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摘要：伍廷芳是晚清政坛上一位重要的洋务派官僚，曾为清廷效命数十载，官至外务部左侍郎、刑部右侍郎，位居二品。然而，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却倡议清帝退位，要求建立共和政体，成为民国助产士。这样一种激烈的角色转换，源于他多年来形成的宪政思想，是他在辛亥革命中做出个人政治抉择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伍廷芳；宪政思想；辛亥革命；政治抉择
1009-0118（2013）01-0070-02
作为晚清政坛上并不多见的一位“西学之士”，伍廷芳出身华侨家庭，自幼接受西方现代教育，较少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又长期在香港学习生活，对西方现代社会有了初步的了解，因而早在青年时代就有明显的进步思想倾向。1861年前后，伍廷芳倡议并参与创办近代华人第一份中文日报——《中外新报》［1］39，而宣扬西学、启迪民智、鼓舞民力则是伍廷芳决意参与办报的深层次原因，也是伍廷芳现代政治意识初步觉醒的标志。而从1874年至1877年间，他留英研习法律期间，对以资本主义法治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有了切身的感受，从而为其日后人生轨迹和政治抉择埋下了伏笔。不过，客观的说，此时的伍廷芳与一个革命者的思想境界还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对个人前途的考虑大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这从他拒绝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聘任，返港成为执业大律师，以及后来重金受聘担任李鸿章的外务幕僚，都能得到印证。
真正促使伍廷芳的政治思想趋向进步的当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战争期间，伍廷芳参与铁路管理、协助军需物资和兵员调度等后勤工作，出力甚多。当败局已定之时，伍廷芳又以候补道派充头等参赞官的身份，随张荫恒、邵友濂携国书赴日乞和，而日方则拒而不受，点名要李鸿章亲自赴日，方允和议。凡此种种，令伍廷芳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屈辱，并曾对英国驻天津总领事说：“没有
1897年，伍廷芳第一次衔命使美。出使美国期间，目睹了美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同时也深切体会到了自己作为弱国外交代表尴尬地位，伍廷芳对欧美资本主义所代表的文明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对中西文明进行全面的比较，坚定了改革封建政治制度的信念，也让他在政治立场上进一步倾向于维新改革。
戊戌变法期间，伍廷芳以驻美公使的身份上书朝廷，力倡变法，“亟变尚可有为，失此不图，后悔莫及”，并结合英美诸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指出，“帝王不相治袭，制度惟贵因时，泰西各国百年来，日益强盛，风气聿新，我与为邻，岂复能拘守成法。”［4］33伍廷芳还把变法与自强联系起来，“夫我欲图存，惟在自强，自强之要，先在内治，内治既定，外侮无自而启。”［4］33戊戌变法失败后，伍廷芳并未因此而削弱变法图强的意志。当清王朝经历庚子国变后，不得不宣示施行“新政”之时，伍廷芳接受了清廷修订法律大臣的任命，引进西方现代法律思想，仿照西方现代法律体系，力图对中国封建法律制度进行彻底变革，以期达到变法图强的目地。然而，尽管在民刑分立、商事立法、狱政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突破，但当伍廷芳等人司法独立、文明审判、陪审制、律师制等现代法律思想和原则引入中国的时候，却受到清廷内部保守政治势力的阻挠。而伍廷芳也因修律努力接连受挫而心情压抑，对清廷失望透顶，1906年春便以修葺祖坟为名辞职返乡。是时，《纽约时报》曾刊出报道，称“预料伍廷芳这位斗士的人生将就此结束，他的墓碑上大概会刻上这样的墓志铭：‘一个傻瓜躺在这里，因为他企图改变东方的世界’”。［5］167
然而，到了1907年，清廷因缺乏外交的堪用良才，再度委派伍廷芳为出使美、墨、秘、古公使。再度使美期间，伍廷芳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逐渐倾向革命。在驻美公使任内，伍廷芳向清廷递交了《奏请剪发不易服折》，这份奏折后来由《东方杂志》于1910年9月28日刊出。［6］279剃发留辫本为清朝国制，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是清初满洲贵族统治者强加给广大汉族人民的一项苛政，相循日久，成为定例，后来更是被清朝统治者当作检验臣民忠诚与否的政治符号。伍廷芳身为朝廷二品大员，自然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是有感于使美期间，侨民随怀忠君爱国之心，但“惟剪辫发，改易西服者则十恒”。究其原因，侨民皆言，“辨发下垂，屡被外人讪笑，甚至加以种种不美之名，有时竟为妇孺所谑弄，而不便做事，污姤裳女，尤蒙訾毁。”为此，伍廷芳向朝廷建议，“吁恳朝廷，名降谕旨，任官商士庶得截去长发，改易西装，与各国人民一律，俾免歧视。”除了华侨显示需要的考虑外，伍廷芳还把剪发除辫与变法改革联系在了一起，“中国变法数十年，而成效未显著者，未始非敷衍因循之故。今诚颁发明诏，刻期剪发，举数百年来相沿之习俗，不易拔除之根蒂一旦蠲而弃之。示天下以更始，则薄海内外，方且奋然于朝廷之励精图治，一往无前，而益将感发兴起，革旧更新，天下精神之事，孰有逾于此者乎？”［3］358-360由此可见，此时的伍廷芳虽然仍旧肩负清廷使命，不久前还曾向清廷报告革命党可能起事的消息，但就其政治态度而言，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可以说，尽管呈递这份奏折是托言侨民心声，但是其中所折射出的反满意识和他接受过英国君民共治思想奠定了他日后，当辛亥革命爆发时，能毅然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
1910年，伍廷芳辞去驻美公使职务，退居上海，过起了半隐居的退休生活。后来，伍廷芳曾撰文描述此时的心情：“季世遘乱，政纲失纽，屡有条陈，辄思补救，奈终见沮，十不一行，志敛心灰，浩然归去，不敢为利禄之恋，贻自公退食之讥也。”［3］563可见此时的伍廷芳已经对清政府不抱任何希望，况且此时他已经六十八岁高龄，本可退闲归隐，不问世事。然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又把这位老人重新推上了风云变换的中国政治舞台。当革命党人光复上海后，沪军都督陈其美便屡次恳请伍廷芳出山，以借重其外交长才和在国际外交界的声誉为新生的革命政权打开局面。伍廷芳在慎重考虑后，接受了革命党人的邀请，毅然投身革命，反对帝制延续，赞同实行共和，后又被推举为民军外交代表（“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和议和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进行南北议和。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接任司法总长。从而为促进南北和平统一，建立民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伍廷芳作为一名清朝曾经的二品大员，之所以会在辛亥革命后，成为革命党人的同路人，绝非偶然。这和他的宪政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伍廷芳曾长期在海外留学、任职，对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有较深切的了解，心向往之。而对清王朝必然走向崩溃的原因，他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旷观中国历代之亡，人君或溺于女色，或败于阉宦，或丧于权奸，或迫于外寇，总不外乎在上失德，与群下弄权”，“乃观乎光绪、宣统之际，均无是也，帝无内宠，六宫肃然，抗枢秉纲，阉宦不能干预国政，两代幼主，冲龄践祚；太后能信用忠良，其才尽勘总理百政。内外更迭不闻，变起仓皇，则其亡何在？盖在不知变通而已。何以不知变通，以不知时事变迁，昧于中外情形之故也。”［3］565也就是说，在伍廷芳看来，僵化守成、昧于大势、不思变革是清廷败亡的主要原因。
在就任革命政府“外交总长”之后，伍廷芳便利用自己在国内外的巨大声望和影响力，一方面向海内外同胞和外国政府、驻华使团郑重呼吁，希望他们认清清王朝大势已去的事实，承认并支持革命政府。1911年11月11日，伍廷芳同宋教仁、于右任等人联名发表《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明确表示：“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3］36511月12日，伍廷芳在《致各友邦请承认中华共和国电》中，概述了中国素有实行共和的传统，“吾民之所好者，为共和政体，故其所择者，亦共和政体，窃谓其选择固不失为智也。盖中国无贵族阶级，亦并未尝承某王族为足继垂覆之满清，此即伟大之精神也。为官者皆起自田野，而一旦引退，则仍返为平民。华人之中并无亲王、贵族及大公之类。”［3］367-368进而猛烈抨击清王朝气数已尽，“仅如登场之傀儡而已。”［3］368并为新生的共和国热情欢呼：“自吾中华有史以来，惟今日最为光荣。”［3］368
另一方面，伍廷芳则直接向清政府的首脑人物摄政王载沣和“皇族内阁”的总理大臣奕劻发出战斗檄文，即《奏请监国赞成共和文》和《致清庆邸书》。在给载沣的电文中，伍廷芳以坚定地口吻，对清廷内的顽固派晓以大义：“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3］368而在给庆亲王奕劻的书信中，伍廷芳阐释了由仕清到反清的演化缘由，指出自己虽“竭千虑之
在担任南方“民代表”参与南北议和期间，伍廷芳先与北方代表唐绍仪会谈，后又与袁世凯直接“电商”。在关于国家未来政体，召开国民会议，清皇室退位后的待遇和满蒙回藏各少数民族在新国家中的地位待遇等问题上，伍廷芳举措是得当的，论争有理、有利、有节，既维护了南方独立各省的地位和利益，又为未来新国家的政治建设打下了基础。特别是他在谈判过程中，始终坚持国民会议必须在上海召开，毫不退让，堵死了袁世凯可能利用国民会议施展阴谋手段的机会。而当袁世凯迫使唐绍仪辞去议和总代表职务，自己亲自跳上谈判前台后，开始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此时，已经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但仍兼南方议和全权代表的伍廷芳，并未屈服于袁世凯的淫威之下，而是大胆揭露袁世凯出尔反尔，纵兵为祸的暴行，据理力争，要求袁世凯履行之前做出的拥护共和的政治承诺。最终，南北双方达成政治协议，在袁世凯的逼迫下，清帝逊位，此后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在通电表示拥护共和后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得以确立，辛亥革命落下帷幕。伍廷芳作为“民国助产士”，可谓功勋卓著，但是由于对袁世凯窃取最高权力深不以为然，他谢绝了北洋政府颁授给他的“勋一位”的荣典以及袁世凯的入阁邀请，再次退居上海，过起了远离政治中心的寓公生活。
参考文献：
［1］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2］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3］（清）伍廷芳著，丁贤俊，喻作凤译.伍廷芳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4］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M］.北京：三联书店，2005.
［6］丁贤俊.伍廷芳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关键词：伍廷芳；宪政思想；辛亥革命；政治抉择
1009-0118（2013）01-0070-02
作为晚清政坛上并不多见的一位“西学之士”，伍廷芳出身华侨家庭，自幼接受西方现代教育，较少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又长期在香港学习生活，对西方现代社会有了初步的了解，因而早在青年时代就有明显的进步思想倾向。1861年前后，伍廷芳倡议并参与创办近代华人第一份中文日报——《中外新报》［1］39，而宣扬西学、启迪民智、鼓舞民力则是伍廷芳决意参与办报的深层次原因，也是伍廷芳现代政治意识初步觉醒的标志。而从1874年至1877年间，他留英研习法律期间，对以资本主义法治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有了切身的感受，从而为其日后人生轨迹和政治抉择埋下了伏笔。不过，客观的说，此时的伍廷芳与一个革命者的思想境界还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对个人前途的考虑大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这从他拒绝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聘任，返港成为执业大律师，以及后来重金受聘担任李鸿章的外务幕僚，都能得到印证。
真正促使伍廷芳的政治思想趋向进步的当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战争期间，伍廷芳参与铁路管理、协助军需物资和兵员调度等后勤工作，出力甚多。当败局已定之时，伍廷芳又以候补道派充头等参赞官的身份，随张荫恒、邵友濂携国书赴日乞和，而日方则拒而不受，点名要李鸿章亲自赴日，方允和议。凡此种种，令伍廷芳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屈辱，并曾对英国驻天津总领事说：“没有
源于：论文模板www.udooo.com
比这件事更加伤害我，我宁愿同归于尽。”［2］278此后，曾经亲身参与洋务运动的伍廷芳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单从“器物”层面进行变革是无法让中国真正走向富强之路的，必须要从制度上效法西方，进行社会变革，“徒恃炮而不考求政治，犹未足以窥泰西富强之真相。”［3］567从此，伍廷芳开始思考如何用西方的现代法治思想来改革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这也是他从一名忠于朝廷的洋务官僚向革命者蜕变的起点。1897年，伍廷芳第一次衔命使美。出使美国期间，目睹了美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同时也深切体会到了自己作为弱国外交代表尴尬地位，伍廷芳对欧美资本主义所代表的文明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对中西文明进行全面的比较，坚定了改革封建政治制度的信念，也让他在政治立场上进一步倾向于维新改革。
戊戌变法期间，伍廷芳以驻美公使的身份上书朝廷，力倡变法，“亟变尚可有为，失此不图，后悔莫及”，并结合英美诸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指出，“帝王不相治袭，制度惟贵因时，泰西各国百年来，日益强盛，风气聿新，我与为邻，岂复能拘守成法。”［4］33伍廷芳还把变法与自强联系起来，“夫我欲图存，惟在自强，自强之要，先在内治，内治既定，外侮无自而启。”［4］33戊戌变法失败后，伍廷芳并未因此而削弱变法图强的意志。当清王朝经历庚子国变后，不得不宣示施行“新政”之时，伍廷芳接受了清廷修订法律大臣的任命，引进西方现代法律思想，仿照西方现代法律体系，力图对中国封建法律制度进行彻底变革，以期达到变法图强的目地。然而，尽管在民刑分立、商事立法、狱政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突破，但当伍廷芳等人司法独立、文明审判、陪审制、律师制等现代法律思想和原则引入中国的时候，却受到清廷内部保守政治势力的阻挠。而伍廷芳也因修律努力接连受挫而心情压抑，对清廷失望透顶，1906年春便以修葺祖坟为名辞职返乡。是时，《纽约时报》曾刊出报道，称“预料伍廷芳这位斗士的人生将就此结束，他的墓碑上大概会刻上这样的墓志铭：‘一个傻瓜躺在这里，因为他企图改变东方的世界’”。［5］167
然而，到了1907年，清廷因缺乏外交的堪用良才，再度委派伍廷芳为出使美、墨、秘、古公使。再度使美期间，伍廷芳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逐渐倾向革命。在驻美公使任内，伍廷芳向清廷递交了《奏请剪发不易服折》，这份奏折后来由《东方杂志》于1910年9月28日刊出。［6］279剃发留辫本为清朝国制，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是清初满洲贵族统治者强加给广大汉族人民的一项苛政，相循日久，成为定例，后来更是被清朝统治者当作检验臣民忠诚与否的政治符号。伍廷芳身为朝廷二品大员，自然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是有感于使美期间，侨民随怀忠君爱国之心，但“惟剪辫发，改易西服者则十恒”。究其原因，侨民皆言，“辨发下垂，屡被外人讪笑，甚至加以种种不美之名，有时竟为妇孺所谑弄，而不便做事，污姤裳女，尤蒙訾毁。”为此，伍廷芳向朝廷建议，“吁恳朝廷，名降谕旨，任官商士庶得截去长发，改易西装，与各国人民一律，俾免歧视。”除了华侨显示需要的考虑外，伍廷芳还把剪发除辫与变法改革联系在了一起，“中国变法数十年，而成效未显著者，未始非敷衍因循之故。今诚颁发明诏，刻期剪发，举数百年来相沿之习俗，不易拔除之根蒂一旦蠲而弃之。示天下以更始，则薄海内外，方且奋然于朝廷之励精图治，一往无前，而益将感发兴起，革旧更新，天下精神之事，孰有逾于此者乎？”［3］358-360由此可见，此时的伍廷芳虽然仍旧肩负清廷使命，不久前还曾向清廷报告革命党可能起事的消息，但就其政治态度而言，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可以说，尽管呈递这份奏折是托言侨民心声，但是其中所折射出的反满意识和他接受过英国君民共治思想奠定了他日后，当辛亥革命爆发时，能毅然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
1910年，伍廷芳辞去驻美公使职务，退居上海，过起了半隐居的退休生活。后来，伍廷芳曾撰文描述此时的心情：“季世遘乱，政纲失纽，屡有条陈，辄思补救，奈终见沮，十不一行，志敛心灰，浩然归去，不敢为利禄之恋，贻自公退食之讥也。”［3］563可见此时的伍廷芳已经对清政府不抱任何希望，况且此时他已经六十八岁高龄，本可退闲归隐，不问世事。然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又把这位老人重新推上了风云变换的中国政治舞台。当革命党人光复上海后，沪军都督陈其美便屡次恳请伍廷芳出山，以借重其外交长才和在国际外交界的声誉为新生的革命政权打开局面。伍廷芳在慎重考虑后，接受了革命党人的邀请，毅然投身革命，反对帝制延续，赞同实行共和，后又被推举为民军外交代表（“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和议和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进行南北议和。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接任司法总长。从而为促进南北和平统一，建立民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伍廷芳作为一名清朝曾经的二品大员，之所以会在辛亥革命后，成为革命党人的同路人，绝非偶然。这和他的宪政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伍廷芳曾长期在海外留学、任职，对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有较深切的了解，心向往之。而对清王朝必然走向崩溃的原因，他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旷观中国历代之亡，人君或溺于女色，或败于阉宦，或丧于权奸，或迫于外寇，总不外乎在上失德，与群下弄权”，“乃观乎光绪、宣统之际，均无是也，帝无内宠，六宫肃然，抗枢秉纲，阉宦不能干预国政，两代幼主，冲龄践祚；太后能信用忠良，其才尽勘总理百政。内外更迭不闻，变起仓皇，则其亡何在？盖在不知变通而已。何以不知变通，以不知时事变迁，昧于中外情形之故也。”［3］565也就是说，在伍廷芳看来，僵化守成、昧于大势、不思变革是清廷败亡的主要原因。
在就任革命政府“外交总长”之后，伍廷芳便利用自己在国内外的巨大声望和影响力，一方面向海内外同胞和外国政府、驻华使团郑重呼吁，希望他们认清清王朝大势已去的事实，承认并支持革命政府。1911年11月11日，伍廷芳同宋教仁、于右任等人联名发表《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明确表示：“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3］36511月12日，伍廷芳在《致各友邦请承认中华共和国电》中，概述了中国素有实行共和的传统，“吾民之所好者，为共和政体，故其所择者，亦共和政体，窃谓其选择固不失为智也。盖中国无贵族阶级，亦并未尝承某王族为足继垂覆之满清，此即伟大之精神也。为官者皆起自田野，而一旦引退，则仍返为平民。华人之中并无亲王、贵族及大公之类。”［3］367-368进而猛烈抨击清王朝气数已尽，“仅如登场之傀儡而已。”［3］368并为新生的共和国热情欢呼：“自吾中华有史以来，惟今日最为光荣。”［3］368
另一方面，伍廷芳则直接向清政府的首脑人物摄政王载沣和“皇族内阁”的总理大臣奕劻发出战斗檄文，即《奏请监国赞成共和文》和《致清庆邸书》。在给载沣的电文中，伍廷芳以坚定地口吻，对清廷内的顽固派晓以大义：“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3］368而在给庆亲王奕劻的书信中，伍廷芳阐释了由仕清到反清的演化缘由，指出自己虽“竭千虑之
摘自：学年论文www.udooo.com
一，屡陈改革之策”，孰料，朝廷冥顽不化，我行我素，“百不一行”，近年来又“检测立宪之美名，行专制之虐政”，致使国将不国，怨庐载道。今日义旗高举，“非廷芳之辜恩，实由忠言不听于前”，“谏不行，言不听，孟子且谓为寇仇矣。”更何况载涛、良弼等满洲亲贵，“重募死士，汉人，悬赏三等，廷芳亦在应杀之列。”正是朝廷的昏庸无道，驱使自己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时下，共和旗帜已插遍大半个中国，“君主立宪政权，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国民前程计，为皇室安危，望摄政王、庆亲王“幡然改悟，共赞共和”。［3］366-367此两书的发表，不啻于一颗重磅炸弹，给武昌起义后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强烈震撼。在担任南方“民代表”参与南北议和期间，伍廷芳先与北方代表唐绍仪会谈，后又与袁世凯直接“电商”。在关于国家未来政体，召开国民会议，清皇室退位后的待遇和满蒙回藏各少数民族在新国家中的地位待遇等问题上，伍廷芳举措是得当的，论争有理、有利、有节，既维护了南方独立各省的地位和利益，又为未来新国家的政治建设打下了基础。特别是他在谈判过程中，始终坚持国民会议必须在上海召开，毫不退让，堵死了袁世凯可能利用国民会议施展阴谋手段的机会。而当袁世凯迫使唐绍仪辞去议和总代表职务，自己亲自跳上谈判前台后，开始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此时，已经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但仍兼南方议和全权代表的伍廷芳，并未屈服于袁世凯的淫威之下，而是大胆揭露袁世凯出尔反尔，纵兵为祸的暴行，据理力争，要求袁世凯履行之前做出的拥护共和的政治承诺。最终，南北双方达成政治协议，在袁世凯的逼迫下，清帝逊位，此后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在通电表示拥护共和后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得以确立，辛亥革命落下帷幕。伍廷芳作为“民国助产士”，可谓功勋卓著，但是由于对袁世凯窃取最高权力深不以为然，他谢绝了北洋政府颁授给他的“勋一位”的荣典以及袁世凯的入阁邀请，再次退居上海，过起了远离政治中心的寓公生活。
参考文献：
［1］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2］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3］（清）伍廷芳著，丁贤俊，喻作凤译.伍廷芳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4］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M］.北京：三联书店，2005.
［6］丁贤俊.伍廷芳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