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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改革开放进入矛盾凸显期之际，社会上再次出现了“左”的声音，并具有高度欺骗性、煽动性，对改革开放构成了重大威胁。“左”的思想重新发展，其重要原因是部分社会成员对于历史常识的极端无知，根本原因是我国社会利益分配存在三大不均衡。学界应重视“改革开放不进则退”的逆否命题即：“改革开放不退则进”，推进形成反“左”共识。同时应着力重构中国利益分配格局，铲除“左”的生存土壤，形成反“左”与改革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 反“左”； 改革； 三大不均衡； 社会心理
1673-9973(2012)03-0071-06
The Reason Why China’s “Left” Thought Become a Problem Again and How to Deal with It
HUITian
（Nanjing Party School of CPC， Nanjing 210001, China）
Abstract: The sound of “left” which is highly deceptive and inflammatory he occurred in our society whe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e faced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Left” thought is a major threat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generation of “left” is because of extreme ignorance of history and the three-imbalance. Academi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position “no back then forward” which is the inverse negative propositions of “no forward then back”, and make consensus of against “lef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reconstruct the pattern of society benefit distribution, clear up the soil of “left”,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positive interaction of anti-“left” and reform.
Key words: anti- “left”; reform; three-imbalance; social psychology
1992年南巡讲话后，关于“左”的论争在较长时期内趋于平静。但新世纪以来，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突出，中国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显著增加。人们普遍认为应改变社会现状，但对于“改变”的方向，却存在着退回过去或继续改革两种认知，“左”的思想再次沉渣泛起，其负面影响足以引起学界警惕。
2012年3月22日腾讯网评论频道的“今日话题”栏目曾经有一个生存时间不足半天的名为《如何防止“怀念”的歪风》的话题，其中针对是否怀念文化大革命设置了环节。不足2小时有超过7000人参与，表示怀念文化大革命的超过59%（见2012年3月22日上午10点19分采集网络截图。笔者当天跟踪了此话题，于上午9点30分开始关注，下午1点后此链接则无法访问，具体删除时间已不可考。笔者以学术操守保证描述的准确性，并保留有完整网站截图），如图1。
诚然，“怀念”也许只是怀念“阳光灿烂的日子”，怀念的人未必全部赞成极“左”路线。但我们至少要注意到，“左”的思想已经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考虑到青年人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占比，此网络民调在一定程度上亦说明“左”在青年人群中已有较为广泛的认同。
我国当前“左”的思想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希望以“左”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大多数人，特别是青年人，并未亲身经历大跃进、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特定历史时期。他们对于过去的理解，仅限于一大二公，甚至将过去理解、描绘成一副田园诗般的浪漫景象，将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倾轧争斗理解为对于“敌对分子”必须的镇压行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未实际经历极“左”路线，对于“左”的危害毫无切肤之痛。一些人甚至将反“左”的研究
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一批网络论坛，以高举“思想”自居，对于改革开放大放厥词，将改革中出现、必须通过改革发展予以解决的问题，上升到路线问题。同时将晚年错误等同于思想，并刻意将其与理论对立，对内显示出极端民粹主义，对外显示出极端民族主义，宣扬以极“左”路线代替改革开放。思想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在意识形态层面异化思想，并以此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易引发社会、甚至党内思想混乱。
例如2012年3月23日，一名男子闯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杀死1名医生，重伤3人，“腾讯网转载的此事件新闻报道后面，竟然有4018人次在网站设置的‘读完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的中选择了‘高兴’，而选择‘愤怒’、‘难过’和‘同情’的，分别只有879、410和258人次。”这种赞同杀戮特定群体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左”的“阶级斗争”极端思想的体现。此类思维方式，亦广泛地体现为仇富、仇官心态。诚然，被仇恨的群体当中确实存在着相当多有悖风序良俗的问题，但对立斗争无疑只会加剧阶层矛盾。
在当代，这样的做法虽未在全国蔓延，但一些地方确有类似迹象，并再次发生了类似“”期间人治取代法治、甚至黑吃黑的情况。万幸此情况被及时制止，煽动“左”的情绪、以人治“”之人，最终被涉嫌重大违纪、家属为钱杀人，而在弹冠相庆之余，人们也必须正视“左”与野心家“政治抱负”之间的关联。
应该看到，当前“左”的四个特征，已经有彼此联动、相互触发的迹象。在一些地方，已经对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构成重大挑战。特别是鉴于“左”在青年人群中的影响力，如果不加控制，必然会损害中国改革发展大局，对未来中国发展走向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二、意识形态领域未得到彻底清理是当前“左”发展的直
对历史的无知是“左”发展的逻辑链条的起点。正是因为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不了解“左”的危害，“左”才会在当代具有欺骗性和“感召力”。改革开放始于反“左”，但回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史，我们以三个时间跨度分析，可以发现对于“左”的批判和清算实际上是不系统、不彻底的。
在目前看来，这一时间跨度内反“左”不彻底是必然的。任何政党都需要执政合法性，一般认为，合法性存在三个主要来源：选举授权、经济发展绩效、意识形态。在1992年之前，前两者无法实际上支撑党的执政合法性。特别在双轨制引发社会强烈不满的情况下，1988年闯关又宣告失败，此时党的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只能是意识形态。由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彻底反“左”势必披露大跃进、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历史资料，而以苏联为鉴，此举必然导致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短期动荡。因此，此阶段的反“左”实际上只能止步于为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盖棺定论，无法继续清理其思想根源。
但“左”的声音消退的同时，国内政界学界亦在强调“不争论”。这导致“左”的思想未能被系统地分析批判，只是潜伏于社会当中，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势必卷土重来。这当然可以理解——在这一时间跨度中，经济发展绩效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在此情况下，若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现状，断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发展大局；若彻底清理“左”的思想，则有可能产生无法预知的风险。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未放弃对于中国的和平演变，在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情况之下，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彻底反“左”，则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有可能以顺序发生问题。因此领导人提出，“如果面对错误的思想（指自由化思想——引者注）政治观点，不闻不问，不批评，不斗争，听任它们去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意识形态，那是极其危险的，势必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3]88应该说，此阶段维护意识形态稳定确保了中国最大限度地延长黄金发展时间，但回溯至此，确实让人喟叹失去了清理“左”的遗毒的最佳时机。
在此情况下，改变现状、扭转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共识。但在“改变”的方向上，大多数普通人无法预知继续改革的结果，但一大二公却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转向质疑改革开放，甚至在类似“与汝偕亡”的心态中怀念极“左”路线，“左”的思想在此时间跨度再次发展。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经济利益分配存在不公现象，经济发展绩效对于执政合法性的支撑能力在此时间跨度逐步弱化；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选举授权尚未成为执政合法性的有力支撑。必然的，意识形态再次成为重要的执政合法性来源。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6]但对于“左”的清理亦再次面临上世纪80年代之困境。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总结，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对于彻底清理“左”的遗毒，我们在有清理动机无清理条件，和有清理条件无清理动机之间摇摆。三十余年来，“左”未能得到系统、彻底清理。时间不断推移，全社会“左”的记忆逐步淡化、扭曲。随着未直接经历极“左”灾难的人群逐步走进社会，“左”必将寻找卷土重来的契机。
1. 财税分配不均导致社会福利发展长期滞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压力大幅度缓解，随后逐步走向另一极端。财税收入剧增，地方财税相对减少，同时地方财政负担绝大多数民生福利投入。在国税取得优质税源的同时，地方税日益难以满足民生投入等财政要求。在2012年全国上有人大代表指出，“100元的GDP，就拿走了55元，拿得多，但实际上用得不好，而地方拿得少，实际上承担的财政支出却非常高。……上头点菜，地方埋单，地方政府苦不堪言，结果是‘逼良为娼’。”[7]这样势必导致地方政府民生投入不足，必然引发社会对于作为责任主体的地方政府的普遍反感。
2. 财税分配不均影响民众发展机会。近年来，中国青年人报考公务员以求“上岸”的人数屡创新高，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体制内人员“下海”创业浪潮形成了鲜明反差。从“下海”到“上岸”的进程，与分税制改革进程高度契合，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施行分税制后，财政主要来源于增值税、消费税等国税，这些财政收入有隐性、可转嫁两大突出特点，即这部分税负通常以降低竞争性行业利润率、推涨物价等形式实现。同时，地方财权事权不对等，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开辟新财源，造成土地财政、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等现象，造成民众、特别是普通创业者在税负基础上额外支出相应费用。这显著影响了社会创业环境。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地方政府与民众直接接触，人们通常会将民生投入问题、创业环境问题归因于地方政府工作不力。这样的结果是，全社会产生的不满情绪指向地方政府，但财权事权不对等的地方政府又无权力、无能力做根本性的改变，必然导致大量社会矛盾积累，使民众人心思变。我们可以认为，“乌有之乡”之流正是以此为机会，才能异化、曲解思想，并为“左”张目。
当前国有垄断行业处于产业链上端，他们的产品往往是其他行业的生产资料。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和高薪高福利，实际是以其他下游竞争性行业的生产资料紧缺和昂贵为代价的。国有垄断行业与民争利必然以推涨物价和降低竞争性行业劳动者收入的方式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在民众对垄断央企存在诸多质疑的同时，央企和央企主管部门并未体现出尊重民意的迹象，反以“共和国长子”自居，动辄声称“亏损”，或是上涨，或是要求国家补贴。国有垄断行业名义上属于全体国民所有，本有义务向国民、或至少向人民代表大会汇报其具体账目，但迄今为止，央企仍仅向社会披露企业年报等宏观数据。在此情况下，民众自然会将央企始终强调的“亏损”，与媒体频繁披露的央企系统高福利和奢侈消费相联系并视作因果关系。这显然会加剧社会不满情绪。
需要注意的是，国有垄断行业并非是在长期竞争中形成的自然垄断，而是倚仗政府权力禁止竞争产生的行政垄断。国有垄断行业的暴利和政府公权力的干预是分不开的。这样，国有垄断行业和其他行业的矛盾，就演化为了体制内外的矛盾。人们对于国有垄断行业的不满，就必然演化为对于公权力的不满，使经济问题演化为政治问题。国有垄断行业管理部门对于部门利益的执着、对于民众不满的淡然，无疑会使民众丧失在体制框架内渐进解决问题的信心。
确保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原则，国有垄断行业管理者必然是领导改革开放的公权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有垄断行业管理者的失望，亦会严重损害公权力系统的感召力，也必然损害其领导的渐进式改革的吸引力。当渐进失去吸引力的时候，激进的“左”自然会吸引更多追随者，使社会心理出现盲动、冒险、空想等特征。
在当代中国，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和增加劳动者收入之间仍然存在悖论，劳资矛盾客观存在。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会组织长期以来处于很不正常的工作状态。全国总工会和各省、市、县（区）分支机构虽然看似体系完备，但实际上和妇联、共青团等一样属于带有行政级别的半机构，属于广义上的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劳动者组织加大活动力度必然会影响到资方投资和盈利，也会影响到GDP、税收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府部门利益，中国工会
工会组织功能缺失的后果有二：一是普通劳动者阶层长期以来收入落后于企业财富积累速度，导致普遍的被剥夺感；二是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博弈平台和相应规则、机制，劳资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一旦爆发，往往体现暴力色彩。近年来，“随着劳资纠纷的大量出现，城乡企业中的雇工为了发泄不满，采取了焚烧厂房、毁坏机器、对管理人员的人身伤害等多种破坏手段，此类现象在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已屡见不鲜；各种有焦点的社会运动，如和罢工。还包括‘夜晚政治’——犯罪”[8]67“中国已经出现了底层社会并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8]59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做法经常被“左”解读为“阶级斗争”，这会对社会心理的发展走向产生不利影响，激发、积累越来越多的戾气或暴力倾向。
三大不均衡都涉及利益分配，同时又存在累积效应。地方财政与财政分配不均，而地方财政与民众福利水平更加相关；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发展不均，大多数民众就职于竞争性行业；劳资分配不均，大多数民众无疑是劳方而非资方。我们可以说，三大不均衡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种乘法。当前中国社会三大不均衡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社会心理，是社会的怨气、不满、失望的根源，是部分人的过激言行、思想的根源，是社会中逐步积累的戾气和暴力倾向的根源。
调整三大不均衡，关键在于顶层设计。财政和地方财政分配不均衡，起源于分税制改革，当前亦应该由部门重新调整税制，在这一经济利益分配领域的最关键问题上让利于地方。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发展不均衡，源自于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应一方面重新沿用1992年后的“国退民进”之思路，加速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以行政权力约束垄断企业的定价和福利发放，让利于竞争性行业。劳资分配不均衡、不公平，源自于劳动者维权组织建设相对滞后导致的劳动者博弈能力低下，应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加速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维护普通劳动者利益。
调整三大不均衡，难点在消解既得利益。只要存在利益不均衡分配的现象，就必然存在利益相对受损的一方和既得利益的一方。目前看，三个领域中，拥有既得利益的一方都在权力、话语权方面占有强势，构成了进行大幅度改革之最大难点。但很多人已经注意到，如果当前利益分配不均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则“左”的土壤难以根除。若错失调整时机，“左”必然难以遏制。历史经验表明，“左”的斗争思维、清算思维一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最终结果必然是既得利益方在大规模动荡中玉石俱焚。只要看到这点，我们就可以认为，我们仍然可以推动既得利益方主动调整分配结构。
但任何事物都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任何矛盾都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现在看来，“左”已经发展为一种具有破坏力的思潮，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成了威胁，反“左”应该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无论是对于思想领域的清理，还是对于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我们都必须更加强调加快顶层设计。
反“左”是继续改革的前提。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之后，社会中不满情绪仍然在累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充裕。对此，我们的共识是改革开放不进则退，其逆否命题亦应被重视：改革开放不退则进。只有反“左”，我们才能确保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才能确保中国各领域改革不断推进——这样的结果是从根本上消除“左”的生存土壤。可以说，只要反“左”，改革开放必然在封闭退路后继续前进，并形成反“左”与改革的良性互动。
还需说明，我们之所以在“左”上面加上引号
参考文献：
叶铁桥.医患血案频发背后的冷峻现实[N].中国青年报，2012-03-26.
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夏业良.我国1%家庭掌握全国41，4%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 [J].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2010-06-08.
[5]杨春.迟福林：中国1%的家庭掌握4
[7]陈无诤.土地财政是否根源于分税制引发业内人士激辩[N].时 代周报，2012-03-15.
[8]李培林，李强，孙立平.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4.
[9]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宫婷.欧洲：发表否认屠杀犹太人言论负刑责，最少判半年[N].瞭望，2012-03-03.
[责任编辑、校对：任山庆]
关键词： 反“左”； 改革； 三大不均衡； 社会心理
1673-9973(2012)03-0071-06
The Reason Why China’s “Left” Thought Become a Problem Again and How to Deal with It
HUITian
（Nanjing Party School of CPC， Nanjing 210001, China）
Abstract: The sound of “left” which is highly deceptive and inflammatory he occurred in our society whe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e faced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Left” thought is a major threat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generation of “left” is because of extreme ignorance of history and the three-imbalance. Academi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position “no back then forward” which is the inverse negative propositions of “no forward then back”, and make consensus of against “lef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reconstruct the pattern of society benefit distribution, clear up the soil of “left”,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positive interaction of anti-“left” and reform.
Key words: anti- “left”; reform; three-imbalance; social psychology
1992年南巡讲话后，关于“左”的论争在较长时期内趋于平静。但新世纪以来，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突出，中国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显著增加。人们普遍认为应改变社会现状，但对于“改变”的方向，却存在着退回过去或继续改革两种认知，“左”的思想再次沉渣泛起，其负面影响足以引起学界警惕。
一、当前“左”的思想已产生较为广泛影响
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左”：无视社会发展阶段和客观条件，希望以激进、极端方式重新构建社会生产、分配方式，虽然其声称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标，但亦带有明显的盲动、冒险、空想倾向。当前，社会“左”的思想已经再次抬头，并出现了怀疑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苗头。2012年3月22日腾讯网评论频道的“今日话题”栏目曾经有一个生存时间不足半天的名为《如何防止“怀念”的歪风》的话题，其中针对是否怀念文化大革命设置了环节。不足2小时有超过7000人参与，表示怀念文化大革命的超过59%（见2012年3月22日上午10点19分采集网络截图。笔者当天跟踪了此话题，于上午9点30分开始关注，下午1点后此链接则无法访问，具体删除时间已不可考。笔者以学术操守保证描述的准确性，并保留有完整网站截图），如图1。
诚然，“怀念”也许只是怀念“阳光灿烂的日子”，怀念的人未必全部赞成极“左”路线。但我们至少要注意到，“左”的思想已经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考虑到青年人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占比，此网络民调在一定程度上亦说明“左”在青年人群中已有较为广泛的认同。
我国当前“左”的思想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一)无视“左”在历史上的危害
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由于奉行极“左”路线走到崩溃边缘的国度，在拨乱反正仅仅过去三十余年之时，在改革开放刚刚进入深水区的情况下，就在社会中再次出现了开历史倒车的杂音，应该说是让人遗憾的。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希望以“左”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大多数人，特别是青年人，并未亲身经历大跃进、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特定历史时期。他们对于过去的理解，仅限于一大二公，甚至将过去理解、描绘成一副田园诗般的浪漫景象，将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倾轧争斗理解为对于“敌对分子”必须的镇压行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未实际经历极“左”路线，对于“左”的危害毫无切肤之痛。一些人甚至将反“左”的研究
摘自：写毕业论文经典的网站www.udooo.com
者视作故意描黑中国领导人的“外部敌对势力”代言人。对历史常识的极端无知成为中国“左”的拥护者们的一大特色。(二)将晚年错误与思想混为一谈
学界早已形成的共识之一，即思想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不等同于的个人思想，更不等同于晚年推行的错误路线。但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目前仍存在概念混淆。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一批网络论坛，以高举“思想”自居，对于改革开放大放厥词，将改革中出现、必须通过改革发展予以解决的问题，上升到路线问题。同时将晚年错误等同于思想，并刻意将其与理论对立，对内显示出极端民粹主义，对外显示出极端民族主义，宣扬以极“左”路线代替改革开放。思想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在意识形态层面异化思想，并以此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易引发社会、甚至党内思想混乱。
(三)极端心态普遍，戾气逐渐累积
当前，社会已经处于矛盾凸显期，阶层分化、固化逐渐明显，阶层对立开始出现。与学界渐进解决问题之思路不同的是，在面对阶层、群体之间矛盾时，“左”往往体现出戾气，更倾向于用极端方式解决问题。例如2012年3月23日，一名男子闯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杀死1名医生，重伤3人，“腾讯网转载的此事件新闻报道后面，竟然有4018人次在网站设置的‘读完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的中选择了‘高兴’，而选择‘愤怒’、‘难过’和‘同情’的，分别只有879、410和258人次。”这种赞同杀戮特定群体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左”的“阶级斗争”极端思想的体现。此类思维方式，亦广泛地体现为仇富、仇官心态。诚然，被仇恨的群体当中确实存在着相当多有悖风序良俗的问题，但对立斗争无疑只会加剧阶层矛盾。
(四)“左”有被野心家利用的可能
对历史的无知、对现实的不满、极端化的心态，本身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社会环境十分容易成为野心家的乐园。一旦少数权力拥有者刻意扩大而非消解阶层对立情绪，并利用宣传手段成为群众领袖，即可通过发动“群众运动”谋求政治利益。这一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已经发生，并被称之为“封建法西斯主义”（原文为“我们粉碎了‘’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案。”）165在当代，这样的做法虽未在全国蔓延，但一些地方确有类似迹象，并再次发生了类似“”期间人治取代法治、甚至黑吃黑的情况。万幸此情况被及时制止，煽动“左”的情绪、以人治“”之人，最终被涉嫌重大违纪、家属为钱杀人，而在弹冠相庆之余，人们也必须正视“左”与野心家“政治抱负”之间的关联。
应该看到，当前“左”的四个特征，已经有彼此联动、相互触发的迹象。在一些地方，已经对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构成重大挑战。特别是鉴于“左”在青年人群中的影响力，如果不加控制，必然会损害中国改革发展大局，对未来中国发展走向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二、意识形态领域未得到彻底清理是当前“左”发展的直
源于：论文写作格式www.udooo.com
接原因对历史的无知是“左”发展的逻辑链条的起点。正是因为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不了解“左”的危害，“左”才会在当代具有欺骗性和“感召力”。改革开放始于反“左”，但回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史，我们以三个时间跨度分析，可以发现对于“左”的批判和清算实际上是不系统、不彻底的。
(一)第一个时间跨度：1978-1992年
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社会推至崩溃边缘，中国要根本扭转中国社会发展路径，就必须反“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进行了全面否定，并在思想上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基础，可以说，当时我们具备了彻底清算“左”的动机。但由于此后不久“自由化”思想开始发展，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末造成社会剧烈动荡，因此在对“三种人”（“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进行惩办后，对“左”的思想清算实际上并未持续很长时间。特别是在1990-1992年，“左”的言论开始再次占据上风。在目前看来，这一时间跨度内反“左”不彻底是必然的。任何政党都需要执政合法性，一般认为，合法性存在三个主要来源：选举授权、经济发展绩效、意识形态。在1992年之前，前两者无法实际上支撑党的执政合法性。特别在双轨制引发社会强烈不满的情况下，1988年闯关又宣告失败，此时党的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只能是意识形态。由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彻底反“左”势必披露大跃进、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历史资料，而以苏联为鉴，此举必然导致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短期动荡。因此，此阶段的反“左”实际上只能止步于为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盖棺定论，无法继续清理其思想根源。
(二)第二个时间跨度：1992-2002年
1992年南巡讲话后，全党全国高度强调经济发展，在1992-2002年开创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中国经济、国民财富处于较均衡增长状态。尤其是创业环境优良，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案例大量出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一阶段，“左”的思想几乎销声匿迹。但“左”的声音消退的同时，国内政界学界亦在强调“不争论”。这导致“左”的思想未能被系统地分析批判，只是潜伏于社会当中，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势必卷土重来。这当然可以理解——在这一时间跨度中，经济发展绩效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在此情况下，若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现状，断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发展大局；若彻底清理“左”的思想，则有可能产生无法预知的风险。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未放弃对于中国的和平演变，在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情况之下，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彻底反“左”，则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有可能以顺序发生问题。因此领导人提出，“如果面对错误的思想（指自由化思想——引者注）政治观点，不闻不问，不批评，不斗争，听任它们去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意识形态，那是极其危险的，势必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3]88应该说，此阶段维护意识形态稳定确保了中国最大限度地延长黄金发展时间，但回溯至此，确实让人喟叹失去了清理“左”的遗毒的最佳时机。
(三)第三个时间跨度：2002年-至今
2002年后，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但社会经济利益分配不均现象显著增强。“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4]在2012年的全国上，更有政协委员坦言“改革到现在难以突破的矛盾是利益关系失衡。某些垄断行业的改革有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贫富差距没扭转，还有总体扩大的趋势。”[5]在此情况下，改变现状、扭转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共识。但在“改变”的方向上，大多数普通人无法预知继续改革的结果，但一大二公却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转向质疑改革开放，甚至在类似“与汝偕亡”的心态中怀念极“左”路线，“左”的思想在此时间跨度再次发展。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经济利益分配存在不公现象，经济发展绩效对于执政合法性的支撑能力在此时间跨度逐步弱化；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选举授权尚未成为执政合法性的有力支撑。必然的，意识形态再次成为重要的执政合法性来源。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6]但对于“左”的清理亦再次面临上世纪80年代之困境。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总结，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对于彻底清理“左”的遗毒，我们在有清理动机无清理条件，和有清理条件无清理动机之间摇摆。三十余年来，“左”未能得到系统、彻底清理。时间不断推移，全社会“左”的记忆逐步淡化、扭曲。随着未直接经历极“左”灾难的人群逐步走进社会，“左”必将寻找卷土重来的契机。
三、中国社会三大不均衡是当前“左”的思想发展的根本原因
我们相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左”的思想发展，固然有其历史原因，甚至有人为煽动的因素，但经济利益分配不均，人们由此产生不满情绪才是根本原因。这需要我们审视中国社会存在的三大不均衡。(一)地方财税分配不均衡
地方的财税分配状况直接决定中国社会利益分配大格局，财税分配不均现象对民众的福利增长、发展机会均造成了不利影响，动摇了全社会的改革共识。1. 财税分配不均导致社会福利发展长期滞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压力大幅度缓解，随后逐步走向另一极端。财税收入剧增，地方财税相对减少，同时地方财政负担绝大多数民生福利投入。在国税取得优质税源的同时，地方税日益难以满足民生投入等财政要求。在2012年全国上有人大代表指出，“100元的GDP，就拿走了55元，拿得多，但实际上用得不好，而地方拿得少，实际上承担的财政支出却非常高。……上头点菜，地方埋单，地方政府苦不堪言，结果是‘逼良为娼’。”[7]这样势必导致地方政府民生投入不足，必然引发社会对于作为责任主体的地方政府的普遍反感。
2. 财税分配不均影响民众发展机会。近年来，中国青年人报考公务员以求“上岸”的人数屡创新高，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体制内人员“下海”创业浪潮形成了鲜明反差。从“下海”到“上岸”的进程，与分税制改革进程高度契合，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施行分税制后，财政主要来源于增值税、消费税等国税，这些财政收入有隐性、可转嫁两大突出特点，即这部分税负通常以降低竞争性行业利润率、推涨物价等形式实现。同时，地方财权事权不对等，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开辟新财源，造成土地财政、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等现象，造成民众、特别是普通创业者在税负基础上额外支出相应费用。这显著影响了社会创业环境。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地方政府与民众直接接触，人们通常会将民生投入问题、创业环境问题归因于地方政府工作不力。这样的结果是，全社会产生的不满情绪指向地方政府，但财权事权不对等的地方政府又无权力、无能力做根本性的改变，必然导致大量社会矛盾积累，使民众人心思变。我们可以认为，“乌有之乡”之流正是以此为机会，才能异化、曲解思想，并为“左”张目。
(二)行业发展不均衡
以央企垄断企业为核心的国有垄断行业与民争利已经影响社会和谐，成为“左”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前国有垄断行业处于产业链上端，他们的产品往往是其他行业的生产资料。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和高薪高福利，实际是以其他下游竞争性行业的生产资料紧缺和昂贵为代价的。国有垄断行业与民争利必然以推涨物价和降低竞争性行业劳动者收入的方式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在民众对垄断央企存在诸多质疑的同时，央企和央企主管部门并未体现出尊重民意的迹象，反以“共和国长子”自居，动辄声称“亏损”，或是上涨，或是要求国家补贴。国有垄断行业名义上属于全体国民所有，本有义务向国民、或至少向人民代表大会汇报其具体账目，但迄今为止，央企仍仅向社会披露企业年报等宏观数据。在此情况下，民众自然会将央企始终强调的“亏损”，与媒体频繁披露的央企系统高福利和奢侈消费相联系并视作因果关系。这显然会加剧社会不满情绪。
需要注意的是，国有垄断行业并非是在长期竞争中形成的自然垄断，而是倚仗政府权力禁止竞争产生的行政垄断。国有垄断行业的暴利和政府公权力的干预是分不开的。这样，国有垄断行业和其他行业的矛盾，就演化为了体制内外的矛盾。人们对于国有垄断行业的不满，就必然演化为对于公权力的不满，使经济问题演化为政治问题。国有垄断行业管理部门对于部门利益的执着、对于民众不满的淡然，无疑会使民众丧失在体制框架内渐进解决问题的信心。
确保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原则，国有垄断行业管理者必然是领导改革开放的公权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有垄断行业管理者的失望，亦会严重损害公权力系统的感召力，也必然损害其领导的渐进式改革的吸引力。当渐进失去吸引力的时候，激进的“左”自然会吸引更多追随者，使社会心理出现盲动、冒险、空想等特征。
(三)劳资利益分配不均衡
劳资分配状况被民众直接感知，劳资经济利益分配不公是“左”的直接触发因素。在当代中国，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和增加劳动者收入之间仍然存在悖论，劳资矛盾客观存在。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会组织长期以来处于很不正常的工作状态。全国总工会和各省、市、县（区）分支机构虽然看似体系完备，但实际上和妇联、共青团等一样属于带有行政级别的半机构，属于广义上的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劳动者组织加大活动力度必然会影响到资方投资和盈利，也会影响到GDP、税收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府部门利益，中国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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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积极在劳资博弈中发挥作用本身存疑。更何况中国工会组织并未实现全社会覆盖，大量民营企业没有工会系统，普通劳动者自发组织的劳资谈判缺乏企业间劳工组织的有效联动，处境艰难。结果是劳方在和资方进行博弈时往往处于弱势。工会组织功能缺失的后果有二：一是普通劳动者阶层长期以来收入落后于企业财富积累速度，导致普遍的被剥夺感；二是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博弈平台和相应规则、机制，劳资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一旦爆发，往往体现暴力色彩。近年来，“随着劳资纠纷的大量出现，城乡企业中的雇工为了发泄不满，采取了焚烧厂房、毁坏机器、对管理人员的人身伤害等多种破坏手段，此类现象在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已屡见不鲜；各种有焦点的社会运动，如和罢工。还包括‘夜晚政治’——犯罪”[8]67“中国已经出现了底层社会并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8]59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做法经常被“左”解读为“阶级斗争”，这会对社会心理的发展走向产生不利影响，激发、积累越来越多的戾气或暴力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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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待历史方面，我们必须从消极走向积极，一是坚定信心：中国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二是端正态度：正确看待全面解析历史带来的风险；三是加强保障：确保尘封历史被揭开的每一页，都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注脚和有力解读。(四)消除三大不均衡，奠定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结构是反“左”的最根本保障。重构分配方式，核心是解决三大不均衡问题。三大不均衡都涉及利益分配，同时又存在累积效应。地方财政与财政分配不均，而地方财政与民众福利水平更加相关；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发展不均，大多数民众就职于竞争性行业；劳资分配不均，大多数民众无疑是劳方而非资方。我们可以说，三大不均衡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种乘法。当前中国社会三大不均衡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社会心理，是社会的怨气、不满、失望的根源，是部分人的过激言行、思想的根源，是社会中逐步积累的戾气和暴力倾向的根源。
调整三大不均衡，关键在于顶层设计。财政和地方财政分配不均衡，起源于分税制改革，当前亦应该由部门重新调整税制，在这一经济利益分配领域的最关键问题上让利于地方。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发展不均衡，源自于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应一方面重新沿用1992年后的“国退民进”之思路，加速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以行政权力约束垄断企业的定价和福利发放，让利于竞争性行业。劳资分配不均衡、不公平，源自于劳动者维权组织建设相对滞后导致的劳动者博弈能力低下，应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加速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维护普通劳动者利益。
调整三大不均衡，难点在消解既得利益。只要存在利益不均衡分配的现象，就必然存在利益相对受损的一方和既得利益的一方。目前看，三个领域中，拥有既得利益的一方都在权力、话语权方面占有强势，构成了进行大幅度改革之最大难点。但很多人已经注意到，如果当前利益分配不均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则“左”的土壤难以根除。若错失调整时机，“左”必然难以遏制。历史经验表明，“左”的斗争思维、清算思维一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最终结果必然是既得利益方在大规模动荡中玉石俱焚。只要看到这点，我们就可以认为，我们仍然可以推动既得利益方主动调整分配结构。
五、结束语
曾言，“‘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但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9]249应该说，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是我们的一条既定路线。但任何事物都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任何矛盾都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现在看来，“左”已经发展为一种具有破坏力的思潮，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成了威胁，反“左”应该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无论是对于思想领域的清理，还是对于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我们都必须更加强调加快顶层设计。
反“左”是继续改革的前提。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之后，社会中不满情绪仍然在累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充裕。对此，我们的共识是改革开放不进则退，其逆否命题亦应被重视：改革开放不退则进。只有反“左”，我们才能确保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才能确保中国各领域改革不断推进——这样的结果是从根本上消除“左”的生存土壤。可以说，只要反“左”，改革开放必然在封闭退路后继续前进，并形成反“左”与改革的良性互动。
还需说明，我们之所以在“左”上面加上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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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为了和一般意义上的左派有所区别。如果中国的“左”能够在某一天不用加上引号，则是民族之幸，世界之幸。“左”本身就是趋向于极端的，就是冒进、冒险的，就是与和谐社会建设格格不入的。“左”和极“左”，有程度上的不同，无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我们希望在讨论相关问题的时候，不要在反“左”还是反极“左”的问题上浪费精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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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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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春.迟福林：中国1%的家庭掌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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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 者问[N].人民日报，2012-03-15.[7]陈无诤.土地财政是否根源于分税制引发业内人士激辩[N].时 代周报，201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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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任山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