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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库兹涅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库茨涅兹检测说；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收入分配
1005—2674（2013）03—023—07
一、引言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现象。环顾全球，殷鉴不远。拉美现象的警示，使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再一次引起高度的关注。对于一个国家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各个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时面临的内部起始点差异出发，通过比较分析得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如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不平等的收入结构和低度的城市化、中低水准的技术结构、不合理的人口结构、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结构等；另一方面，外部因素或外部冲击也可能会使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不和谐的国际环境等。这两种分析视角都是仅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本身出发，试图找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本文将通过库兹涅茨检测说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本文认为，中国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风险在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收入分配的长期演变的研究始于库茨涅兹，他在1955年《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文章《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中指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然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相伴随。库茨涅兹的观点对以后的近60年的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的经济学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库茨涅兹检测说是成立的；在经济起步阶段，收入不均对中短期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在收入水平比较高的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
根据现有文献研究，本文认为，若一个国家的初始发展阶段满足库茨涅兹曲线的上升阶段的特征，且在人均收入处在11000美元以下，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将满足库茨涅兹倒U形曲线。这是因为，库茨涅兹提出库茨涅兹检测说时，世界上仅有几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11000美元，并且统计数据滞后。所以，库茨涅兹并不能够对人均收入11000美元以上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有效地估计。1950年代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条件很相似，且当时并没有出现不同发展路径的发达国家。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有相当多的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并且存在几种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
我们通过对OECD的主要国家的研究发现，在人均收入为4000美元左右的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达到最大。以后的阶段，随着不平等程度的降低，人均收入快速增长。当达到人均收入11000美元以上时，人均收入和收入分配可能不再一定满足库茨涅兹检测说。阿南德和坎贝尔提出一个形式化的库兹涅茨过程，推导出人均收入和6个不平等指标之间的关系，并界定了导致库茨涅兹倒U曲线的“转折点”存在的特定条件。他们通过对60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到达库茨涅兹倒U曲线的“转折点”时，它的人均收入水平是40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达到0.565。Ho—ChuanHuang和Shu—Chin Lin使用7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证明了库茨涅兹倒u形曲线的存在及其函数性态。他们发现，在人均收入水平为4628美元时，经济发展水平到达了库茨涅兹曲线的“转折点”。
库茨涅兹曲线的“转折点”是在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左右，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开端；当一国的经济发展越过库茨涅兹倒U形曲线的“转折点”时，它的经济发展进入到库茨涅兹倒U形曲线的第二阶段；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将很快突破人均收入11000美元大关，即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队列。因此，我们得出了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优路径是，当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时，政府应采取合理政策和制度来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有研究发现，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呈现U形规律，即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转折点”约为人均GDP6000美元（2000年购写力平价）。
因此，在中等收入阶段，只有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才能换来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只有经济起步阶段是低水平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经济发展引起的不平等程度的增长才能在经济发展的允许范围内进行，从而给经济到达“中等收入陷阱”，即库茨涅兹曲线的“转折点”处增加可能性。否则，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库茨涅兹曲线的“转折点”，就会长时间停留在“转折点”附近不再向前运动。也就是说，基尼系数不能长时间处于比较高的程度，否则，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如政治政策的稳定、财产权的保护）将受到破坏，不能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动力，经济增长将长时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英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是在1967年。在1967年以前的时间中，英国为达到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采取了以下措施：在1938年之后，英国的税前收入政策是，使税前收入前5%的人让利，获利阶层是接下来的收入前55%的人；同时，通过财政性再分配增加了收入最底层的40%家庭所得到的份额。这些措施大大降低了英国的人均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946～1949年，英国的劳动份额从58.5%增长到65.3%；在1950～1979年，劳动份额仍继续缓慢增长，其中，在1975～1979年，劳动份额达到了68.8%的极大值。
美国在1951年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在1951年以前，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从1940年代美国职业和生活安排方面的变动中，可以间接地看到收入均等化的趋势，初级劳动者的数量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寄宿和租房不再是普遍情况。林德涛指出，从1930—1970年，美国高层收入的下降是由整个收入前20%的群体共同承担的，而在其余的80%群体内没有明显的相对收入变化。卡米勒·达格穆指出，美国在大萧条时期，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发生了重大飞跃；与此同时，资产份额和业主收入份额都出现稳步平缓的下降。
日本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阶段是在1973—1985年。此前，日本为了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实施了以下措施：首先，日本政府主要通过提高农产品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为提高工人工资水平，日本政府一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倍增计划还肯定了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建立了大小企业之间的分工体系，确立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紧密协调的社会分工合作体制，保障小企业的工作者的收入水平。
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阶段是在1988—1995年。此前，韩国为达到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1971年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税率，1975年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并对储蓄与投资所得单独设计税率。其次，从1970年始，韩国政府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发展政策。1971年，政府启动了“新社区运动”，在经济建设上加大对农村和农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事业的投资力度；从1988年起，政府开始执行《最低工资法》，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在当年及次年分别增长20%和25%，以后六年间涨幅更达90%；推动城镇化发展，农业人口比重由1980年的28.9%迅速下降至1990年代的不足15%，城乡收入差距总体控制在1.5：1至2：1之间。通过对英美日韩四国的研究，我们发现各国在人均收入4000～11000美元时，都积极推进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减缓工作，而且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是连贯的、主动的、软性的和持续性的。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健康地和持续性地发展；只有这样的改善，才能使企业和个人产生合理的预期，他们才会积极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以提高自己的收入，进而改善整个社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马来西亚在1990年代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从1995年以来一直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中。我们通过对马来西亚1958—2004年基尼系数变化状况的研究发现：马来西亚从1960年至今的基尼系数一直都在0.4以上；且在1960～1984年，基尼系数高达0.5以上；1990年基尼系数虽有过短暂的明显下降，但以后各年一直维持在0.45-0.5之间。20世纪初，阿根廷的经济发展水平曾位于世界第八的高位，然而，1945年以来，阿根廷接连不断地发生政治和经济危机，虽然，1970年代初就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迄今为止人均收入仍未突破11000美元，长期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对阿根廷19
通过对拉美国家的研究发现，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以下几个途径阻碍了经济增长：第一，拉美的土地所有制是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根源之一。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劳工局的《土地改革的成就与问题》研究报告指出：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土地所有权最为集中的地区。戴宁格尔和斯奎尔发现，初始土地不平等和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初始土地的不公平会抑制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因为初始资产的不平等阻碍了人们获得信贷市场贷款的机会和影响他们继续投资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很难找到一个初始收入再分配的政策既不影响投资又能增加穷人的收入。第二，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导致收入分配不公。世界银行研究发现，在导致拉美收入分配不公的各因素中，教育所占比重高达四分之一。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在发展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教育的公平分配。布吉尼翁和莫里森、帕帕内克和吉恩、琼恩的研究都发现，持续平稳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平等都得益于全民的基础教育和广泛普及的中等教育。第三，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消费不足和投资下降来抑制经济增长。美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发现，拉美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相当于GDP的比重太低，只有4.5%，高收入者的收入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且拉美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因此，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下降幅度更大。富人阶层并不因为收入的增加而扩大生产性投资，而是致力于奢侈品的消费。进而，经济增长的两个引擎——投资和消费都受到了严重冲击，经济增长必然减缓或下滑。第四，收入分配不平等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减缓经济增长。Phlip Keefer等认为，两极分化使政治政策环境变得不稳定，特别是提高了偏离当前政策的可能性。当不平等程度很高时，财产权的安全性遭到恶化，经济当事人为应对这种风险将投资一些风险系数相对较小的企业，而这必然会抑制经济增长。李骏、吴晓刚研究发现，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过大会导致社会冲突和产权保护薄弱等问题，影响人们投资和消费的意愿，进而阻碍经济增长。在一个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社会中，人们在正常的市场活动或者政治渠道之外的有组织的寻租会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抑制经济增长；同时会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进而陷入收入差距扩大的恶性循环中。
一个国家要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不但要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注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并且，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也要尽量地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这不仅可以给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留足空间，而且，初始收入相对平等化对经济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其一，在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条件下，权利和财富的不平等将转化为机会的不平等，导致生产潜力的浪费和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其二，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将削弱制度的发展。从美国和阿根廷两国的对比中我们得到验证，20世纪初，美国和阿根廷的经济实力相当，有相近的建国时间和在立国过程中都面临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斗争。但是，两国在向西扩张的过程中，美国选择了建立家庭规模的小地主模式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阿根廷选择了大地主模式，建立了一个极端的与业绩挂钩的制度，形成了以少数大地主为核心的贵族政治体制。所以，在美国发展的初期，收入平等程度要明显优于同期的阿根廷，这也是美国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而阿根廷一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
按照中国1978～2011年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可知，我国将在2030年达到人均收入11000美元的收入水平，同时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万广华预测，如果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30年前提高到80%，则中国的经济将能保证平均每年6%～7%的经济增长率，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人均11000美元。Zhidong Li用经济学模型对中国的可持续的能源结构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在2005—2030年将保持大约年均6%的经济增长率，即2030年左右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将达到11000美元以上。在跨越人均收入为4000～11000美元的过程中，日本用了12年，新加坡用了11年，中国香港地区用了11年，韩国仅用了7年。通过对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用时长度进行分析，再考虑到中国人口多，经济总量大，能源的高企和国际经济环境更复杂等因素，中国将需要更久的时间，即差不多20年的时间（2030年左右）就可以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五、结论
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人均收入水平尽快从中等收入水平上升到高收入水平，对于实现一个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一个满足库茨涅兹检测说的国家要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通过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政策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目前正处在库茨涅兹倒u形曲线的“转折点”，必须对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引起高度重视，进而通过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政策措施来实现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从而实现在203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11000美元以上，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队伍中。
对中国这样一个有平均主义历史倾向的国家，传统的思维定势在于“效率与公平”的二律背反。也就是说，缩小贫富差距，就必须牺牲经济增长。其实，这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再现和回归。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告诉我们，当一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只要宏观经济政策科学合理，是可以做到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又有利于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因此，对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经济发展，尤其要关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并采取改革措施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其一，加快税收制度改革并合理确定税基和税率，提高包括工薪阶层在内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其二，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的巨大的不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其三，采取减少农村人口与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政策，实现经济更快速度增长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其四，通过推动政府体制转型和取缔非法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以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和降低收入分配差距的目的；最后，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全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全社会公民的基本生活，减少极端贫穷人口的数量。
责任编辑：孙立冰[3]
源于：论文发表网www.udooo.com
茨检测说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相伴随；当经济发展到人均收入4000～11000美元的阶段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相伴随。我国2011年的人均收入为4382美元，标志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是，自1982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高企，收入分配呈现出明显的不平等趋势，使我国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必须缩小贫富差距，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库茨涅兹检测说；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收入分配
1005—2674（2013）03—023—07
一、引言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现象。环顾全球，殷鉴不远。拉美现象的警示，使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再一次引起高度的关注。对于一个国家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各个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时面临的内部起始点差异出发，通过比较分析得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如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不平等的收入结构和低度的城市化、中低水准的技术结构、不合理的人口结构、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结构等；另一方面，外部因素或外部冲击也可能会使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不和谐的国际环境等。这两种分析视角都是仅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本身出发，试图找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本文将通过库兹涅茨检测说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本文认为，中国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风险在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收入分配的长期演变的研究始于库茨涅兹，他在1955年《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文章《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中指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然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相伴随。库茨涅兹的观点对以后的近60年的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的经济学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库茨涅兹检测说是成立的；在经济起步阶段，收入不均对中短期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在收入水平比较高的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
二、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对库茨涅兹检测说的再认识
1.库茨涅兹检测说成立的必要条件
库茨涅兹运用美、英、德等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不平等的长期演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提出了库茨涅兹倒U形曲线。由此，引发更多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奥格万在非参数回归的函数形式下，用核方法估计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并用实证的方法证明了库茨涅兹检测说的成立。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库茨涅兹检测说是不成立的。阿吉翁发现，在1970年代以前，美国和大部分的OECD国家的经验事实都同库茨涅兹曲线相吻合，但到了1980年代以后，美英德等国的人均收入达到20000美元左右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出现了逆转，即从1980年代中期到现在，美国和许多OECD国家都出现了不平等程度上升的趋势。菲尔兹和雅格布森认为，人均收入和收入分配满足U形而不是倒U形关系；同时，Chu，Y.-P.研究了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也发现其并不满足库茨涅兹倒U形检测说。根据现有文献研究，本文认为，若一个国家的初始发展阶段满足库茨涅兹曲线的上升阶段的特征，且在人均收入处在11000美元以下，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将满足库茨涅兹倒U形曲线。这是因为，库茨涅兹提出库茨涅兹检测说时，世界上仅有几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11000美元，并且统计数据滞后。所以，库茨涅兹并不能够对人均收入11000美元以上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有效地估计。1950年代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条件很相似，且当时并没有出现不同发展路径的发达国家。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有相当多的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并且存在几种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
我们通过对OECD的主要国家的研究发现，在人均收入为4000美元左右的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达到最大。以后的阶段，随着不平等程度的降低，人均收入快速增长。当达到人均收入11000美元以上时，人均收入和收入分配可能不再一定满足库茨涅兹检测说。阿南德和坎贝尔提出一个形式化的库兹涅茨过程，推导出人均收入和6个不平等指标之间的关系，并界定了导致库茨涅兹倒U曲线的“转折点”存在的特定条件。他们通过对60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到达库茨涅兹倒U曲线的“转折点”时，它的人均收入水平是40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达到0.565。Ho—ChuanHuang和Shu—Chin Lin使用7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证明了库茨涅兹倒u形曲线的存在及其函数性态。他们发现，在人均收入水平为4628美元时，经济发展水平到达了库茨涅兹曲线的“转折点”。
库茨涅兹曲线的“转折点”是在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左右，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开端；当一国的经济发展越过库茨涅兹倒U形曲线的“转折点”时，它的经济发展进入到库茨涅兹倒U形曲线的第二阶段；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将很快突破人均收入11000美元大关，即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队列。因此，我们得出了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优路径是，当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时，政府应采取合理政策和制度来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有研究发现，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呈现U形规律，即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转折点”约为人均GDP6000美元（2000年购写力平价）。
2.库茨涅兹倒U形曲线的阶段性特点
在库茨涅兹倒U形曲线中，曲线中间部分的变化速率小于曲线两边的变化速率，即在经济发展的中间阶段，收入分配问题更重要。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收入分配应该相对不公平。罗伯特·巴罗认为，收入公平在贫穷的国家阻碍经济增长，在比较富裕的国家促进经济增长。在人均收入低于3650美元的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越低，就越会阻碍经济增长；而在人均收入高于3650美元的阶段，收入分配公平将促进经济增长。班纳吉和纽曼认为，资产的公平分配会明显提高经济增长率。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收入分配不能绝对的公平。也有学者用跨国截面数据证明，伴随着初始收入的不平等，长期收入的增长率开始时是上升的，然后是下降的。因为，绝对公平和绝对不公平的收入分配都会扼杀工作和投资的；初始阶段的比较不公平与后面阶段的相对公平之间的偏差将会使人们工作热情和投资的动力得以延续。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的差距变大。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时，收入不平等将出现转折，即随着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经济将继续增长下去。盖勒和奇登从人力资本的初始分配和经济增长模型得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平等对提高早期阶段的人力资本和产出的总体水平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上层社会的人力资本的增加以及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积累的知识的外溢效应会使受教育程度较低阶层的成员的投资报酬率更高。Abhijit V.Banerjee和Esther Duflo使用非参数理论得出，经济增长率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净变化呈倒U形关系，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与下一期的经济减缓是密切相连的。因此，与库茨涅兹倒U形曲线相符合，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经济增长是与收入不平等的增加相联系的，但在随后的阶段中，经济增长伴随着更平等的人力资本和收入分配。因此，在中等收入阶段，只有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才能换来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只有经济起步阶段是低水平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经济发展引起的不平等程度的增长才能在经济发展的允许范围内进行，从而给经济到达“中等收入陷阱”，即库茨涅兹曲线的“转折点”处增加可能性。否则，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库茨涅兹曲线的“转折点”，就会长时间停留在“转折点”附近不再向前运动。也就是说，基尼系数不能长时间处于比较高的程度，否则，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如政治政策的稳定、财产权的保护）将受到破坏，不能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动力，经济增长将长时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国际经验与教训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于2006年在其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并在2010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对其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报告指出，当新兴经济体达到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低收入后，它会进入到人均收入1000—4000美元的起飞阶段。然而，当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后，这些国家或地区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怎么写作为主的高成长市场，导致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和迅速发展中积累的社会矛盾爆发，从而出现经济增源于：论文摘要怎么写www.udooo.com
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状态，人均收入不能突破11000美元，即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我们把人均收入在4000～11000美元的阶段称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阶段。1.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分析
通过研究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发展历程发现，几乎所有的OECD国家都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OECD国家研究发现：在人均收入为4000美元左右的阶段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达到最大；随后的阶段，随着不平等程度的降低，人均收入水平快速增长。英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是在1967年。在1967年以前的时间中，英国为达到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采取了以下措施：在1938年之后，英国的税前收入政策是，使税前收入前5%的人让利，获利阶层是接下来的收入前55%的人；同时，通过财政性再分配增加了收入最底层的40%家庭所得到的份额。这些措施大大降低了英国的人均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946～1949年，英国的劳动份额从58.5%增长到65.3%；在1950～1979年，劳动份额仍继续缓慢增长，其中，在1975～1979年，劳动份额达到了68.8%的极大值。
美国在1951年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在1951年以前，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从1940年代美国职业和生活安排方面的变动中，可以间接地看到收入均等化的趋势，初级劳动者的数量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寄宿和租房不再是普遍情况。林德涛指出，从1930—1970年，美国高层收入的下降是由整个收入前20%的群体共同承担的，而在其余的80%群体内没有明显的相对收入变化。卡米勒·达格穆指出，美国在大萧条时期，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发生了重大飞跃；与此同时，资产份额和业主收入份额都出现稳步平缓的下降。
日本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阶段是在1973—1985年。此前，日本为了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实施了以下措施：首先，日本政府主要通过提高农产品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为提高工人工资水平，日本政府一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倍增计划还肯定了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建立了大小企业之间的分工体系，确立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紧密协调的社会分工合作体制，保障小企业的工作者的收入水平。
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阶段是在1988—1995年。此前，韩国为达到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1971年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税率，1975年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并对储蓄与投资所得单独设计税率。其次，从1970年始，韩国政府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发展政策。1971年，政府启动了“新社区运动”，在经济建设上加大对农村和农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事业的投资力度；从1988年起，政府开始执行《最低工资法》，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在当年及次年分别增长20%和25%，以后六年间涨幅更达90%；推动城镇化发展，农业人口比重由1980年的28.9%迅速下降至1990年代的不足15%，城乡收入差距总体控制在1.5：1至2：1之间。通过对英美日韩四国的研究，我们发现各国在人均收入4000～11000美元时，都积极推进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减缓工作，而且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是连贯的、主动的、软性的和持续性的。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健康地和持续性地发展；只有这样的改善，才能使企业和个人产生合理的预期，他们才会积极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以提高自己的收入，进而改善整个社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2.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训分析
《2011中国经济增长报告》指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发展失衡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经济发展失衡包括收入分配失衡、地区发展失衡、投资和消费失衡。在拉美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减弱。实践证明，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都非常严重。美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指出，拉美的收入分配差距之大为世界之最：1990年代，世界各国的基尼系数均值为0.4，而在拉美国家中，仅牙写加（0.38）一国的基尼系数低于世界平均数，并且有11个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高达0.5；在拉美地区，占总人口30%的低收入者的总收入仅占国民收入的7.5%，这一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他地区平均为10%），但占总人口10%的高收入者却拥有国民收入的40%。马来西亚在1990年代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从1995年以来一直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中。我们通过对马来西亚1958—2004年基尼系数变化状况的研究发现：马来西亚从1960年至今的基尼系数一直都在0.4以上；且在1960～1984年，基尼系数高达0.5以上；1990年基尼系数虽有过短暂的明显下降，但以后各年一直维持在0.45-0.5之间。20世纪初，阿根廷的经济发展水平曾位于世界第八的高位，然而，1945年以来，阿根廷接连不断地发生政治和经济危机，虽然，1970年代初就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迄今为止人均收入仍未突破11000美元，长期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对阿根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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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006年基尼系数变化状况的研究发现：从1977年至今，阿根廷的基尼系数一直都在0.4以上；且在2000—2005年，基尼系数都高达0.5以上；在2005年以后，基尼系数一直在0.45～0.5之间徘徊。通过对拉美国家的研究发现，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以下几个途径阻碍了经济增长：第一，拉美的土地所有制是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根源之一。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劳工局的《土地改革的成就与问题》研究报告指出：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土地所有权最为集中的地区。戴宁格尔和斯奎尔发现，初始土地不平等和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初始土地的不公平会抑制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因为初始资产的不平等阻碍了人们获得信贷市场贷款的机会和影响他们继续投资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很难找到一个初始收入再分配的政策既不影响投资又能增加穷人的收入。第二，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导致收入分配不公。世界银行研究发现，在导致拉美收入分配不公的各因素中，教育所占比重高达四分之一。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在发展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教育的公平分配。布吉尼翁和莫里森、帕帕内克和吉恩、琼恩的研究都发现，持续平稳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平等都得益于全民的基础教育和广泛普及的中等教育。第三，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消费不足和投资下降来抑制经济增长。美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发现，拉美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相当于GDP的比重太低，只有4.5%，高收入者的收入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且拉美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因此，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下降幅度更大。富人阶层并不因为收入的增加而扩大生产性投资，而是致力于奢侈品的消费。进而，经济增长的两个引擎——投资和消费都受到了严重冲击，经济增长必然减缓或下滑。第四，收入分配不平等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减缓经济增长。Phlip Keefer等认为，两极分化使政治政策环境变得不稳定，特别是提高了偏离当前政策的可能性。当不平等程度很高时，财产权的安全性遭到恶化，经济当事人为应对这种风险将投资一些风险系数相对较小的企业，而这必然会抑制经济增长。李骏、吴晓刚研究发现，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过大会导致社会冲突和产权保护薄弱等问题，影响人们投资和消费的意愿，进而阻碍经济增长。在一个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社会中，人们在正常的市场活动或者政治渠道之外的有组织的寻租会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抑制经济增长；同时会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进而陷入收入差距扩大的恶性循环中。
一个国家要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不但要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注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并且，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也要尽量地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这不仅可以给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留足空间，而且，初始收入相对平等化对经济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其一，在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条件下，权利和财富的不平等将转化为机会的不平等，导致生产潜力的浪费和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其二，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将削弱制度的发展。从美国和阿根廷两国的对比中我们得到验证，20世纪初，美国和阿根廷的经济实力相当，有相近的建国时间和在立国过程中都面临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斗争。但是，两国在向西扩张的过程中，美国选择了建立家庭规模的小地主模式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阿根廷选择了大地主模式，建立了一个极端的与业绩挂钩的制度，形成了以少数大地主为核心的贵族政治体制。所以，在美国发展的初期，收入平等程度要明显优于同期的阿根廷，这也是美国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而阿根廷一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
四、收入分配失衡：来自中国经济现实的预测
1.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
Céline·Bonnefond和Clément·Matthieu从1978—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严重，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从1978年的194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4382美元。其中，1978～2002年处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阶段；2003～2010年处在人均收入1000～4000美元的中下等收入阶段。2002年以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比较缓慢；2002年加入WTO以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增长更迅速（具体如图1所示）。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状况可以从1978～2009年基尼系数的变化状况（如图2）看出。总体上说，从1978～2009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总体是呈现上升趋势的，在1978～1982年有过短暂的下降，但从1982年之后，基尼系数一直呈上升势头，在2007年达到了0.4588的新高点。2.中国满足库茨涅兹检测说成立的必要条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一方面满足了人均收入水平在11000美元以下的阶段；另一方面，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也满足库茨涅兹倒U形曲线第一阶段的特征。我国在2011年人均收入达到4382美元，满足阿南德和坎贝尔提出的4000美元的“转折点”处的收入水平的要求，也将达到Ho—Chu摘自：毕业论文的格式www.udooo.com
an Huang和Shu—Chin Lin计算出的4628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条件。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将进入库茨涅兹倒u形曲线的第二阶段（下降阶段）。按照中国1978～2011年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可知，我国将在2030年达到人均收入11000美元的收入水平，同时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万广华预测，如果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30年前提高到80%，则中国的经济将能保证平均每年6%～7%的经济增长率，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人均11000美元。Zhidong Li用经济学模型对中国的可持续的能源结构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在2005—2030年将保持大约年均6%的经济增长率，即2030年左右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将达到11000美元以上。在跨越人均收入为4000～11000美元的过程中，日本用了12年，新加坡用了11年，中国香港地区用了11年，韩国仅用了7年。通过对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用时长度进行分析，再考虑到中国人口多，经济总量大，能源的高企和国际经济环境更复杂等因素，中国将需要更久的时间，即差不多20年的时间（2030年左右）就可以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五、结论
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人均收入水平尽快从中等收入水平上升到高收入水平，对于实现一个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一个满足库茨涅兹检测说的国家要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通过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政策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目前正处在库茨涅兹倒u形曲线的“转折点”，必须对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引起高度重视，进而通过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政策措施来实现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从而实现在203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11000美元以上，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队伍中。
对中国这样一个有平均主义历史倾向的国家，传统的思维定势在于“效率与公平”的二律背反。也就是说，缩小贫富差距，就必须牺牲经济增长。其实，这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再现和回归。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告诉我们，当一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只要宏观经济政策科学合理，是可以做到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又有利于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因此，对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经济发展，尤其要关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并采取改革措施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其一，加快税收制度改革并合理确定税基和税率，提高包括工薪阶层在内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其二，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的巨大的不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其三，采取减少农村人口与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政策，实现经济更快速度增长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其四，通过推动政府体制转型和取缔非法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以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和降低收入分配差距的目的；最后，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全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全社会公民的基本生活，减少极端贫穷人口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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