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摘 要：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进入高校，担任教职，选择“学院化生存”的方式。作家“学院化生存”既是新世纪之交文学场的裂变和学术场的膨胀的结果，也体现了一批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试图拯救颓败的文学生态、拯救人文教育的努力。但是，进入高校的作家似乎并没有改变高度体制化的高校坚硬的现实，相反有被高校同化的危险。作家选择学院化生存至少面临三重困境和难题：第一重困境是如何解决好文学的“下生活”与“上生活”的问题；第二重困境是如何解决好知识生产逻辑和文学创作逻辑自洽的问题；第三重困境是如何解决好学院政治对文学自主性的伤害问题。
关键词：作家学院化生存；学院政治；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纯文学
0257—5833（2012）10—0183—10
作者简介：叶祝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编辑 （上海 200020）
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中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作家回到高校，拿起教鞭，站上讲坛，教书育人①。作家这种走进大学，选择学院化生存的方式引起了大众媒体的关注，并引发了关于“作家进高校是为了生存还是创作”、“作家可不可以培养”等话题的讨论。但是与媒体的热烈讨论不同，文学界对世纪之交的文学生产版图的改变似乎冷淡很多，很多问题并没有真正展开讨论。本文无意讨论“作家可不可以培养”这样的话题，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作为本世纪初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些作家为何要在新世纪前后集体投奔高校？作家寄生于高校，是否影响他们创作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奔向学院的作家”②到底与高校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写而优则教”的行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和文化生态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此，笔者拟以王安忆的《天香》（2011年）和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2012年）为例，试图分析21的生产现状和精神危机问题。
文学场的裂变与学术场的膨胀
“文学场”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一个概念。布尔迪厄运用“场”的概念，将文学艺术作品与它们存在其中的社会世界概念化为“文学艺术场”、“文化生产场”，将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辩证地整合到场域的视野中。文学场表现为权力、资本和惯习三种力量的相互纠缠和斗争，权力斗争和资本争夺是文学场的基本实践
张意认为，文学场由许多位置及其相互关系形成，具备不同习性和文学资本的行动者进入文学场，争夺位置的占有权，参与文学游戏的行动者不同于前结构主义的主体，他们不是一个理智主义的、全知全能的主体，而是受到文学场域和社会大场域影响的个体；同时，他们也不是结构主义意义上被动接受客观结构召唤的主体。行动者的文学习性、文学资本，镌刻着出身、家庭教育和成长轨迹的痕迹。当文学场域的现实境遇与行动者的习性相逢，随机与偶然的因素将影响习性，生成有意无意的策略行为。“习性”观要求我们将文学场域的历史和行动者的性情辩证地联系起来。参见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274页。
由是观之，新世纪以来，随着整个文学版图的不断扩大，文学场发生着剧烈的分化和重组，但无论是白烨先生的“三分天下”说（纯文学、大众文学、新媒体文学）
参见葛红兵、许道军《文坛三分格局的形成和文学作为创意产业的新变——2009年中国文坛热点问题述评》，《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期。
还是王晓明先生的“六分天下”说（网络文学、盛大文学、博客文学、严肃文学、新资本主义文学、《独唱团》所代表的抵抗文学）
王晓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作家为什么要进高校？对于作家进高校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第一，为“稻粱谋”，作家希望通过在高校谋得一份教职，为写作提供物质保障。建国后中国文学生产体制是作协——纯文学刊物（出版社）的专业作家体制，但是到了20世纪末，市场经济引发的作家队伍和读者队伍的流失和分化，使得纯文学生产重要一环的文学期刊发行量急遽萎缩，纯文学期刊无法生存，甚至面临改刊的危险。市场经济挤压下的纯文学生态发生了严重的破坏，那些依靠纯文学期刊稿费生存的作家生活难以为继。虽然作协的专业作家体制还能给作家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但是作协被人们所诟病的“衙门化”、“行政化”导致的作家创作个性的无形束缚，让作家意识到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保持文学创作的独立性是首要的选择。而正好在这时，扩招后的大学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办学大跃进，当“所有的路标都指向学院”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到高校中去，成为无路可走的纯文学作家的最佳选择。第
最典型的就是马原。20世纪80年代，马原依靠《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等先锋小说声名鹊起，但离开西藏回到内地的生活出现了严重的挫折，三离（“离藏”、“离职”、“离婚”）彻底打断了马原的写作灵感，“西藏使我脱胎换骨；离开西藏后原来的马原也就不见了，原来的那种创作冲动、那种灵感、那种不可遏止的喷发也就随之而去”，马原的创作面临严重的中年危机。进入高校，希望重新找回写作的状态，似乎是马原们的理想选择。第三，作家喜欢大学里的氛围，希望能满足聚众收徒的梦想。无论是马原、梁晓声，还是王安忆，抑或是阎连科、刘震云，在大学里聚众收徒，传播文学，似乎都是这一代作家身上埋藏已久的梦想。上述三点是21世纪最初十年，作家纷纷进入高校任教的一部分原因。还有一点原因，作家们没有点明，但至为重要，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社会大环境。外在环境的重大变化使知识分子作出重要的选择——回到书斋，作一个知识体制内的专家而不是混迹于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思想淡出、学问登场，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消退的生活，“一切都变得实实在在，没有幻想，只有现实”
陈思和：《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
不再，没有创作动力的文学必然走向“中年危机”。恰在这时，20世纪90年代后期泛起的世俗功利主义、工具价值理性和“过日子哲学”及时填补了知识分子空虚的心灵.这种情绪首先影响到了大学老师，很多学人“放弃公共关怀，在体制内部求个人的发展”，继而也影响到了一批文学批评家，他们纷纷回到高校，最终也影响到了纯文学作家，他们也纷纷撤退，寄生于大学。
新世纪之交，文学场分裂为网络文学、纯文学和新媒体文学，不同领域的作家，遵循不同生产领域的准则。纯文学固然拉不下面子，不屑于委身大众文学，而下里巴人的大众文学也不屑与穷酸的纯文学为伍。因此，相对于寄生于磨铁、盛大、等“大生产的场次”（布尔迪厄语）的畅销书作家、走向电视的电视知识分子、混迹于各种报纸的专栏作家，纯文学作家从作协逃往高校，就是一种“识时务”的选择。扩招之后大学里优渥的薪水，至少可以让纯文学作家们不必为生活奔波，而且可以安心遵循布尔迪厄所说的“输者为赢”的“颠倒的经济逻辑”，不用屈从于“大生产的场次”的“读者为上”原则，更可以避免遭遇磨铁沈浩波们“卖书如卖鞋”的对文学尊严的践踏。但是，对于逃往学院的作家来说，经历了世俗化洗礼的学院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是纯洁的“塔”。塔的生活并不宁静，大学“限制性生产场次”的各种或显或隐的规则，将羁绊他们追求文学的纯粹性、独立性、探索性的梦想。至少，从目前几位作家的作品来看，作家进学院并没有带来文学创作质量的真正的提升。
对于作家学院化生存的选择，大学里的学者，尤其是那些力荐作家进高校的大学中文系的主政者又是如何认识的呢？作为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发起人和参与者、王安忆入职复旦大学的推动者，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似乎有更大的考虑。早在新世纪初，他在《社会科学》上发表《人文教育的位置》
陈思和：《人文教育的位置》，《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
一文，从侧面表达了对当前糟糕的人文教育的清醒认识。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只有加强人文教育的培养，才能克服强大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支配下的大学人文教育的困境，人文教育不仅是帮助个体认识自我，而且能够唤醒人的良知来支撑自己的行动，人文精神所包含的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对个性充分发展的向往，对社会正义的理想，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德国、日本这样的具有悠久的人文传
无独有偶，作为引进莫言、阎连科、刘震云等大腕作家的第一“推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则在多次采访中明确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他显然不满目前的大学中文系现状，他批评“中国现在的论文，已经成为一种八股，它里边的信息量有限，而且是在克隆别人，或是引用前人的一些成果，自己独创性的东西不很多，而且，大多数文章食之无味，毫无思想温度和精神温度”
《作家纷纷进大学当教授》，《北京日报》2012年3月23 日。
孙郁认为，“文学院里应该有文学，这正是我们当初引进作家最基本的动机”，甚至认为，“人大文学院希望以此为契机，去探索大学文学教学的全新模式”。孙郁的话透露出几层意思，第一，他指出了当前大学中文系荒诞的尴尬现实——大学中文系没有文学！大学中文系陷入 “以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为主，教授语言知识、语文修养，教授文学史知识和文学鉴赏能力，却不教授文学创作能力”
参见葛红兵、徐道军《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论纲》，《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6期。正是敏感于中文系与文学的渐行渐远导致的当下中文系教育的危机，一批学者如陈思和、葛红兵、孙郁等在大学推进创意写作学科的建设，试图在中文教育中闯出一条新路。
的偏见中，其结果便是，大学中文系不仅不培养作家，而且文学所珍视的审美精神、艺术感性也被学院放逐太久了。不仅如此，文学的内部研究越来越被各种各样的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历史学研究、文化研究等外部研究所取代。第二，中国人民大学试图成为吃螃蟹的人，通过作家的“充满智性和趣味，充满挑战性和想象力”，刺激死气沉沉、板结化了的专业化思维，“让人的心性自由地奔跑”。在孙郁看来，“大学需要这样的精神”。第三，作家进校园，还能改变当前大学学术生态。一方面，学者化、专门化、体制化的文学产生方式冻结了大学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大学教授整日忙碌于发文章、填表格、申报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基地、中心、项目、评奖，文学研究堕落为填表大战、数目字管理和GDP中心主义，而更致命的是，“流水线成批量生产的论文，很多只是一种学术垃圾，他们的问题意识不是建立在对文化、对现实、对人性最深切的认识的基础上”。而作家的加入，让学术文章不那么了无生气，让文学研究可以不那么“功夫在诗外”，至少可以部分促进大学“学术生态的多样性”
蒙彬、李玉兰：《中国人民大学：当作家走进文学院……》，《光明日报》2012年2月3日。
无疑，孙郁触到了当下高校中文系的沉痛现实，也反映了部分“既是既得利益者，又心有旁骛”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教授们共享一种专业术语和学科。他们聚集在年会上交流论文，于是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或艺术史家的‘著名’是相对于同行而言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知识分子既然成了学院派人士，就没必要在公共读物上写文章了；他们不写，最终也就不能写了。”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对于像陈希我这样怀揣文学创作梦想的作家来说，他们将时刻面临“不发表即出局”的威胁，面临着学术规训的压力，以及学院政治对文学创作的排斥。
学院政治的表现之二，便是学术生活的秩序化、等级化。1999年大学扩招之后，特别是国家加大了人文社会科学支持力度，大到985工程、211工程、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小到各个地方的名目繁多的项目、高地建设，经济资源迅速向大学集中。大学教授不再是穷书生的代名词。但是学者为了获得各种各样的项目，他们非常自觉地“以最客观的（去意识形态化）、非党派的（去政治化）和可操作的（技术理性的固化）形成呈现其路径”
秦国柱、罗 勇：《知识分子与大学的现代性悖论》，《高等理科学报》2011年第2期。
在这种貌似客观、公正、严谨的学问研究范式中，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公共情怀和独立人格被消解了。对于中国的作家来说，
作家的学院化生存，导致的是纯文学作家视野的向内转，虽然他们的精神气质也许会让他们反对学院呆板的学术规范，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不可能不受到这种了无生气的学院气息的影响，他们日益将自己的视角转向塔内、书斋内、当代“瓦尔登湖”边，他们迷恋于精致的塔、繁复而精致的天香园、宁静的711号园，唯独忘记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更不要说对现实的批判性了。即使那些所谓的对现实世界和神性世界的关注，基本上也是一种虚伪的关注（这方面，最糟糕的就是马原，他进入同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后的10多年，不仅没有度过他的“中年危机”，相反加深了这种危机，其间没有一本像样的文学作品问世，2012年出版的《牛鬼蛇神》一书，可以看出学院政治是如何彻底桎梏作家的创作力和艺术生命的，在这部小说中，马原身上混杂的那种神性和世俗气息展露无余）。
学院政治表现之三，则是高度行政化的体制对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的伤害。除了商业化、庸俗化和功利主义对大学的伤害之外，大学的行政权的膨胀，不仅伤害了大学的专业精神，而且让大学陷入了泛政治化的困境中。不仅如此，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上，那些能够进入高校的作家，基本上是被主流认可的所谓政治正确的作家。中国的高校，虽然“去行政化”的呼声很高，但是本质上大学是一个学术化、政治化和行政化融合的综合体，并没有足够的自主性，政治正确而不是学术自由，是当下很多大学的第一标准。因此，对于那些不被主流待见和认可的作家，将很可能被挡在了大学的门外。杂文家韩石山在一篇文章中诉说了自己一次求职大学教授失败的经历，也无意中道出了学院政治的秘密，对于求职的失败，“分析来分析去，是作家这个身份坏了菜。替对方想想吧，作家大都自由散漫，难以管束，万一言论上出了漏子，校方不能不负相当责任。真要出事了，对上对下都不好交代”
韩石山：《教授不是好当的》，《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3期。
对于一个到处“惹事”，三天两天跟别人“掐架”、所发表的文章观点又不那么受“主流”待见的批评家，大学自然是敬而远之的。对于大学来说，“政治正确”，似乎永远是第一标准。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大学的雅量，像阎连科这样遭到“上面”批评的作家，估计是很难迈进高校大门的。从根本来说，只要这种“学院政治”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独立性就是一个永远的梦中楼阁，像韩石山这样的作家的教授梦就一直没有实现的可能。当然，哪些作家可以进高校，哪些作家不可以进高校，这里还有一个大学学术共同体的趣味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能够进入大学的，基本上还是王安忆、贾平凹、刘震云等遵循纯文学写作趣味、得到学院批评家追捧和认可的一批作家。
结语：文学与学院：我们该如何选择
很多作家在采访中论证“作家学院化生存”现象的合理性时，要么提及鲁迅、沈从文等作家在民国时期的高校教书的盛况，要么论及福克纳、索尔·贝娄等外国作家与大学的不解之缘。然而，他们忽视的是，且不说今天的作家已经没有了鲁迅、沈从文那样的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即使是今天的高校，也似乎没有沈从文所在的西南联大，福克纳所在的弗吉尼亚大学，索尔·贝娄所在的芝加哥大学、波士顿大学那样的自由、独立的氛围。奔向学院的作家，今天正面临着进退失据的艰难选择。一种是作家甘心被体制收编，大学和作家结成亲密的同盟，同享体制的荣光；一种是作家不适应大学的体制，或者由于对大学体制的激烈抨击，被大学体制所不容，最后成为大学的出走者；还有一种就是作家的特性与大学的特性处于不断的磨合中，在不断斗争中，作家最终选择妥协。
关键词：作家学院化生存；学院政治；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纯文学
0257—5833（2012）10—0183—10
作者简介：叶祝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编辑 （上海 200020）
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中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作家回到高校，拿起教鞭，站上讲坛，教书育人①。作家这种走进大学，选择学院化生存的方式引起了大众媒体的关注，并引发了关于“作家进高校是为了生存还是创作”、“作家可不可以培养”等话题的讨论。但是与媒体的热烈讨论不同，文学界对世纪之交的文学生产版图的改变似乎冷淡很多，很多问题并没有真正展开讨论。本文无意讨论“作家可不可以培养”这样的话题，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作为本世纪初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些作家为何要在新世纪前后集体投奔高校？作家寄生于高校，是否影响他们创作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奔向学院的作家”②到底与高校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写而优则教”的行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和文化生态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此，笔者拟以王安忆的《天香》（2011年）和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2012年）为例，试图分析21的生产现状和精神危机问题。
文学场的裂变与学术场的膨胀
“文学场”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一个概念。布尔迪厄运用“场”的概念，将文学艺术作品与它们存在其中的社会世界概念化为“文学艺术场”、“文化生产场”，将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辩证地整合到场域的视野中。文学场表现为权力、资本和惯习三种力量的相互纠缠和斗争，权力斗争和资本争夺是文学场的基本实践
张意认为，文学场由许多位置及其相互关系形成，具备不同习性和文学资本的行动者进入文学场，争夺位置的占有权，参与文学游戏的行动者不同于前结构主义的主体，他们不是一个理智主义的、全知全能的主体，而是受到文学场域和社会大场域影响的个体；同时，他们也不是结构主义意义上被动接受客观结构召唤的主体。行动者的文学习性、文学资本，镌刻着出身、家庭教育和成长轨迹的痕迹。当文学场域的现实境遇与行动者的习性相逢，随机与偶然的因素将影响习性，生成有意无意的策略行为。“习性”观要求我们将文学场域的历史和行动者的性情辩证地联系起来。参见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274页。
由是观之，新世纪以来，随着整个文学版图的不断扩大，文学场发生着剧烈的分化和重组，但无论是白烨先生的“三分天下”说（纯文学、大众文学、新媒体文学）
参见葛红兵、许道军《文坛三分格局的形成和文学作为创意产业的新变——2009年中国文坛热点问题述评》，《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期。
还是王晓明先生的“六分天下”说（网络文学、盛大文学、博客文学、严肃文学、新资本主义文学、《独唱团》所代表的抵抗文学）
王晓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优秀论文查重www.udooo.com
属于纯文学的那一部分作家队伍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当然，这种没有太大的变化的判断也是相对的，纯文学内部也在进行着分化和重组。以作家身份而言，不必说体制内作家和体制外作家之间的分化与分野，即使是体制内作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离开作协，走进高校，选择学院化生存。有意思的是，事实上，那些最终选择栖身高校的作家，如马原、贾平凹、莫言、阎连科、刘震云等，几乎是在纯文学领域暴得大名的作家。作家为什么要进高校？对于作家进高校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第一，为“稻粱谋”，作家希望通过在高校谋得一份教职，为写作提供物质保障。建国后中国文学生产体制是作协——纯文学刊物（出版社）的专业作家体制，但是到了20世纪末，市场经济引发的作家队伍和读者队伍的流失和分化，使得纯文学生产重要一环的文学期刊发行量急遽萎缩，纯文学期刊无法生存，甚至面临改刊的危险。市场经济挤压下的纯文学生态发生了严重的破坏，那些依靠纯文学期刊稿费生存的作家生活难以为继。虽然作协的专业作家体制还能给作家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但是作协被人们所诟病的“衙门化”、“行政化”导致的作家创作个性的无形束缚，让作家意识到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保持文学创作的独立性是首要的选择。而正好在这时，扩招后的大学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办学大跃进，当“所有的路标都指向学院”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到高校中去，成为无路可走的纯文学作家的最佳选择。第
二、作家创作面临“中年危机”
陈思和：《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最典型的就是马原。20世纪80年代，马原依靠《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等先锋小说声名鹊起，但离开西藏回到内地的生活出现了严重的挫折，三离（“离藏”、“离职”、“离婚”）彻底打断了马原的写作灵感，“西藏使我脱胎换骨；离开西藏后原来的马原也就不见了，原来的那种创作冲动、那种灵感、那种不可遏止的喷发也就随之而去”，马原的创作面临严重的中年危机。进入高校，希望重新找回写作的状态，似乎是马原们的理想选择。第三，作家喜欢大学里的氛围，希望能满足聚众收徒的梦想。无论是马原、梁晓声，还是王安忆，抑或是阎连科、刘震云，在大学里聚众收徒，传播文学，似乎都是这一代作家身上埋藏已久的梦想。上述三点是21世纪最初十年，作家纷纷进入高校任教的一部分原因。还有一点原因，作家们没有点明，但至为重要，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社会大环境。外在环境的重大变化使知识分子作出重要的选择——回到书斋，作一个知识体制内的专家而不是混迹于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思想淡出、学问登场，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消退的生活，“一切都变得实实在在，没有幻想，只有现实”
陈思和：《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
不再，没有创作动力的文学必然走向“中年危机”。恰在这时，20世纪90年代后期泛起的世俗功利主义、工具价值理性和“过日子哲学”及时填补了知识分子空虚的心灵.这种情绪首先影响到了大学老师，很多学人“放弃公共关怀，在体制内部求个人的发展”，继而也影响到了一批文学批评家，他们纷纷回到高校，最终也影响到了纯文学作家，他们也纷纷撤退，寄生于大学。
新世纪之交，文学场分裂为网络文学、纯文学和新媒体文学，不同领域的作家，遵循不同生产领域的准则。纯文学固然拉不下面子，不屑于委身大众文学，而下里巴人的大众文学也不屑与穷酸的纯文学为伍。因此，相对于寄生于磨铁、盛大、等“大生产的场次”（布尔迪厄语）的畅销书作家、走向电视的电视知识分子、混迹于各种报纸的专栏作家，纯文学作家从作协逃往高校，就是一种“识时务”的选择。扩招之后大学里优渥的薪水，至少可以让纯文学作家们不必为生活奔波，而且可以安心遵循布尔迪厄所说的“输者为赢”的“颠倒的经济逻辑”，不用屈从于“大生产的场次”的“读者为上”原则，更可以避免遭遇磨铁沈浩波们“卖书如卖鞋”的对文学尊严的践踏。但是，对于逃往学院的作家来说，经历了世俗化洗礼的学院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是纯洁的“塔”。塔的生活并不宁静，大学“限制性生产场次”的各种或显或隐的规则，将羁绊他们追求文学的纯粹性、独立性、探索性的梦想。至少，从目前几位作家的作品来看，作家进学院并没有带来文学创作质量的真正的提升。
对于作家学院化生存的选择，大学里的学者，尤其是那些力荐作家进高校的大学中文系的主政者又是如何认识的呢？作为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发起人和参与者、王安忆入职复旦大学的推动者，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似乎有更大的考虑。早在新世纪初，他在《社会科学》上发表《人文教育的位置》
陈思和：《人文教育的位置》，《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
一文，从侧面表达了对当前糟糕的人文教育的清醒认识。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只有加强人文教育的培养，才能克服强大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支配下的大学人文教育的困境，人文教育不仅是帮助个体认识自我，而且能够唤醒人的良知来支撑自己的行动，人文精神所包含的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对个性充分发展的向往，对社会正义的理想，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德国、日本这样的具有悠久的人文传
中专毕业论文www.udooo.com
统的国家，之所以会产生极端的法西斯主义，中国这样的礼仪之邦之所以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与人文教育的失落忧戚相关，正是缘于对“（人文精神）的失落不容易被注意到，等到大学集体发现就来不及了，已经无法阻止邪恶的爆发”的警醒，以及对大学糟糕的人文教育的不满，通过引进作家王安忆进高校担任创意写作学科的带头人，陈思和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试图拯救颓败的文学生态、拯救人文教育的努力。无独有偶，作为引进莫言、阎连科、刘震云等大腕作家的第一“推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则在多次采访中明确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他显然不满目前的大学中文系现状，他批评“中国现在的论文，已经成为一种八股，它里边的信息量有限，而且是在克隆别人，或是引用前人的一些成果，自己独创性的东西不很多，而且，大多数文章食之无味，毫无思想温度和精神温度”
《作家纷纷进大学当教授》，《北京日报》2012年3月23 日。
孙郁认为，“文学院里应该有文学，这正是我们当初引进作家最基本的动机”，甚至认为，“人大文学院希望以此为契机，去探索大学文学教学的全新模式”。孙郁的话透露出几层意思，第一，他指出了当前大学中文系荒诞的尴尬现实——大学中文系没有文学！大学中文系陷入 “以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为主，教授语言知识、语文修养，教授文学史知识和文学鉴赏能力，却不教授文学创作能力”
参见葛红兵、徐道军《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论纲》，《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6期。正是敏感于中文系与文学的渐行渐远导致的当下中文系教育的危机，一批学者如陈思和、葛红兵、孙郁等在大学推进创意写作学科的建设，试图在中文教育中闯出一条新路。
的偏见中，其结果便是，大学中文系不仅不培养作家，而且文学所珍视的审美精神、艺术感性也被学院放逐太久了。不仅如此，文学的内部研究越来越被各种各样的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历史学研究、文化研究等外部研究所取代。第二，中国人民大学试图成为吃螃蟹的人，通过作家的“充满智性和趣味，充满挑战性和想象力”，刺激死气沉沉、板结化了的专业化思维，“让人的心性自由地奔跑”。在孙郁看来，“大学需要这样的精神”。第三，作家进校园，还能改变当前大学学术生态。一方面，学者化、专门化、体制化的文学产生方式冻结了大学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大学教授整日忙碌于发文章、填表格、申报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基地、中心、项目、评奖，文学研究堕落为填表大战、数目字管理和GDP中心主义，而更致命的是，“流水线成批量生产的论文，很多只是一种学术垃圾，他们的问题意识不是建立在对文化、对现实、对人性最深切的认识的基础上”。而作家的加入，让学术文章不那么了无生气，让文学研究可以不那么“功夫在诗外”，至少可以部分促进大学“学术生态的多样性”
蒙彬、李玉兰：《中国人民大学：当作家走进文学院……》，《光明日报》2012年2月3日。
无疑，孙郁触到了当下高校中文系的沉痛现实，也反映了部分“既是既得利益者，又心有旁骛”
摘自：学报论文格式{#GetFullDomain}
源于：标准论文格式范例www.udooo.com
摘自：论文查重站www.udooo.com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20年，中国大学的知识生产面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风波之后，失意的知识分子很快进入了一种“思想淡出、学术凸显”， 学问变成了“书斋里的革命”，学者习惯了在书斋里重建文学的巴比塔。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本细读、形式主义、审美描述的文学性的研究代替了以往的道德化、泛政治化的方法，专业主义也隔离了学院知识分子对政治、社会的热情。更糟糕的是，正如雅各比所指出的那样，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业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他们的工作、薪级都依赖于专家们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教授们共享一种专业术语和学科。他们聚集在年会上交流论文，于是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或艺术史家的‘著名’是相对于同行而言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知识分子既然成了学院派人士，就没必要在公共读物上写文章了；他们不写，最终也就不能写了。”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对于像陈希我这样怀揣文学创作梦想的作家来说，他们将时刻面临“不发表即出局”的威胁，面临着学术规训的压力，以及学院政治对文学创作的排斥。
学院政治的表现之二，便是学术生活的秩序化、等级化。1999年大学扩招之后，特别是国家加大了人文社会科学支持力度，大到985工程、211工程、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小到各个地方的名目繁多的项目、高地建设，经济资源迅速向大学集中。大学教授不再是穷书生的代名词。但是学者为了获得各种各样的项目，他们非常自觉地“以最客观的（去意识形态化）、非党派的（去政治化）和可操作的（技术理性的固化）形成呈现其路径”
秦国柱、罗 勇：《知识分子与大学的现代性悖论》，《高等理科学报》2011年第2期。
在这种貌似客观、公正、严谨的学问研究范式中，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公共情怀和独立人格被消解了。对于中国的作家来说，
源于：www.udooo.com
那种“以保证人生自由、艺术、性和思想自由为承诺”的格林尼治村不仅从来没有存在过，即使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学院知识分子具有某种波西米亚隐喻的上海西宫里（沪西工人文化宫，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的华师大师生们聚会的地方，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生产中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曾经的知识分子不仅作鸟兽散，而且西宫也早已经从文化人的聚集地，变成了“杂货店和住宅”林立的地方，更不用说阎连科先生的北京城里的每天要被隆隆的火车声碾过的711园，现代化的都市早已容不下一个具有乌托邦气质的空间。作家的学院化生存，导致的是纯文学作家视野的向内转，虽然他们的精神气质也许会让他们反对学院呆板的学术规范，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不可能不受到这种了无生气的学院气息的影响，他们日益将自己的视角转向塔内、书斋内、当代“瓦尔登湖”边，他们迷恋于精致的塔、繁复而精致的天香园、宁静的711号园，唯独忘记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更不要说对现实的批判性了。即使那些所谓的对现实世界和神性世界的关注，基本上也是一种虚伪的关注（这方面，最糟糕的就是马原，他进入同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后的10多年，不仅没有度过他的“中年危机”，相反加深了这种危机，其间没有一本像样的文学作品问世，2012年出版的《牛鬼蛇神》一书，可以看出学院政治是如何彻底桎梏作家的创作力和艺术生命的，在这部小说中，马原身上混杂的那种神性和世俗气息展露无余）。
学院政治表现之三，则是高度行政化的体制对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的伤害。除了商业化、庸俗化和功利主义对大学的伤害之外，大学的行政权的膨胀，不仅伤害了大学的专业精神，而且让大学陷入了泛政治化的困境中。不仅如此，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上，那些能够进入高校的作家，基本上是被主流认可的所谓政治正确的作家。中国的高校，虽然“去行政化”的呼声很高，但是本质上大学是一个学术化、政治化和行政化融合的综合体，并没有足够的自主性，政治正确而不是学术自由，是当下很多大学的第一标准。因此，对于那些不被主流待见和认可的作家，将很可能被挡在了大学的门外。杂文家韩石山在一篇文章中诉说了自己一次求职大学教授失败的经历，也无意中道出了学院政治的秘密，对于求职的失败，“分析来分析去，是作家这个身份坏了菜。替对方想想吧，作家大都自由散漫，难以管束，万一言论上出了漏子，校方不能不负相当责任。真要出事了，对上对下都不好交代”
韩石山：《教授不是好当的》，《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3期。
对于一个到处“惹事”，三天两天跟别人“掐架”、所发表的文章观点又不那么受“主流”待见的批评家，大学自然是敬而远之的。对于大学来说，“政治正确”，似乎永远是第一标准。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大学的雅量，像阎连科这样遭到“上面”批评的作家，估计是很难迈进高校大门的。从根本来说，只要这种“学院政治”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独立性就是一个永远的梦中楼阁，像韩石山这样的作家的教授梦就一直没有实现的可能。当然，哪些作家可以进高校，哪些作家不可以进高校，这里还有一个大学学术共同体的趣味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能够进入大学的，基本上还是王安忆、贾平凹、刘震云等遵循纯文学写作趣味、得到学院批评家追捧和认可的一批作家。
结语：文学与学院：我们该如何选择
很多作家在采访中论证“作家学院化生存”现象的合理性时，要么提及鲁迅、沈从文等作家在民国时期的高校教书的盛况，要么论及福克纳、索尔·贝娄等外国作家与大学的不解之缘。然而，他们忽视的是，且不说今天的作家已经没有了鲁迅、沈从文那样的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即使是今天的高校，也似乎没有沈从文所在的西南联大，福克纳所在的弗吉尼亚大学，索尔·贝娄所在的芝加哥大学、波士顿大学那样的自由、独立的氛围。奔向学院的作家，今天正面临着进退失据的艰难选择。一种是作家甘心被体制收编，大学和作家结成亲密的同盟，同享体制的荣光；一种是作家不适应大学的体制，或者由于对大学体制的激烈抨击，被大学体制所不容，最后成为大学的出走者；还有一种就是作家的特性与大学的特性处于不断的磨合中，在不断斗争中，作家最终选择妥协。
源于：论文封面www.udo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