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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杜威通过对经验的改造，将它分为原初经验和反思经验两个阶段，并在反思经验中发现了人的选择行为。选择行为的发现揭示出主体的能动性、理性反思和行动中的倾向性。杜威对选择行为的分析解构了传统哲学对确定性的寻求根源，选择性和偶然性不是要消除的东西，而是生活与经验得到生长以及产生意义的必要前提。杜威认为选择行为导致生活的多样性，而且日常经验中的行为选择性本质上就是个人对于社会、人类对于自然的自由的体现。
关键词：杜成；经验；选择行为；自由
1671—6604（2012）04—0024—06
作为一种有选择性的行为，它当然强调或者关注事物、事情的某个方面而舍弃另外的方面。然而在日常生活和科学探究中，当我们进行选择时，被舍弃的东西并不是不存在的事物或者事物不具备的特性，而只是对于当前的现实生活、或者科学研究来说没有直接的目的相关性而已。这种选择行为对于这两种实践活动来说都没有害处，一旦选择行为的目的转变而涉及其他方面时，其关注的重点也自然会转变。然而作为哲学和理智主义的偏见、“选择重点原则”对于杜威来说却不然，因为它已经接触到各个方面而偏爱认知对象及其特性，轻视或者否定激起欲念、指挥行动和产生情操的特性，就会扼杀其他方面展示出来的可能性。这与杜威“经验”概念中的选择行为是完全不同的。
在杜威看来，反省思维是导致选择性的动力，但选择性不是一种我们需要刻意避免的特性，对它的否定其实是导向唯心论的伪装和欺骗；而诚实的认可将导向事实本身的显现。公开承认的选择乃是在它的优点方面进行尝试，而凭借它的结果对它进行测验的一种实验。理论的选择，即杜威所称的“反省的选择”，发生在对各种理论和思辨行为中的偏爱上，表现为简单化的倾向，因为它追求安定和静止，“关于价值的这些概念乃是随意选择的，因为这个问题就是武断的”。通过对整个中西方学术史的反思，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学术史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批判、批判、再批判，反思的力度越来越深，从而衍生出了越来越广博的学术体系，其中不仅仅只是反思的，还有不可忽视的原生态体验，如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而中国两千多年的学术历史总是在研究老子孔子说了些什么，孟子批驳墨子却不质疑孔子，而在如何解释孔子学说之中渗透自己的新想法。没有反思的清算无论如何不会锻造出精致的思想，有人不以为然，但请想一想到底是原初经验本身深刻，还是反思性地体味这种原初经验的“思想容器”深刻？总之，解释是把未来与现实的政治需要关联起来，从来没有考虑去选择其他的方式，如西方对象化的反思方式，这也表现为一种理论上的选择。原初体验被海德格尔等生存哲学派以及现象学派所迷恋，但是没有展开的原生态形式在今天常常被错误地认为已经包容了博大的反思体系，或者对这个巨大差别语焉不详，这尤其表现在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中。杜威认为各种哲学理论对其选择特征的遗忘或者否认是传统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最大的错误”，并因此而形成了本末倒置，数典忘祖的历史。思维不只是理性的，但理性是最基本的，人类正是由于理性，才认识到、情感、兴趣、直观等其他形式，才认知到有直觉的存在和感性活动。理性本身的有限性，人的生活的无限复杂和丰富内容，正所谓“不可言说的东西”可以通过言说来划界，不可定量的事物可以定性。理性可以扩大感性的空间，而不停留于本能。智力活动过程是极其灵活、复杂、微妙的，它所包含的心理活动因素比唯理论所想象的多得多。也许高级智力机能真的如孔德所说，需要借助于比较的方法从社会学上来研究，“知觉的产物立刻被一些复杂的意识形态包裹着，其中主要的是集体表象。他们用我们一样的眼睛和五官，但用不同的意识。所以他们感知到的外部世界与我们的不同”。对于实践来说，理性是感性活动的翅膀，让人类不再用“四足行走”在飞禽野兽的食物链上。
杜威认为，无论是科学的探索，还是哲学的思考，其意义不在于消除选择，而只是使选择少些武断、更有意义一些。如果选择具有这样的品质和结果，以致当别人按照所指示的情况进行工作时足以引起他们的反思，那么选择就消失了它的武断性；当进行选择的理由被发现是重要的而其结果是紧要的时候，它就变得是有意义的了。发现选择也可以揭示传统形而上学竭力避开之的原因，因为选择和反省行为与选择一样都有偶然性。而追求绝对的形而上学总是逃避选择。“哲学上的简单化是由于选择，而选择标志着一种道德上的兴趣，所谓‘道德上的兴趣’就是广泛地关心有益的东西。我们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关心兴盛和衰落、成功和失败、成就和障碍、好和坏”。通俗的目的论有选择地挑选好的对象和终结来当作自然的终结，“而忽视和无形之中否认这个选择的动作”。实践的选择就是在实践和经验活动；原初
对于审美的选择性，杜威的解释是爱好。他说，“爱好就是一种动作，……每个动作总是冒有风险而担负有一定的责任，而它们之所以是如此，则是盲目的。因为在存在中对于爱好总是有敌对的要求的。偏爱这个就要排斥那个，任何爱好都是无意中进行的选择。如果不有所拒绝，就没有什么选择，兴趣和偏见是有选择性的，是有所偏爱的”。爱好的倾向性需要在评价中显示出其本性，评价所爱好的东西和价值的标准是其可靠性、选择所象征的自由和价值的充实。选择性还贯穿在具有强烈个性的艺术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成就的道德生活中，杜威认为，对艺术和道德的评价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组织之中，“美感和道德方面的批评也是从原先存在的、在静观享受和社会交际中自然的好出发的，它的目的是使得有可能有知地和有意义地去爱好和选择，而不是盲目地去爱好和选择”。杜威并没有像科斯特洛所质疑的那样，忽视选择的当下性意
选择行为的发现指出了“先验”的虚检测性，因为只要人类本身的生物特性表达出来，就必然导致固有的选择性，比如我们对颜色和声音的感知在一个有限的域内，我们对甜的偏好，对视觉的强烈依赖程度，对大小的划分以自身尺度为基本标准，对时间的长短也是以自身寿命为基本尺度，所以不会体会到远离这个尺度范畴的自然发生的现象，比如，周期极其漫长的石头变化（也可说其变化极其缓慢以致我们根本觉察不到，但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在地理地质年代中可以看得清楚），或者肉眼看不到的细菌的生长死灭，等等。生物属性的固有选择性还是我们表现在原初经验之中的特征，而作为人，思维本身同样具有选择性，表现出反思行为的选择倾向，我们不再如动物一样任由自然力量支配，也不任由情绪、意志和冲动主导，决策和主导的权力让位给思维、反思能力。这个选择倾向不同于表达在原初经验中的生物性特征，而是精神主动性的外显。人类的文明历史中充满着选择的踪迹，凡是存在反思的智慧和精神面对情境问题表现出有限性的时候，就是精神进行选择和决断的场所，在反思的思维模型中，问题表达为多重疑难，而受到理论指导的思维无法把握完全，疑难导向了若干个不同的方向，每个都指向一个行动及其可能效果，考验思维的时候到来了。固然有情绪、潜意识的冲动的影响，但进行选择的决策是在理论的框架内做出的，是反思经验的结果。这里，可能性的展开为选择提供了空间。
杜威认为，唯理论最基本的哲学谬误（philo— sophic fallacy）就是对经验中存在选择行为的否定，追求确定性和绝对，避免从事选择、否定选择的必要性。将自我思维变成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但是，“不畅通的、不完善的和模糊地充满了可能性的世界中的种种事实，给予追求绝对体和最后体的行动以尖锐的讽刺”。杜威还认为，“经验的方法发现和指出了选择活动，正和它发现和指出任何其他的事情一样。因此，它保护着我们，使我们不致把后来的机能转变成为先有的存在：这样一种转变可以称之为最根本的哲学错误，不管这种转变是以数理的潜存、美感的精蕴、自然界纯物理的秩序或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那都是一样”。通过经验方法从而发现我们选择性行为的存在给我们以警觉，从而将我们的理智从各种习惯和经验方式的“片面性”中解放出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行为、反思本身都是受到我们作为人这种有机智能生物的各种限制，还有具体经验发生的场景时行为选择依赖于特定条件发生的变化，从而产生完全不同的可能后果。并且去除掉这种头脚倒置的“先验”谬误（即把产生的后果当作根本的和在先的原因）。“凡我们视为对象所具有的性质，应该是以我们自己经验它们的方式为依归的，而我们经验它们的方式又是由于交往和习俗的力量所导致。这个发现标志着一种解放，他纯洁和改造了我们直接的或原始的经验对象。习俗和传统在科学和道德的信仰中的力量从来未曾受到过一次严重的考核，直到通过分析才揭示了个人的信仰方式对于所信仰的事物的影响，以及这些方式在不知不觉中为社会习俗与传统所固定的广度”。
其实，对于我们思维模式的选择或者有限性，康德已经指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真相：我们的思维图式规定着、制约着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感觉和知性认识：时间空间，知性范畴。康德虽然认识到了这种先验性并不能解决所有的认识论问题，以及试图给道德律令颁布立法的困难，但还是认可了这种先验性的基础检测定，更没有对先验范畴的检验方法，而仍然是先验的。也许我们对基本生活在18世纪的康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本身超出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条件。并不是任何哲学思想都可以在任何时代被提出来的，检测如康德知道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他还会坚持时空的先验感性直觉观吗？他会不会由此而取消所有的先验性而走向建构理论？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前，“地球是圆的”只能停留于一种检测设，而试图基于这个检测设的任何开创都显得虚无缥缈；如果人类不是借助于各种望远镜从而“看到”了宇宙的边缘，有谁会确信宇宙的有限性；如果不是在用隔板隔开的箱子的两个格子里“看到”了同一个基本粒子的“涂鸦”，谁会相信人构成我们整个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是那样的“奇怪”；但这些是真实的，就像我们看到的红苹果，你可以用嘴咬它一口确证其真实性。天才不是上帝！天才也是被出生在一个具体的时代，他所能够受到的教育、思想起准线、面对的问题等等都处在那个时代的水准线上，而无法像上帝一样全能地游离于时代之外。这一点对于资本泛滥的当今时代，哲学大师的出现就更是艰难异常，因为绝大多数的天才选择了被资本俘虏，而不是选择沉浸于思想的星空。选择行为的发现蕴涵着杜威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内在关联。它对可能世界的启发意义可以使我们在进行有关选择行为的存在理由的探究中进一步发掘出其逻辑价值，只有认识到具有不同于现实状况的可能性，才会说这里存在选择。关于可能世界、可能事件、逻辑可能与现实可能，这些在分析哲学中占用重要地位的命题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归化为现实与潜在、必然与或然，而它们都与选择行为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譬如，普特南的“孪生地球”就是逻辑可能，智能动物世界也是逻辑可能，但它们都不可能是现实的，也不存在现实上成立的条件。它们只是发生在我们的思维之中，是对我们现实事件和现实世界的语言描述解释的系统中概念和观念的语词的逻辑领域的扩充和延展，从而形成的与现实事件和现实世界相似的一种纯粹语言结构，它没有所指，但有意义。有的逻辑可能是完全荒谬的，因为它们不仅没有所指，而且没有意义。可见，语言体系的范畴要大于意义体系，即有的语言构造在语言上是成立的，被语言体系所包容的，但并不被现有意义体系包容，意义体系更接近思维，语言体系更接近于纯粹逻辑，语言体系的构造在最大一层是由逻辑支撑的，其次是有意义支撑的，那就是人类现实的生活世界的支撑，再次是客观的生活世界的支撑（去掉前者的检测想但有意义的成分），即有所指的世界。
在杜威改造后的经验理论中，选择行为就是一种对他最不认同的理智专断主义的解脱，它是一个预示着一种新型“个人主义”的伟大解放。个人主义的选择曾经使得人们把信仰、政治和经济的社会控制力分开，给予每个人有表达个人思想的自由、展示个人能力和价值的机会与权力，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个
在选择行为的发现中包含着杜威的自由理论，个人的经验所具有的行为选择性本质上就是个人自由的体现，按照杜威的意识观，杜威认为自由个人有相对于社会的差异性选择。虽然个人诞生于一个社会的群体之中，但是个人经验超出社会的公共经验之外的部分，从根本上来说这也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在潜能和可能性的开拓方面，个人的可能性域大于社会所定义的个人的域。因为社会包括了人的公共性，但不包括个人的似有内涵，但正是似有内涵具有无比的生长力量，能突破现有的被公共承认的域度。然而，就像反省经验中有原初经验所没有的概念等内容，社会也有超出个人的部分：社会性规范。然而个人总是有社会所没有包容的模糊地带。杜威晚年认识到这两个方面的分离需要弥补，所以想用“文化”来替代“经验”，但是最终没成。也许这就是杜威的“文化乌托邦”，不过，他揭示出了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主题。只不过个人一社会关系没有像其“经验”概念那么改造得比较成熟一些。
人类的一切现实问题都起因于秩序同自由的自相矛盾，求助于秩序的原则的要求，总是与人追求自由的观念与行动形成对抗关系。在存在论意义上，只有人具有选择，就像只有人具有经验一样。与选择孪生的是责任，是道德生活的不可避让。亚里士多德曾说善是合乎德性的心灵活动；德性只能通过习惯、训练或学习才能养成；一个人可以通过学习而成为建筑师、演奏家，但是一块石头，不论你把它向天上扔多少次，也不能使它学会自己往天上飞。克尔凯戈尔是黑格尔之后的第一个发现了个人选择自由的思想家。不仅仅在书名上，而且《非此即彼》贯穿始终的概念就是选择：取此舍彼，或者相反。按照克尔凯戈尔的观点，选择是个人的、主观的、暂时的而又绝对的、不可更改的，但是自由的。每个选择，无论是的、还是审美的生活，选择总是基于经验，个人的认识上帝的经验。所以克尔凯戈尔的自由是对于最终回归到上帝的选择自由，归根结底是信仰，在信仰之中完成个人的暂态性与上帝的永恒之间的结合而实现。充满着悲观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
而杜威的自由是乐观的，它是个人基于生活经验之上的行动选择。在杜威这里，个人自由在经验改造中的发现是选择发现的必然推理。个人具有社会所不可包容的“原生态”内涵。总之，个人经验的原初性大于社会经验的原初性，前者是经验的生长源泉，后者几乎让位于社会的公共域，被反思的集体经验主导；另一方面，社会在意义的提炼层次上是个人的价值之源的重要维度，它与自然界对于人及其经验、个人目的和意义的实现有着同样的决定性。在个人的社会性方面，杜威的“社会经验”深受米德的社会理论影响。
选择的发现还是杜威将实用主义作为哲学理论和价值评价标准的存在论的解释基础。选择的行为不仅是实践中的差异性和创造性的源泉，而且是作为人类的时代精神的最高峰的哲学理论之差异性和创造性的根本原因。杜威对选择的发现揭示出选择深刻的哲学意义：观念一现实的互动关系，观念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成文规则和制度，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其外还有许多非成文要素，不表现为成文形式的观念，如微观的影响观念要素和宏观的影响观念要素。而这就是现代历史学企图科学化的出路，因为政治事件的不确定性研究需要另辟蹊径，寻找其他要素，地理的、边缘的、长时段的、短时段的等等。哲学也是如此，黑格尔之后的现代哲学就是宏大叙述的完成，不过这里有个检测定，那就是某种实在的存在，否则会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对这个世界的抛弃不顾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的行为，都是立足于其上的选择活动。尽管孔子曰“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季氏并不会因为孔子的谴责就不演奏八佾舞，并且真正吸引弟子们的肯定不是孔子所倡导的“礼仪规范”，而是他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思和超越，对现实企图进行改造的一种理想的追求。
选择行为虽然是在反思的经验中被揭示出来的，但选择的存在却不在反思经验中。这就是杜威的知一行观、反对寻找终极确定性的存在论根基。梅洛一庞蒂也持如此观点，“即使人的存在是强加给我的，我也可以选择存在方式，……人们称之为自由的障碍的东西也是通过自由显现出来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各种应用中，在无法实现完美的确定性之前我们必须选择。在法律中的条文规定看起来公平明确，然而实际却迥然不同，面对生命和安危，必须采取选择的行动，弱逻辑代替了强逻辑，否则就永远不可能建立起疑犯的行动与事实结果的逻辑链条。选择行为的合理性不是建立在外在的事物或者既有的东西上，也不是源出于过去的知识和观念，由于“用所从事的操作去界说观念的性质，用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后果去检验这些观念的有效性，就是在具体的经验范围内建立起联系”，具有选择性的反思行为就在行动的过程中创造并展示出潜在的可能性。
经验中反思行为的选择性是杜威引以为豪的发现。只有重新定义了经验概念，改造传统的经验观，才能在经验中发现选择行为的存在。杜威通过对反思经验中的选择性的分析和解释，消解了感觉经验论对思维和行动的偏见，也把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从唯理论中的天赋观念或者先验范畴中解放出来，有效地弥合了近代二元论哲学对经验与人和自然的分离以及知识与行动的分离，恢复了实践经验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和生命力。反思经验中的选择行为并不是孤立的独立存在，也不是人性中固定不变的倾向性，或者独断专行的力量。由于反思经验与原初经验是杜威的经验概念中不可缺失的两个环节，选择行为依赖于经验发生的情境条件、问题情境和经验题材。在杜威看来，选择行为一定发生在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承载着各种任务的选择行为最终将在原初经验中得到检验，其效果是否实现了预想中的目标，把我们的思维和行动渗透到自然的深处，从而真正扩大了经验的意义。人类的未来、参与式的和理想的社会生活是通过选择行为才可能建构起来的，杜威从“经验”到“文化”的转变就是认识到人类理智的选择行为所建构的文化环境对于人的自由的实现价值，人与文化的交互最终发
（责任编辑 徐丹）
关键词：杜成；经验；选择行为；自由
1671—6604（2012）04—0024—06
一、选择行为
杜威的经验方法指出，在反思经验中存在思想与行为的选择性，“某种要去完成的东西，是通过行动去争取的东西，而在行动中就显然要有选择，选择就变成了真实的东西。后者忽视了追求较好效果与证明选择之真诚性的行动的这种需要，它把所需求的东西变成了实体的前提的和最后的特征，而且检测定：为了把这个实体当作真实的存在而静观地去体验它，仅仅需要逻辑上的根据就够了”。由于经验是我们与自然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关系的唯一通道，经验方法也就是发现这个自我倾向性的选择行为的唯一途径。无论这种选择具体是什么，是这种行为方式，还是那种选择路径，或者是有任何独特性的事物参与了导致不同结果的选择程序，但其结果总是要回到经验域。因为经验方法将一切行为的、机能的产物作为待定物放回到原初经验的情境之中来检验、审视和考察，并在原初经验与反思经验的对比中发现一种意义，丰富这种意义，并且还扩大经验域；但是，不会因为不同的选择而有不同的结果。如杜威所说，选择是一个事实，而且其活动过程和后果也是经验的方法可以指出的客观存在。作为一种有选择性的行为，它当然强调或者关注事物、事情的某个方面而舍弃另外的方面。然而在日常生活和科学探究中，当我们进行选择时，被舍弃的东西并不是不存在的事物或者事物不具备的特性，而只是对于当前的现实生活、或者科学研究来说没有直接的目的相关性而已。这种选择行为对于这两种实践活动来说都没有害处，一旦选择行为的目的转变而涉及其他方面时，其关注的重点也自然会转变。然而作为哲学和理智主义的偏见、“选择重点原则”对于杜威来说却不然，因为它已经接触到各个方面而偏爱认知对象及其特性，轻视或者否定激起欲念、指挥行动和产生情操的特性，就会扼杀其他方面展示出来的可能性。这与杜威“经验”概念中的选择行为是完全不同的。
在杜威看来，反省思维是导致选择性的动力，但选择性不是一种我们需要刻意避免的特性，对它的否定其实是导向唯心论的伪装和欺骗；而诚实的认可将导向事实本身的显现。公开承认的选择乃是在它的优点方面进行尝试，而凭借它的结果对它进行测验的一种实验。理论的选择，即杜威所称的“反省的选择”，发生在对各种理论和思辨行为中的偏爱上，表现为简单化的倾向，因为它追求安定和静止，“关于价值的这些概念乃是随意选择的，因为这个问题就是武断的”。通过对整个中西方学术史的反思，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学术史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批判、批判、再批判，反思的力度越来越深，从而衍生出了越来越广博的学术体系，其中不仅仅只是反思的，还有不可忽视的原生态体验，如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而中国两千多年的学术历史总是在研究老子孔子说了些什么，孟子批驳墨子却不质疑孔子，而在如何解释孔子学说之中渗透自己的新想法。没有反思的清算无论如何不会锻造出精致的思想，有人不以为然，但请想一想到底是原初经验本身深刻，还是反思性地体味这种原初经验的“思想容器”深刻？总之，解释是把未来与现实的政治需要关联起来，从来没有考虑去选择其他的方式，如西方对象化的反思方式，这也表现为一种理论上的选择。原初体验被海德格尔等生存哲学派以及现象学派所迷恋，但是没有展开的原生态形式在今天常常被错误地认为已经包容了博大的反思体系，或者对这个巨大差别语焉不详，这尤其表现在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中。杜威认为各种哲学理论对其选择特征的遗忘或者否认是传统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最大的错误”，并因此而形成了本末倒置，数典忘祖的历史。思维不只是理性的，但理性是最基本的，人类正是由于理性，才认识到、情感、兴趣、直观等其他形式，才认知到有直觉的存在和感性活动。理性本身的有限性，人的生活的无限复杂和丰富内容，正所谓“不可言说的东西”可以通过言说来划界，不可定量的事物可以定性。理性可以扩大感性的空间，而不停留于本能。智力活动过程是极其灵活、复杂、微妙的，它所包含的心理活动因素比唯理论所想象的多得多。也许高级智力机能真的如孔德所说，需要借助于比较的方法从社会学上来研究，“知觉的产物立刻被一些复杂的意识形态包裹着，其中主要的是集体表象。他们用我们一样的眼睛和五官，但用不同的意识。所以他们感知到的外部世界与我们的不同”。对于实践来说，理性是感性活动的翅膀，让人类不再用“四足行走”在飞禽野兽的食物链上。
杜威认为，无论是科学的探索，还是哲学的思考，其意义不在于消除选择，而只是使选择少些武断、更有意义一些。如果选择具有这样的品质和结果，以致当别人按照所指示的情况进行工作时足以引起他们的反思，那么选择就消失了它的武断性；当进行选择的理由被发现是重要的而其结果是紧要的时候，它就变得是有意义的了。发现选择也可以揭示传统形而上学竭力避开之的原因，因为选择和反省行为与选择一样都有偶然性。而追求绝对的形而上学总是逃避选择。“哲学上的简单化是由于选择，而选择标志着一种道德上的兴趣，所谓‘道德上的兴趣’就是广泛地关心有益的东西。我们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关心兴盛和衰落、成功和失败、成就和障碍、好和坏”。通俗的目的论有选择地挑选好的对象和终结来当作自然的终结，“而忽视和无形之中否认这个选择的动作”。实践的选择就是在实践和经验活动；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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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之中的行为是没有选择的，因为那是生物性的必然。对于审美的选择性，杜威的解释是爱好。他说，“爱好就是一种动作，……每个动作总是冒有风险而担负有一定的责任，而它们之所以是如此，则是盲目的。因为在存在中对于爱好总是有敌对的要求的。偏爱这个就要排斥那个，任何爱好都是无意中进行的选择。如果不有所拒绝，就没有什么选择，兴趣和偏见是有选择性的，是有所偏爱的”。爱好的倾向性需要在评价中显示出其本性，评价所爱好的东西和价值的标准是其可靠性、选择所象征的自由和价值的充实。选择性还贯穿在具有强烈个性的艺术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成就的道德生活中，杜威认为，对艺术和道德的评价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组织之中，“美感和道德方面的批评也是从原先存在的、在静观享受和社会交际中自然的好出发的，它的目的是使得有可能有知地和有意义地去爱好和选择，而不是盲目地去爱好和选择”。杜威并没有像科斯特洛所质疑的那样，忽视选择的当下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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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选择的直接效果也没有切断未来广阔的可能空间，而且未来的特征归根结底是由当下判断所开启。杜威其实完全赞同科斯特洛的说法，“这些实践判断的题材到目前为止都是不完全的……这个题材的一个本质部分永远都只是一种可能性，我们之所以要进行判断，是因为我们必须选择和拒绝，而我们所拒绝的东西永远在我们实际证实的经验范围之外”，并且谦虚地说愿意收回任何可能说过的与此矛盾的说法。科斯特洛认为实践判断决定了当下的选择，也不存在未来的所有的可能性问题。不过，我们仍然能够想象一个逻辑的可能性构成的空间，所谓最佳、次优等性质上的等级分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可能空间中参照进行选择和判断的材料以及资源条件来确定的，否则就回到了决定论。也正是因为选择判断关闭未来其他选择的可能空间，从而打开这个选择项所指向的未来可能域，选择的意义和背负的责任就凸现出来。二、发现“选择行为”的意义
杜威认为，反思经验的选择性是导致人类普遍追求“安全”、“稳定”的心理偏好的根源，而且人类更偏好于将给我们带来安稳的东西“自然”地看作是永久的、美好的，而变化、动荡不安都成为我们尽可能要逃避的危险。我们的情绪受到了这种诱惑，我们的理智和实践选择也受到了影响。原初经验是粗糙的，“充满着纷乱和复杂的东西”，所以追求确定性和规范性的静止思维的哲学模式避之而选择“永恒的实在”。“选择的发现”把我们从理智上的迷惑中解脱出来，“当我们和我们自己的时代以及所处的文化同化之后，我们就染上了许多理智上的习惯”。选择行为的发现指出了“先验”的虚检测性，因为只要人类本身的生物特性表达出来，就必然导致固有的选择性，比如我们对颜色和声音的感知在一个有限的域内，我们对甜的偏好，对视觉的强烈依赖程度，对大小的划分以自身尺度为基本标准，对时间的长短也是以自身寿命为基本尺度，所以不会体会到远离这个尺度范畴的自然发生的现象，比如，周期极其漫长的石头变化（也可说其变化极其缓慢以致我们根本觉察不到，但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在地理地质年代中可以看得清楚），或者肉眼看不到的细菌的生长死灭，等等。生物属性的固有选择性还是我们表现在原初经验之中的特征，而作为人，思维本身同样具有选择性，表现出反思行为的选择倾向，我们不再如动物一样任由自然力量支配，也不任由情绪、意志和冲动主导，决策和主导的权力让位给思维、反思能力。这个选择倾向不同于表达在原初经验中的生物性特征，而是精神主动性的外显。人类的文明历史中充满着选择的踪迹，凡是存在反思的智慧和精神面对情境问题表现出有限性的时候，就是精神进行选择和决断的场所，在反思的思维模型中，问题表达为多重疑难，而受到理论指导的思维无法把握完全，疑难导向了若干个不同的方向，每个都指向一个行动及其可能效果，考验思维的时候到来了。固然有情绪、潜意识的冲动的影响，但进行选择的决策是在理论的框架内做出的，是反思经验的结果。这里，可能性的展开为选择提供了空间。
杜威认为，唯理论最基本的哲学谬误（philo— sophic fallacy）就是对经验中存在选择行为的否定，追求确定性和绝对，避免从事选择、否定选择的必要性。将自我思维变成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但是，“不畅通的、不完善的和模糊地充满了可能性的世界中的种种事实，给予追求绝对体和最后体的行动以尖锐的讽刺”。杜威还认为，“经验的方法发现和指出了选择活动，正和它发现和指出任何其他的事情一样。因此，它保护着我们，使我们不致把后来的机能转变成为先有的存在：这样一种转变可以称之为最根本的哲学错误，不管这种转变是以数理的潜存、美感的精蕴、自然界纯物理的秩序或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那都是一样”。通过经验方法从而发现我们选择性行为的存在给我们以警觉，从而将我们的理智从各种习惯和经验方式的“片面性”中解放出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行为、反思本身都是受到我们作为人这种有机智能生物的各种限制，还有具体经验发生的场景时行为选择依赖于特定条件发生的变化，从而产生完全不同的可能后果。并且去除掉这种头脚倒置的“先验”谬误（即把产生的后果当作根本的和在先的原因）。“凡我们视为对象所具有的性质，应该是以我们自己经验它们的方式为依归的，而我们经验它们的方式又是由于交往和习俗的力量所导致。这个发现标志着一种解放，他纯洁和改造了我们直接的或原始的经验对象。习俗和传统在科学和道德的信仰中的力量从来未曾受到过一次严重的考核，直到通过分析才揭示了个人的信仰方式对于所信仰的事物的影响，以及这些方式在不知不觉中为社会习俗与传统所固定的广度”。
其实，对于我们思维模式的选择或者有限性，康德已经指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真相：我们的思维图式规定着、制约着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感觉和知性认识：时间空间，知性范畴。康德虽然认识到了这种先验性并不能解决所有的认识论问题，以及试图给道德律令颁布立法的困难，但还是认可了这种先验性的基础检测定，更没有对先验范畴的检验方法，而仍然是先验的。也许我们对基本生活在18世纪的康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本身超出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条件。并不是任何哲学思想都可以在任何时代被提出来的，检测如康德知道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他还会坚持时空的先验感性直觉观吗？他会不会由此而取消所有的先验性而走向建构理论？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前，“地球是圆的”只能停留于一种检测设，而试图基于这个检测设的任何开创都显得虚无缥缈；如果人类不是借助于各种望远镜从而“看到”了宇宙的边缘，有谁会确信宇宙的有限性；如果不是在用隔板隔开的箱子的两个格子里“看到”了同一个基本粒子的“涂鸦”，谁会相信人构成我们整个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是那样的“奇怪”；但这些是真实的，就像我们看到的红苹果，你可以用嘴咬它一口确证其真实性。天才不是上帝！天才也是被出生在一个具体的时代，他所能够受到的教育、思想起准线、面对的问题等等都处在那个时代的水准线上，而无法像上帝一样全能地游离于时代之外。这一点对于资本泛滥的当今时代，哲学大师的出现就更是艰难异常，因为绝大多数的天才选择了被资本俘虏，而不是选择沉浸于思想的星空。选择行为的发现蕴涵着杜威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内在关联。它对可能世界的启发意义可以使我们在进行有关选择行为的存在理由的探究中进一步发掘出其逻辑价值，只有认识到具有不同于现实状况的可能性，才会说这里存在选择。关于可能世界、可能事件、逻辑可能与现实可能，这些在分析哲学中占用重要地位的命题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归化为现实与潜在、必然与或然，而它们都与选择行为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譬如，普特南的“孪生地球”就是逻辑可能，智能动物世界也是逻辑可能，但它们都不可能是现实的，也不存在现实上成立的条件。它们只是发生在我们的思维之中，是对我们现实事件和现实世界的语言描述解释的系统中概念和观念的语词的逻辑领域的扩充和延展，从而形成的与现实事件和现实世界相似的一种纯粹语言结构，它没有所指，但有意义。有的逻辑可能是完全荒谬的，因为它们不仅没有所指，而且没有意义。可见，语言体系的范畴要大于意义体系，即有的语言构造在语言上是成立的，被语言体系所包容的，但并不被现有意义体系包容，意义体系更接近思维，语言体系更接近于纯粹逻辑，语言体系的构造在最大一层是由逻辑支撑的，其次是有意义支撑的，那就是人类现实的生活世界的支撑，再次是客观的生活世界的支撑（去掉前者的检测想但有意义的成分），即有所指的世界。
三、选择与自由
杜威的选择最终导向他的自由与“解放”。选择总是在若干种可以选择的可能性之中择其部分而舍弃其他部分的行动，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将我们的理智与已经形成的习俗识别出来，从而发现我们的理智所具有的主动性。思维的能动性不再是天赋的，固定不变的，而是我们在经验之中通过思维与行动而建构起来的。选择行为本身就是变动的，它既是在原初经验基础之上的展现，也是通过与世界的结束改变世界，同时改变思维和行动方式本身的力量，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圆满经验；所以就像杜威所说，我们的传统习惯中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而坏的习俗也是我们在未来经验中通过选择行为需要改造的。人类的理智就为此而行动并承担责任，因为选择对后果的影响发生在人的身上，改变其生存的环境或者理智本身。可以看到，杜威的自由与“解放”具有崇高的人文价值，在他看来，这是哲学（和宗教）不可推脱的责任。在杜威改造后的经验理论中，选择行为就是一种对他最不认同的理智专断主义的解脱，它是一个预示着一种新型“个人主义”的伟大解放。个人主义的选择曾经使得人们把信仰、政治和经济的社会控制力分开，给予每个人有表达个人思想的自由、展示个人能力和价值的机会与权力，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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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权力和自由变成与经济成功（或者赚钱的能力）简单地等同起来了，不仅不再是社会生活中相互和谐的手段，而变成社会出现阶层分裂的根源。变动的社会情境需要人们重新发挥理智的选择力量，把个人的潜力解放出来，在这种新个人主义中，人通过反思从而发现具体的自我，自我的动作、思考和向往的方式，“我们不可能恢复到原始的淳朴状态。但是可以得到一种在眼睛、耳朵和思维上被培养出来的淳朴状态，这种状态是只有通过严肃的思维锻炼才能获得的”。理智正确的选择行为不仅是保持个人能够真正自我实现的自由，是实现社会各种要素调节的控制手段，它还将释放出、信仰和追求的能力。在选择行为的发现中包含着杜威的自由理论，个人的经验所具有的行为选择性本质上就是个人自由的体现，按照杜威的意识观，杜威认为自由个人有相对于社会的差异性选择。虽然个人诞生于一个社会的群体之中，但是个人经验超出社会的公共经验之外的部分，从根本上来说这也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在潜能和可能性的开拓方面，个人的可能性域大于社会所定义的个人的域。因为社会包括了人的公共性，但不包括个人的似有内涵，但正是似有内涵具有无比的生长力量，能突破现有的被公共承认的域度。然而，就像反省经验中有原初经验所没有的概念等内容，社会也有超出个人的部分：社会性规范。然而个人总是有社会所没有包容的模糊地带。杜威晚年认识到这两个方面的分离需要弥补，所以想用“文化”来替代“经验”，但是最终没成。也许这就是杜威的“文化乌托邦”，不过，他揭示出了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主题。只不过个人一社会关系没有像其“经验”概念那么改造得比较成熟一些。
人类的一切现实问题都起因于秩序同自由的自相矛盾，求助于秩序的原则的要求，总是与人追求自由的观念与行动形成对抗关系。在存在论意义上，只有人具有选择，就像只有人具有经验一样。与选择孪生的是责任，是道德生活的不可避让。亚里士多德曾说善是合乎德性的心灵活动；德性只能通过习惯、训练或学习才能养成；一个人可以通过学习而成为建筑师、演奏家，但是一块石头，不论你把它向天上扔多少次，也不能使它学会自己往天上飞。克尔凯戈尔是黑格尔之后的第一个发现了个人选择自由的思想家。不仅仅在书名上，而且《非此即彼》贯穿始终的概念就是选择：取此舍彼，或者相反。按照克尔凯戈尔的观点，选择是个人的、主观的、暂时的而又绝对的、不可更改的，但是自由的。每个选择，无论是的、还是审美的生活，选择总是基于经验，个人的认识上帝的经验。所以克尔凯戈尔的自由是对于最终回归到上帝的选择自由，归根结底是信仰，在信仰之中完成个人的暂态性与上帝的永恒之间的结合而实现。充满着悲观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
而杜威的自由是乐观的，它是个人基于生活经验之上的行动选择。在杜威这里，个人自由在经验改造中的发现是选择发现的必然推理。个人具有社会所不可包容的“原生态”内涵。总之，个人经验的原初性大于社会经验的原初性，前者是经验的生长源泉，后者几乎让位于社会的公共域，被反思的集体经验主导；另一方面，社会在意义的提炼层次上是个人的价值之源的重要维度，它与自然界对于人及其经验、个人目的和意义的实现有着同样的决定性。在个人的社会性方面，杜威的“社会经验”深受米德的社会理论影响。
选择的发现还是杜威将实用主义作为哲学理论和价值评价标准的存在论的解释基础。选择的行为不仅是实践中的差异性和创造性的源泉，而且是作为人类的时代精神的最高峰的哲学理论之差异性和创造性的根本原因。杜威对选择的发现揭示出选择深刻的哲学意义：观念一现实的互动关系，观念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成文规则和制度，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其外还有许多非成文要素，不表现为成文形式的观念，如微观的影响观念要素和宏观的影响观念要素。而这就是现代历史学企图科学化的出路，因为政治事件的不确定性研究需要另辟蹊径，寻找其他要素，地理的、边缘的、长时段的、短时段的等等。哲学也是如此，黑格尔之后的现代哲学就是宏大叙述的完成，不过这里有个检测定，那就是某种实在的存在，否则会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对这个世界的抛弃不顾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的行为，都是立足于其上的选择活动。尽管孔子曰“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季氏并不会因为孔子的谴责就不演奏八佾舞，并且真正吸引弟子们的肯定不是孔子所倡导的“礼仪规范”，而是他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思和超越，对现实企图进行改造的一种理想的追求。
选择行为虽然是在反思的经验中被揭示出来的，但选择的存在却不在反思经验中。这就是杜威的知一行观、反对寻找终极确定性的存在论根基。梅洛一庞蒂也持如此观点，“即使人的存在是强加给我的，我也可以选择存在方式，……人们称之为自由的障碍的东西也是通过自由显现出来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各种应用中，在无法实现完美的确定性之前我们必须选择。在法律中的条文规定看起来公平明确，然而实际却迥然不同，面对生命和安危，必须采取选择的行动，弱逻辑代替了强逻辑，否则就永远不可能建立起疑犯的行动与事实结果的逻辑链条。选择行为的合理性不是建立在外在的事物或者既有的东西上，也不是源出于过去的知识和观念，由于“用所从事的操作去界说观念的性质，用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后果去检验这些观念的有效性，就是在具体的经验范围内建立起联系”，具有选择性的反思行为就在行动的过程中创造并展示出潜在的可能性。
经验中反思行为的选择性是杜威引以为豪的发现。只有重新定义了经验概念，改造传统的经验观，才能在经验中发现选择行为的存在。杜威通过对反思经验中的选择性的分析和解释，消解了感觉经验论对思维和行动的偏见，也把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从唯理论中的天赋观念或者先验范畴中解放出来，有效地弥合了近代二元论哲学对经验与人和自然的分离以及知识与行动的分离，恢复了实践经验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和生命力。反思经验中的选择行为并不是孤立的独立存在，也不是人性中固定不变的倾向性，或者独断专行的力量。由于反思经验与原初经验是杜威的经验概念中不可缺失的两个环节，选择行为依赖于经验发生的情境条件、问题情境和经验题材。在杜威看来，选择行为一定发生在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承载着各种任务的选择行为最终将在原初经验中得到检验，其效果是否实现了预想中的目标，把我们的思维和行动渗透到自然的深处，从而真正扩大了经验的意义。人类的未来、参与式的和理想的社会生活是通过选择行为才可能建构起来的，杜威从“经验”到“文化”的转变就是认识到人类理智的选择行为所建构的文化环境对于人的自由的实现价值，人与文化的交互最终发
（责任编辑 徐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