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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封建礼教的强化，中国女性的传统模式不断被刻板化，但刻板化的女性模式却与男性审美视角有很大的矛盾。受人性本能与文化发展的双重影响，男子的审美标准并非刻板统一，他们既喜欢性情温柔、举止有礼的妇女，也爱慕长相美丽、体态窈窕的女子；既欣赏多才多艺、聪慧机敏的女性，也渴求风流妩媚、懂得风情的女人；既希望女性缺少个性以怎么写作于家族需要，又盼望女性具有迷人的魅力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因为传统女性的刻板模式不能满足男子真正的需求，所以中国古代的男子热衷于纳妾养姬、挟娼嫖妓。
关键词：传统女性；刻板模式；男性审美；姬妾妓娼
0438-0460(2012)01-0033-08
中国传统社会对妇女的教育与要求非常严格、苛刻，贤妻良母与贞节清白观念深入而普及。令人奇怪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姬妾妓娼现象又极为繁兴，家庭姬妾制与妓院制度之盛堪称世界首位。以“诗礼”传家的封建士大夫一面道貌岸然地规训妇女稳重与端庄，要求她们从一而终，一面肆无忌惮地纵隋声色，引诱女性轻佻风流。针对传统性别文化的矛盾性，有人在讨论妓娼问题时曾有所涉及，但均以妇女地位低下一概而论。其实，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尤其是性别文化，并不是一种原因就能解释的，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以及社会心理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易中天就提出一个颇有建设性的说法，即中国传统“夫妻之间是礼多于情，义多于爱，生育重于性”，因此男子往往到婚外寻找情爱对象。但他也仅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没有道出其中的原因。本文认为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形象与男性审美要求有很大的矛盾，这种矛盾则是促使姬妾妓娼现象非常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先秦时代的妇女教育内容主要保存在《礼记·内则》里，大致讲的是子女如何侍奉父母、子媳如何侍奉舅姑，其中妇侍舅姑的内容最多，一共有九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妇女教育的重点是保证女性对丈夫家族的忠诚。为了做到这一点，女性首先在个性上受到了极大的控制与压抑，如：“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应唯，敬对。进退周旋慎齐，升降出入揖游，不敢哕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视，不敢唾洟，寒不敢袭，痒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亵衣衾不见里。”其次是个人权利和私人情感遭到了剥夺，如：“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於舅姑。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检测，不敢私与。……妇若有私亲兄弟，将与之，则必复请其故赐，而后与之。”
《内则》也有很多内容是讲夫妻之道的，但并没有明文规定妻子一定要无条件地服从丈夫，而是讲内外之分、夫妻各行其事，如：“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检测，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人。……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礼法制度下，丈夫的地位绝对高于妻子，《礼记·内则》又说：“礼始於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县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箧笥，不敢共滔浴。夫不在，敛枕箧簟席，褐器而藏之。少事长，贱事贵，成如之。”
由此可见，在宗法制大家庭里，妻子与其说是属于丈夫，不如说是属于丈夫的家族。对丈夫的家族而言，她们只是一个工具——操持家务、生育抚养子女、侍奉公婆的工具。要想让她们安于现实，必须想办法消磨她们的个性，弱化她们的独立意识，使她们成为无思想、无主见、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人。《礼记·内则》中的有关规定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而形成的。
因为妻子属于丈夫的家族，所以当时的妇女没有为丈夫保持贞洁的必要，她们婚前不需要守贞，丈夫死后也不必守节，但必须对整个家族负责，在婚姻期间保持绝对忠诚，以此维护丈夫家族血缘的纯洁。古婚礼中有一个三月庙见之礼，亲迎之后新婚夫妇不能婚配，必须等三个月后行了庙见之礼才能正式婚配；如果新妇未行庙见之礼就死去的话，就不能埋在夫家的祖坟，她的媳妇地位也不能得到承认。为什么要在三个月后举行庙见之礼来确定媳妇的合法地位?《礼记正义》解释为“三月庙见之礼，必待三月，一时天气改变，乃可以事神也”。这一说法实在是牵强附会。最好的解释就是用三个月的
秦汉以后，随着宗法制的解体，个体小家庭成为社会基本单位，再加上统一的集权制的建立，以及强调君主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君主不再是国家的象征而是国家的占有者，因此男子的道德要求发生了变化，不再强调忠于国家，而是要求忠于君主。与此同时，礼法对妇女的要求也发生了明显变更，由过去对家族的忠诚转变到对丈夫的忠贞上来。此时夫妻的关系不再是内外之别，而是夫为妻纲、妻以夫为天。顺应这个要求，妇教内容变得相对突出夫权。
东汉时的女训著作《女诫》共分七章，其中“夫妇”、“敬慎”和“专心”讲夫妻之道，“卑弱”、“妇行”讲女性行为准则，“曲从”讲侍奉舅姑，“和叔妹”讲与叔妹相处。与《礼记·内则》相比，《女诫》讲夫妻关系的内容明显增多，而讲妇侍奉舅姑的内容明显减少，这个变化与当时社会结构的变化非常相符。从内容来看，首先是妇女的独立意识被进一步降低，如“卑弱”说道：“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其次是妻子绝对服从丈夫，如“敬慎”说道：“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鄙谚有云：‘生男如狼，犹恐其旭；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日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再次是贞节观念得到明确，女人不能二嫁，如“专心”说道：“《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日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班昭又在“妇行”中为妇女四德作了具体解释：“女有四行，一日妇德，二日妇言，三日妇容，四日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班昭的主张基本上继承了《礼记·内则》的思想，但有进一步的发展。
《女诫》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女训著作，加上作者班昭本身是个女人，因而对后世的女教工作影响重大。后出的女训著作都以《女诫》为蓝本，内容不离三从四德，只是变得更加具体，女性形象变得越来越刻板。宋若莘在《女论语·立身章》中说道：“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其他各章则就如何做针织女红、如何侍奉父母公婆和丈夫、如何和睦兄弟妯娌、如何接人待物、如何教育子女操持家务、如何为丈夫守节等作了具体规定。总之《女论语》以强调柔顺、贞节为主，要求妇女一心为全家上下怎么写作，不能有精神和物质上的任何追求。
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男性的道德标准被强化为“存天理，灭人欲”，妇女的贞节观则强化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使女性更进一步地被缚束在男性身上。她们除了柔顺守礼、相夫教子、守身如玉以外，再别无选择。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三从四德”就成为中国传统女性固定的和刻板的模式，千千万万的古代女性就在这种模式下被教育着、
那么男子到底都喜欢什么样的女性呢?天下男子众多，他们的好恶是否都一样呢?我们将历代具有代表性的男子及女性的事迹分别列举出来进行论述就可明了。为了使这个论述相对比较充分客观，此处列举的对象分属于不同时代和不同阶层。
皇帝是封建社会最高权力的代表，他不受任何限制，潇洒自如地享受占有女人的特权，因此皇帝的心理可说是男性心理的典型代表。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皇帝不是的。最有名的皇帝当属汉武帝和汉成帝，他们一生喜爱过无数个女人，没有一个不是美色超群、才艺出众的。即便是没有之称的唐太宗、明太祖之流，宫中也不乏与宠妃，只是他们尊重原配，没有因之色衰而弃之冷宫罢了。在皇帝的后宫里，地位最高的是皇后，最受宠爱的则是最貌美、最有才艺的女人，如汉武帝的卫子夫与李夫人、汉成帝的赵飞燕姐妹、唐玄宗的武惠妃与杨贵妃、李煜的大周后与小周后、清顺治的董鄂妃等。
皇帝如此，封建士大夫也不例外。翻开二十四史，姬妾成群封建士大夫比比皆是，不喜纳妾挟娼的少之又少。这些饱读圣贤书的男子们一边安然地享受着妻子们柔顺守礼的奉献，一边又无视妻子的感受而与其他女性保持频繁的情感和肉体交流。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与妻子感情甚笃，可谓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但他从未想过要对妻子忠诚：任杭州刺史时他曾纳官妓为外室，离任后依依不舍，携之同归，直到洛阳才把她打发回去；老年以后，仍不改风流本色，养有两个艺妓，唱歌的叫樊素，跳舞的叫小蛮，与这两个女子为伴，大享声色耳目之欲，根本不顾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作何想法。可见女性的色相与才艺是最能吸引男子的因素。
至于社会下层的男子，只要有机会，同样不愿放弃多妻的特权。富商大贾的社会地位虽然不高，但美貌的姬妾并不比达官贵人少，风流场上挥金如土也不比显贵逊色。就连小业主、小地主和做小写卖的，只要腰里的荷包鼓了一点，无不。对男人的这种心理，先秦的妇女已深有体会，《韩非子》记载道：“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日：‘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日：‘何少也?，对日：‘益是，子将以写妾。’”西周时代以礼乐治国，贵族实行多妻制，但庶人只能一妻，可是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庶人也就做起多妻的美梦来，而这些美梦大多附诸实践，否则这个卫国妇女不会这样小心戒备。
除了喜爱女人美貌有才艺外，男人也喜爱女性有文化，聪明能干。班婕好既擅诗赋，又通经史，因此一度极得汉成帝宠爱，即便被赵飞燕诬陷也不至于身死。陈后主宠妃张丽华以美貌闻名，然其专宠，美貌并不是唯一原因。她“才辩强记，善候人主颜色。是时，后主怠于政事，百司启奏，并因宦者蔡脱儿、李善度进请，后主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李、蔡所不能记者，贵妃并为条疏，无所遗脱。由是益加宠异，冠绝后庭”。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明太祖的马皇后等贤德有名，但并非无知盲从，她们通晓政事，能在关键时刻为丈夫出谋划策。最能表现男子对女性才能欣赏的是宋真宗与刘娥的爱情故事。刘娥出身低微，与真宗相识之前还嫁过人，但真宗深深爱恋着她，与她保持了长达十数年的交往，做了天子后迎她人宫，最后力排众议封她为皇后。如果说刘娥最初吸引真宗的是美貌，但他们的感情能维持长达几十年，外貌绝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刘太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传引故实以对”。
历史上以才华见长而得男性喜爱的女性还有很多：蔡文姬精音律、擅文学，先后嫁了两个男人又生下两个儿子，董祀照样娶她做妻子；黄彦承之女才华不让须眉，诸葛亮明知其相貌平平仍愿娶之为妻；唐代蜀妓薛涛才思敏捷、出口成吟，元稹极其爱慕，为之而求使剑南；李清照才华横溢，深得丈夫赵明诚的爱慕，夫妇二人琴瑟和鸣、恩爱无匹，被传为历史佳话；毛氏并不美貌，但英姿飒爽，武艺出众，因获姚苌喜爱，要纳之为妾。可见男人不仅喜欢女人美貌有才艺，同时也喜欢女人聪明有能力。
其实男人的这种审美倾向在刘向的《列女传》中就有所表现。《列女传》共收录上古至秦汉时期的妇女105名，除《嬖擘》外，其他都是被称颂的对象。然而绝大部分妇女都是有知识、有智慧和有能力的，还有不少女性反应敏捷、能言善辩，贞节柔顺的女性只有一小部分。这说明秦汉时代女性美的标准是多样化的。另外，《后汉书·列女传》、《晋书·列女传》、《魏书·列女传》中的女性大体都与刘向的《列女传》相似，只是逐渐向贞节柔顺方面偏重，这又说明多样化的审美倾向一直延续到隋唐以前。隋唐以后，随着封建礼制的重兴，尤其是宋明理学兴起，元明清历代政府不匮余力地对贞女烈妇进行表彰
女性的道德规范变了，那么男性的审美标准也变了吗?当然没有变。1996年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发表过一篇《唐代姬妾的蓄养及其社会地位》的文章，里面谈到了许多唐代被男性蓄养的或精音律擅歌舞、或通诗书能辞赋的女性。可见，在男子视角下，女性美的第一个要素是色和艺，第二个要素则是知识水平和能力。这种审美标准与传统女性的刻板模式显然是极为矛盾的。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男人说的与做的并不一样?要弄清楚这个原因，还得从人性谈起。英国学者马林诺斯基在分析人的实质时指出：“人是一个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的动物，是一个在团体中能够传达交通的社员、一个传统绵续的保证者、一个充为合作团体中的劳作单位、一个留恋着过去和希望着将来的怪物。最后，靠着分工合作和预先准备所获得的闲暇和机会，他又享受着色、形、声等所造成的美感。”他又说道：“所谓人性是指被文化布局所影响而言的。世间并没有自然人，因为人性的由来就是在于接受文化的模塑。”这就是说人创造了文化，但反过来，人所创造的文化又塑造了人性。
人与动物不同，就在于人有着不同于动物的文化性。作为一种脱胎于动物的高级动物，除了具有源自生物性的生存和种性繁殖的本能以外，人类还有很多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露丝·本尼迪克特指出：“个体所属的文化提供了构成他生活的原始材料。……每一个男女的每一种个人兴趣都是由他所处的文明的丰厚的传统积淀所培养的。”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物质生产已开始发达，商品流通加快，上层社会的生活已经非常优裕。与此同时，贵族等级被打破，平民百姓可以凭着能力来获取功名利禄，改变生活状况。这一切都刺激了人们的发达。《庄子》一书就生动地描述了战国时代男子的普遍：“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昧、美服、、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天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此时，生存和种姓繁衍已不是人们唯一追求的目标，生存的质量即富贵寿善和身安、厚味、美服、、音声等也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男性所喜欢的这一切，妻子能否全给予满足呢?当然不能。因为传统妇女所受的教育只与家庭劳动有关，她们绝不可能满足丈夫对色声的需求。事实上，封建礼法是不提倡妇女学习声色之类的技艺，就连学习诗书也不提倡。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女性或是出自书香世家、受家庭熏陶而然，或是出于以色事人的目的经过专门的训练。对男性来说，维持家庭秩序的稳定需要循规蹈矩的妻子，但从本性之欲来讲，这样的妻子又使他们难以满足：温柔而不风流，端庄而不多情，不能让人产生、产生。然而在封建社会里，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是特权阶层，除了忠君、孝亲以外，他们没有更多的礼法限制，他们可以纳妾、养妓，甚至嫖娼，以此来弥补妻子的不足。正是封建礼法所塑造出来的女性与男性不相符合，所以男子们不肯放弃多妻制的特权。这也是为什么姬妾妓娼这类女性除了美貌以外，大多能歌擅舞、弹琴吹箫，同时还有许多通诗书、擅词赋的原因。
人与动物的不同还在于人是有感情的。男女之间要想保持长久亲密的关系，感情的交流必不可少。但是在近代文明开始之前，女性一直未能享受教育的权利，绝大多数妇女都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男子因为被视为家庭和社会的栋梁，只要条件许可，他们就必须接受教育，所以古代读书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只是精通的程度不同而已。丈夫学富五车，妻子却目不识丁，夫妻之间自然无法交流，感情也得不到加深。另外，在封建社会里，女性没有追求感情的权利，丈夫爱不爱自己没有关系，只要生是丈夫家的人、死是丈夫家的鬼就行了。可男子不这样想，他们不属于他们的妻子，也不属于妻子的家族，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妻子这里得不到，他们就从妾、从姬、从娼那里得到。虽然他们与这些女人的关系更多的是玩弄和利用，但也不乏有真正感情者。唐代名妓徐盼盼为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守节至死，若她没有得到后者真正的爱情，一名以艺事人的又怎能如此?①明末清初的大文豪钱谦益深深喜爱才貌双全、胆识俱佳的秦淮名妓柳如是，娶之为妾，宠爱异常，服饰礼仪与嫡妻相同，对外则称夫人，而与原配妻子形同路人。
男人们喜欢美貌和能歌擅舞的女人很好理解，但为什么也喜欢有知识、有才华的女性呢?女性主义者弗吉尼亚·沃尔夫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在漫长的世纪中被男人当做镜子使用，她们拥有的神奇而美妙的本领能反射出比实体大两倍的男人的形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男人很清楚女性具有的潜能，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他们就想尽办法来加以压制。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男性用礼制束缚女性，愚化她们、弱化她们；另一方面当一些女性冲破阻挠而显示出惊人的才华时，他们就加以利用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晋武帝娶东晋文学家左思的妹妹左芬即是出于这种心理。正因为如此，封建时代的皇帝后宫里，经常有一些非后非嫔的女人，她们在后宫担任一定的职务，有的被皇帝尊称为女学士或女尚书，看起来很受尊敬，实则不过是提供精神娱乐的侍妾。
其实，喜爱女性有知识有修养、有各种技艺不惟是中国男子的心理，也是世界男子的普遍心理。“在历史上，某些艺妓要比已婚妇女更为人所敬重。”不论在古代的雅典，还是近代的欧洲，以及世界各国大城市，艺妓都是比较受欢迎的群体，她们交往的对象都是社会上层的人士，尤其是在古代的雅典，自由身份的艺妓地位更高，连高官显贵都争相追求。原因很简单：“因为在雅典，唯有艺妓才是受过教育的妇女。”“印度大城市里的人常常去光顾艺妓界，为的就是去听一听她们那些妙趣横生、颇为见地的高论。”
分析到这里，我们不会再奇怪，为什么传统女性那么柔顺体贴，那么逆来顺受，却很少赢得丈夫的真爱。同时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在以礼仪之邦著称的中国古代，以修身、齐家、平天下为己任的上层社会男子们，似乎更热衷于男女，广纳姬妾、挟妓嫖娼成了他们政治生活以外的主要生活内容。他们的心理被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那就是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不打自招的一句话：“我们有提供精神享乐的高级，有提供肉体享乐的妾，还有妻子为我们生儿子。”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论述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女性的传统模式是随着以男性为主体的封建礼教的强化而不断被刻板化的，但这种刻板化的女性模式却与男性的审美标准有很大的矛盾。因为受人性本能与文化发展的双重影响，男子的审美标准并不是刻板统一的，而是繁复与多样化的。他们既喜欢性情温柔、举止有礼的妇女，也爱慕长相美丽、体态窈窕的女子，他们既欣赏多才多艺、聪慧机敏的女性，也渴求风流妩媚、懂得风情的女人，他们既希望女性缺少独立个性以怎么写作于家族需要，又盼望女性具有迷人的魅力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一句话，男子对女性的审美要求并不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严格按照礼教执行的，而是发自内心感受和生理本能的。这就是说，男子一方面用礼制把妇女限制在一个固定的格式内，另一方面又对被限制在这种格式内的女性极其不满，转而通过纳姬娶妾、挟娼嫖妓来满足其声色享受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社会才会呈现出贞节清白的贤妻良母形象与妖媚风流的妾姬妓娼形象并受封建士大夫追捧的矛盾现象。
[责任编辑：陈双燕]
关键词：传统女性；刻板模式；男性审美；姬妾妓娼
0438-0460(2012)01-0033-08
中国传统社会对妇女的教育与要求非常严格、苛刻，贤妻良母与贞节清白观念深入而普及。令人奇怪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姬妾妓娼现象又极为繁兴，家庭姬妾制与妓院制度之盛堪称世界首位。以“诗礼”传家的封建士大夫一面道貌岸然地规训妇女稳重与端庄，要求她们从一而终，一面肆无忌惮地纵隋声色，引诱女性轻佻风流。针对传统性别文化的矛盾性，有人在讨论妓娼问题时曾有所涉及，但均以妇女地位低下一概而论。其实，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尤其是性别文化，并不是一种原因就能解释的，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以及社会心理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易中天就提出一个颇有建设性的说法，即中国传统“夫妻之间是礼多于情，义多于爱，生育重于性”，因此男子往往到婚外寻找情爱对象。但他也仅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没有道出其中的原因。本文认为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形象与男性审美要求有很大的矛盾，这种矛盾则是促使姬妾妓娼现象非常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传统k性刻板模式的形成与演变
中国古代是个礼教森严的国家，男性和女性都有严格的道德标准，由此而形成男性和女性的传统模式。与男性相比，妇女处于从属的地位，所受礼教的束缚更为严重，其传统模式就显得非常刻板化。不过从历史发展来看，女性的刻板模式并不是自古就确定了的，而是随着封建思想的不断强化，经过长期的演变才最终形成的。在先秦时代，由于实行宗法分封制，宗法制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外来的妇女无疑被认为是影响家族稳定与和谐的一个不利因素，因此人们十分重视对妇女的教育，而教育的内容则是围绕着如何维护父系血缘家族的稳定、如何削弱妇女个性和自我意识而进行。先秦时代的妇女教育内容主要保存在《礼记·内则》里，大致讲的是子女如何侍奉父母、子媳如何侍奉舅姑，其中妇侍舅姑的内容最多，一共有九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妇女教育的重点是保证女性对丈夫家族的忠诚。为了做到这一点，女性首先在个性上受到了极大的控制与压抑，如：“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应唯，敬对。进退周旋慎齐，升降出入揖游，不敢哕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视，不敢唾洟，寒不敢袭，痒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亵衣衾不见里。”其次是个人权利和私人情感遭到了剥夺，如：“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於舅姑。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检测，不敢私与。……妇若有私亲兄弟，将与之，则必复请其故赐，而后与之。”
《内则》也有很多内容是讲夫妻之道的，但并没有明文规定妻子一定要无条件地服从丈夫，而是讲内外之分、夫妻各行其事，如：“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检测，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人。……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礼法制度下，丈夫的地位绝对高于妻子，《礼记·内则》又说：“礼始於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县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箧笥，不敢共滔浴。夫不在，敛枕箧簟席，褐器而藏之。少事长，贱事贵，成如之。”
由此可见，在宗法制大家庭里，妻子与其说是属于丈夫，不如说是属于丈夫的家族。对丈夫的家族而言，她们只是一个工具——操持家务、生育抚养子女、侍奉公婆的工具。要想让她们安于现实，必须想办法消磨她们的个性，弱化她们的独立意识，使她们成为无思想、无主见、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人。《礼记·内则》中的有关规定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而形成的。
因为妻子属于丈夫的家族，所以当时的妇女没有为丈夫保持贞洁的必要，她们婚前不需要守贞，丈夫死后也不必守节，但必须对整个家族负责，在婚姻期间保持绝对忠诚，以此维护丈夫家族血缘的纯洁。古婚礼中有一个三月庙见之礼，亲迎之后新婚夫妇不能婚配，必须等三个月后行了庙见之礼才能正式婚配；如果新妇未行庙见之礼就死去的话，就不能埋在夫家的祖坟，她的媳妇地位也不能得到承认。为什么要在三个月后举行庙见之礼来确定媳妇的合法地位?《礼记正义》解释为“三月庙见之礼，必待三月，一时天气改变，乃可以事神也”。这一说法实在是牵强附会。最好的解释就是用三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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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观察新妇是否在婚前已珠胎暗结，是否会给家族带来乱族的危害。在宗法制分封时代，家即是国，国即是家，君主代表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对男子的道德要求是忠于国而不是忠于君，所以社会文化不强调妇女忠于男子，而强调忠于家族。秦汉以后，随着宗法制的解体，个体小家庭成为社会基本单位，再加上统一的集权制的建立，以及强调君主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君主不再是国家的象征而是国家的占有者，因此男子的道德要求发生了变化，不再强调忠于国家，而是要求忠于君主。与此同时，礼法对妇女的要求也发生了明显变更，由过去对家族的忠诚转变到对丈夫的忠贞上来。此时夫妻的关系不再是内外之别，而是夫为妻纲、妻以夫为天。顺应这个要求，妇教内容变得相对突出夫权。
东汉时的女训著作《女诫》共分七章，其中“夫妇”、“敬慎”和“专心”讲夫妻之道，“卑弱”、“妇行”讲女性行为准则，“曲从”讲侍奉舅姑，“和叔妹”讲与叔妹相处。与《礼记·内则》相比，《女诫》讲夫妻关系的内容明显增多，而讲妇侍奉舅姑的内容明显减少，这个变化与当时社会结构的变化非常相符。从内容来看，首先是妇女的独立意识被进一步降低，如“卑弱”说道：“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其次是妻子绝对服从丈夫，如“敬慎”说道：“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鄙谚有云：‘生男如狼，犹恐其旭；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日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再次是贞节观念得到明确，女人不能二嫁，如“专心”说道：“《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日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班昭又在“妇行”中为妇女四德作了具体解释：“女有四行，一日妇德，二日妇言，三日妇容，四日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班昭的主张基本上继承了《礼记·内则》的思想，但有进一步的发展。
《女诫》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女训著作，加上作者班昭本身是个女人，因而对后世的女教工作影响重大。后出的女训著作都以《女诫》为蓝本，内容不离三从四德，只是变得更加具体，女性形象变得越来越刻板。宋若莘在《女论语·立身章》中说道：“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其他各章则就如何做针织女红、如何侍奉父母公婆和丈夫、如何和睦兄弟妯娌、如何接人待物、如何教育子女操持家务、如何为丈夫守节等作了具体规定。总之《女论语》以强调柔顺、贞节为主，要求妇女一心为全家上下怎么写作，不能有精神和物质上的任何追求。
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男性的道德标准被强化为“存天理，灭人欲”，妇女的贞节观则强化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使女性更进一步地被缚束在男性身上。她们除了柔顺守礼、相夫教子、守身如玉以外，再别无选择。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三从四德”就成为中国传统女性固定的和刻板的模式，千千万万的古代女性就在这种模式下被教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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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着——在家为淑女、出嫁为贤妻、育儿为良母。二、传统社会男子多样化的审美视角
西美尔指出：“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的女性特征，并非是自足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女性特征，而是以男人为取向的，令男人喜欢，为男人怎么写作，补充男人的。”由于中国封建思想是围绕着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建立的，因而可以说女性的传统模式乃是根据男性的愿望构成的。虽然女人按照男人的要求来塑造自己，但她们真的能取悦于男人吗?检测如真的能，为什么中国的封建士大夫们还喜欢广蓄姬侍、挟娼嫖妓呢?其实对男人而言，三从四德不过是他们从精神上愚化女性、在肉体上控制女性的工具，他们并非真的喜欢这样的女性。据《世说新语》记载，许允娶阮卫尉之女，见新娘长得丑，很不满意，行了交拜礼后，借口招待客人一去不回，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勉强回到新房。他一见夫人就想出去，阮氏拉住他不让走，他就讽刺夫人道：“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幸好阮氏出身名门，虽无貌却不乏口才，当即反问：“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允洋洋得意地回答：“皆备。”阮氏则说：“夫百行以德为首，君不好德，何谓皆备?”一句话说得许允面红耳赤，从此对妻子敬重。如果阮氏没有才辩，恐怕一生难见丈夫的好脸色了。这一事例说明男人重德是骗人的谎言，重色才是真实的。至于阮氏之所以能得丈夫尊重，绝不是因为她柔弱卑下，而是她有才辩，让许允不敢轻视。那么男子到底都喜欢什么样的女性呢?天下男子众多，他们的好恶是否都一样呢?我们将历代具有代表性的男子及女性的事迹分别列举出来进行论述就可明了。为了使这个论述相对比较充分客观，此处列举的对象分属于不同时代和不同阶层。
皇帝是封建社会最高权力的代表，他不受任何限制，潇洒自如地享受占有女人的特权，因此皇帝的心理可说是男性心理的典型代表。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皇帝不是的。最有名的皇帝当属汉武帝和汉成帝，他们一生喜爱过无数个女人，没有一个不是美色超群、才艺出众的。即便是没有之称的唐太宗、明太祖之流，宫中也不乏与宠妃，只是他们尊重原配，没有因之色衰而弃之冷宫罢了。在皇帝的后宫里，地位最高的是皇后，最受宠爱的则是最貌美、最有才艺的女人，如汉武帝的卫子夫与李夫人、汉成帝的赵飞燕姐妹、唐玄宗的武惠妃与杨贵妃、李煜的大周后与小周后、清顺治的董鄂妃等。
皇帝如此，封建士大夫也不例外。翻开二十四史，姬妾成群封建士大夫比比皆是，不喜纳妾挟娼的少之又少。这些饱读圣贤书的男子们一边安然地享受着妻子们柔顺守礼的奉献，一边又无视妻子的感受而与其他女性保持频繁的情感和肉体交流。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与妻子感情甚笃，可谓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但他从未想过要对妻子忠诚：任杭州刺史时他曾纳官妓为外室，离任后依依不舍，携之同归，直到洛阳才把她打发回去；老年以后，仍不改风流本色，养有两个艺妓，唱歌的叫樊素，跳舞的叫小蛮，与这两个女子为伴，大享声色耳目之欲，根本不顾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作何想法。可见女性的色相与才艺是最能吸引男子的因素。
至于社会下层的男子，只要有机会，同样不愿放弃多妻的特权。富商大贾的社会地位虽然不高，但美貌的姬妾并不比达官贵人少，风流场上挥金如土也不比显贵逊色。就连小业主、小地主和做小写卖的，只要腰里的荷包鼓了一点，无不。对男人的这种心理，先秦的妇女已深有体会，《韩非子》记载道：“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日：‘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日：‘何少也?，对日：‘益是，子将以写妾。’”西周时代以礼乐治国，贵族实行多妻制，但庶人只能一妻，可是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庶人也就做起多妻的美梦来，而这些美梦大多附诸实践，否则这个卫国妇女不会这样小心戒备。
除了喜爱女人美貌有才艺外，男人也喜爱女性有文化，聪明能干。班婕好既擅诗赋，又通经史，因此一度极得汉成帝宠爱，即便被赵飞燕诬陷也不至于身死。陈后主宠妃张丽华以美貌闻名，然其专宠，美貌并不是唯一原因。她“才辩强记，善候人主颜色。是时，后主怠于政事，百司启奏，并因宦者蔡脱儿、李善度进请，后主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李、蔡所不能记者，贵妃并为条疏，无所遗脱。由是益加宠异，冠绝后庭”。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明太祖的马皇后等贤德有名，但并非无知盲从，她们通晓政事，能在关键时刻为丈夫出谋划策。最能表现男子对女性才能欣赏的是宋真宗与刘娥的爱情故事。刘娥出身低微，与真宗相识之前还嫁过人，但真宗深深爱恋着她，与她保持了长达十数年的交往，做了天子后迎她人宫，最后力排众议封她为皇后。如果说刘娥最初吸引真宗的是美貌，但他们的感情能维持长达几十年，外貌绝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刘太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传引故实以对”。
历史上以才华见长而得男性喜爱的女性还有很多：蔡文姬精音律、擅文学，先后嫁了两个男人又生下两个儿子，董祀照样娶她做妻子；黄彦承之女才华不让须眉，诸葛亮明知其相貌平平仍愿娶之为妻；唐代蜀妓薛涛才思敏捷、出口成吟，元稹极其爱慕，为之而求使剑南；李清照才华横溢，深得丈夫赵明诚的爱慕，夫妇二人琴瑟和鸣、恩爱无匹，被传为历史佳话；毛氏并不美貌，但英姿飒爽，武艺出众，因获姚苌喜爱，要纳之为妾。可见男人不仅喜欢女人美貌有才艺，同时也喜欢女人聪明有能力。
其实男人的这种审美倾向在刘向的《列女传》中就有所表现。《列女传》共收录上古至秦汉时期的妇女105名，除《嬖擘》外，其他都是被称颂的对象。然而绝大部分妇女都是有知识、有智慧和有能力的，还有不少女性反应敏捷、能言善辩，贞节柔顺的女性只有一小部分。这说明秦汉时代女性美的标准是多样化的。另外，《后汉书·列女传》、《晋书·列女传》、《魏书·列女传》中的女性大体都与刘向的《列女传》相似，只是逐渐向贞节柔顺方面偏重，这又说明多样化的审美倾向一直延续到隋唐以前。隋唐以后，随着封建礼制的重兴，尤其是宋明理学兴起，元明清历代政府不匮余力地对贞女烈妇进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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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节柔顺就成为妇女美德的唯一标准。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在正史的《列女传》中有鲜明的表现，隋唐两代的才女根本无缘进入《列女传》，明清时代的《列女传》干脆变成了《烈女传》。女性的道德规范变了，那么男性的审美标准也变了吗?当然没有变。1996年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发表过一篇《唐代姬妾的蓄养及其社会地位》的文章，里面谈到了许多唐代被男性蓄养的或精音律擅歌舞、或通诗书能辞赋的女性。可见，在男子视角下，女性美的第一个要素是色和艺，第二个要素则是知识水平和能力。这种审美标准与传统女性的刻板模式显然是极为矛盾的。
三、传统社会男性审美视角的心理分析
尽管三从四德是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但按照这种要求教育出来的女性似乎很难得男人欢心，一旦她们不能生育，或过了生育期，往往就被丈夫打入空房。甚至有的妻子正当年华，亦不失美貌，可仍不得丈夫喜欢，新婚未几就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另纳新欢。这固然是包办婚姻的恶果，但与我国古代女性单一刻板的传统模式亦不无关联。传统女性的道德规范无视女性个体的差异，要求她们在性格上和道德上按照统一的模式进行刻画，也不主张女性在外在气质和文化素养方面进行一定的塑造与培养。这样教育出来的女性往往循规蹈矩，无个陛，无魅力。为了维护家庭团结与稳定，男人必须娶这样的女性为妻，但从内心上讲，他们并不愿意真心地爱她。尽管为了确保男性在家庭中的崇高地位，他们必须从知识上愚化女性，从精神上压制女性，从性格上弱化女性，甚至宣称“女子无才便是德”，但这样的女性绝不是他们所喜欢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男人说的与做的并不一样?要弄清楚这个原因，还得从人性谈起。英国学者马林诺斯基在分析人的实质时指出：“人是一个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的动物，是一个在团体中能够传达交通的社员、一个传统绵续的保证者、一个充为合作团体中的劳作单位、一个留恋着过去和希望着将来的怪物。最后，靠着分工合作和预先准备所获得的闲暇和机会，他又享受着色、形、声等所造成的美感。”他又说道：“所谓人性是指被文化布局所影响而言的。世间并没有自然人，因为人性的由来就是在于接受文化的模塑。”这就是说人创造了文化，但反过来，人所创造的文化又塑造了人性。
人与动物不同，就在于人有着不同于动物的文化性。作为一种脱胎于动物的高级动物，除了具有源自生物性的生存和种性繁殖的本能以外，人类还有很多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露丝·本尼迪克特指出：“个体所属的文化提供了构成他生活的原始材料。……每一个男女的每一种个人兴趣都是由他所处的文明的丰厚的传统积淀所培养的。”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物质生产已开始发达，商品流通加快，上层社会的生活已经非常优裕。与此同时，贵族等级被打破，平民百姓可以凭着能力来获取功名利禄，改变生活状况。这一切都刺激了人们的发达。《庄子》一书就生动地描述了战国时代男子的普遍：“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昧、美服、、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天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此时，生存和种姓繁衍已不是人们唯一追求的目标，生存的质量即富贵寿善和身安、厚味、美服、、音声等也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男性所喜欢的这一切，妻子能否全给予满足呢?当然不能。因为传统妇女所受的教育只与家庭劳动有关，她们绝不可能满足丈夫对色声的需求。事实上，封建礼法是不提倡妇女学习声色之类的技艺，就连学习诗书也不提倡。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女性或是出自书香世家、受家庭熏陶而然，或是出于以色事人的目的经过专门的训练。对男性来说，维持家庭秩序的稳定需要循规蹈矩的妻子，但从本性之欲来讲，这样的妻子又使他们难以满足：温柔而不风流，端庄而不多情，不能让人产生、产生。然而在封建社会里，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是特权阶层，除了忠君、孝亲以外，他们没有更多的礼法限制，他们可以纳妾、养妓，甚至嫖娼，以此来弥补妻子的不足。正是封建礼法所塑造出来的女性与男性不相符合，所以男子们不肯放弃多妻制的特权。这也是为什么姬妾妓娼这类女性除了美貌以外，大多能歌擅舞、弹琴吹箫，同时还有许多通诗书、擅词赋的原因。
人与动物的不同还在于人是有感情的。男女之间要想保持长久亲密的关系，感情的交流必不可少。但是在近代文明开始之前，女性一直未能享受教育的权利，绝大多数妇女都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男子因为被视为家庭和社会的栋梁，只要条件许可，他们就必须接受教育，所以古代读书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只是精通的程度不同而已。丈夫学富五车，妻子却目不识丁，夫妻之间自然无法交流，感情也得不到加深。另外，在封建社会里，女性没有追求感情的权利，丈夫爱不爱自己没有关系，只要生是丈夫家的人、死是丈夫家的鬼就行了。可男子不这样想，他们不属于他们的妻子，也不属于妻子的家族，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妻子这里得不到，他们就从妾、从姬、从娼那里得到。虽然他们与这些女人的关系更多的是玩弄和利用，但也不乏有真正感情者。唐代名妓徐盼盼为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守节至死，若她没有得到后者真正的爱情，一名以艺事人的又怎能如此?①明末清初的大文豪钱谦益深深喜爱才貌双全、胆识俱佳的秦淮名妓柳如是，娶之为妾，宠爱异常，服饰礼仪与嫡妻相同，对外则称夫人，而与原配妻子形同路人。
男人们喜欢美貌和能歌擅舞的女人很好理解，但为什么也喜欢有知识、有才华的女性呢?女性主义者弗吉尼亚·沃尔夫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在漫长的世纪中被男人当做镜子使用，她们拥有的神奇而美妙的本领能反射出比实体大两倍的男人的形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男人很清楚女性具有的潜能，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他们就想尽办法来加以压制。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男性用礼制束缚女性，愚化她们、弱化她们；另一方面当一些女性冲破阻挠而显示出惊人的才华时，他们就加以利用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晋武帝娶东晋文学家左思的妹妹左芬即是出于这种心理。正因为如此，封建时代的皇帝后宫里，经常有一些非后非嫔的女人，她们在后宫担任一定的职务，有的被皇帝尊称为女学士或女尚书，看起来很受尊敬，实则不过是提供精神娱乐的侍妾。
其实，喜爱女性有知识有修养、有各种技艺不惟是中国男子的心理，也是世界男子的普遍心理。“在历史上，某些艺妓要比已婚妇女更为人所敬重。”不论在古代的雅典，还是近代的欧洲，以及世界各国大城市，艺妓都是比较受欢迎的群体，她们交往的对象都是社会上层的人士，尤其是在古代的雅典，自由身份的艺妓地位更高，连高官显贵都争相追求。原因很简单：“因为在雅典，唯有艺妓才是受过教育的妇女。”“印度大城市里的人常常去光顾艺妓界，为的就是去听一听她们那些妙趣横生、颇为见地的高论。”
分析到这里，我们不会再奇怪，为什么传统女性那么柔顺体贴，那么逆来顺受，却很少赢得丈夫的真爱。同时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在以礼仪之邦著称的中国古代，以修身、齐家、平天下为己任的上层社会男子们，似乎更热衷于男女，广纳姬妾、挟妓嫖娼成了他们政治生活以外的主要生活内容。他们的心理被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那就是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不打自招的一句话：“我们有提供精神享乐的高级，有提供肉体享乐的妾，还有妻子为我们生儿子。”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论述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女性的传统模式是随着以男性为主体的封建礼教的强化而不断被刻板化的，但这种刻板化的女性模式却与男性的审美标准有很大的矛盾。因为受人性本能与文化发展的双重影响，男子的审美标准并不是刻板统一的，而是繁复与多样化的。他们既喜欢性情温柔、举止有礼的妇女，也爱慕长相美丽、体态窈窕的女子，他们既欣赏多才多艺、聪慧机敏的女性，也渴求风流妩媚、懂得风情的女人，他们既希望女性缺少独立个性以怎么写作于家族需要，又盼望女性具有迷人的魅力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一句话，男子对女性的审美要求并不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严格按照礼教执行的，而是发自内心感受和生理本能的。这就是说，男子一方面用礼制把妇女限制在一个固定的格式内，另一方面又对被限制在这种格式内的女性极其不满，转而通过纳姬娶妾、挟娼嫖妓来满足其声色享受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社会才会呈现出贞节清白的贤妻良母形象与妖媚风流的妾姬妓娼形象并受封建士大夫追捧的矛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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