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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行政价值观主要体现为行政主体的主观倾向，体系性的政策文本是行政价值观演变逻辑的写照。以战略高度的五年计划（规划）文本为视角，解读行政价值观的阶段规律自然具有合理性。以此种方法为进路，明确以领导人更迭和重大历史事件划分行政价值观演变阶段的学理现状与优劣，以历次五年计划（规划）为载体，结合主要计划（规划）内容，创新性地提出五阶段划分法——社会主义改造与基本建设时期的行政价值观、“”时期的行政价值观、改革开放启动期的行政价值观、改革开放成型期的行政价值观与和谐社会建设时期的行政价值观。进而，分析各个阶段的特点，行政价值观演变的总体规律便愈发清晰，其在秉持视角、类型维度、目的、渊源、范畴等层面，逐步呈现出开放性、科学性、全面性、规范性与上升性的特征，反映出行政价值观演变的整体趋势。
关键词：行政价值观；五年计划（规划）；学理形态；阶段划分；阶段特点；总体规律
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2）０5－0083－06
公共行政价值及价值观的发展不仅受理论范式转换的影响，亦与经济的发展存在紧密关联，是行政领域为适应和怎么写作于经济的发展做出的一种必然的自我调节。当下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发展必然促动管理范式和行政价值观的变化，行政价值及行政价值观的研究自然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时代命题。2012年将要召开的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八届行政哲学研讨会将主题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视阈中的行政价值”，某种程度上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反映。
此外，建国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日益完备，由随意性逐步走向法治化和规范化，这在更高的层次上反映的是行政价值观的转变。以改革开放为界点对行政价值观的阶段进行考察，行政价值观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形态。处于动态发展的行政价值观具有怎样的演变逻辑，对社会发展具有何种意义，只有经过梳理和解读才能有所解答。五年计划（规划）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纲领性的意义，历经“一五”计划①到“十二五”规划的发展，五年计划（规划）更加规范和科学，是执政理念的集中反映，构成探究行政价值观演变规律的基础和策略选择。
因此，正确把握该组核心概念是建构研究的理论基础的重要方法路径。
关于公共行政价值，张富博士认为，“公共行政价值指的是公共行政对人类社会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它是公共行政追求的一种应然状态，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希望和理想、信仰和依托”(p.12)。其秉持的是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是从哲学领域客体对主体满足角度的阐释。张康之教授则对公共行政价值这样定义，“行政价值是行政人员对自我生命的界定”基于对前人研究的甄别，笔者认为行政价值和行政价值观间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行政价值是客观的范畴，行政价值观则是一种认知，属于主观的领域。行政价值只有经过行政主体作为相似度检测的能动行为才能够体现在行政主体思维和意念的层面，成为行政价值观的形态。
综上所述，可以对行政价值和行政价值观做如下定义：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对作为整体的人的满足，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然通过怎么写作的方式予以实现。行政价值观则是行政价值实现过程中行政主体的主观态度，主要通过基于职责和职能的行政行为予以体现，并最终演化为执政理念。这就使得研究脉络明朗化，通过历次政府报告、人大决议等相关文件中的计划安排解析行政行为，其体现的执政理念自然构成对行政价值观发展与演变的总结。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规范从创设到系统化、完善化的过程性和某些历史性的原因，并不是每次五年计划（规划）的解读都具备上述文件。特别是在“一五”至“五五”计划中，处于文件规范发展的初始阶段，计划从制定到批准的程序还不完善和科学，公开发表和经全国人大批准的只有“一五”计划，资料的先天性不足致使无法进行完备的文件解读。但这种缺失对于文献研究的纵向考察不具有性质和方向的误导，因为行政价值观演变的主要脉络来自于计划与计划之间的对比和解析，阶段性的特点主要是借鉴的作用。同时，每个阶段的行政价值观是动态的，而以文件的解读概述各个计划（规划）期间的价值观，是静态的研究，有所差异。然而，历次计划的梳理在整个逻辑脉络上呈现动态性，能较为客观地反映行政价值观的转变，因此静态的文件解读亦不构成对研究科学性的侵蚀。为便于研究，笔者选定以解读历次五年计划（规划）纲要为主线，根据需要以的建议、政府报告、人大决议的选择性解读为辅助；在计划纲要缺失的五年计划时期，则以解读政府报告为主，其他为辅；在五年计划（规划）相关文件较为完备的时期，则以解读建议、政府报告和五年计划纲要为主，使分析更具操作性。对历次五年计划相关文件的解读，简单地做如下安排：“一五”计划涵盖对《关于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全国人大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的解读；“二五”计划主要解读《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三五”计划主要解读《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和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报告（节选）；“四五”计划主要解读政府工作报告（节选）和人大决议；“五五”、“六五”计划的文本解读主要涉及计划纲要（草案）、政府报告（节选）和人大决议；“七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的解读则涵盖计划（规划）纲要、建议、政府报告和人大决议。
由此可见，目前国内学界虽然对行政价值观演变有一定研究，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上还远没有达到科学化、体系化、多元化的高度。同时，单一的理论研究视角亦有片面性之嫌，可能无法完全呈现行政价值观演变的真实状况。因此，以现实为基础，通过分析历次五年计划（规划）相关文件蕴含的行政价值观，探寻我国行政价值观演变的阶段规律，不啻为有效的研究路径。
以此种方法对行政价值观的阶段进行划分，而后通过历次五年计划（规划）进行梳理，很容易总结出领导人之间行政理念的差异，脉络简单，易于理解，但依据的要素过于单一，不利于揭示行政价值观的演变的内在促进因素和转变的细微过程，使得研究缺乏周密性和严谨性。
该时期行政价值观的类型，基本上可以用“建设”、“国家安全”和“国家责任”予以统摄。在对行政价值观进行细分的微观层次，“效率”、“节约”、“人性”、“平等”和“公正”等理念则又丰富其内涵。该时期行政价值观主要具有以下特征：行政价值观琐碎、不成体系；行政价值观缺乏明确的形式要件，没有明确的文本宣示；存在意识形态的特征，难以开放性地容纳更多理念。
该时期的行政价值观类型可主要概括为：“革命和阶级斗争理念”、“国家安全理念”和“工业优先、兼顾农业的效率观念”。三者之间有相对的一致性，基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前两者的要求在逻辑上是后者生成的促进因素。“革命和阶级斗争”是该时期的统帅理念，在五年计划上逐步形成优先的体现；同时，又是其他价值理念实现的手段和途径，具有方法论意义。总体而言，该时期的行政价值观随意性和个人意志性色彩浓厚，由建设理念到革命理念的转换，实质是将工作重心引向阶级斗争，从取得的社会效果和对国家发展影响角度解读，这种转变具有很大的消极性，是发展曲折性的体现。
行政主体，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的行为自觉是该时期行政价值观演变的重要促进因素，主要体现在对以往教训和国家现实的认知、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对发展策略抉择和对自身问题的认知方面。该阶段行政价值理念开始多元化，改革观和建设观处于统领的地位。通过对“六五”和“七五”计划相关文件的梳理，可以明晰“改革”在此时期的重要地位，“七五”计划的绪论明确将“改革”置于首要位置，是不可忽视的关键词。总而言之，“六五”和“七五”计划处于改革开放探索的初期，根据建设的需要，
从“八五”计划开始，五年计划文本的结构逐步固定和规范，建设计划的指导方针成为文本的常规内容，并一贯地处于统领全章的位置，标志着抽象行政理念的形式化和稳定化，行政的指导原则优先于行政行为的发生。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五年计划的制定在“八五”至“十五”期间日益完备化，形成一定的制度约束和制度惯例。计划的形成要经过建议、政府报告，最终经人大决议才构成效力与否的结论。同时，行政价值观呈现出系统化、体系化的特征：一是行政价值观可以比较清晰地分解为经济发展观、政府权责观、可持续发展观和法治观等理念构成，突破了以往比较笼统的状态，具备脉络化和类别化的特征。二是行政价值观的内涵逐步丰富和多元，有传统和现代结合的特色。
科学发展观是对“十一五”规划行政价值观的总体概括，促使行政价值观更加科学化和体系化。“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制定过程中，建议明确提出了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指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涉及经济建设、区域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在行政价值观形成途径的设计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参与拓
注释：
①五年计划（规划）的全称一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个五年计划（规划）”，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采用通用的写法，在下文涉及的部分一般用“××”计划（规划）予以代替。
②“要素说”主要有三种观点，即三要素说（廉政、勤政、行政人格）、四要素说（科学、、法制、怎么写作）和七要素说（、法治、权力、发展、政绩、人才、群众观），参见王伟：《廉政、勤政与行政人格——中国行政管理价值观的基本要素》（《洛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12期，第59页）。程国军：《社会转型期行政价值观念的转变》（《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2期，第2122页）。尤光付：《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行政价值观的七大取向》（《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5期，第100103页）。
③“效率-公平说”，主要是指开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在行政价值观上的能动影响。有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行政价值观正经历由效率到公平的转化。参见赵林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今日中国论坛》，2006年第5期，第2426页）。王声：《马克思主义政府行政价值观的思想传承与当代启示》（《理论月刊》，2008年第3期，第3841页）。
④“生态说”，持该主张的研究者主要探讨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政府行政如何体现生态保护的价值取向。参见缪家福：《论行政生态价值观与政府职能转变》（《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第99101页）。
⑤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将十四大和1992年同志的重要讲话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本文采用此说法作为依据对行政价值观的阶段进行划分。
⑥三年自然灾害：指发生在我国1959年至1961年的因异常天气等因素造成的粮食减产，人员死亡的事件。
参考文献：
张富.公共行政的价值向度[M].北京：编译出版社，2007.
张康之.论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价值选择[J].江海学刊，2000,(1).
[3]金太军.西方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J].江海学刊，2000,(6).
[4]谭功荣，赵松岭.三代领导人的行政价值观[J].行政论坛，2003,(4).
[5]上官建文.当代中国行政价值观的发展历程与趋势研究[D].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6]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
重要文件汇编[G]∥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杨 健]
关键词：行政价值观；五年计划（规划）；学理形态；阶段划分；阶段特点；总体规律
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2）０5－0083－06
一、引言
国内对公共行政价值的研究受学科恢复和重建的影响，起步晚，发展相对滞后，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较少，相对于公共行政学其他领域的研究而言，处于薄弱的环节，促进公共行政学的平衡、协调发展，加强对公共行政价值的研究正是对此种缺陷的弥补。公共行政价值及价值观的发展不仅受理论范式转换的影响，亦与经济的发展存在紧密关联，是行政领域为适应和怎么写作于经济的发展做出的一种必然的自我调节。当下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发展必然促动管理范式和行政价值观的变化，行政价值及行政价值观的研究自然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时代命题。2012年将要召开的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八届行政哲学研讨会将主题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视阈中的行政价值”，某种程度上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反映。
此外，建国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日益完备，由随意性逐步走向法治化和规范化，这在更高的层次上反映的是行政价值观的转变。以改革开放为界点对行政价值观的阶段进行考察，行政价值观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形态。处于动态发展的行政价值观具有怎样的演变逻辑，对社会发展具有何种意义，只有经过梳理和解读才能有所解答。五年计划（规划）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纲领性的意义，历经“一五”计划①到“十二五”规划的发展，五年计划（规划）更加规范和科学，是执政理念的集中反映，构成探究行政价值观演变规律的基础和策略选择。
二、概念诠释与文件梳理
在研究中，主要涉及行政价值与行政价值观的重要概念。两者之间的关联、研究秉持的视角以及内涵的维度都关乎研究逻辑的正确性。同时，以文本解读为基础的研究必须以合理的对象为前提，历次五年计划（摘自：本科论文www.udooo.com
规划）的相关文件范围的确定、文件在研究中的地位关系直接关乎研究的科学性。因此，梳理相关概念和文件是进行研究的前提，既有助于明辨问题，亦为行政价值观演变的阶段划分提供依据。(一)行政价值与行政价值观
目前，学界对行政价值和行政价值观的解读存在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对于两者的关系、异同缺乏详尽的阐述和共识。因此，正确把握该组核心概念是建构研究的理论基础的重要方法路径。
关于公共行政价值，张富博士认为，“公共行政价值指的是公共行政对人类社会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它是公共行政追求的一种应然状态，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希望和理想、信仰和依托”(p.12)。其秉持的是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是从哲学领域客体对主体满足角度的阐释。张康之教授则对公共行政价值这样定义，“行政价值是行政人员对自我生命的界定”基于对前人研究的甄别，笔者认为行政价值和行政价值观间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行政价值是客观的范畴，行政价值观则是一种认知，属于主观的领域。行政价值只有经过行政主体作为相似度检测的能动行为才能够体现在行政主体思维和意念的层面，成为行政价值观的形态。
综上所述，可以对行政价值和行政价值观做如下定义：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对作为整体的人的满足，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然通过怎么写作的方式予以实现。行政价值观则是行政价值实现过程中行政主体的主观态度，主要通过基于职责和职能的行政行为予以体现，并最终演化为执政理念。这就使得研究脉络明朗化，通过历次政府报告、人大决议等相关文件中的计划安排解析行政行为，其体现的执政理念自然构成对行政价值观发展与演变的总结。
(二)历次五年计划（规划）文件的界定
历次五年计划（规划）的相关文件是本研究依助和解读的对象，不同时期的文件数量和种类有所不同，根据文章写作要求和资料收集情况等因素，将相关文件限定在以下几个方面：历次（中国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的建议、历次含有五年计划（规划）的政府报告、历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纲要（草案）、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含有五年计划（规划）的政府报告的决议。为了行文的方便，在下文的写作中会分别以的建议、政府报告、计划纲要、人大决议等形式予以出现和代替。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规范从创设到系统化、完善化的过程性和某些历史性的原因，并不是每次五年计划（规划）的解读都具备上述文件。特别是在“一五”至“五五”计划中，处于文件规范发展的初始阶段，计划从制定到批准的程序还不完善和科学，公开发表和经全国人大批准的只有“一五”计划，资料的先天性不足致使无法进行完备的文件解读。但这种缺失对于文献研究的纵向考察不具有性质和方向的误导，因为行政价值观演变的主要脉络来自于计划与计划之间的对比和解析，阶段性的特点主要是借鉴的作用。同时，每个阶段的行政价值观是动态的，而以文件的解读概述各个计划（规划）期间的价值观，是静态的研究，有所差异。然而，历次计划的梳理在整个逻辑脉络上呈现动态性，能较为客观地反映行政价值观的转变，因此静态的文件解读亦不构成对研究科学性的侵蚀。为便于研究，笔者选定以解读历次五年计划（规划）纲要为主线，根据需要以的建议、政府报告、人大决议的选择性解读为辅助；在计划纲要缺失的五年计划时期，则以解读政府报告为主，其他为辅；在五年计划（规划）相关文件较为完备的时期，则以解读建议、政府报告和五年计划纲要为主，使分析更具操作性。对历次五年计划相关文件的解读，简单地做如下安排：“一五”计划涵盖对《关于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全国人大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的解读；“二五”计划主要解读《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三五”计划主要解读《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和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报告（节选）；“四五”计划主要解读政府工作报告（节选）和人大决议；“五五”、“六五”计划的文本解读主要涉及计划纲要（草案）、政府报告（节选）和人大决议；“七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的解读则涵盖计划（规划）纲要、建议、政府报告和人大决议。
三、行政价值观阶段划分的学理形态
随着国内行政学科的体系化和科学化，行政价值观的研究亦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主要涉及“要素说”②、“公平——效率说”③、“生态说”④等观点和主张。针对行政价值观的演变，学界有两种主要观点——以国家主要领导人变更为脉络的行政价值观阶段划分和以重大事件为线索的行政价值观阶段划分。(一)以人物为标志的行政价值观
以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变更为脉络，部分学者将建国以来行政价值观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的行政价值观、的行政价值观和的行政价值观[4](二)以事件为标志的行政价值观
以重大事件为线索进行阶段划分，建国以来行政价值观的演变可归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行政价值观（1949-1978）、改革开放后至党的“十四大”前的行政价值观（1978-1992）和党的“十四大”后的行政价值观（1992-）[5](pp.1018)，这种划分实质上与以国家主要领导人变更为脉络的划分具有一致性，只是在内容上稍有差异。第一阶段的行政价值观即是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行政价值观，主要涵盖奠定保障人体地位的行政价值观、廉洁奉公的行政价值观、注重公平与正义的行政价值观三个方面。第二阶段是以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行政价值观，在价值观构成上主要涉及实现富国强民的行政价值观、为民谋利的行政价值观、与法制有机结合的行政价值观。第三阶段则是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行政价值观，主要包括权责一致的行政价值观、开拓创新的行政价值观和以德辅法的行政价值观三个方面。由此可见，目前国内学界虽然对行政价值观演变有一定研究，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上还远没有达到科学化、体系化、多元化的高度。同时，单一的理论研究视角亦有片面性之嫌，可能无法完全呈现行政价值观演变的真实状况。因此，以现实为基础，通过分析历次五年计划（规划）相关文件蕴含的行政价值观，探寻我国行政价值观演变的阶段规律，不啻为有效的研究路径。
四、我国行政价值观的演变阶段——以历次五年计划（规划）文本为载体
行政价值观是行政主体践行行政价值过程中主观态度的倾向和向度，行政主体在思维和行为上的模式对行政价值观的演变具有直接的影响。同时，社会中新问题、新诉求的涌现以及重大历史事件亦会对行政体系形成震动，间接地促进行政价值观的改变，所有这些都集中地体现在历次五年计划（规划）的安排上。因此，以五年计划（规划）为依据对当代我国行政价值观的阶段进行划分必须考虑多重因素，既要重视上文述及的国家领导人更替的影响、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也要考虑五年计划（规划）本身的内容特点，对行政价值观的演变阶段做出合理的划分源于：毕业生论文网www.udooo.com
。(一)以国家领导人更替为依据的阶段划分
按照国家领导人更替划分行政价值观的发展阶段，可以明显地将建国以来行政价值观演变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的行政价值观（“一五”至“五五”计划）；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的行政价值观（“六五”计划和“七五”计划）；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时期的行政价值观（“八五”至“十五”计划）；同志执政以来的行政价值观（“十一五”与“十二五”规划）。以此种方法对行政价值观的阶段进行划分，而后通过历次五年计划（规划）进行梳理，很容易总结出领导人之间行政理念的差异，脉络简单，易于理解，但依据的要素过于单一，不利于揭示行政价值观的演变的内在促进因素和转变的细微过程，使得研究缺乏周密性和严谨性。
(二)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依据的阶段划分
按照重大历史事件对行政价值观进行划分，最明显的标志是以改革开放为界点，将历次五年计划（规划）归为改革开放前的五年计划（“一五”到“五五”）和改革开放后的五年计划及规划（“六五”到“十二五”）[6](pp.796798)。同时，依据“”、中国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及同志1992年重要讲话⑤，可以对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阶段进行再划分，分为四个阶段：建国初期的行政价值观（“一五”和“二五”计划）；“”时期的行政价值观（“三五”到“五五”计划）；改革开放启动期的行政价值观（“六五”到“八五”计划）；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行政价值观（“九五”计划到“十二五”规划）。其中，“五五”计划较为特殊，1975年制定，1977年修订，1978年做关于“五五”计划的政府报告，横跨“”和走向改革开放的转型阶段，根据其内容的特点，笔者将其归为“”时期解读的范围。此种划分能较为明确地反映历史事件对行政价值观的影响，是对历史事件本身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折射出历史事件对行政价值观自然演变的强力扭转，这种扭转具有两面性的特征，“”和改革开放就在总体上呈现出对行政价值观“恶性”和“良性”两种不同性质的影响。这自然透露出该种划分方法存在的重大缺陷，即难以明确反应行政价值观的自然演变。(三)以五年计划主要内容为依据的阶段划分
按照历次五年计划的重要内容，可以将公共行政价值观的演变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价值观；农业恢复时期的价值观；经济改革和建设时期的价值观；和谐社会建设时期的价值观。此种方法的划分，便于理清各个时期的建设重点，从行政职能和行为中辨别价值观的取向。与此相对应，建设重点存在延续性的特点，很多重点内容贯穿历次五年计划（规划），因此，对于具体时间段的界定则显得困难，将历次五年计划（规划）划属某个阶段的尝试缺乏可操作性。另外，对于重要内容的关注往往使得对行政价值观的论证趋于单一、公共行政发展中出现的公平、法制等价值观的重要构成难以成为其述及的内容。
综上所述，以某项单一标准为划分依据，难以在整体时间脉络上与五年计划（规划）相对应，不能对十二个五年计划（规划）的演变做出合理划分——要么难以反映行政价值观演变的细微变化，要么不能显现领导人的作用，要么不能完整地将五年计划（规划）归于某个阶段。因此，将上文三种划分方法中具有问题意识的行政价值观阶段合理攫取，构成阶段划分的最佳组合：社会主义改造与基本建设时期的行政价值观（“一五”至“二五”计划）；“”时期的行政价值观（“三五”至“五五”计划）；改革开放启动期的行政价值观（“六五”至“七五”计划）；改革开放成型期的行政价值观（“八五”至“十五”计划）；和谐社会建设时期的行政价值观（“十一五”至“十二五”规划）。此种划分既能显现几代领导人更迭对五年计划（规划）和行政价值观演变的影响，又能紧扣历史事件和五年计划（规划）的重点内容，更能反映某些领导人任内前期和后期的变化（如：前两个阶段的划分即能反映时期前期和后期行政价值观的差异），是解读以五年计划（规划）为载体的行政价值观演变的合理阶段划分。五、我国行政价值观发展中的阶段特点
行政价值观五阶段划分的科学性，不仅源于对各种影响要素的考量，更在于各个阶段本身的特殊性。每个阶段的特点使行政价值观呈现多元样态，而正是各个阶段的延续与衔接构成了行政价值观演变的整体脉络，为总结行政价值观的总体规律奠定了基调与前提。(一)社会主义改造与基本建设时期的行政价值观
该阶段大致的时间脉络是1953年至1962年，涵盖“一五”和“二五”计划。国家处于基本统一时期，面临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重任，怎样建设国家、建设怎样的国家成为政府正视的问题和工作的中心。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等国际环境因素的存在，此时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行政价值观更多渗透国外因素的影响。该时期行政价值观的类型，基本上可以用“建设”、“国家安全”和“国家责任”予以统摄。在对行政价值观进行细分的微观层次，“效率”、“节约”、“人性”、“平等”和“公正”等理念则又丰富其内涵。该时期行政价值观主要具有以下特征：行政价值观琐碎、不成体系；行政价值观缺乏明确的形式要件，没有明确的文本宣示；存在意识形态的特征，难以开放性地容纳更多理念。
(二)“”时期的行政价值观
该阶段的时间脉络大致为1966年至1980年，涵盖“三五”至“五五”计划。受“二五”计划实施期间三年自然灾害⑥的影响，“三五”计划设计的内容开始出现重大转变，特别注重农业的发展。另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决定，1979年为适应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对计划纲要进行的调整，要做特别对待。本阶段主要考察受“”影响的行政价值观演变。该时期的行政价值观类型可主要概括为：“革命和阶级斗争理念”、“国家安全理念”和“工业优先、兼顾农业的效率观念”。三者之间有相对的一致性，基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前两者的要求在逻辑上是后者生成的促进因素。“革命和阶级斗争”是该时期的统帅理念，在五年计划上逐步形成优先的体现；同时，又是其他价值理念实现的手段和途径，具有方法论意义。总体而言，该时期的行政价值观随意性和个人意志性色彩浓厚，由建设理念到革命理念的转换，实质是将工作重心引向阶级斗争，从取得的社会效果和对国家发展影响角度解读，这种转变具有很大的消极性，是发展曲折性的体现。
(三)改革开放启动期的行政价值观
该阶段的大致时间脉络是1981年至1990年，涵盖“六五”和“七五”计划。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后制定的前两个五年计划，其在很多领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促进了工作重心的转移，为后来五年计划（规划）的制定奠定了基础。行政主体，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的行为自觉是该时期行政价值观演变的重要促进因素，主要体现在对以往教训和国家现实的认知、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对发展策略抉择和对自身问题的认知方面。该阶段行政价值理念开始多元化，改革观和建设观处于统领的地位。通过对“六五”和“七五”计划相关文件的梳理，可以明晰“改革”在此时期的重要地位，“七五”计划的绪论明确将“改革”置于首要位置，是不可忽视的关键词。总而言之，“六五”和“七五”计划处于改革开放探索的初期，根据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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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领域都有所革新，行政理念变化颇多，而探索阶段试探性和不成熟性特征使得行政价值观处于多动和不成形的状态。环保理念和法制理念是典型表现，两者都代表着行政价值观的转变和革新，但仍处于发展的状态。从整体角度而言，行政价值观的发展和演变在该时期是对实事求是作风的回归。(四)改革开放成型期的行政价值观
该阶段的大致时间脉络是1991年至2005年，涵盖“八五”至“十五”计划。该时期国家各项事业步入正轨，五年计划的制定日趋成熟，执政理念日益规范化和科学化，逐渐形成公共行政价值观的体系。从“八五”计划开始，五年计划文本的结构逐步固定和规范，建设计划的指导方针成为文本的常规内容，并一贯地处于统领全章的位置，标志着抽象行政理念的形式化和稳定化，行政的指导原则优先于行政行为的发生。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五年计划的制定在“八五”至“十五”期间日益完备化，形成一定的制度约束和制度惯例。计划的形成要经过建议、政府报告，最终经人大决议才构成效力与否的结论。同时，行政价值观呈现出系统化、体系化的特征：一是行政价值观可以比较清晰地分解为经济发展观、政府权责观、可持续发展观和法治观等理念构成，突破了以往比较笼统的状态，具备脉络化和类别化的特征。二是行政价值观的内涵逐步丰富和多元，有传统和现代结合的特色。
(五)和谐社会建设时期的行政价值观
该阶段主要指称“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涉及2006年至2015年的规划安排。我国社会的发展呈现新的特点，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成为行政行为的重要理念和旨向，行政价值观更加显化和明确。行政决策主体的高度自觉明显而直观地推动了行政价值观的发展与演变，这对于认知行政价值观的未来走向具有积极性的意义。科学发展观是对“十一五”规划行政价值观的总体概括，促使行政价值观更加科学化和体系化。“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制定过程中，建议明确提出了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指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涉及经济建设、区域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在行政价值观形成途径的设计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参与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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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行政价值观的来源，个体理念、社会共识、社会价值开始进入行政价值观的生成领域，便于更为直观地反映社会现实和公民的直接利益诉求；在行政价值观内容上，变化主要体现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安排，以人为本、人民切身利益的关切、共享改革成果等一系列新用语的出现昭示着新的价值内涵的产生，个体的权益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六、我国行政价值观演变的总体规律
通过对“一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相关文件的梳理，我国行政价值观演变的脉络得到较为清晰的展现。我国行政价值观是包容性的体系，虽然经历过曲折，但先进性、科学性、性、开放性是其总体的发展趋势。(一)行政价值观的秉持视角由封闭走向开放，由隐蔽走向明确主张
行政价值观秉持视角经历了从意识形态主导到以社会、公民的发展为基点的过程，社会责任丰富了行政主体的基本价值内涵，与国家责任一起成为行政价值观的基本构成。我国行政价值观的明确化主要表现为内容的演变，从“六五”计划以前的行政价值观隐含、“七五”至“十五”计划指导方针的引领，到“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科学发展观的明确昭示，行政价值观成为行政主体公开、规范统摄建设全局的意思表示。(二)行政价值观的类型与维度日益多元，具备系统、先进与科学性的特征
行政价值观类型与维度的拓展和纵深是明显的，逐步由“一五”计划单一的数量追求发展成为包括全面发展的经济建设观、法治观、权责观、可持续发展观、和谐发展观在内的完备价值观体系，发展为多元构成。在单个行政价值观构成上，亦存在纵深和延展，不断吸取新的理念丰富自身，例如：对人权的正确认知，“法制”向“法治”的转变，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与时俱进、科学性是行政价值观发展的必然趋势。(三)行政价值观的目的取向由单向度发展逐步拓展为协调、全面发展
在早期的五年计划当中，行政价值观主要指向对经济建设的规束和引导；直到“九五”计划相关文件明确提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6](p.161)，行政价值观的目的才开始脱离狭隘的维度；“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则将行政价值观的目的指向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的全面发展，行政价值观取向日益多元和完备。同时，“九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相继实施的科技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城镇化战略、人才强国战略表明越来越多的领域受到重视，行政价值观的向度在各领域间的发展上日趋协调和平衡。(四)行政价值观的渊源逐步脱离随意性，走向规范
“一五”至“五五”计划的行政价值观渊源不规范，没有固定的依据，具有随意性的特点，领导人的个体话语和个人意志往往占据行政价值观构成的主导地位，左右行政价值观的发展。“六五”计划以后对法制和规范日益注重，建议、政府报告、五年计划和法律共同构成行政价值观的重要渊源。另外，社会共识、社会价值亦通过较为制度化的渠道参与到行政价值观的形成当中，使得行政价值观的发展更加规范。(五)行政价值观是历史的范畴，体现在自身发展和相关主体的认知领域
行政价值观在自身发展上的历史性主要指价值内涵的演变。以时间为依据，一些价值内涵必然因为使命的终结或本身的正误属性等原因进入历史范畴，而另一些反映社会和人类发展规律的新理念则成为行政价值观的新视野，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的生成，等等。行政价值观在认知上的历史性主要指行政主体和评价主体对理念的认同问题，受主体知识水平和认知程度的影响，认同是一个不断接受理念、扬弃理念的过程，自然处于不断的演进当中。注释：
①五年计划（规划）的全称一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个五年计划（规划）”，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采用通用的写法，在下文涉及的部分一般用“××”计划（规划）予以代替。
②“要素说”主要有三种观点，即三要素说（廉政、勤政、行政人格）、四要素说（科学、、法制、怎么写作）和七要素说（、法治、权力、发展、政绩、人才、群众观），参见王伟：《廉政、勤政与行政人格——中国行政管理价值观的基本要素》（《洛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12期，第59页）。程国军：《社会转型期行政价值观念的转变》（《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2期，第2122页）。尤光付：《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行政价值观的七大取向》（《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5期，第100103页）。
③“效率-公平说”，主要是指开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在行政价值观上的能动影响。有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行政价值观正经历由效率到公平的转化。参见赵林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今日中国论坛》，2006年第5期，第2426页）。王声：《马克思主义政府行政价值观的思想传承与当代启示》（《理论月刊》，2008年第3期，第3841页）。
④“生态说”，持该主张的研究者主要探讨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政府行政如何体现生态保护的价值取向。参见缪家福：《论行政生态价值观与政府职能转变》（《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第99101页）。
⑤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将十四大和1992年同志的重要讲话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本文采用此说法作为依据对行政价值观的阶段进行划分。
⑥三年自然灾害：指发生在我国1959年至1961年的因异常天气等因素造成的粮食减产，人员死亡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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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