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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音译以多元系统看中国译学史上译名音译准则

收藏本文 2024-02-16 点赞:6361 浏览:18729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中国译学史上,不少译论家对译名的音译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些音译准则。但还没有对这些准则的基本分类。本文试将中国译学史上译名的音译准则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利用多元系统理论的观点探究它们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应用规律。
关键词:译名 音译准则 多元系统理论
关于译名,我国译学史上已有很多讨论,不少人对此提出真知灼见其中的音译法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不过,音译常见“各执一音”的现象,即同一名称不同译者会采纳不同的读音。正如晚清学者高凤谦云:“齐人译之为齐音,楚人译之为楚音。故同一名也,百人译之而百异。”

一、中国译学史上对音译准则的分类

1.名从主人

“名从主人”最早出自孔子之口。《春秋谷梁传》记载,桓公二年,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周作人在1950年1月11日《亦报》上发表《名从主人》,又在来年的《翻译通报》第3卷第2期的《翻译通报》上发表《名从主人的音译》,提出了“名从主人”的原则,即“凡人名地名,尽可能地依照它本国的读法,忠实地用汉文对译出来”。虽然“名从主人”体现了音译时的严谨态度,但这一原则真正执行起来却很难。因为,文字处在不断演化的文学系统中,本身也经历着发展变化,这一演化包括其读音的变化。如处处究其古音,“名从主人”就容易陷入一种不切实际的“还原主义”。

2.约定俗成

约定俗成指因循过去的音译习惯。对于有些名称,一些旧的译法已深入人心,即使译法未从“主人”,或是与后世的翻译准则有异,仍不宜推翻旧译采纳新译。近来,“奥巴马”改为“欧巴马”的呼吁频频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原因是 “Obama”的 “O”在英语中发音是 “「ou」”,但反对声随之而起。因为网友分析,偶=我? 巴马=爸妈?,全球华人称他为“我爸妈”?,谁叫欧巴马谁就是他儿子???不过玩笑归玩笑,按照惯例,已经沿用一段时间的译名不能随便更改。中国人所熟知的“白求恩”(Norman Bethune),若译成“诺尔曼·贝修恩”,那“白大夫”就失了依据;在这种情况下,“约定俗成”的必要性就凸显了。

3.主从客便

“主从客便”体现在如今的翻译实践中,即是遵循不同语言环境里的发音来进行音译。岂不说不同国家发音的不同,就是在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译名都可能会大相径庭。就拿世界政要的中国译名来说, 第35任美国总统John Fitzgerald Kennedy大陆译名:肯尼迪,台湾译名:甘乃迪,香港译名:甘乃地;英国第一位女首相Margaret Thatcher的大陆译名是撒切尔夫人,台湾译名为佘契尔夫人,而香港译名则是戴卓尔夫人。可见,在采用什么音译上,“主从客便”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4.以一概全

中国译学史上,不少人呼吁译名的统一,如傅兰雅、高凤谦、严复、梁启超、罗振玉、林纾等。他们中的一些人的主张就反映出“以一概全”的思想。“以一概全”的音译原则有利于消除音译时译名混乱的现象,但一种语言的发音岂能替代其他一切语言之音呢?就像一些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如果全部依照英美发音译出,那熟知这些古代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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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看到他们顶着个英国人的名号,不免会感到滑稽。以此类推,用英美的读法习惯来叫那些古人的名字,这种做法,犹如汉语的方式称柏拉图为“柏子”、亚理士多德为“亚公”,令人啼笑皆非。

二、多元系统观点下的音译原则探究

多元系统理论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化、语言文学、社会不是孤立的,而应该把文学和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一起看,作为一个开放、动态的大系统。这些系统之间又相互交叉而且相互依存。在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所处的位置影响着翻译的策略。当翻译文学处于一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时,译者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 然而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也就是说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
佐哈尔探索翻译文学和文学多元系统的关系是按以下两个思路进行的:⑴文本怎样翻译是由译入语文化选择的;⑵翻译文本怎样采取一定的准则和功能是它们与译入语系统关系的结果。按照多元系统的观点,音译准则作为翻译准则的下位准则,是否被译者选择,则应取决于当时的翻译文学与整个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的关系。那么,译者在选择了音译的前提下,在中国历时的文学多元系统中这四种音译主张也呈现出一定的动态变化。
“名从主人”的音译原则主张“尽可能地依照它本国的读法,忠实地用汉文对译出来”,最大限度地追随该名在源语文化中的读音而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的观点,在一个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所处的位置影响着翻译的策略。当翻译文学处于一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时,译者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
“约定俗成”的音译原则主张沿袭已有的特定译法,重视已进入该国文学系统中的外来名词的已有地位,尽量不去对其进行新的处理。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时是处于边缘位置时,此时译者的任务就是为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现存二级模式,译文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其结果导致译本的充分性不足。
“主从客便”意味着文学系统对翻译系统中多种音译处理方法的默认,即同一名词多种音译并存。佐哈尔指出,任何“一级”模式,一旦得以进入经典化形式库的中心并且持久化,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二级”模式。对于系统的演进来说,一级与二级选择项目之间的斗争,与系统内高低阶层之间的张力(和斗争)同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佐哈尔在讨论翻译文学时没有简单地、不加区分地把它视作一个整体,而是看到“翻译文学本身也有层次之分,而就多元系统的分析角度、关系的界定,往往是以中心层次为着眼点,来观察系统内的各种关系。据此,我们能否设想,翻译文学内部存在许多子系统,各个子系统内部也存在动态发展,包括翻译准则等要素的发展。当其中一个子系统内各个元素发育成熟(音译准则的统一就是其中一项指标),该子系统就跻身于翻译文学的一级模式。在一级模式的持久化过程中,产生音译准则同质化的现象,而“以一概全”就是同质化体现,是系统用以维持稳定的新保守主义。
三、结语
通过探究中国翻译史上的音译准则与中国翻译文学,以及整个中华文学多元系统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多元系统在中国文化系统内的应用。由于翻译策略的选定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如意识形态、译者的诗学观、赞助人、翻译的目的、所译材料本身的特点等)的影响,对中国翻译史上音译准则的抉择考察,还需要引进更多因素才能得出更全面,更客观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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