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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超越传统史料考据学意义上对单份档案真实性、客观性的理解，运用社会记忆理论，站在社会和整体性立场上，剖析档案记录真实性与客观性的种种“异象”，深度思考档案记录与历史事实或社会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由此提出运用“文献的田野考察”的方法，在档案记录的生成环境中把握档案记忆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关键词：档案记忆；社会记忆；真实性；客观性
Abstract： This paper surpassing 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objectivity of single document in traditional historical textology ， analyses all the anomalies of records’ authenticity and objectivity and thinks about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cords and historical facts or social facts deeply in the position of society and integrity with the social memory theory. And then the article proposes to hold the authenticity and objectivity of archives memory in the environment where records are generated with the method of “field research on literature”.
Key words：Archives memory；Socialmemory； Authenticity；Objectivity
“要走出一条发现之旅，你并不需要新的风景，你只需要新的眼光。”——法国著名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
真实性与虚检测性相对应，客观性与主观性相对应，两者各有所指，但又相互关联。一般而言，真实的记录也是客观的记录，没有客观则不会有真实，反之亦然。所以，档案学研究中，大多提档案的“真实性”，把档案的客观记录性作为一个前提条件。但从本文来看，我们需要有区别地注意这两个概念的分合。
对档案的真实性、客观性问题研究，是档案界一直关注的学术话题。然而，当我们从社会记忆的理论出发，将档案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形态来看待时，我们对档案的真实性、客观性会有不同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是要否定、瓦解档案的真实性、客观性，而是要超越传统考据学意义上对档案真实性、客观性的理解和解释。
1档案学对档案真实性、客观性的认识
作为人类活动的“原始的历史记录”，档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此，两者有一致性，可合称为“客观真实性”）是档案价值的根基和灵魂，也附托了档案界的情感，档案学者们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和探讨档案的客观真实性。在吴宝康先生主编的《档案学概论》中，就提出“从档案形成的过程及其结果来看，它是从当时当事直接使用的文件转化而来的，并非嗣后为使用而另行编制的，因此，它客观地记录了以往的历史情况，是令人信服的历史证据”；同时，《概论》也辩证地指出：“具体来说，就每份特定的文件或某部分案卷而言，档案所记载的信息内容有的是真实的，也有的是不真实的或不完全真实的。但即使是档案内容有虚检测成分以至完全违背事实，它还是反映了档案形成者的认识水平、本来的意图或欺骗活动。就此而言，档案仍不失为其形成者活动的真实的历史记录。”
在近年的档案学研究中，对档案客观真实性的探讨有所深化，但并未突破《概论》的表述。说其深化，是学者将档案的真实性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即档案形成过程的真实性和档案内容的真实性，或者说，文本的真实性与记录内容的真实性。说其并未突破，因为就讨论的关注点看，仍停留于如何看待内容虚检测或失实档案价值的讨论上，而这在《概论》
与报纸、杂志、书籍、文章等相比，档案在真实性、客观性上具有明显的特色优势，因此，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历史学研究中，历来受到高度的重视和赞许，视其为原始、真实、可靠、最重要的直接史料：“至少是最可靠的资料”（马克思语）；“没有掺过水的史料”（沈兼士语）；“应该把它放在研究历史的最高地位”（郑天庭语）……如此的表达，足以表明，社会对档案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认定，也是档案界引以为豪的精神资源。
在档案学研究中，对档案价值和意义的发掘，往往都以档案的原始性、真实性、客观性作为论述的逻辑起点和立论根基。我们经常采用这样的逻辑表述：因为档案是社会活动的原始的、真实的记录，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活动的原貌，所以，档案具有什么什么样的价值，能够干什么干什么。档案界也始终将档案工作视为“维护国家历史真实原貌的重要事业”，为了达到存真求实，我们还发明了一套考订档案文献真伪的方法——档案鉴辨学（或称“档案文献的辨伪”）。
综观档案学对档案真实性、客观性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①一般而言，档案具有文本真实与内容真实的统一性；②档案中也存在内容虚检测或失实的成分；③内容虚检测或失实的档案也具有某些借鉴参考价值；④档案的真实性、客观性高于其他资料，也得到社会的承认；⑤维护历史面貌、存真求实是档案工作追求的目标。
2档案记录真实性、客观性的种种“异象”
目前，档案学界对档案真实性、客观性的探讨还只是停留在对单份档案文本的考据上，是站在传统史料考据的立场上看档案是不是真实记录了历史事实。如果我们站在社会和整体立场上看档案记录了什么，以及如何理解档案中记录的历史事实与社会事实，我们将会有新的认识和思考。
2.1记忆与遗忘之间的较量。对档案记忆真实性的质疑、反思与批判首先来源于后现写作技巧论思潮。社会有记忆也有失忆，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我们记住了什么”，而后，现写作技巧论则在不停地追问这是“谁的记忆”，我们又遗忘了什么。加拿大档案学者T.库克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记忆的结果并非无可争议，后现代社会的历史学家们目前正在十分审慎地看待历史进程，并由此发出疑问：“然而，记忆是谁的记忆？又是谁来决定的？”档案在记录社会活动时，并非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而是有所取舍、有所选择。记忆与遗忘并存，档案中凸显什么，忘却什么，都与当时的意识形态、权利关系、道德等有着直接的关联，是一种对历史事实或社会事实的建构。记忆缺失使人们无法复原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或历史事件。“与历史万象的无限性相比，只能是挂一漏万。非但丰富的社会图像不能存活于档案世界，即使是人人侧目的上层政治舞台，余留下来的，又何尝不是残缺不全的‘故纸堆’呢？因此，借助这样的‘视窗’，万难‘窥一斑而识全貌’。”[3]一位历史学家说，对历史的发现，不是要考察我们所记住的，而是要考察我们所遗忘的。
2.2“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背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张佩国教授在进行乡村地权（宅基地纠纷）研究时，接触过大量民事诉讼档案。在阅读法律案卷的过程中，他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困惑”，即诉讼当事人在提出权利主张时所表达的事实，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都会提供相关的人证、物证，使人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为此，他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识到民事诉讼档案中，表述性现实与社会事实（即客观性现实或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背离，“即使双方当事人的主张都有理，且能提供真实证据，也仍然会造成表达与实践的背离，那是因为，关于公平和正义的想像不可避免地融入当事人的话语中，以此为基础的法律事实的建构自然表现了相当程度的表达的不确定性”。[4]
张佩国对民事诉讼档案的解读，为我们提供了档案记录中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背离的具体案例，也为我们提出了相关的思考。其实，这种背离，不仅仅在民事诉讼档案中，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国家的纠纷中都有体现。如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关于耶路撒冷的争夺，不是简单地以档案所记载的表达性现实所能够解决的，其中隐含着民族的情感、国家的利益和历史的“纠结”。
2.3历史主体认知的真实性与现实主体认知的真实性之间的分歧。档案作为历史活动的记录，涉及档案的形成者（历史主体），也涉及我们今天的利用者（现实主体）。由于历史主体和现实主体所处的历史时代、认知能力和现实需要不同，对档案记忆真实性的认识和关注必然存在诸多分歧。
我们今天对档案史料的利用以及对古代思想的汲取多秉承科学主义的立场，强调史料的真实、客观性，所以，我们把“子不语‘怪、力、乱、神’”作为我们选材的一种思想。但我们在宣扬孔子删除芜杂妄诞的材料时，是否思考过这些怪力乱神所反映的社会事实。勇力和叛乱是一种社会客观事实自不必说，怪异、鬼神也是原始社会或者说是初民社会中的原始思维与原始想像，是原初时代的社会事实。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我们今天的人不相信，但古人相信。再比如，在家谱中，常有“冒认阔亲戚，攀上名先辈，甚至改姓换宗制造历史”的现象。但家谱代表了一个家族的历史想像和历史认同，对其后裔来说，是一种历史记忆的真实。
2.4文本真实性与事实客观性之间的错位。我们在谈论档案的真实性时，首先强调文本的真实性，即档案是在活动过程中直接形成的，而非事后制作的。但也有例外，有些例外是不可避免的，从社会记忆角度看也是合理的。如雷锋的“摆拍”或“补拍”。
雷锋及其先进事迹已成为共和国时代记忆的重要组成。雷锋助人为乐的照片，不仅能让后人直接认识雷锋的容貌，而且，能精彩展示雷锋“做好事”的种种瞬间。然而，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质疑这些照片的“拍摄”问题。比如，“雷锋在星期天为战友们洗衣服”的照片，照片中，坐在洗衣盆旁的雷锋正微笑着拧着战友的衣服。雷锋做好事是不留名的，是“悄悄”进行的，雷锋能瞒过战士，岂独瞒不过一个摄影师？审视雷锋生前留下的这些做好事的照片，多有精心设计、精心排演的痕迹，很难用“不经意”的抓拍来解释。[5]
从档案学的角度看，这些照片明显是事后形成的，不仅如此，如果从档案鉴辨学对这些照片档案进行分析，或许，我们会得出其中一些是“伪误档案”，如雷锋“打开手电筒，夜间读著作”，不仅摄影师不可能晚上随侍一旁，而且，照片显示的阴影说明是在白天拍摄的。但我们又不能说这些档案是伪造的，是检测档案或不真实的档案。这些照片确实是雷锋的照片，具有文本的真实性；而且照片所反映的事实也是有现实根据的，具有事实的客观性。不过，在雷锋的照片里，文本真实和事实客观性并不是在现实活动中直接形成的，而是一种错位，或者说“情景再现”，这种错位并未破坏，反而增强了社会记忆的真实性。
从社会记忆视角看待档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不仅真实性和客观性可以分离，而且，也不能简单地作二元划分——非真即伪。
3走进“文献的田野考察”
台湾学者王明珂指出：“我认为，历史记忆研究不是要解构我们既有的历史知识，而是以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史料——将史料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然后，由史料分析中，我们重新建构对‘史实’的了解。我们由此所获知的史实，不只是那些史料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6]档案记忆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只有把档案放到产生它的那个历史环境下去考察，才能正确判定它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及它的价值和意义。这里不仅涉及认识论问题，更涉及方法论问题。在传统的档案学或档案文献的鉴辨中，我们称其为“考据”或“考订”，是对历史文献学或史料学方法的运用，从人类学或社会记忆角度看，我们不妨称其为“文献的田野考察”。
在人类学领域，学者们提出对文献需要进行人类学研究，即开展“文献中的田野工作”，即面对文献材料时，人类学家首先要做的就是评估文献材料：一是阅读历史文献，应该敏锐地注意到历史文件被生产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情境；二是评估历史文件，不仅要认清作者的民族优越感，而且，要认清我们自己的民族优越感。[7]王明珂也提出，要把历史记载当做田野报告人的陈述，以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态度进入史料世界之中，他将其称为“史料的田野研究”。
不论是称为“文献的田野工作”，还是称为“史料的田野研究”，其宗旨都是要求和希望把文献放到其产生的历史环境中，像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或现场调查一样，对文献的产生背景、生成意图及其所体现出的行动者的行为逻辑进行深度考察，以求得对文献的充分理解、阐释和运用。将文献放到其生成的环境中进行深度考察，在目前的学术界得到广泛的赞同。阿莱达·阿斯曼指出：“如果将来‘只凭借因为增加了许多图片、影片和回忆录而变得更丰富的档案’来讲话了，那么，操作方法就变得特别重要，它们必须让回忆不断摆脱固定化和刻板化的漩涡。”[8]
通过对文献进行“田野”式的考察，我们不仅能获得对档案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深入理解，而且，也可以超越“真实档案具有证实作用、伪误档案具有证伪作用”这种表层认识，获得对档案意义和价值的新认知。比如，对雷锋的照片（档案）进行田野式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雷锋照片形成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不仅对雷锋照片中因“摆拍”而出现的不合情理之处能迎刃而解，对其真实性予以肯定，而且，也能够深刻领会雷锋照片在过去和现在对人们的激励作用，雷锋依然活在当代人的心中。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项目编号：10BTQ040）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吴宝康.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57～61.
第十三届国家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C].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44.
[3]赵永强.档案：历史话语的霸权、缺失及丰富[J].档案学研究，2005（2）.
[4]张佩国.口述史、社会记忆与乡村社会研究——浅谈民事诉讼档案的解读[J].史学月刊，2004（12）.
[5]陈占彪.雷锋照片是如何拍出来的[J].档案春秋，2010（1）.
[6]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
[7]张伟明.历史记忆与人类学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来稿日期：2012—07—17）
关键词：档案记忆；社会记忆；真实性；客观性
Abstract： This paper surpassing 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objectivity of single document in traditional historical textology ， analyses all the anomalies of records’ authenticity and objectivity and thinks about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cords and historical facts or social facts deeply in the position of society and integrity with the social memory theory. And then the article proposes to hold the authenticity and objectivity of archives memory in the environment where records are generated with the method of “field research on literature”.
Key words：Archives memory；Socialmemory； Authenticity；Objectivity
“要走出一条发现之旅，你并不需要新的风景，你只需要新的眼光。”——法国著名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
真实性与虚检测性相对应，客观性与主观性相对应，两者各有所指，但又相互关联。一般而言，真实的记录也是客观的记录，没有客观则不会有真实，反之亦然。所以，档案学研究中，大多提档案的“真实性”，把档案的客观记录性作为一个前提条件。但从本文来看，我们需要有区别地注意这两个概念的分合。
对档案的真实性、客观性问题研究，是档案界一直关注的学术话题。然而，当我们从社会记忆的理论出发，将档案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形态来看待时，我们对档案的真实性、客观性会有不同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是要否定、瓦解档案的真实性、客观性，而是要超越传统考据学意义上对档案真实性、客观性的理解和解释。
1档案学对档案真实性、客观性的认识
作为人类活动的“原始的历史记录”，档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此，两者有一致性，可合称为“客观真实性”）是档案价值的根基和灵魂，也附托了档案界的情感，档案学者们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和探讨档案的客观真实性。在吴宝康先生主编的《档案学概论》中，就提出“从档案形成的过程及其结果来看，它是从当时当事直接使用的文件转化而来的，并非嗣后为使用而另行编制的，因此，它客观地记录了以往的历史情况，是令人信服的历史证据”；同时，《概论》也辩证地指出：“具体来说，就每份特定的文件或某部分案卷而言，档案所记载的信息内容有的是真实的，也有的是不真实的或不完全真实的。但即使是档案内容有虚检测成分以至完全违背事实，它还是反映了档案形成者的认识水平、本来的意图或欺骗活动。就此而言，档案仍不失为其形成者活动的真实的历史记录。”
在近年的档案学研究中，对档案客观真实性的探讨有所深化，但并未突破《概论》的表述。说其深化，是学者将档案的真实性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即档案形成过程的真实性和档案内容的真实性，或者说，文本的真实性与记录内容的真实性。说其并未突破，因为就讨论的关注点看，仍停留于如何看待内容虚检测或失实档案价值的讨论上，而这在《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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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有论断。与报纸、杂志、书籍、文章等相比，档案在真实性、客观性上具有明显的特色优势，因此，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历史学研究中，历来受到高度的重视和赞许，视其为原始、真实、可靠、最重要的直接史料：“至少是最可靠的资料”（马克思语）；“没有掺过水的史料”（沈兼士语）；“应该把它放在研究历史的最高地位”（郑天庭语）……如此的表达，足以表明，社会对档案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认定，也是档案界引以为豪的精神资源。
在档案学研究中，对档案价值和意义的发掘，往往都以档案的原始性、真实性、客观性作为论述的逻辑起点和立论根基。我们经常采用这样的逻辑表述：因为档案是社会活动的原始的、真实的记录，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活动的原貌，所以，档案具有什么什么样的价值，能够干什么干什么。档案界也始终将档案工作视为“维护国家历史真实原貌的重要事业”，为了达到存真求实，我们还发明了一套考订档案文献真伪的方法——档案鉴辨学（或称“档案文献的辨伪”）。
综观档案学对档案真实性、客观性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①一般而言，档案具有文本真实与内容真实的统一性；②档案中也存在内容虚检测或失实的成分；③内容虚检测或失实的档案也具有某些借鉴参考价值；④档案的真实性、客观性高于其他资料，也得到社会的承认；⑤维护历史面貌、存真求实是档案工作追求的目标。
2档案记录真实性、客观性的种种“异象”
目前，档案学界对档案真实性、客观性的探讨还只是停留在对单份档案文本的考据上，是站在传统史料考据的立场上看档案是不是真实记录了历史事实。如果我们站在社会和整体立场上看档案记录了什么，以及如何理解档案中记录的历史事实与社会事实，我们将会有新的认识和思考。
2.1记忆与遗忘之间的较量。对档案记忆真实性的质疑、反思与批判首先来源于后现写作技巧论思潮。社会有记忆也有失忆，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我们记住了什么”，而后，现写作技巧论则在不停地追问这是“谁的记忆”，我们又遗忘了什么。加拿大档案学者T.库克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记忆的结果并非无可争议，后现代社会的历史学家们目前正在十分审慎地看待历史进程，并由此发出疑问：“然而，记忆是谁的记忆？又是谁来决定的？”档案在记录社会活动时，并非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而是有所取舍、有所选择。记忆与遗忘并存，档案中凸显什么，忘却什么，都与当时的意识形态、权利关系、道德等有着直接的关联，是一种对历史事实或社会事实的建构。记忆缺失使人们无法复原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或历史事件。“与历史万象的无限性相比，只能是挂一漏万。非但丰富的社会图像不能存活于档案世界，即使是人人侧目的上层政治舞台，余留下来的，又何尝不是残缺不全的‘故纸堆’呢？因此，借助这样的‘视窗’，万难‘窥一斑而识全貌’。”[3]一位历史学家说，对历史的发现，不是要考察我们所记住的，而是要考察我们所遗忘的。
2.2“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背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张佩国教授在进行乡村地权（宅基地纠纷）研究时，接触过大量民事诉讼档案。在阅读法律案卷的过程中，他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困惑”，即诉讼当事人在提出权利主张时所表达的事实，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都会提供相关的人证、物证，使人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为此，他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识到民事诉讼档案中，表述性现实与社会事实（即客观性现实或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背离，“即使双方当事人的主张都有理，且能提供真实证据，也仍然会造成表达与实践的背离，那是因为，关于公平和正义的想像不可避免地融入当事人的话语中，以此为基础的法律事实的建构自然表现了相当程度的表达的不确定性”。[4]
张佩国对民事诉讼档案的解读，为我们提供了档案记录中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背离的具体案例，也为我们提出了相关的思考。其实，这种背离，不仅仅在民事诉讼档案中，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国家的纠纷中都有体现。如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关于耶路撒冷的争夺，不是简单地以档案所记载的表达性现实所能够解决的，其中隐含着民族的情感、国家的利益和历史的“纠结”。
2.3历史主体认知的真实性与现实主体认知的真实性之间的分歧。档案作为历史活动的记录，涉及档案的形成者（历史主体），也涉及我们今天的利用者（现实主体）。由于历史主体和现实主体所处的历史时代、认知能力和现实需要不同，对档案记忆真实性的认识和关注必然存在诸多分歧。
我们今天对档案史料的利用以及对古代思想的汲取多秉承科学主义的立场，强调史料的真实、客观性，所以，我们把“子不语‘怪、力、乱、神’”作为我们选材的一种思想。但我们在宣扬孔子删除芜杂妄诞的材料时，是否思考过这些怪力乱神所反映的社会事实。勇力和叛乱是一种社会客观事实自不必说，怪异、鬼神也是原始社会或者说是初民社会中的原始思维与原始想像，是原初时代的社会事实。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我们今天的人不相信，但古人相信。再比如，在家谱中，常有“冒认阔亲戚，攀上名先辈，甚至改姓换宗制造历史”的现象。但家谱代表了一个家族的历史想像和历史认同，对其后裔来说，是一种历史记忆的真实。
2.4文本真实性与事实客观性之间的错位。我们在谈论档案的真实性时，首先强调文本的真实性，即档案是在活动过程中直接形成的，而非事后制作的。但也有例外，有些例外是不可避免的，从社会记忆角度看也是合理的。如雷锋的“摆拍”或“补拍”。
雷锋及其先进事迹已成为共和国时代记忆的重要组成。雷锋助人为乐的照片，不仅能让后人直接认识雷锋的容貌，而且，能精彩展示雷锋“做好事”的种种瞬间。然而，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质疑这些照片的“拍摄”问题。比如，“雷锋在星期天为战友们洗衣服”的照片，照片中，坐在洗衣盆旁的雷锋正微笑着拧着战友的衣服。雷锋做好事是不留名的，是“悄悄”进行的，雷锋能瞒过战士，岂独瞒不过一个摄影师？审视雷锋生前留下的这些做好事的照片，多有精心设计、精心排演的痕迹，很难用“不经意”的抓拍来解释。[5]
从档案学的角度看，这些照片明显是事后形成的，不仅如此，如果从档案鉴辨学对这些照片档案进行分析，或许，我们会得出其中一些是“伪误档案”，如雷锋“打开手电筒，夜间读著作”，不仅摄影师不可能晚上随侍一旁，而且，照片显示的阴影说明是在白天拍摄的。但我们又不能说这些档案是伪造的，是检测档案或不真实的档案。这些照片确实是雷锋的照片，具有文本的真实性；而且照片所反映的事实也是有现实根据的，具有事实的客观性。不过，在雷锋的照片里，文本真实和事实客观性并不是在现实活动中直接形成的，而是一种错位，或者说“情景再现”，这种错位并未破坏，反而增强了社会记忆的真实性。
从社会记忆视角看待档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不仅真实性和客观性可以分离，而且，也不能简单地作二元划分——非真即伪。
3走进“文献的田野考察”
台湾学者王明珂指出：“我认为，历史记忆研究不是要解构我们既有的历史知识，而是以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史料——将史料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然后，由史料分析中，我们重新建构对‘史实’的了解。我们由此所获知的史实，不只是那些史料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6]档案记忆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只有把档案放到产生它的那个历史环境下去考察，才能正确判定它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及它的价值和意义。这里不仅涉及认识论问题，更涉及方法论问题。在传统的档案学或档案文献的鉴辨中，我们称其为“考据”或“考订”，是对历史文献学或史料学方法的运用，从人类学或社会记忆角度看，我们不妨称其为“文献的田野考察”。
在人类学领域，学者们提出对文献需要进行人类学研究，即开展“文献中的田野工作”，即面对文献材料时，人类学家首先要做的就是评估文献材料：一是阅读历史文献，应该敏锐地注意到历史文件被生产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情境；二是评估历史文件，不仅要认清作者的民族优越感，而且，要认清我们自己的民族优越感。[7]王明珂也提出，要把历史记载当做田野报告人的陈述，以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态度进入史料世界之中，他将其称为“史料的田野研究”。
不论是称为“文献的田野工作”，还是称为“史料的田野研究”，其宗旨都是要求和希望把文献放到其产生的历史环境中，像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或现场调查一样，对文献的产生背景、生成意图及其所体现出的行动者的行为逻辑进行深度考察，以求得对文献的充分理解、阐释和运用。将文献放到其生成的环境中进行深度考察，在目前的学术界得到广泛的赞同。阿莱达·阿斯曼指出：“如果将来‘只凭借因为增加了许多图片、影片和回忆录而变得更丰富的档案’来讲话了，那么，操作方法就变得特别重要，它们必须让回忆不断摆脱固定化和刻板化的漩涡。”[8]
通过对文献进行“田野”式的考察，我们不仅能获得对档案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深入理解，而且，也可以超越“真实档案具有证实作用、伪误档案具有证伪作用”这种表层认识，获得对档案意义和价值的新认知。比如，对雷锋的照片（档案）进行田野式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雷锋照片形成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不仅对雷锋照片中因“摆拍”而出现的不合情理之处能迎刃而解，对其真实性予以肯定，而且，也能够深刻领会雷锋照片在过去和现在对人们的激励作用，雷锋依然活在当代人的心中。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项目编号：10BTQ040）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吴宝康.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57～61.
第十三届国家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C].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44.
[3]赵永强.档案：历史话语的霸权、缺失及丰富[J].档案学研究，2005（2）.
[4]张佩国.口述史、社会记忆与乡村社会研究——浅谈民事诉讼档案的解读[J].史学月刊，2004（12）.
[5]陈占彪.雷锋照片是如何拍出来的[J].档案春秋，2010（1）.
[6]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
[7]张伟明.历史记忆与人类学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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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G].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0.（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来稿日期：2012—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