乏专业性和理论性的特点。
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系统性不足，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网络平台上，大量普通受众各抒己见，各陈其词，其言论之多、之杂可见一斑，缺乏系统性的论证；其二，网络新闻时时更新，不断有新的内容吸引受众的眼球，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也随新闻内容的更新而改变，往往不能就某个问题展开全方位且有深度的批评。
其次，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有余，理性不足”。网络新闻媒介批评的开放性和隐匿性，使普通受众既是受者又是传者。但普通受众各不相同的素养致使其网络新闻媒介批评泥沙俱下。普通受众网民的数量极度膨胀，满足于语言和情绪宣泄的直率性批评日益泛滥，很多普通受众在网络上口出污言，言辞偏激。其媒介批评丝毫显示不出应有的理性，有的甚至演化为对相关当事人的人身攻击。
从影响力来讲，普通受众媒介批评活动的影响力相对较低。普通受众多处在社会阶层的底部，其公信力和权威性相对较低，影响力不足。因此，他们的媒介批评并不能像专家学者、社会名人、媒体监管者的批评一样，及时引起媒介的注意，并影响到媒体的决策和行为，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栏目自2010年1月开播之后，因节目的真实性、导向性等问题，“引发社会批评狂潮”，但江苏卫视并未做出直接和正面回应。直到随后知名传媒工作者如曹可凡、王小丫等个人，国家、《人民日报》、新华社、电视台等单位纷纷对其展开严厉批评后，方于2010年6月下旬停播整改。
从《非诚勿扰》节目的形态变化过程来看，普通受众在网上对《非诚勿扰》展开铺天盖地的批评，而江苏卫视并无甚大反应，反而携手《现代传播》和众多专家学者，举办高端研讨会，企图以专家学者对《非诚勿扰》的肯定，来消散普通受众的批评声音。但遭到国家和《人民日报》等媒体的批评后，《非诚勿扰》却立即停播整改。虽然《人民日报》对《非诚勿扰》的批评，是以本报记者的名义进行的，但《人民日报》是中国的机关报，没有上层的授意，《人民日报》是不可能对一个省级电视节目进行如此大张旗鼓的讨伐。因此有学者认为，导致《非诚勿扰》节目变化的直接因素，是国家“行政管制”的行为[5]。
在媒体环境有所不同的香港，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影响力也相对较低。从香港两次全城性媒介批评大事件——“陈健康事件”和“东周刊事件”比较中可以看到。“东周刊事件”涉及较有社会影响力的香港艺人，香港艺人团体发出了强烈的批评，相当有影响力：《东周刊》被停刊旋即被起诉，职员被解除职务。而“陈健康事件”则是涉及普通市民的事件，虽然香港普通受众对此展开了强烈的批评，但影响力要微弱得多：《苹果日报》只是在头版做出公开道歉，却并没有人为此事负责，而且，《苹果日报》在此后也并未收敛，反而出现了“犯错——道歉——再犯错”的恶性循环。
普通受众媒介批评弱势地位的原因
我国新闻媒介的双重属性置普通受众于媒介批评的困境之中。一方面，我国新闻媒介具有“事业性质”。长期以来，新闻事业是中国领导的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即党的宣传工具[6]。中国是中国执政党，新闻媒介从而也具有了媒介的性质。从古代的文字狱，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言论禁忌，使得人民对媒体尤其是媒体心存疑虑，并不完全信任。受众担心对媒介做出评判后，身份会被媒体公开，引起不必要的损害，或者是认为媒体不会公开对其本身不利的信息，因此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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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表达，成为沉默受众。另一方面，新闻媒介“企业化管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媒介必须作为经济主体，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但受众对于新闻媒介的期待是其作为文化主体的功能，报道新闻信息，传播优秀文化，守望社会公正等。于是，虽然“虚检测新闻”、“低俗化”、“有偿新闻”、“新闻炒作”等现象是媒介批评的主要议题[7]，但媒介并不能完全杜绝以上现象，因为它需要借助低俗化内容、炒作等方式吸引受众，从而获取经济效益。因此，受众的批评有时并不完全被媒介所重视。
媒介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使部分受众三缄其口，放弃行使其媒介批评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使活跃受众的媒介批评发挥应有的影响力。
普通受众的整体文化水平达不到理性批判的要求。媒介批评应该是一种理性活动，所有的媒介批评都必须大力弘扬学术理性[8]。媒介批评应该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内在要求上达到“理性、事实准确、实事求是”，外在要求上达到“独立、公正、质疑、突破、创新等”，从而达到最终目标“富有建设性，可持续发展”[9]。
然而，我国普通受众的整体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0]，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只占总人口数的8.73%，高中学历（含中专）占13.72%，而在媒介批评实践发展较好的美国，2005年9月其成年人拥有本科学历的比例达到27.5%。高等教育不仅教授学生专业知识，而且锻炼和提升其观察、分析、判断、综合等思维和认知能力，使得其能够全面深刻地洞察世事，做出理性判断与批评。网络批评是普通受众最常利用的批评平台，而2011年7月公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1]显示，低学历网民继续增加，初中及以下学历网民占比从2010年底的41.2%攀升至43.8%。虽然低学历网民拥有了媒介批评的渠道，但拘囿其于批评能力，富有建设性、可持续发展的媒介批评行为往往不能实现。
普通受众媒介批评行为实现渠道不畅通。普通受众媒介批评行为的实现，依然要通过大众媒介本身作为表达工具。普通受众批评行为要想得到实现，除了他们对媒介或传播内容有评判意识之外，通过一定的渠道实现表达的公开化也必不可少。普通受众若不能通过媒介渠道让自己的批评公开化，那么其媒介批评者地位将处于有权利而无法实现的困境之中。
印刷和电子媒介有限的资源和相对较高的准入门槛，将普通受众的批评拒之门外。而且，有时媒介考虑到批评对于其自身的影响，并不能完全公开受众对它的批评。
网络的发展，网民数量的增长，似乎媒介批评的“平民化时代”已经来临，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总人口13.71亿，而2011年7月公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仅有4.85亿，只占总人口的35.38%，全国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无法利用网络进行媒介批评；同样，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农村人口为6.74亿，占总人口的50.32%；而《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农村网民规模为1.31亿，占整体网民的27.0%。一方面，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半，另一方面，农村网民不足整体网民的三分之
一、作为普通受众的广大农村人口无法利用网络平台实现其媒介批评行为。
结 语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指出，真正的批评需要思想[12]。普通受众所需要的不仅是享有媒介批评的权利与渠道，而且需要自身媒介批评的能力。如果徒有权利和渠道而没有批评的能力，那么这种权利就形同虚设，渠道也毫无价值。因此，要想改变我国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弱势地位，不仅在于要提供更多的媒介批评平台，而且需要提升其文化水平与批判能力，使其真正能够利用各种批评平台，行使其媒介批评主体地位的权利。一个健康发展的国家，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同时还是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因此，在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更要大力发展社会和文化教育事业，给予普通人良好的媒介批评环境，提升普通人的文化水平与批判能力，更多地、更有力地去关注媒介、监督批评媒介的发展，真正实现其作为媒介批评主体的权利，发挥应有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8.
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0.
[3]卢松.当前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
[4]李滨，钟沈军.媒介批评实践中的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影像——基于对上海《新闻记者》杂志2006年～2008年“媒介批评”专栏的考察[J].今传媒，2009（1）.
[5]胡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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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媒介批评的效果及其发生路径——以《非诚勿扰》节目的形态变化为例[J].今传媒，2011（5）.[6]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04.
[7]刘薇.我国媒介批评的现状与思考[D].广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
[8]董天策.媒介批评的空间——《中外媒介批评·第2辑》卷首语[J].新闻记者，2011（2）∶55-56.
[9]哈艳秋，王启祥.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研究[M]//雷跃捷.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56.
[10]别林斯基.孟采尔：歌德的批评家[M]//别林斯基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2）∶33.
[11]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R/OL]./was40/gjt_outline.jsp，2011-04-08/2012-02-20.
[1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nic.cn/dtygg/dtgg/201107/t201107192213
2.html，2011-07-19/2012-02-20.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