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怎么

［摘要］费孝通先生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文章中阐释了社会学的“科学”和“人文”的双重性格，用认识论和方法论探讨了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重要性。笔者通过现有西方社会学理论进一步阐释费孝通先生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
［关键词］情境论 常人方法学 自我
［］A［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6－0015－02
费孝通在文章的开篇，并没有提出社会学何为的观点，但是却从社会学的价值方面提出了社会学同时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社会学的科学性使得它与自然科学学科能够解决具体的问题一样具有了强烈的工具性色彩，费孝通认为，社会学的这种“科学理性精神”本身也是一种“人文精神”。

一、 “天人之际”与“情境论”

费孝通在此处的论述与开篇中对于社会学具有“工具性”与“人文性”双重属性是相对应的。费孝通在此小节的开头之处就提出了社会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人的“生物性”和“社会学”的关系。生物性与社会性是人本身具有的两种基本属性。人的生物属性也称为自然属性，是人类个体的出生、成长、繁殖、衰老和死亡的生命历程受到生物规律的支配。人的生物属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自然基础，表现为人口的数量、质量、性别结构、人口再生产周期和生命周期等。人的社会属性是指人是社会行动者，他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社会、社区、家庭等一系列的社会组织、社会文化和他人。因此，从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定义来看，人的生物属性是深受到人的社会属性的制约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尽管人类的本性中具有动物性的一面，但为了维护人的尊严性，人们还是精心制定了一些常规。人类就是据此来把自己和其他动物区别来。人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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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依据这些常规来对待其本能的、无法摒弃的、作为生物遗产一部分的动物性器官和生理机能的。制定认为的规范来处理与所有动物相同的肉体器官和机能——人类的这种行为进步到何种程度，可以说是衡量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一把尺子。”所以，费孝通在文中对人的生物性与社会属性的阐述是相互统一的，两者是兼容和包容的关系。从两种属性的定义来看，生物属性是离不开社会属性的，同时社会属性也是离不开生物属性的，这与费孝通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费孝通认为这两种属性是统一的。为了更加说明这种统一性，费孝通提出“天”的概念，认为“人”与“天”是统一的，是息息相关的，人的一切行动和行为都是在“天”的基本原则之中，人是不能彻底摆脱、超越这个“天”的。笔者认为，这个“天”一共具有两个意义：第一，这个“天”是与历史有关的“天”，它不是突然出现，而是由漫长的时间岁月不断积累而来的，它是一个状态，一个由时间、历史、文化等等因素积累起来的状态。第二，这个“天”是一种“情境”，一个由文化、历史等许多方面构成的一个情境，人在其中作为主体，对客体的态度，具有某种的含义。这个就是由于这种“天”的情境是在文化、历史等复杂因素下构成的。

二、“精神世界”与“自我”

费孝通认为：人的精神世界，笼统地说是人的一种意识能力，但社会学无法对这种意识能力进行探索，但如果能够成功完成这种探索，那么这对社会学的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对此，费孝通还对精神世界做了一个简单的定义：“精神世界，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东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想象中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忽视精神世界这个因素，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也就无法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
笔者认为，精神世界的理解，主要要从人的自我方面进行理解。在很多方面，西方的许多社会学对精神世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方面上，而与费孝通提出的精神世界，在目前的社会学领域内，相对应的主要集中在对“自我”的分析方面。目前对“自我”进行分析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学者：

(一)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对“自我”的分析

库利对自我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两点上。首先，他修正了自我的概念，把它看作是个体在其社会环境中（与费孝通的“天”相对应），将自身联通他物一起视为客体的过程。其次，库利认为，自我源于同他人的交往，个人彼此间互动，从互动中体味他人的姿态，进而从他人的观点中看到自身。自我想象着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从中获取自我形象和自我认同。库利称之为镜中我（the looking glass self)：他人对自身的反映充当了镜子的作用，进而用来衡量自身。第三，库利提出了“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的概念，意在强调自我是以群体为背景，是在互动的过程之中产生的，在那些存在私人关系或是密切关系的小群体中，对与人的自我感知和自我态度是尤为重要的。

(二)杜威的“心智意识”

杜威指出，人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们的思维能力（这与费孝通说的精神世界不谋而合）。杜威提出“心智意识”的概念，认为它是一个调式的过程，是通过人们之间互动形成的，对环境中的客体进行定义，明晰行动的潜在路线的一个思维过程。
深思熟虑是对各种思维难以取舍的行动路线进行生动的预演……深思熟虑是对各种可能的行动路线进行的实验，它是对各种已选定的因素进行不同组合的实验……以期了解，一旦采纳了某一行动路线，行动的结果将如何。

(三)米德的“心智”“自我”

米德把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到社会互动之中。心智：米德认为人类的心智的独特性就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人类的心智能用符号来表示环境中的客体；第二，人类的心智能够悄悄预演针对这些客体可以选择的行动方案；第三，抑制不适当的行动方案，选择一种公开的行动的合适路线。自我：米德认为在互动中将自身想象为评价客体的能力是有赖于心智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机体的成熟，在每一个与具体他人互动中引起的暂时“自我想象”，最终归为“自我概念”，借助这个自我概念，从而使得个体可以保持始终如一的态度和意向。米德把我自我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模仿阶段；第二阶段：嬉戏阶段；第三阶段：团体游戏阶段。

三、“文化”与“不朽”

笔者认为，此节的论述主要是与文章开篇谈到的“人文”方面是相呼应的。首先，我认为，对于文化的定义是需要进行说明一下的。文化原意为“耕耘、耕作”，从最初的含义上来看具有开拓自然的意思。《社会学概论新修》一书中对文化的定义是这样的：文化是与自然现象不同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它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东西，也可以说，自然界本无文化，自从有了人类，凡经人“耕耘”的一切均为文化。
文化与不朽在我看来，费孝通主要对此有两个方面的观点。第一，从文化的自身来说，文化具有创新性，指文化一经产生就要被他人模仿、效法、利用。在费孝通的这篇文章中，主要论述的是文化在其纵向传递后所形成的一种横向传递。纵向上，文化得到了“不朽”；横向上，文化在得到积累的同时也在横向的传递上得到了“不朽”。第二，从文化的传递性造成了人的不朽，那些在文化方面上贡献出自己力量的人们，例如诗人，一个国家的“卡利斯马”人物等等，都间接的形成了“不朽”。

四、“只能意会”“讲不清楚的我”与“常人方法学”

费孝通认为人际关系的研究中，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在文章中，主要有“意会”和“讲不清楚的我”两个方面。无论是从“意会”的角度还是从“讲不清楚的我”，都是与人文因素分不开的。这种人文因素从另一方面来看，与常人方法学的相关理论有相似性。“意会”强调了人与人交往时的符号衔接，以及在互动中的预设作用。“讲不清楚的我”主要强调互动中人们可以意会他人的观点，但却不能意会自身。人们可以通过镜中我来认识自身，但是这种认识与意会的认识自身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往往在于，镜中的我是通过他人对自身的反映来认识自身，而意会的过程不仅仅是通过他人对自身反映来认识，还有人自身通过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人对自身的意会往往讲不清。我认为，这种讲不清就在于人的社会化的不同导致每一个人自身都有一种强烈的复杂性。因此这种讲不清楚的我主要在于它的复杂性。
常人方法学强调了社会学的研究应关注人们日常生活。费孝通在文中提到：“意会的领域是人与人关系中的一个十分微妙的、十分关键的部分，典型的表现，就是知心朋友之间、熟人之间、同一个个亚文化群体成员之间，很多事情不用说出来，就自然领悟，感觉上甚至比说出来还清楚。”费孝通在文中虽然没有明确对你能意会和讲讲不清楚的我给予相关的社会学的理论总结，但在其字里行间的与常人方法学的相关理论是重合的。常人方法学的理论中与费孝通所提的观点相重合的主要有：

(一)反身行为和互动

常人方法学的理论认为许多互动支撑着某一特定的现实观。许多人类互动都是反身性的。人们以一种支持特定现实的方式来解释彼此之间的暗示、姿态、言辞和其他信息，即使是相反的证据也以反身性的方式来解释，以维持信仰和知识的体系。反身性的这一概念集中研究互动中的人们是如何为持这样一个预设——他们是受特定现实的引导。这与费孝通在文中所提的互动的人们在互动过程中的意会过程，具有一定的预设性。

(二)意义的索引性

互动双方在收发的姿态、暗示、言辞和其他信息在特定的情境中自由其意义，索引性使得互动双发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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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情境中使得互动双发在互动中交往的顺利，不会发生符号交往的错误解释。

五、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费孝通在文章中，从开篇谈到社会学不但具有工具性以外还具有人文性。到后来文中大量的在谈与人文性相关的“天人合一”“意会”“讲不清楚的我”“将心比心”都无疑地在说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除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统计学、检测设检验等等这样的偏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从人文的方法论上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当然这种非量化的研究方法对于使得社会学更加特例于其他学科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同时，也正是这种非量化的研究法，如果真正的应用于社会学研究中时，并非会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常人方法学等一系列较为偏于人文研究方法的理论中，最终他们研究的结果都没有形成相对成型的理论体系。而反观于那些偏于坚持运用量化等科学的研究方法的社会学家们，例如：涂尔干等人，则提出了较为明确的理论体系，同时也给社会学明确了相应的研究对象。
笔者认为，这种人文类的研究方法，固然会丰富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和结论，但是同时，也是使得社会学更加偏于哲学的研究方法，一旦把握不好尺度，就会进入到一种关起房门的抽象阶段。更有甚者会违背社会学所要求的客观性、实践性等等。但是我并不否认这种研究方法，只是想强调一下这种方法的难以实践的特性。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人文的研究方法，在社会学的研究中，虽然没有被明确化，但它是被许多研究学者在进行研究中所应用到的，例如，研究社会认同问题，必然会联系到社会化、文化等因素。但是，这是由于这种人文的研究方法，使得我们社会学的学科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有人认为它偏于哲学，又带有科学的色彩；有人认为它就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的举棋不定导致的，但是这个举棋不定不是别人造成的，正是那无数的社会学理论学家们造成的。当然，这必然要考虑到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年龄，它过于年轻，终归是需要一批又一批的人不断地进行探索，最终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荀春生等(译).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记录.展望二十
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