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湖南卫视湖南卫视《快乐女声》泛娱乐化现象查抄袭率

【摘要】国内从2006年呈现出爆发性流行的选秀节目其原型是英国的《大众偶像》和美国的《美国偶像》。这类节目都是以平民秀为主，从非“业内”人士中选取有歌唱天赋的大众偶像，这一类型的节目被引进中国以后，就出现了《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等多档不同的选秀节目，并迅速在国内电视节目现场取得了傲人的收视率。成功的商业模式不仅为电视台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也似乎营造了一个一夜成名的平台，使具有偶像崇拜情结或是怀揣明星梦的少男少女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获得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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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己才能、成为梦想中的明星那样的机会，但是，在这类节目不断的复制过程中，却出现了泛娱乐化的倾向，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似乎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效果，本篇论文就是从消费文化的精神分析出发，分析讨论节目泛娱乐化的社会心理动机。
【关键词】消费社会社会禁忌检测日狂欢媒介素质拟态环境

一、湖南卫视《快乐女声》节目介绍

《快乐女声》是湖南卫视和天娱传媒于2009年5月起举办的大众歌手选秀赛，参赛选手必须是年满18周岁的女性公民（也即能够独立承担民事、刑事责任的成年公民）。这个节目的前身为湖南卫视2004年起举办的《超级女声》，《超级女声》举办了三届，《快乐女声》举办了两届，在结束2011《快乐女声》的全部赛事后，湖南卫视副总编辑、新闻发言人李浩终于开口，承认国家已经通报，停止湖南卫视2012年举办群众参与的选拔类电视活动。从《超级女声》（或《快乐女声》）中走出的华语乐坛歌手有：安又琪、张含韵、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何洁、黄雅莉、尚雯婕、谭维维、许飞、曾轶可、黄英、李霄云、郁可唯、江映蓉、刘惜君等，现在让我们以2011年的快乐女声比赛为例，看看这个节目是如何操作的。
2011年的《快乐女声》赛事初定的六大赛区分别是成都、西安、沈阳、长沙、杭州、广州，同时还设置了网络赛区，“2011快乐女声”3月30日在北京举办了启动新闻发布会，导演组公布了今年快乐女声的全新赛制赛程，而成都唱区的海选报名于4月16日启动。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快乐女声的“音乐指导”，因为神曲《忐忑》出名的龚琳娜也将首次亮相，在总决赛期间，导演组每周还邀请龚琳娜、羽泉等音乐人为选手进行全面、系统的音乐培训。
地面快乐联盟（18个）包括：成都唱区、长沙唱区、沈阳唱区、武汉唱区、南京唱区、郑州唱区、昆明唱区、杭州唱区、贵阳唱区、哈尔滨唱区、南宁唱区、石家庄唱区、太原唱区、兰州唱区、西安唱区、济南唱区、广州唱区、南昌唱区。网络快乐联盟（6个）包括：腾讯快乐女声网络直通区、新浪快乐女生网络直通区、百度快乐女生网络直通区、搜狐快乐女生网络直通区、网易快乐女生网络直通区、金鹰快乐女声网络直通区。其总决赛采取每场淘汰一名选手的方式，从12名选手中竞赛出最后三位选手，即冠军、亚军和季军。就2011年来看，冠军、亚军、季军分别是：段林希、洪辰、刘忻。
《快乐女声》的主持人是湖南电视台有名的节目主持人何炅、汪涵，为《快乐女声》提供主要资助、拥有冠名的是步步高音乐手机。参加完节目比赛、筛选的选手的主要签约对象为天娱传媒公司。

二、《快乐女声》的消费文化特征

(一)消费选手

在《快乐女声》举办的几年时间里，全国有大量的青少年参加，有的还是多次参赛，大部分选手参加这个大型的选秀节目都是为了能够一夜成名，成就自己的明星梦，而《快乐女声》的口号也迎合了广大青少年的需求：“想唱就唱，唱得响亮”，这个口号以青少年热衷于自我表现的特点为主要诉求，以鼓励的口吻鼓励青少年参加节目，通过赛制的形式“筛选”出少数的真正能够在电视台露面的选手，而能够站在公众面前的几位选手看似能够得到一个比较通畅的发展大道，但是事实却不尽如此：在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的大赛现场很有人气的选手在赛后有何动态呢？通过了解，可以看到：“湖南卫视方面，超女周笔畅、张靓颖、尚雯婕，先后与天娱发生解约官司，转投新东家，成为华谊旗下艺人。后来，与天娱闹解约人员的名单上，又多了两个名字：陈楚生和何洁。陈楚生是‘快乐男声’冠军选手，原本应是天娱重点力捧的对象，可是，他在起初先以‘失踪’的方式对抗天娱，半个月后现身表示要和天娱解约。紧接着是超女何洁。何洁自出道以来一直话题不断，跌倒、走光、整容、耍大牌、出车祸，新闻一次比一次劲爆，这样以非正常手段博得大众的关注的手段也正是说明了经纪公司无力在选手的特色上下功夫。参赛选手们不惜支付巨额的违约金，也要离开天娱，想必有其内在原因。而上海方面，上腾公司和型秀艺人也屡次发生解约纠纷。袁成杰在型秀比赛结束之后，与上腾的合约维持了两年，随后双方和平解约，袁成杰与另一名型秀人气选手戚薇组成了‘男才女貌’组合。红极一时的‘搞怪大王’师洋，在离开了型秀舞台之后，没有像当初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大红大紫，先是与上腾闹解约而惨遭‘冷藏’，之后向公司认错重回上腾。可是，经历了这么一番折腾，如今已没有几个人能记得起他来。和上腾的解约官司闹得最大最僵的要数2004年的型秀冠军张杰，在打解约官司期间，还爆出了上腾的十大‘罪状’。后来，张杰摇身一变，成了天娱的艺人。可是，鉴于天娱比上腾的状况也差不多，他是否从一个‘火坑’跳进了另一个‘火坑’，还有待观察。”①
天娱传媒、东方之星、上腾娱乐，这些明星的经纪公司全都各自为营，资源配置松散化，市场信息往往闭塞，这些公司其实在目前来讲并没有一套成熟的包装、推广、策划、宣传策略，他们往往首先不经过调查而只看重比赛时期选手的人气状况便与选手签订长期合同，同时承诺选手将来的星途通畅，认为只要拥有大赛当时的高人气就可以了，却对选手个人的个性和选手的市场构成不作深入了解，千篇一律的包装方案或者低劣的吸引注意力的手段只能让选手失去原本的优势和市场。在市场上并非名角的经纪公司或者说市场化并不成熟的经纪公司导致了选秀明星们出道之后星路不畅，除了个别自己很出色的或者劲爆新闻不断的选手，大部分参赛选手都长期处于堆积和闲置状态，并很快被人们所遗忘，湖南电视台显然并没有考虑到完整的造星工程，而是借助电视节目这个平台将选手推出去，却对之后的工作无能为力。我们再来对比其他国家同类型的同平民选秀节目，无论是英国的《大众偶像》（Super Idol），还是美国的《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在该国都是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并且具有无可复制性，保证了节目内容的独创性。《美国偶像》每一年的冠军都星运亨通，成为了流行歌手和超级明星，他们的歌曲频频登上排行榜，第一季冠军凯莉·后来还获得了格莱美奖等多项殊荣。
除去双方流行市场发展成熟度的比较，单看节目内容，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快乐女声》从赛前的“音乐培训”、主持人、舞台，到邀请有名的评委点评、评分，可以看出选手在电视中并非以展示自己的真正面貌和才能为主，而更像是一场专门为了电视台的节目而被按照节目要求培训和制作的“真人舞台表演秀”。在2011年决赛中12名参赛选手中就有8名是专修音乐的学生，仿佛是一场专门的业内考试，这些专业选手与其他选手的差别那就很明显了，再看它的参赛条件：满18岁的女性，而决赛中的参赛选手基本没有超过25岁的，年轻、美貌的女性，在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的《诱惑》中对这样的消费类型也有过研究，认为所谓“诱惑”，就是能使人的认识偏离理性规则（在这里所说的理性认识，鲍德里亚主要是针对着商品社会或者消费社会的经济市场逻辑—或者说价值逻辑来说的）的“象征换”，可以用来“象征换”的符号众多，其中就包括了潜意识中的性别消费的类型，也就是说，女性气质能够具有“诱惑”的性质，是由于女性气质本身所具有的潜意识“力比多”，可以促使对女性气质意义的消费，而在对具有女性气质的符号意义进行“象征换”的时候，就消解了经济价值逻辑的理性，使得交换过程本身成为目的，也就是说，女性气质这样的符号意义可以脱离价值逻辑而吸引到注意力，简单来说，人们追求女性气质的动机并非理性的、价值逻辑的，而是具有原初的一种心理动机，因此，“经济”这个词频繁出现在经济界尤其是媒介经济中也就不奇怪了，因为消费行为已经开始附加着心理动机了。《超级女声》的设置也是这样的，通过调查，《快乐女声》的收视率是超过《快乐男声》的，这就证实了女性气质的心理消费特质，因此，可以说《快乐女声》是以消费选手的女性气质为主的，女性气质带来的视觉盛宴胜过了对音乐本身价值的欣赏是这场真人秀带给观众的印象，与那各个行业、各个年龄层都有人参赛的“美国偶像”相比，《快乐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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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作手法上的消费性的“表演秀”性质就非常明显了。
现在再看大赛过后对选手的消费，在比赛的过程中，选手们通过电视台的播放平台，都能够获得较高的出镜率，可是比赛过后，要想获得更多的注意力就只能是通过各自市场的营销，但由于前面提到的经纪公司的策略问题，赛后的选手高人气往往都是集中在赛事的这一阶段，一旦过了比赛的热潮，大部分选手由于没有足够的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逐渐地被遗忘，不是星途无限，而是暗淡无光，这样的“一次性生产、消费”体现出了国内市场的不成熟和不专业，没有专业的团队，就无法制订出与选手本人特色、优势符合的发展策略，只能是阻碍选手的发展，也难怪比赛后签约的选手都纷纷解约，其主要的原因在于这场视觉盛宴仅仅是一次性的耗费性消费，因为对女性气质的消费并不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因此，它的使用价值的耗费并不是为了生产符号与价值，而是为了超越经济逻辑的束缚获得审美、潜意识中的心理需求满足，而根据马斯洛对心理需求划分的不同层次来看，某一特定的心理需求如果已经获得足够的满足，对这一心理需求的满足需要就会相对减弱，就会上升到另一层次的心理需求，而国内涌现出来的大批量的参赛选手可能在一定时期内能够获得较多的关注度，但因为后来的不断模仿复制或者消失在关注视阈内，观众会逐渐遗忘而不会总是保持着关注度。

(二)消费受众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以2005年8月26日晚“05超级女声”的总决赛为例，央视索福瑞对当时的总决赛的收视率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湖南卫视有31.38%的收视率，也就是说，在全国人口中约有4亿的观众在收看该节目，是全国卫视自创办以来的当之无愧的收视率之最。拥有超高的收视率的总决赛当日广告报价为5秒插播价：4.8万元、15秒11.2万元，节目从晚上8时30分到11时，中间至少可以插播6次广告，每次4分钟，这样算下来，一晚的广告收益保守估计就有一千万元。另外，据统计，前6场PK赛时超级女声广告收入就有近4000万，如此算来，湖南卫视从这一年的超女比赛中得到的收益就达到了5000万元左右，另外由于超级女声带来的超高收视率，更多的广告商将目光投向了湖南卫视，而另一方面，湖南卫视在形势一片看涨的情况下提升了其整体的广告报价，这种集中化的效益相当可观，初略其总额预计会超过1个亿。在抢先宣传、制作节目之后，“超女”把湖南卫视的黄金段收视率从全国不到4%提高到最后一场决赛期间的31.38%，提高了8倍的收视率。②这是超级女声（快乐女声未改名前的名字）的广告收入，而超级女声的短信收入则也颇为可观：“超级女声”节目设置的短信互动环节可以让节目观众通过短信的方式参与到比赛的环节中来，而其短信收入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一项是短信，另一项则是向观众发送有关超级女声等节目资讯的短信增值怎么写作。总决选期间的短信量激增，每场总决赛的短信收入至少200万元，7场比赛就是1400万元，加上预赛期间的收入，总计有3000万元左右的收入，③观众的注意力成为了湖南电视台用以与广告商、电信运营商、冠名商商讨定价的“商品”，这是传媒经济的典型特征：二次售卖，运用带有可“象征换”的女性气质符号吸引观众的关注，然后再将这种注意力资源售与广告商和手机短信运营商，观众为什么会投入这么多的短信费用和注意力资源呢，其中，观众热衷于参与短信互动的原因是：在《超级女声》的比赛进程中，观众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参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参赛选手的比赛成绩。这一互动的过程使得每个选手能够拉取场内、场外所有自己粉丝的注意力，因为的存在，观众就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责任感”，认为自己的一票对偶像至关重要，因此自然会跟随比赛冗长的过程，而不觉疲累，而且超级女声的比赛过程中舞台、服装设计等营造的氛围是这场真人秀独特的“情绪场”，在这个情绪场中受众完全将自己理性思考的能力放弃而跟随着自己的偶像，特别是当选手和粉丝的年龄层普遍偏低时，更加容易受到情绪的主宰，在年轻人群中，这种情绪传播就更能有效地影响场内场外的受众，而一旦脱离这个“现场感”一段时间之后，加上经纪公司运转的不力，受众自然会将这暂时的情绪忘记，而比赛过程中的手机费用、精神支出也都成为一次性消费，最后在这次耗费性的节日般的狂欢中获得最可观经济收益的就仅为电视台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