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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改题材，在土改运动开始之初，在文学政策引导下，一直是被人们反复书写的课题。到了八十年代，多元文化进入大陆，在这种氛围下，被历史忽略多年的土改题材，又成为作家笔下的宠儿，只是土改的全貌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本文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两部张氏作品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同样的主题下不同的文学叙述。
关键词：土改 丁玲 张爱玲
鉴于土地改革在中国发展史上的特殊意义，它也成为作家笔下被不断书写的主题。四十年代的解放区，丁玲、赵树理等老一辈现代作家，他们是土改运动的亲历者或是参与者。而受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为意识形态怎么写作，成为文学创作的目的；知识分子逐渐退出文坛主导地位，农民成为新的文学宠儿；昂扬的代替了过去的“无病”，这些都成为了四五十年代乃至以后的土改叙事的主潮。到了新时期，思想的空前解放和多种文化的侵入，人们对土改不再是一味的讴歌赞美，而是把它作为一段历史去重新审视，意识形态不再是创作的主题，对人性和的剖析成为关注的重点，出现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新特征。
首先，召开群众大会，主要目的是要让农民意识到自身与地主阶级的对立关系，这是土改的首要前提。小说以极大的篇幅去表现土改队在道德上和行为上的“高、大、全”，来确认这一领导组的权威地位，这样农民的成长过程就有了一个合格的启蒙者，他们通过自己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品格为土改这一行动增添了神圣性。接着，刘满为这场“仪式”提供了一个导火线，他与地主有着深仇大恨，他的话语激起了民众普遍的仇恨心理，个人的仇恨逐渐蔓延，成为群体的血债记忆。“群众变成了演员”[3]，高挥着拳头，高喊着口号，地主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作者通过这一系列的系统构建，将土改塑造成一场国家权威话语认证的过程，一场农民成长的翻身“仪式”。土改的正确性最大化的以一种集团广泛参与的方式得到确认，成为一场“仪式”性的革命话语。
而在张爱玲的笔下，土改是一场灵与肉的争夺战。在《秧歌》中，金根一开始对土改的支持完全是出于农民本质上对土地的热爱[4]，没有“仪式”性的集体灌输，只有个人情感的主导支撑。《赤地之恋》中，乡村本来是一个没有地主，大家自给自足的社会存在，强行进入的土改队被视为一个和谐社会的破坏因子。在所谓的诉苦会中，“这些工作队员秉着年轻人的热诚，用出了最大的力量，像施用人工呼吸一样，按掀着肚子把苦水挤出来”[5]，这里有一个消解，诉苦内容的真实性最大限度地被推翻。后来斗争对象的选出，也是大家勉强为了完成任务硬推出来的，这些都与丁玲似的“仪式”开头有着相反的作用，这样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仪式”只能是一场闹剧。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文采就是作家在这种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创作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生得颇有风度，有某些地方很像个学者的样子，这是说可以使人觉得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是赋有一种近于绅士阶级的风味”[6]，这是当时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特征，作者这样写带着一种嘲讽。丁玲着重说明文采在文化、学术上的成就，但这些与杨亮、胡立功等愿意接近群众的品性相比不值一提，甚至令人发笑。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极尽丑化和贬低，在以前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但在解放区文学中却是常见主题。单一得对文人的丑化，极易将知识分子的复杂性遮盖，而他们也在这种泛滥的自我批判中，成为集体发言的传声筒。因此，有人认为丁玲的写作是“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缺失”[7]。
张爱玲骨子里有着一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而其敏感的嗅觉又让她对时代的变化反应迅速。当三四十年代，左翼文潮席卷中国大陆时，张爱玲对其敬而远之，始终保持着自己对生命和人性应有的关切，而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就形成的社会观察者和发言者的身份，张在《赤地之恋》中进行了传承。小说是以主人公刘荃的视角来构建的，一位怀揣着崇高梦想的知识青年，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希望在与工农兵群众的相处中，达到自身净化，但是现实的打击却让他对土改发生了质疑。党口中的地主阶级，并不是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而所谓的诉苦会与斗争大会，只是干部伪造的一场骗局；人民对地主的仇恨也是反复演练、干部逼迫的结果，整个土改成了一场闹剧。文人不是手里的一粒棋子，不是需要改造的对象，而是社会黑暗的揭发者和社会职能的承担者。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暴力的斗争对象是村里“八大尖”之一钱文贵， “他不做官，也不做乡长，甲长，也不做写卖，可是人都得恭维他，给他送东西，送钱”，而刘满对于钱文贵的控诉，也使读者确信这是一个剥削农民、欺压百姓的地主恶霸。整个斗争大会成为了胜利者的一场庆功会，人们唱着统一的歌曲，喊着振奋人心的口号，将个体融化到集体中。在这种气氛下，个人对钱文贵罪行的控诉成为了集体的仇恨，人们完全消弭在集体的快感中，一场暴力顺势而发。那些打在地主身上的拳脚，被作者书写成几千年农民受压迫的一次偿还，是农民的大翻身。而暴力带来的伤害与苦痛，在这种集体的狂欢中被湮没。虽然钱文贵最后没有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但是干部张裕民的话发人深思：“要打死慢慢来！咱们得问县上呢！”暴力在这里是斗争的手段，是农民翻身做主的标志。
关键词：土改 丁玲 张爱玲
鉴于土地改革在中国发展史上的特殊意义，它也成为作家笔下被不断书写的主题。四十年代的解放区，丁玲、赵树理等老一辈现代作家，他们是土改运动的亲历者或是参与者。而受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为意识形态怎么写作，成为文学创作的目的；知识分子逐渐退出文坛主导地位，农民成为新的文学宠儿；昂扬的代替了过去的“无病”，这些都成为了四五十年代乃至以后的土改叙事的主潮。到了新时期，思想的空前解放和多种文化的侵入，人们对土改不再是一味的讴歌赞美，而是把它作为一段历史去重新审视，意识形态不再是创作的主题，对人性和的剖析成为关注的重点，出现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新特征。
一、关于土改的不同文学想象
土改在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意义想象，在丁玲这一批将个人的青春与热血灌注在其上的亲历者们来说，土改是他们政治理想实现的必经之路，对此他们饱含热情并积极参与了这一革命意识形态的生产中。土改这一过程，成为了一场塑造先进农民阶级、消灭地主阶级的神圣“仪式”。丁玲在创作时肩负着要将党内正在发生的土地改革合理化、经典化的任务，而“仪式”化恰好能赋予这一革命神圣性，农村在作者笔下是一个“需要改造、盼望改造的地方”。首先，召开群众大会，主要目的是要让农民意识到自身与地主阶级的对立关系，这是土改的首要前提。小说以极大的篇幅去表现土改队在道德上和行为上的“高、大、全”，来确认这一领导组的权威地位，这样农民的成长过程就有了一个合格的启蒙者，他们通过自己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品格为土改这一行动增添了神圣性。接着，刘满为这场“仪式”提供了一个导火线，他与地主有着深仇大恨，他的话语激起了民众普遍的仇恨心理，个人的仇恨逐渐蔓延，成为群体的血债记忆。“群众变成了演员”[3]，高挥着拳头，高喊着口号，地主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作者通过这一系列的系统构建，将土改塑造成一场国家权威话语认证的过程，一场农民成长的翻身“仪式”。土改的正确性最大化的以一种集团广泛参与的方式得到确认，成为一场“仪式”性的革命话语。
而在张爱玲的笔下，土改是一场灵与肉的争夺战。在《秧歌》中，金根一开始对土改的支持完全是出于农民本质上对土地的热爱[4]，没有“仪式”性的集体灌输，只有个人情感的主导支撑。《赤地之恋》中，乡村本来是一个没有地主，大家自给自足的社会存在，强行进入的土改队被视为一个和谐社会的破坏因子。在所谓的诉苦会中，“这些工作队员秉着年轻人的热诚，用出了最大的力量，像施用人工呼吸一样，按掀着肚子把苦水挤出来”[5]，这里有一个消解，诉苦内容的真实性最大限度地被推翻。后来斗争对象的选出，也是大家勉强为了完成任务硬推出来的，这些都与丁玲似的“仪式”开头有着相反的作用，这样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仪式”只能是一场闹剧。
二、知识分子身份的裂变
知识分子一直是社会变革的敏感反应器，因其独特的社会洞察力和时代责任感，他们一直将为天下民众请命作为自身职责，并为此做出执着抗争。他们时刻感受着时代变迁的细微变化，用自己的语言或文字成为时代的发言人。三四十年代之后，很多社会青年投奔到了旗下，文艺工作者此时成为需要改造的对象，成为集体利益的代言者，失去独立的声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文采就是作家在这种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创作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生得颇有风度，有某些地方很像个学者的样子，这是说可以使人觉得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是赋有一种近于绅士阶级的风味”[6]，这是当时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特征，作者这样写带着一种嘲讽。丁玲着重说明文采在文化、学术上的成就，但这些与杨亮、胡立功等愿意接近群众的品性相比不值一提，甚至令人发笑。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极尽丑化和贬低，在以前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但在解放区文学中却是常见主题。单一得对文人的丑化，极易将知识分子的复杂性遮盖，而他们也在这种泛滥的自我批判中，成为集体发言的传声筒。因此，有人认为丁玲的写作是“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缺失”[7]。
张爱玲骨子里有着一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而其敏感的嗅觉又让她对时代的变化反应迅速。当三四十年代，左翼文潮席卷中国大陆时，张爱玲对其敬而远之，始终保持着自己对生命和人性应有的关切，而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就形成的社会观察者和发言者的身份，张在《赤地之恋》中进行了传承。小说是以主人公刘荃的视角来构建的，一位怀揣着崇高梦想的知识青年，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希望在与工农兵群众的相处中，达到自身净化，但是现实的打击却让他对土改发生了质疑。党口中的地主阶级，并不是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而所谓的诉苦会与斗争大会，只是干部伪造的一场骗局；人民对地主的仇恨也是反复演练、干部逼迫的结果，整个土改成了一场闹剧。文人不是手里的一粒棋子，不是需要改造的对象，而是社会黑暗的揭发者和社会职能的承担者。
三、暴力的证明与拆解
每一场革命的展开，总是伴随着腥风血雨，曾说过“杆子里出政权”。中国从十九世源于：大学生毕业论文www.udooo.com
纪末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其间的暴力冲突无数。暴力的发生，意味着个体生命的消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暴力的斗争对象是村里“八大尖”之一钱文贵， “他不做官，也不做乡长，甲长，也不做写卖，可是人都得恭维他，给他送东西，送钱”，而刘满对于钱文贵的控诉，也使读者确信这是一个剥削农民、欺压百姓的地主恶霸。整个斗争大会成为了胜利者的一场庆功会，人们唱着统一的歌曲，喊着振奋人心的口号，将个体融化到集体中。在这种气氛下，个人对钱文贵罪行的控诉成为了集体的仇恨，人们完全消弭在集体的快感中，一场暴力顺势而发。那些打在地主身上的拳脚，被作者书写成几千年农民受压迫的一次偿还，是农民的大翻身。而暴力带来的伤害与苦痛，在这种集体的狂欢中被湮没。虽然钱文贵最后没有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但是干部张裕民的话发人深思：“要打死慢慢来！咱们得问县上呢！”暴力在这里是斗争的手段，是农民翻身做主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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