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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6－0086－04
2012年4月28日，由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和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协办的“《资本论》与当代经济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井冈山召开。来自全国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资本论》与当代经济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探讨了《资本论》劳动过程理论的生态学问题。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最经典定义出自《资本论》第5章“劳动过程”一节。在该节中，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定义包含“目的实现”和“物质代谢”的双重逻辑，并由此产生两种对马克思的不同评价：马克思是一个主张“对自然的支配”的人类中心主义者；马克思是一个强调“自然的根源性”的自然中心主义者。如何看待这两种评价，韩立新教授认为，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双重逻辑和两个评价是矛盾的，但是如果从唯物辩证法出发，这一矛盾就不再是矛盾，而是更高层次的统一，即以“根源性自然”为基础的“目的实现”和“物质代谢”的辩
关于价值转形问题，江西财经大学罗雄飞教授认为，人们长期忽视了马克思转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从而认识不到马克思强调的“误差”的意义。事实上，投入转化为生产后的总生产、总利润与最初的总价值、总剩余价值能否同时相等并不是马克思转化理论的实质，生产决定能否在不同条件下始终以价值规律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而这一点是完全能够得到证明的。所谓“转形问题”的百年争论，反映了不同经济理论的方法论思想的冲突。新古典经济学家在验证马克思转化理论的过程中出现种种逻辑问题，这恰恰暴露了它自身的根本缺陷。由于不能正视自身的“资本计量问题”，它不可能认识到马克思所说的“误差”及均衡利润率与货币利润率的差异；由于数学形式化，它难以理解所谓“一般条件”的现实含义，因而不自觉地陷入一种逻辑悖论而又无力自省。
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教授认为，所谓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矛盾，即根据第一卷的劳动价值论计算的单位商品中包含的全部劳动与根据第三卷的平均利润率计算的商品的不成比例，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在利润平均化之前的劳动和利润平均化之后的之间没有可比性。一旦使用正确的比较方法，即总是比较同一条件下的劳动与，并在比较中始终坚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括第一种含义和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基本原理，则立刻就会发现，同一商品的总是与其内含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成比例，不同商品的比率总是与它们内含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的比率相等。这个结果，无论是在利润平均化之前还是在利润平均化之后，都毫无例外地成立。
日本岛根县立大学张忠任教授仔细考察了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并进一步界定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外延。在此基础上，他讨论了固定资本不变条件下，流动资本(不包括可变资本)与产出量的关系。他认为，从微观上看，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商品价值量几乎没什么影响。此时，如果“商品的价值量”中所转移的旧价值的部分不为零，而商品的价值量仅指活劳动所创造的部分，那么，“成反比”是肯定成立的。如果从中观上来看，“成反比”也是肯定成立的。张忠任教授还探讨了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的命题。他认为，在微观上，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劳动生产率与在一定时间内的劳动所创造的附加价值量成正比的命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中观或宏观上来看，这一命题必须用商品价值的“期差性”理论才能解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生产者的“双重自由”(能够自由地出卖劳动力，并且自由得一无所有)或其无产阶级化，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前提条件；而劳动力商品化，又是形成一个普遍化的商品经济，亦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马克思的上述命题并没有区分劳动力商品化和无产阶级化，这两者被看成是同一的过程。但是，清华大学孟捷教授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两者并不总是同时发生的。生产者出卖其劳动力，并不需要以无产阶级化即生产者丧失生产资料为前提；各种不同形式的半无产阶级化反而构成了劳动力商品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无产阶级化更应看成资本主义相对成功的发展所带来的结果。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农民的半无产阶级化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区分了无产阶级化和劳动力商品化；把半无产阶级化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他们的分析包含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将自然而然地推动半无产阶级化向无产阶级化转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对劳动者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使劳动者获得了人身自由；二是造成了新的奴役。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教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前提的，大量的劳动者在改革进程中逐步从旧体制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同时也失去了生产资料或其他赖以生存的体制条件，成为了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被雇用者”。农村居民是通过两个步骤完成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第一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村劳动者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隶属地位下解放出来；第二步，城市大开发使大批农村劳动者再次从土地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过程。城镇居民则主要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中被“写断工龄”、“下岗”，从而与公有制生产资料彻底脱钩的，但他们与生产资料分离后却陷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中。所以，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在今天仍有相当的解释力。
自从《资本论》出版以后，马克思一直抱怨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为此，江西财经大学许光伟副教授认为，马克思方法论的主旨在于打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解释学循环工作图式，还原“历史”，解释“科学”。其规划的工作路线是历史一科学，工作模式是历史方法和数学方法的结合。马克思不是用公理、定理和辅助定理的理论形式来叙述自己的解释历史
江西财经大学黄文华教授在分析了人们关于剥削本质的片面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解析，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抽象概括了剥削的本质，即剥削就是通过超经济的或经济的单向度的强制支配力占有他人无偿劳动或强占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根据这一对剥削本质的内涵界定，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剥削的基本形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毛立言研究员认为，我国现实社会的发展阶段判断问题，亦即我国社会现阶段的历史定位问题，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首先解决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考和考察未来新社会的产生及其基本特征时，有两种研究视角，即逻辑的视角和历史的视角。当马克思从历史的视角具体地考察和研究某一国家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具体道路时，则是从现实的客观条件出发，坚持逻辑和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来认识问题。历史经验使我们深切体会到，为了使社会主义具有生机和活力，必须把它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实践表明，随着对所处历史阶段问题认识的日益深刻、具体和全面，即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定位越准确，改革的目标模式也就越清晰、越科学，对改革的性质和发展战略、策略的把握也就越正确。
近几年，我国非常强调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必要性，但是在产业结构优化标准的问题上，流行的观点往往把西方国家产业发展模式看作样板，主张中国应当按照西方的产业发展模式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升级。对此，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提出了三点质疑。首先，一个高级而先进的产业结构应保证实现充分就业，而西方国家就业形势长期严峻。其次，一个高级而先进的产业结构应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西方经济却长期低迷。再次，一个高级而先进的产业结构应保证国家竞争力提高，而不少西方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却陷入衰竭。何自力教授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势和实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其实质是资本谋求最大利润的手段，而资本追求利润的结果是技术代替劳动，造成资本主义的失业问题；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从而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停滞；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调整，会造成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瓦解，从而造成资本主义制度竞争力的丧失。因此，不能片面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先进和高级的，中国不应简单照搬和复制西方的产业发展模式。
山东财经大学董长瑞教授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发展中国家规律性的现象，但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有警示作用。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而《资本论》是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良方。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以人的共同发展为社会生产目的，以劳动价值论为收入分配的基础理论，实行以计划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
江西财经大学彭新万副教授认为，对统筹城乡发展中制度创新，应该从联动视角进行考察，这一视角既能避免制度作用耗损，更能挖掘制度潜力。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性制度联动改革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本质上是实现农村土地由“资源”向“资产”转化问题，户籍改革本质上是一个与城市化机制相伴的公共福利和公共怎么写作问题。以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配以激励和补偿机制建立，有助于推动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从中长期看将有助于提升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水平，最终促使农村发展模式根本转型及其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江西财经大学杨勇博士认为，典当对江南民众的生产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典当业长期以来被视为“暴利剥削”的代表。事实上，近代江南典当业的实际盈利水平并不高。虽然近代江南并未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典当业的利润水平依然符合马克思《资本论》的平均利润理论。
中国是一个具有长期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家，幅员辽阔，具有独特的政治制度和独特的二元经济结构，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不少的体制性矛盾，迫切需要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指导去解决。换句话说，解决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不能回避历史因素和体制演进的“路径依赖”，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地区经济不平衡也是一个制约解决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政治因素”；建设市场经济体制所覆盖的就业、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具体到社会阶层和城乡不同人群的解决方案，必须运用政治经济学思维。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理论创新的任务刻不容缓。复旦大学张晖明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正逢其时。既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教条化，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就说成是西方经济理论指导带来的，也是一种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的“迷信”。这两种迷信都是要不得的。实际上，大量研究表明，2008年最先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上也暴露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自身的致命缺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观、方法论以及“经济人”检测定等都面临着挑战。遵从主流经济学指导的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暴露出严重的消费主义，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我们在肯定“主流经济学”对于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的前提下，也要客观、公正地看待其内在缺陷，看到主流经济学对于弥补这些缺陷所做的努力。
近些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声音”弱化了，经济学界流行着“西方范式”，西方标准成为唯一“科学”的标准，然而，用西方的方案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否奏效实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只有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才能解决当前及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实践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案例和理论元素，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充分的素材和案例，需要我们随着时代的变迁在理论上，加以挖掘、提炼和升华，并在经济学学科体系上得到体现。
[责任编辑 李文苓]
2012年4月28日，由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和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协办的“《资本论》与当代经济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井冈山召开。来自全国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资本论》与当代经济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进一步推动对《资本论》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创立以来，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若干重大理论争议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和再研究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前提和基础。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就“斯蒂德曼诘难”、“世纪之谜”问题、价值转形问题和“置言定理”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理论脉络梳理和创新性研究。马艳教授认为，“斯蒂德曼诘难”的并非是要在其理论逻辑上突破，而是可以运用联合生产思想，从污染产品的“负价值”出发，解释“负价值”的存在性及其现代价值。“世纪之谜”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将出现多种不同的关系状态。转形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分析由资本流动开始到最终均衡的转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多种不同结论。而“置言定理”的问题在于忽视了现时代资本有机构成的内涵变化，在其内涵变化的新检测定条件下，平均利润率将出现上升、下降和不变三种不同的变动趋势。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探讨了《资本论》劳动过程理论的生态学问题。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最经典定义出自《资本论》第5章“劳动过程”一节。在该节中，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定义包含“目的实现”和“物质代谢”的双重逻辑，并由此产生两种对马克思的不同评价：马克思是一个主张“对自然的支配”的人类中心主义者；马克思是一个强调“自然的根源性”的自然中心主义者。如何看待这两种评价，韩立新教授认为，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双重逻辑和两个评价是矛盾的，但是如果从唯物辩证法出发，这一矛盾就不再是矛盾，而是更高层次的统一，即以“根源性自然”为基础的“目的实现”和“物质代谢”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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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在环境问题上的方法论既不可能是“自然中心主义”或“生命中心主义”，也不可能是“技术乐观主义”或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应该是内在地扬弃了二者的对立，实现了两者辩证统一的理论，如果借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话，就是“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关于价值转形问题，江西财经大学罗雄飞教授认为，人们长期忽视了马克思转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从而认识不到马克思强调的“误差”的意义。事实上，投入转化为生产后的总生产、总利润与最初的总价值、总剩余价值能否同时相等并不是马克思转化理论的实质，生产决定能否在不同条件下始终以价值规律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而这一点是完全能够得到证明的。所谓“转形问题”的百年争论，反映了不同经济理论的方法论思想的冲突。新古典经济学家在验证马克思转化理论的过程中出现种种逻辑问题，这恰恰暴露了它自身的根本缺陷。由于不能正视自身的“资本计量问题”，它不可能认识到马克思所说的“误差”及均衡利润率与货币利润率的差异；由于数学形式化，它难以理解所谓“一般条件”的现实含义，因而不自觉地陷入一种逻辑悖论而又无力自省。
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教授认为，所谓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矛盾，即根据第一卷的劳动价值论计算的单位商品中包含的全部劳动与根据第三卷的平均利润率计算的商品的不成比例，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在利润平均化之前的劳动和利润平均化之后的之间没有可比性。一旦使用正确的比较方法，即总是比较同一条件下的劳动与，并在比较中始终坚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括第一种含义和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基本原理，则立刻就会发现，同一商品的总是与其内含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成比例，不同商品的比率总是与它们内含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的比率相等。这个结果，无论是在利润平均化之前还是在利润平均化之后，都毫无例外地成立。
日本岛根县立大学张忠任教授仔细考察了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并进一步界定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外延。在此基础上，他讨论了固定资本不变条件下，流动资本(不包括可变资本)与产出量的关系。他认为，从微观上看，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商品价值量几乎没什么影响。此时，如果“商品的价值量”中所转移的旧价值的部分不为零，而商品的价值量仅指活劳动所创造的部分，那么，“成反比”是肯定成立的。如果从中观上来看，“成反比”也是肯定成立的。张忠任教授还探讨了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的命题。他认为，在微观上，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劳动生产率与在一定时间内的劳动所创造的附加价值量成正比的命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中观或宏观上来看，这一命题必须用商品价值的“期差性”理论才能解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生产者的“双重自由”(能够自由地出卖劳动力，并且自由得一无所有)或其无产阶级化，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前提条件；而劳动力商品化，又是形成一个普遍化的商品经济，亦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马克思的上述命题并没有区分劳动力商品化和无产阶级化，这两者被看成是同一的过程。但是，清华大学孟捷教授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两者并不总是同时发生的。生产者出卖其劳动力，并不需要以无产阶级化即生产者丧失生产资料为前提；各种不同形式的半无产阶级化反而构成了劳动力商品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无产阶级化更应看成资本主义相对成功的发展所带来的结果。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农民的半无产阶级化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区分了无产阶级化和劳动力商品化；把半无产阶级化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他们的分析包含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将自然而然地推动半无产阶级化向无产阶级化转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对劳动者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使劳动者获得了人身自由；二是造成了新的奴役。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教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前提的，大量的劳动者在改革进程中逐步从旧体制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同时也失去了生产资料或其他赖以生存的体制条件，成为了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被雇用者”。农村居民是通过两个步骤完成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第一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村劳动者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隶属地位下解放出来；第二步，城市大开发使大批农村劳动者再次从土地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过程。城镇居民则主要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中被“写断工龄”、“下岗”，从而与公有制生产资料彻底脱钩的，但他们与生产资料分离后却陷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中。所以，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在今天仍有相当的解释力。
自从《资本论》出版以后，马克思一直抱怨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为此，江西财经大学许光伟副教授认为，马克思方法论的主旨在于打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解释学循环工作图式，还原“历史”，解释“科学”。其规划的工作路线是历史一科学，工作模式是历史方法和数学方法的结合。马克思不是用公理、定理和辅助定理的理论形式来叙述自己的解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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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他只是把这种方法当做研究的工具，用简练的语言表述这一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归根结底，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有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江西财经大学黄文华教授在分析了人们关于剥削本质的片面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解析，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抽象概括了剥削的本质，即剥削就是通过超经济的或经济的单向度的强制支配力占有他人无偿劳动或强占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根据这一对剥削本质的内涵界定，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剥削的基本形式。
二、以《资本论》为指导。加强对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的探讨
当代经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其复杂性，美国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陷入金融一经济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行业及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劳资矛盾上升等一系列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积极回应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参加此次会议的部分学者，努力以《资本论》为指导，加强对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毛立言研究员认为，我国现实社会的发展阶段判断问题，亦即我国社会现阶段的历史定位问题，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首先解决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考和考察未来新社会的产生及其基本特征时，有两种研究视角，即逻辑的视角和历史的视角。当马克思从历史的视角具体地考察和研究某一国家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具体道路时，则是从现实的客观条件出发，坚持逻辑和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来认识问题。历史经验使我们深切体会到，为了使社会主义具有生机和活力，必须把它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实践表明，随着对所处历史阶段问题认识的日益深刻、具体和全面，即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定位越准确，改革的目标模式也就越清晰、越科学，对改革的性质和发展战略、策略的把握也就越正确。
近几年，我国非常强调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必要性，但是在产业结构优化标准的问题上，流行的观点往往把西方国家产业发展模式看作样板，主张中国应当按照西方的产业发展模式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升级。对此，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提出了三点质疑。首先，一个高级而先进的产业结构应保证实现充分就业，而西方国家就业形势长期严峻。其次，一个高级而先进的产业结构应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西方经济却长期低迷。再次，一个高级而先进的产业结构应保证国家竞争力提高，而不少西方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却陷入衰竭。何自力教授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势和实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其实质是资本谋求最大利润的手段，而资本追求利润的结果是技术代替劳动，造成资本主义的失业问题；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从而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停滞；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调整，会造成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瓦解，从而造成资本主义制度竞争力的丧失。因此，不能片面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先进和高级的，中国不应简单照搬和复制西方的产业发展模式。
山东财经大学董长瑞教授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发展中国家规律性的现象，但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有警示作用。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而《资本论》是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良方。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以人的共同发展为社会生产目的，以劳动价值论为收入分配的基础理论，实行以计划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
江西财经大学彭新万副教授认为，对统筹城乡发展中制度创新，应该从联动视角进行考察，这一视角既能避免制度作用耗损，更能挖掘制度潜力。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性制度联动改革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本质上是实现农村土地由“资源”向“资产”转化问题，户籍改革本质上是一个与城市化机制相伴的公共福利和公共怎么写作问题。以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配以激励和补偿机制建立，有助于推动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从中长期看将有助于提升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水平，最终促使农村发展模式根本转型及其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江西财经大学杨勇博士认为，典当对江南民众的生产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典当业长期以来被视为“暴利剥削”的代表。事实上，近代江南典当业的实际盈利水平并不高。虽然近代江南并未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典当业的利润水平依然符合马克思《资本论》的平均利润理论。
中国是一个具有长期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家，幅员辽阔，具有独特的政治制度和独特的二元经济结构，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不少的体制性矛盾，迫切需要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指导去解决。换句话说，解决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不能回避历史因素和体制演进的“路径依赖”，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地区经济不平衡也是一个制约解决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政治因素”；建设市场经济体制所覆盖的就业、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具体到社会阶层和城乡不同人群的解决方案，必须运用政治经济学思维。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理论创新的任务刻不容缓。复旦大学张晖明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正逢其时。既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教条化，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就说成是西方经济理论指导带来的，也是一种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的“迷信”。这两种迷信都是要不得的。实际上，大量研究表明，2008年最先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上也暴露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自身的致命缺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观、方法论以及“经济人”检测定等都面临着挑战。遵从主流经济学指导的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暴露出严重的消费主义，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我们在肯定“主流经济学”对于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的前提下，也要客观、公正地看待其内在缺陷，看到主流经济学对于弥补这些缺陷所做的努力。
近些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声音”弱化了，经济学界流行着“西方范式”，西方标准成为唯一“科学”的标准，然而，用西方的方案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否奏效实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只有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才能解决当前及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实践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案例和理论元素，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充分的素材和案例，需要我们随着时代的变迁在理论上，加以挖掘、提炼和升华，并在经济学学科体系上得到体现。
[责任编辑 李文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