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论》对象、方法和分新范式设计

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句话是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经典表述。我们可以将马克思这一经典表述解读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生产力基础的生产组织或劳动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发现了这种经济形态的特殊运动规律。这就是说，《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论》的宏大的理论体系的展开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个根本的方法论原则，具体化为经济学分析的一系列规范：(1)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2)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3)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人的经济行为；(4)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以及道德规范。
关键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对象；方法论；分析范式；经济形态
1005-2674(2012)06-001-06

一、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句话是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经典表述。要想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首先需要弄清“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的含义。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生产方式”是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而且在不同的语境下，马克思赋予它的含义往往是各不相同的。他大致是在三种含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第一，指生产方法或劳动方式，即采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通过什么样的劳动组织进行生产。这是在生产力的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个范畴。第二，指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生产关系特指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范围内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机构中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的关系；广义的生产关系则指包括生产、流通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关系体系。第

三、指社会经济形态，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

那么，马克思在规定《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时，是在上述哪一种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的?如果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可以将马克思的表述改写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很显然，无论从狭义还是广义的生产关系来看，这样使用“生产方式”这个概念都是不符合逻辑的。如果在第三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同样是说不通的。因为这样等于说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经济形态”的外延大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已经将它们包含了。可见，马克思只能是在第一种意义上，即生产力的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的。马克思在这个意义的“生产方式”前加上“资本主义”这个定语，是要表明，他所要研究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形成的生产力基础的特定生产方式。我们不能因为“生产方式”之前有“资本主义”这个定语，就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经典表述解读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生产力基础的生产组织或劳动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关系，是狭义的，即直接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这种解读是与作为《资本论》的方法论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相一致的。按照这个原理，研究任何社会经济形态，都必须首先研究作为其根基的生产力。事实上，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写成的大量笔记和手稿表明，他对生产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地反映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中。在那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产生到确立的历史过程的阐述，正是以劳动组织由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工厂的发展为基础的。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不是工程和工艺的研究，也不是科学技术史的考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研究的着眼点，在于体现在新的生产资料上的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组织的演化，以及这种演化如何引致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
根据以上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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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以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表述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因为马克思的表述，既包括生产力，又包括广义的生产关系，而经济形态正是这二者的统一。《资本论》的这个研究对象，是由它的研究目的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都是由内在于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的。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运动规律，就必须研究它所特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评论所证明。”在当时的《资本论》评论者中，有人认为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有人说这就是英国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法；有人“发现”马克思用的是分析的方法；有人还攻击马克思的方法是“黑格尔的诡辩”。为了澄清这些人造成的混乱和误解，说明自己的方法，马克思对一位叫考夫曼的俄国学者写的一篇专谈《资本论》的研究方法的文章作了具体评论。考夫曼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即唯物主义的，而叙述的方法不幸是黑格尔辩证法这种“坏的唯心主义”。他大段地引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之前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序言中关于经济学方法问题的论述，并加以详细解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引用考夫曼的解说之后说：“这位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描述的方法不正是辩证法吗?”但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辨证法根本不同。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是思维的外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人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我们知道，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事物的内在矛盾推动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的学说，它对自然和社会两个领域都是适用的。马克思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到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中，得到了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结论。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发现了这种经济形态的特殊运动规律。这就是说，《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上面提到的那位俄国学者考夫曼在他的文章中引证的，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马克思将这个表述称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让我们来看看这段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解释社会经济运动和发展，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灵魂，也是贯穿全部《资本论》的一条红线。拿《资本论》第一卷来说，从第一篇分析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直到到第七篇分析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具体表现。
对于马克思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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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研究和《资本论》写作，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论原则。除了这个居于研究指南地位的方法之外，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还探讨了抽象思维和理论研究的一般方法。例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论述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按照马克思对这一方法的辨证唯物主义的解释，科学的抽象是以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为根据的，因而具体存在的事物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经过科学的抽象，作为出发点的具体，在研究结果中表现为多样性的统一，即从具体存在中分析和提炼出来的许多简单的、抽象的规定或范畴的综合。马克思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直白地说，所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用抽象的概念或范畴对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内在联系进行理论描述的方法，或者说是阐述理论的方法。这种阐述方法，是以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研究方法为前提的。在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过程中，“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而在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阐述过程中，“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针对考夫曼把自己的方法误解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时指出：“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探讨了与上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相联系的理论阐述应按历史顺序还是逻辑顺序进行的问题。他认为，在一定限度内，在历史上曾作为独立的现象先于当前所要描述的发展了的复杂具体而存在的简单范畴，可以作为理论思维的起点。比如商品，它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它又发展为社会财富的一般形式或最简单的要素，所以，要对资本加以理论阐释，必须以商品为起点。在这种场合，理论阐述的逻辑顺序与历史发展的顺序是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情况下，要保证理论推演的科学性，逻辑又必须摆脱历史顺序的制约。比如地租这个范畴，它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但要说明资本主义的地租，必须先说明作为其来源的剩余价值。在这种场合，逻辑与历史是不一致的，甚至可能是相反的。马克思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把经济范畴按他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排列起来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可见，决定理论阐述中各种范畴出现顺序的，是这些范畴所反映的各种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这是保证理论阐述的科学性的一条原则。无论理论阐述中的逻辑是否与历史顺序相符，只要它遵循了这条原则，它就是科学的。

三、关于《资本论》的分析范式

在《资本论》的宏大的理论体系的展开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个根本的方法论原则，具体化为经济学分析的一系列规范。

1.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作为其具体表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的。一切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发生的重要变革的原因，归根结底都是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根据这个分析规范，成功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说明了资本主义作为与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马克思是第一个深入地进行制度分析或制度变迁研究的学者。由于将资本主义视为万古不变的自然法则，制度变迁研究在很长时间内被排除在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流经济学研究之外。上世纪下半叶在西方时兴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但是，由于离开生产力发展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用杜撰出来的所谓“理性人”的交易费用计算来解释制度变迁，新制度主义与实际发生的经济制度变迁史基本无关。除了得出资本主义是交易费用最小因而是最优的制度这类辩护性结论之外，其科学价值几乎等于零。事实上，迄今为止，新制度主义者甚至拿不出一个内涵和外延明确的交易费用定义。

2.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

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包含的四个环节。在这四个环节中，生产是首要的或最基础的环节。没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无从谈起。与社会再生产的这四个环节相对应，整个社会经济关系体系或者说广义的生产关系，又是由直接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或狭义的生产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由生产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首要性决定，在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生产关系具有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性质都是由它的性质派生出来的。而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说到底，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这是因为，谁占有了生产资料，谁就控制了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而谁控制了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谁就在分配关系、交换关系以至消费关系中居于主导的地位。马克思首先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研究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其实也就是首先研究“资本”这样一种财产形式或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基本规定。正是这些基本规定决定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性质。
与马克思的这个分析规范不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斯密和李嘉图开始就一直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与人类的自私本性相适应的永恒制度，因而它是没有历史、不会变化的，能够改变的只是分配和交易方式。马克思谈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时指出：“他们所要说的是，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在分配上，他们则相反地认为，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是错误的。而错误的方法使他们不断发明出荒唐可笑的理论。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相关的问题上，一个当代的笑话就是所谓“人力资本理论”。按照这种理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其实也是资本家，不过不是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本家，而是人力资本家。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以及由此发生的雇佣劳动关系和剥削压榨，就消失在人人都是资本家的美好幻境中了。更可笑的是，某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还厚着脸皮故作天真地提出这样的伪问题：为什么总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并且故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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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地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天然合理。此外，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新制度主义的交易费用学说，在这方面也是一个荒谬的典范。这个学说的问题在于颠倒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或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交易关系的关系，将后者说成是决定前者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把交易形式作为划分历史时期标准的德国旧历史学派代表希尔德·布兰德的批判，完全适合当代的交易费用学说。马克思指出：“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上，货币关系，写者和卖者的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交易方式的社会性质；相反，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然而，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作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

3.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人的经济行为

从《资本论》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的经济行为包括人的行为目标(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分析，是以历史形成的既定社会经济关系为前提的。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说明社会关系对个人行为的制约性的名言：“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撇开社会生产关系，以某种抽象的人性检测设或个人的自由意志为出发点来分析人类的经济行为，是不可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的。因为，舍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舍去人作为某个阶级或阶层的成员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个孤立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如果再从这种个体所具有的生理本能引出“自利倾向”之类的人性检测设，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也就会被荒谬地归结为一个又一个的《鲁滨逊漂流记》式的故事。这种所谓的经济分析实际上是什么都说不清楚的。例如，如何解释资本家和工人对工资提高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为什么这时前者痛苦而后者高兴?为什么同样是具有自利倾向的人，价值取向却截然相反?显然，自利倾向之类的人性检测设，解释不了这种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然而，只要我们将这里所说的人放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问题的答案就一目了然了：这是资本与劳动对立的利益关系的必然表现。
从脱离社会关系的个人的“理性”出发进行经济行为分析，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沿用至今的方法论传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在200多年后的今天，号称现代经济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分析，仍以孤立的个体的自利倾向为基本检测设，继续讲述着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决定了这种分析的非现实性。事实上，我们在微观经济学中是看不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两个主要经济关系当事人即资本家和工人的。拿它的所谓厂商理论来说，其实这仅仅是个最大利润产量的决定方法，根本就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结构中去，连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生产在他们的理论中是一个没有打开的黑匣子。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生产理论与资本主义生产中发生的实际进程关系甚微，从其中是看不见资本家与工人这两个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角色的利益关系。在微观经济学中，这种利益关系是由所谓要素理论来解释的，利润和工资这对在实际经济中原本是对立统一的范畴，被说成是分别由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时时发生的延长工作日、提高劳动强度、削减必要劳动时间以相对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等等事件，统统都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将这种理论与《资本论》第一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比较一下，前者的肤浅空洞和后者的深刻厚重，有若黑白般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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