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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等收入陷阱”是转型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尤以拉美、苏东国家为典型。当前，我国刚刚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瓶颈。本文在总结了拉美模式的困境基础上，分析了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错误倾向，进一步提出了超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模式。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模式；进口替代；经济转型
一、引言
2006年，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
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却陆续掉进了“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中国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殷剑峰指出：当前，按总量计算，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按人均收入水平计算，中国已经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今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诸多挑战，如科技创新投入不足、人口红利减弱、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以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等。未来几年，确保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年均7%或更高的增长，是实现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美好愿景（即，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都要翻一番）的根本保障，也是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要求。
进口替代战略强调自给自足和经济超赶，是拉美模式的主要特征，在起初的应用阶段的确起到了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但长期奉行这一政策，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影响了其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限制了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和市场空间的扩大。结果，造成工业化发展后劲不足，大批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制造业发展呈现停滞甚至倒退趋势。同时，由于内部产业体系不配套的限制，实施进口替代，却需要大量进口中间资本品和机器设备，而进口所需的外汇主要由初级产品出口获得，以传统部门的少量贸易盈余来支撑现代部门的发展，使其国际收支具有内在脆弱性。
拉美城市化的超前进程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工业化难以为急剧增加的市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在土地高度集中的背景下，大量无地人口涌入城市，但他们与工业化没有直接联系，使得城市化与工业化不相适应，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为了选票必须不断向市民提供福利承诺和福利支出，庞大的政府福利开支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发展。
此外，先增长后分配的收入分配模式极大的拉高了基尼系数，两极分化使社会结构极不稳定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极力推崇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改变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其过分强调经济自由化，忽视政府的作用，进而导致了外债剧增、外汇储备减少、通货膨胀上升、经济萎缩、资本外逃、大批工厂倒闭、失业增加等突出问题。
由上图城市人口比重/非农就业比重可以看出，巴西的比值较高，说明其城市化水平高于工业化水平，而像美、德、日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都低于其工业化水平。根据上表中的数值及上述国家的城市发展现状可知，非农就业才是关键，工业化的发展应领先于城市化的发展，只有这样城市才会健康发展不至于因工业吸收就业能力有限而导致失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造成一系列城市问题，如贫民窟、无业游民的大量存在。
王海燕（2012）认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和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带动的自然结果。单纯的城市化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上图可以看出，中国当前城市人口比重/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介于德国和日本之间，处于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城市化的发展必须以非农就业的增加前提，必须适应于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决不能成为单独的政策目标。
所以，殷剑峰（2012）认为，消费主导的GDP支出结构，只有在经济从依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增长的基础上才是可行的，只有在人民币有能力成为关键储备货币的前提下才是可以被大力倡导的。否则，消费的增长只能维持在抵补外需、保持经常项目平衡的水平上，不能因此导致投资的趋势性下降。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模式；进口替代；经济转型
一、引言
2006年，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
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却陆续掉进了“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中国
摘自：毕业论文范文格式www.udooo.com
目前正面临巨大挑战，然而，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宿命，在欧洲，像爱尔兰、西班牙，二战后已经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殷剑峰指出：当前，按总量计算，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按人均收入水平计算，中国已经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今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诸多挑战，如科技创新投入不足、人口红利减弱、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以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等。未来几年，确保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年均7%或更高的增长，是实现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美好愿景（即，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都要翻一番）的根本保障，也是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要求。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外困境
以阿根廷、墨西哥、巴西以及哥伦比亚等为主的拉美国家被看作“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这些国家在相继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逐渐出现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起伏大、长期低水平徘徊、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对外依存度上升等问题，迟迟未能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华丽”转身。进口替代战略强调自给自足和经济超赶，是拉美模式的主要特征，在起初的应用阶段的确起到了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但长期奉行这一政策，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影响了其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限制了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和市场空间的扩大。结果，造成工业化发展后劲不足，大批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制造业发展呈现停滞甚至倒退趋势。同时，由于内部产业体系不配套的限制，实施进口替代，却需要大量进口中间资本品和机器设备，而进口所需的外汇主要由初级产品出口获得，以传统部门的少量贸易盈余来支撑现代部门的发展，使其国际收支具有内在脆弱性。
拉美城市化的超前进程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工业化难以为急剧增加的市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在土地高度集中的背景下，大量无地人口涌入城市，但他们与工业化没有直接联系，使得城市化与工业化不相适应，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为了选票必须不断向市民提供福利承诺和福利支出，庞大的政府福利开支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发展。
此外，先增长后分配的收入分配模式极大的拉高了基尼系数，两极分化使社会结构极不稳定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极力推崇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改变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其过分强调经济自由化，忽视政府的作用，进而导致了外债剧增、外汇储备减少、通货膨胀上升、经济萎缩、资本外逃、大批工厂倒闭、失业增加等突出问题。
三、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错误倾向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理性分析经济形势与政策，少走弯路，避免陷入拉美模式的经济增长迟滞现象。正所谓过犹不及，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错误倾向：1、过度强调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但并非城市化程度越高越好，过分、单纯强调城市化甚至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下图是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殷剑峰计算的2010年美、德、中、日和巴西的城市人口比重/非农就业比重整理而成。由上图城市人口比重/非农就业比重可以看出，巴西的比值较高，说明其城市化水平高于工业化水平，而像美、德、日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都低于其工业化水平。根据上表中的数值及上述国家的城市发展现状可知，非农就业才是关键，工业化的发展应领先于城市化的发展，只有这样城市才会健康发展不至于因工业吸收就业能力有限而导致失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造成一系列城市问题，如贫民窟、无业游民的大量存在。
王海燕（2012）认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和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带动的自然结果。单纯的城市化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上图可以看出，中国当前城市人口比重/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介于德国和日本之间，处于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城市化的发展必须以非农就业的增加前提，必须适应于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决不能成为单独的政策目标。
2、过度强调消费
以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要素（劳动力、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而消费并非经济增长的“动力”或“源泉”。封闭经济环境下，没有技术进步支撑的消费主导模式是不可维持的。因为，此情况下，消费的增长意味着储蓄乃至投资的减少，投资的减少则进一步导致经济的减速和可供消费的资源的减少。在开放经济条件中，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若经济从依赖国外消费转向依赖国内消费，那么经济的增长也可以依靠投资的增加来驱动；若能够持续借用国外储蓄来支撑国内消费，则消费主导的模式也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然而，上述检测设都必须以持续借用国外储蓄来支撑，目前只有美国能够做得到。所以，殷剑峰（2012）认为，消费主导的GDP支出结构，只有在经济从依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增长的基础上才是可行的，只有在人民币有能力成为关键储备货币的前提下才是可以被大力倡导的。否则，消费的增长只能维持在抵补外需、保持经常项目平衡的水平上，不能因此导致投资的趋势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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