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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今时代，话语权已然成为各国竞相角逐的一种新力量。“话语权”之争的实质，就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其话语权的巩固和增强直接关系到民族、国家和政党的兴衰成败。因此，必须拓展和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和引领作用。
关键词： 话语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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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话语权已然成为各国竞相角逐的一种新力量。一国通过一定的话语方式进行自我认同和利益代表，成为现代政治参与国际竞争和构建国际秩序的必要环节。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而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当前，各种社会思潮乘中国社会转型之际，秉承学术文化的背景和推动力，正不断冲击、影响和挑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在社会各个领域与马克思主义争夺主流话语权，企图修正抑或解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其话语权的巩固和增强直接关系到民族、国家和政党的兴衰成败。因此，必须拓展和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继续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和引领作用。
但是，“话语”恰恰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学概念，它更主要的是一个多元综合的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概念。正如福柯所认为的：“诚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务。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 [4]因此，在福柯看来，话语的作用远远超出了语言和言语，也超越了语义学意义上的所指意义，而是具有特定实践功能的相当完善的话语单位。“正是在话语的实践运作中，福柯看到权力关系，话语在内部进行的调整，赋予内部事务的秩序与意义，本质上便是赋予它有产生意义的权力，获得进入特定秩序的权力。” [5]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其特殊性就在于通过发挥强制力、支配力和影响力，以试图改变被支配者的意志。因而，话语与权力之间是不可分的。“话语实际上是统治的根本，语言和话语本身亦即权力。一切统治，归根结底是语言的统治。” [6]福柯认为，影响、控制话语活动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而反过来看，真正具有特殊效应的权力，也是通过话语来执行的。[7]话语权力就是要能说服其他行为体去做他们可能不会做的事情，从而建构一个最符合权力支配者利益的世界秩序。[8]
因而，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知识的构成和话语的过程是权力关系的结果。话语权就是通过话语这种相似度检测物转换而成的一种力量关系，形成在不同领域上的相对权力优势。话语在权力生成过程中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二）话语权的实施主要依靠影响力而非强制性 话语权的权力形成，很大程度上要得到“倾听者”的支持，自愿听从和感受“言说者”的言语和影响力。而强硬的话语和威胁的姿势则往往会触发对方的反抗意识，话语权的实施效果也往往适得其反。
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社会思潮也在不断滋长蔓延，意识形态领域“多种话语”的对话与交锋呈日趋激烈之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话语权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与问题。在社会发展日趋多元化、价值观念大碰撞、文化交融与冲突如此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仅仅依赖于传统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防”、“堵”的策略来维护和巩固意识形态安全，显然无助于解决问题，甚至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封闭和弱化。为此，作为关系到国家、民族和政党生死存亡的国家意识形态，必须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话语的科学性、合法性和时代性的权力基础，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战略支撑价值。
正是这种彻底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获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起点，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才得以确立。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以实践为基础，紧密结合实际，不断研究和解决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实践的发展所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它也就能够成为永葆青春活力的科学真理。
但是，现实的政治生态表明，统治的合法性不可能一劳永逸，它必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就是说，任何统治的合法性资源不可能一朝获得，终生拥有，而是应当苦心经营和细心栽培，否则原有资源就会慢慢流失甚至丧失殆尽，出现政治认同危机。李普塞特认为，政治合法性危机往往出现在社会变革时期，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在结构变革时期主要保守机构的地位受到威胁；二是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群体在他们有了参政的政治要求之后，却没有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三是新社会结构建立之后，新的社会制度在很长时期不能满足主要群体的期望，并没有以此为基础树立新的合法性。[16]
因此，现代社会，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会追求永远依靠暴力来维持其统治，而是将党的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内涵和价值诉求不断地转化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主流社会意识，使公众对其统治的价值从内心上给予认同，从而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中国来讲，更需要不断地培植、更新和重构新的合法性资源，增强合法性
诚如恩格斯一再告诫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8]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要依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时因地运用于革命和实践。正如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怎么发表展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的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就没有出路。”[19]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适应时怎么发表展的要求，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而不断更新和完善。
以上有关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科学性、合法性和现代性基础，并不是相互脱离或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紧密联系的。就三者关系而言，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理论根基，是支撑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延续发展的起点，也是其合法性和现代性的重要价值基础。而合法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核，没有合法性的话语权只能依赖于暴力手段，最终将损害其理论的根基。现代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品格，增强现代性不仅可以为其理论提供价值支撑，也可以维持、获得、延续、增强其合法性基础。
（二）加强话语权的资源建设，为话语权提供深厚的土壤 话语权说到底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资源的转化而形成的信息表现力，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资源的成功有助于推动国家意志以及政治价值观和文化吸引力。如中国在经济上保持了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被外界称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新的话语，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正如约书亚·雷默所建议，中国要达到和平崛起的目的，必须要令其他国家认同她所倡导的世界观，并称之为“北京模式”。这个模式即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速增长的发展途径，中国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又能够保持独立的政治方式，这为世界上其他寻找发展道路的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路径。 同时，历史的经验也表明，一个国家要能够在国际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主动、纵横捭阖，其具备的不仅仅是经济、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而且也包含着以文化、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以及国家形象的影响力等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不断探索和完善“中国模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出一条充满光明前景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加强“软实力”建设，增强其吸引力和辐射力。“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要改变过去“身正不怕影子歪，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国际观，积极塑造和构建一个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和“铁肩担道义”的大国形象，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仁兵”的战略目标。
（三）积极探索话语权的运行方式，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辐射的有效性 “话语权”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其运作过程是以话语为载体传播思想意识的过程，涉及言说者和受众方，具有双向性或多向性，衡量话语权力的效用就是要入情入理，深入人心。因此，国家要提升自己的话语权，要充分利用各
四、结语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话语维持合作和解决争端分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争夺权力的争斗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话语权力的斗争。与传统的权力不同，话语权是由传统和非传统权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而形成的综合表现力，并通过话语这种相似度检测物转换而成的一种力量关系，形成在不同领域上的相对权力优势。因而，提升话语权的根本还在于巩固和增强话语的权力基础。当然，话语如载舟之水，既可以提升国家意识形态吸引力，也可以侵蚀国家的利益。因此，构建话语权的关键不仅在于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而且必须注重话语权的行使方式。因为，权力不只是代表强权、霸权和威权，“权者，衡量可否之谓。能权轻重使合义也，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24]因此，合理的社会结构，和谐的世界秩序，应该是以道义目标和理想，来追求凝聚国民，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获得国内外的政治认同，从而增强其话语权、说服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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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贾俊兰 责任校对：王香丽）
关键词： 话语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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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话语权已然成为各国竞相角逐的一种新力量。一国通过一定的话语方式进行自我认同和利益代表，成为现代政治参与国际竞争和构建国际秩序的必要环节。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而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当前，各种社会思潮乘中国社会转型之际，秉承学术文化的背景和推动力，正不断冲击、影响和挑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在社会各个领域与马克思主义争夺主流话语权，企图修正抑或解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其话语权的巩固和增强直接关系到民族、国家和政党的兴衰成败。因此，必须拓展和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继续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和引领作用。
一、话语与权力：话语权的生成
话语是从西方语言学借用而来的，“语言学用此术语指一段大于句子的连续语言。”在语言学中，话语是作为比语言小、比句子更大的语言结构，它具体指实际语言运用中具有一定交际目的和内容及形式上的完整性的口语或书面语句单位。[3]但是，“话语”恰恰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学概念，它更主要的是一个多元综合的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概念。正如福柯所认为的：“诚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务。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 [4]因此，在福柯看来，话语的作用远远超出了语言和言语，也超越了语义学意义上的所指意义，而是具有特定实践功能的相当完善的话语单位。“正是在话语的实践运作中，福柯看到权力关系，话语在内部进行的调整，赋予内部事务的秩序与意义，本质上便是赋予它有产生意义的权力，获得进入特定秩序的权力。” [5]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其特殊性就在于通过发挥强制力、支配力和影响力，以试图改变被支配者的意志。因而，话语与权力之间是不可分的。“话语实际上是统治的根本，语言和话语本身亦即权力。一切统治，归根结底是语言的统治。” [6]福柯认为，影响、控制话语活动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而反过来看，真正具有特殊效应的权力，也是通过话语来执行的。[7]话语权力就是要能说服其他行为体去做他们可能不会做的事情，从而建构一个最符合权力支配者利益的世界秩序。[8]
因而，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知识的构成和话语的过程是权力关系的结果。话语权就是通过话语这种相似度检测物转换而成的一种力量关系，形成在不同领域上的相对权力优势。话语在权力生成过程中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话语对现实具有建构性
建构主义认为物质性权力和话语性权力是有意义的权力因素：观念是权力，实践也是权力。[9]话语不仅仅是表达的工具和思维方式，也是建构社会世界的方式，不同领域之间的话语具有互相建构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 话语既是一种用以交流的符号系统， 也是一种社会权力形式。如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可以通过话语权力的运用去建构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改变其他国家对本国的观念，增强彼此间的了解、认同和信任，减少误解和成见，以促进合作和增进自身的国家利益。（二）话语权的实施主要依靠影响力而非强制性 话语权的权力形成，很大程度上要得到“倾听者”的支持，自愿听从和感受“言说者”的言语和影响力。而强硬的话语和威胁的姿势则往往会触发对方的反抗意识，话语权的实施效果也往往适得其反。
(三)话语在权力实践过程中具有隐蔽性
福柯认为，通过控制和操纵话语符号的含义，可以建构一个符合权力单位利益的社会秩序，而不同文本又必然有其隐含的深层企图，但往往连接受者自己都不察觉这个解读过程，而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受到信息所传递的观点所影响。布尔迪厄指出，符号本身包含着对话双方共同赋予的意义，言说者是通过掩饰本身的权力意图，把特定的符号力量附加到权力关系之上，从而将合法化的意义强加于人，目的在于使合符其利益的某种事件诠释成为被广泛认可的界定方式，将利益关系转化为一种符号权力。无论是语气、音调、词汇、表达方式，以至操控受众的认知、认同，都是建构社会现实的一种手段和沟通能力。[10]可以说，话语对权力运行的支配并不是通过直接的压制和权力展示，而是通过间接的规范化不露痕迹地纳入权力意图，其实践过程是难以观察的、隐蔽的、微妙的，属于隐性权力发挥的作用。摘自：毕业论文小结www.udooo.com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权力基础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种占主导地位并起引领作用的意识形态。其话语权地位自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以来，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而不断变迁。大致经历了从革命型意识形态到建设型意识形态的转变，取得了意识形态现代性转化的基本成果，即形成了包括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社会思潮也在不断滋长蔓延，意识形态领域“多种话语”的对话与交锋呈日趋激烈之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话语权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与问题。在社会发展日趋多元化、价值观念大碰撞、文化交融与冲突如此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仅仅依赖于传统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防”、“堵”的策略来维护和巩固意识形态安全，显然无助于解决问题，甚至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封闭和弱化。为此，作为关系到国家、民族和政党生死存亡的国家意识形态，必须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话语的科学性、合法性和时代性的权力基础，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战略支撑价值。
(一)科学性
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理论根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之争，最终归结为每一意识形态立论基础上的哲学基础之争。没有一定科学性的哲学作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其在理论的追问审视下往往破绽百出，不堪一击。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属性来说，是科学性、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在其哲学基石上，始终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毫不吝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11]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12]苏东剧变之后，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大呼“马克思主义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扬言要在世界上埋葬共产主义。对此斩钉截铁地说：“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13]正是这种彻底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获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起点，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才得以确立。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以实践为基础，紧密结合实际，不断研究和解决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实践的发展所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它也就能够成为永葆青春活力的科学真理。
(二)合法性
合法性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现代内核。话语权之所以具有权威性，来自其合法性。“合法性”是国家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社会主体基础和条件。马科斯·韦伯认为，合法性就是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任何群体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主要依据他们对统治系统的合法性是否信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合法性信仰。李普斯特认为：“合法性就是系统引发并维持某种信仰的能力，即相信现有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当下社会的制度，”“合法性确定政治系统的价值，群体按照政治制度的价值观念来确写作度是合法还是非法的。”[14]因而，如果一个政党或政权没有很好地解决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就会面临合法性危机。倘若人们丧失了对特定意识形态的信仰，那么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缺失，进而遭到人们的否定和抛弃就成为逻辑的必然。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住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15]合法性反映出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和支持程度，国家意识形态只有建立起广泛的“合法性”才能给引领社会思潮提供扎实的基础和强有力的支撑。但是，现实的政治生态表明，统治的合法性不可能一劳永逸，它必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就是说，任何统治的合法性资源不可能一朝获得，终生拥有，而是应当苦心经营和细心栽培，否则原有资源就会慢慢流失甚至丧失殆尽，出现政治认同危机。李普塞特认为，政治合法性危机往往出现在社会变革时期，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在结构变革时期主要保守机构的地位受到威胁；二是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群体在他们有了参政的政治要求之后，却没有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三是新社会结构建立之后，新的社会制度在很长时期不能满足主要群体的期望，并没有以此为基础树立新的合法性。[16]
因此，现代社会，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会追求永远依靠暴力来维持其统治，而是将党的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内涵和价值诉求不断地转化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主流社会意识，使公众对其统治的价值从内心上给予认同，从而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中国来讲，更需要不断地培植、更新和重构新的合法性资源，增强合法性
摘自：毕业论文摘要范文www.udooo.com
认同，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奠定坚实的基础。(三)时代性
理论是时代的产物，需要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理论品格。人类文明史的变迁表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先进还是落后，往往是国家先进还是落后、强大还是衰落的重要原因。任何理论要想长盛不衰，永葆活力，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捕捉和回答时代的新课题，才能不断地自我创新和发展。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党面临解决存在僵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时本来更加需要苏共作出正确的领导，但是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却逐步“在理论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战线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17]正是因为苏共在改革过程中，固守其思想，并逐步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最终导致苏共退出历史舞台。诚如恩格斯一再告诫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8]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要依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时因地运用于革命和实践。正如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怎么发表展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的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就没有出路。”[19]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适应时怎么发表展的要求，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而不断更新和完善。
以上有关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科学性、合法性和现代性基础，并不是相互脱离或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紧密联系的。就三者关系而言，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理论根基，是支撑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延续发展的起点，也是其合法性和现代性的重要价值基础。而合法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核，没有合法性的话语权只能依赖于暴力手段，最终将损害其理论的根基。现代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品格，增强现代性不仅可以为其理论提供价值支撑，也可以维持、获得、延续、增强其合法性基础。
三、 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话语权的实现路径 争夺话语权，其实质就是争夺意识形态的理论指导权，争夺社会整体发展的理论解释权，争夺人民群众的信任权，其最终目的就是争夺国家政权。因此，在面对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思想多元和价值冲突时，我们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动摇，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的话语权，发挥其无穷的威力。（一）加强理论研究，构建“中国特色范式”的话语体系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20]这说明了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是何等重要。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其话语权的建立是以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范式”的话语体系。要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在当前应立足于“中国特色来进行理论研究，这应当成为中国当今学者的自觉选择。”[21]这就需要做到两点，第一，积极主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争取对话语的概念界定、创设权，议题的设置权，掌握话语的主动权。正如指出：“舆论宣传要深入研究各类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22]第二，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首要的就是对时代课题进行合理地解答，系统地阐明顺应时怎么发表展所提出的纲领、政策和主张，以及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最大程度上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外在的话语形式和方式创新，做到生动活泼、喜闻乐见，使普通民众能够听得懂、理得清，并且信服。（二）加强话语权的资源建设，为话语权提供深厚的土壤 话语权说到底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资源的转化而形成的信息表现力，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资源的成功有助于推动国家意志以及政治价值观和文化吸引力。如中国在经济上保持了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被外界称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新的话语，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正如约书亚·雷默所建议，中国要达到和平崛起的目的，必须要令其他国家认同她所倡导的世界观，并称之为“北京模式”。这个模式即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速增长的发展途径，中国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又能够保持独立的政治方式，这为世界上其他寻找发展道路的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路径。 同时，历史的经验也表明，一个国家要能够在国际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主动、纵横捭阖，其具备的不仅仅是经济、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而且也包含着以文化、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以及国家形象的影响力等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不断探索和完善“中国模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出一条充满光明前景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加强“软实力”建设，增强其吸引力和辐射力。“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要改变过去“身正不怕影子歪，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国际观，积极塑造和构建一个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和“铁肩担道义”的大国形象，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仁兵”的战略目标。
（三）积极探索话语权的运行方式，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辐射的有效性 “话语权”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其运作过程是以话语为载体传播思想意识的过程，涉及言说者和受众方，具有双向性或多向性，衡量话语权力的效用就是要入情入理，深入人心。因此，国家要提升自己的话语权，要充分利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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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权力资源，通过灵活、精细、隐蔽的传播手段和沟通技巧，使受众在不知不觉间接受具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信息，从而作出最符合本国利益的政策决定。因而，在话语权运作过程中，必须注意三点：一是要积极主动，避免被动，要构建起快速反应为条件、正确引导为目的的重大舆情引导机制。抢占话语权先机，才能做到早发声、早造势，牢牢掌握话语权的主动权。二是增强话语的针对性。针对国内外，针对不同对象，在话语权行使方式上都要仔细斟酌，以保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行使发挥现实的功效。三是注重话语权行使的规律和对象的感受，避免单纯的灌输式的输出。正如指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力求做到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切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切记简单生硬。”[23]要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在价值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出来，通过健康有益的视觉文化、听觉文化和各种生动的文化形式，去感染人、熏陶人、影响人，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四、结语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话语维持合作和解决争端分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争夺权力的争斗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话语权力的斗争。与传统的权力不同，话语权是由传统和非传统权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而形成的综合表现力，并通过话语这种相似度检测物转换而成的一种力量关系，形成在不同领域上的相对权力优势。因而，提升话语权的根本还在于巩固和增强话语的权力基础。当然，话语如载舟之水，既可以提升国家意识形态吸引力，也可以侵蚀国家的利益。因此，构建话语权的关键不仅在于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而且必须注重话语权的行使方式。因为，权力不只是代表强权、霸权和威权，“权者，衡量可否之谓。能权轻重使合义也，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24]因此，合理的社会结构，和谐的世界秩序，应该是以道义目标和理想，来追求凝聚国民，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获得国内外的政治认同，从而增强其话语权、说服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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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贾俊兰 责任校对：王香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