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期化险为夷危机管理艺术

摘 要：长征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史诗。长征时期，在和党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将士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多次在面临重大危机的关头，扭转乾坤，打败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红军这种认定目标，不畏艰险，坚定信念，锲而不舍，藐视一切困难，团结一致，挑战极限，运用各种智慧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精神是红军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分析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原因，学习红军危机管理的艺术，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深化改革，攻坚克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危机管理；红军；精神财富
1009-0118（2012）08-0154-02

一、红军危机管理艺术的经典表现

(一)转移方向的正确选择，避免了自投罗网

红军在1934年10月从江西实行战略转移后，最初是准备同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但红军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发现国民党早已在红军准备会合的地方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继续向前进，必然再次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李德等人主张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挺身而出，积极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主张得到了与会的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史称通道转兵；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上，博古、李德等人不顾敌人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不愿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仍然坚持从黎平北上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根据地的方针。则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经过摆事实，讲道理，申明大义，循循善诱的努力说服，与会同志不少人改变了自己的观点，绝大多数同志同意放弃北上方针的正确意见，从而否定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战略方针，正确地解决了红军当时的进军方向问题，在拨乱反正中迈出了有重要意义的一步，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史称黎平转向。红军采纳了的主张，决定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实践证明，这一战略决策十分正确，避免了腹背受敌，再次遭受重创的悲剧发生。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所指出：“当时，如果不是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1］

(二)会议召开的时机适时，避免了迷失方向

在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期间，召开了多次会议，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鸡鸣三省会议、会理会议、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每一次开会的时机都选择得非常及时，每一次开会，都集中解决了一两个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性问题。例如，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及猴场会议上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不断抗争，解决了红军作战的战略方向问题，选择了正确的行军路线，避免了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而陷入集体盲思及军事指挥的失误；在鸡鸣三省会议上，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负总责，进一步巩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贯彻正确的军事路线提供了组织保证；召开扎西会议，不仅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江，在成都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而且进行了缩编，精简了机关，充实了基层，处置了笨重物资，轻装简行，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为以后三渡赤水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在会理会议前，林彪攻击走“弓背路”，主张走弓弦，走捷径。他煽动对的不满，写信要。最后通过开会，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严肃批判了林彪的错误，旗帜鲜明地维护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而统一了思想认识，并且进一步确定了立即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行动方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以后，党对当时的形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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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北上抗日，建立川陕根据地的方针，张国焘却采取了机会主义立场，逃跑主义的方针，公然反对党的正确决策。党先后召开了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同张国焘反党分裂、退却逃跑的错误路线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最终付诸实施，迈出了征服大草原，摆脱危机的重要一步，并在俄界会议后，党率领一方面军先行北上，为顺到达目的地，走出困境，实现三大主力会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思想工作的深入细致，避免了认识混乱

在红军长征的路途中，一直在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分析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之处，宣传自己的正确主张。他和当时的高层领导进行了多次恳谈，反复分析利害得失，终于做通了许多人的思想工作。尤其是做通了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工作，使他们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分化出来，为遵义会议通过《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为红军重新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做好组织准备工作，在中国革命转折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四)矛盾处置的委婉恰当，避免了内讧分裂

无论是在遵义会议上还是在后来的两河口等会议上，不论是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还是同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斗争，都能够从大局出发，讲究斗争的战略策略和艺术，对内部的矛盾处置十分果断和恰当。比如，在遵义会议上，采取只批判“左”倾领导者军事路线的错误，不批判他们政治路线的错误，从而争取了绝大多数委员和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支持。因为当时多数人已认识到军事路线有问题，但还没有认识到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指出王明“左”倾领导者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使许多犯过政治路线错误而又没有认识错误的同志接受不了，而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这样做避免了党内因思想认识不一致，时机还不成熟而发生分裂，甚至重蹈太平天国内部分裂的悲剧。
（五）战略战术的灵活机动，避免了以卵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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