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述悖论沈以文悖论性宗教写作意识

摘 要： 沈从文写作中的宗教文化意识是一个含混状态，就好像面团与水的结合，韧性与柔性的相互交杂，使得沈从文的写作不时表现出柔性在外，韧性其中的独特气质。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田园风格、爱情书写和悲剧意识上。统观而言，这一切文化意识就是一个复杂、却激动人心的悖论状态。
关键词： 写作悖论 宗教文化 生命形式
偶然第一次读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便不舍得从他所塑造的一个田园世界里走出。那时候以为，沈从文所创造所爱的，便是一种无比淡雅清丽的桃源地界，那里没有纷纷扰扰的人情世故，没有过多不安分的罪恶与成熟，有的是雨后老船工一般消逝的美好，记忆中的白塔，划船到河心的姑娘，以及白鸭成群昂着脖子被赶下了河岸。不过这些都是我在读后所营造的意象，这得归功于沈从文浓墨有致的笔韵，若非此，那也是一般作家所不能达到的功力和境界。在此，鉴于个人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理解基础上，我认为，总体上而言沈从文是向往神性的，但却又无奈现实过于现实，理想过于理想，因此也就造成了他文字中因精神导向所不能通达而出现的哀伤与挽歌气质。悲哀的不是飞翔，而是地上的行走。
无可置疑，写作是体现作者生命观与人生观的，而这些都与其所受的文化影响息息相关，甚至是传统的宗教文化。后者往往决定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包括道德，情感，为人处世，甚至是慈善理念。好的宗教是带给人信仰的力量的，在此，我无意多从文学理想和文本分析方面对沈从文先生的写作进行——这些方面，已有很多资深学者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和探讨，我更多想从宗教文化，特别是中西方宗教文化的融合层面上来反观沈从文先生的写作状态。我想这是迷人的，试想一下，如果当我们多年后再一次从文本角度重返一个作家写作时的精神领域，感受到当初时刻的碰撞，以及思绪在流淌时的高度浓缩，那该是多么得感人和真实。沈从文先生的写作状态中的宗教文化意识，是在中西方共同影响下产生的。这是一个含混状态，就好像面团与水的结合，韧性与柔性的相互交杂，使得沈从文先生的写作不时表现出柔性在外，韧性其中的特色气质。它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田园风格、爱情书写和悲剧意义。

一、淡浓相宜的田园风格

首先，沈从文先生的写作中，尤其擅长对田园风格进行浓淡有致的描绘。巧妙的是，与此同时，西方宗教文化也非常强调一个田园美。但与西方宗教所呈现的不同，沈从文着重表现的是淡淡乡愁及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这是沈从文的独特所在，他自己也曾强调，他所写的作品，并不仅仅单纯就表现的是一个完美的“乡下”世界。换句话说，这个“乡下”世界不是封闭的，它在某个层面上与现实的理想和残酷都彼此互相交融、互相印射和互相影响。从这一点来看，沈从文是否具有了中国本土作家所一贯持有的现实思考？写作并不仅仅是一件文艺的雕塑工作，这点，沈从文的许多研究者也从他的文本里发现，曾说，沈从文对于“社会现实”总是认识非常清醒的。金介甫则直接研究出沈从文乡土文本中的宗教所在，并认为，那些“带着神性”的人物具有了“泛神的生命力”，也是沈从文对原始生命力在现实生存压力下所选择的命运。这是沈从文写作中对于田园风格的处理与宗教文化里的爱与牺牲不同所在，它往往带有现实关怀，带有着强烈的现实反映色彩。相比较之下，在西方的一些文学作品里，神和人则为具有人格的普遍存在，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悖论性的矛盾，从而也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宗教意义上的爱和完美。因此，如果西方田园风格作品的代表为那些圆润的伊甸园之神，那么以沈从文文本所代表的中式田园书写，则带有了更多的乡土气息和现实介入。

二、沉浮于水的爱情书写

沈从文对于爱情书写掌握得同样很有特色，它不同西方于宗教文化里普遍的爱，首先就表现在意象使用、情感书写及人物表现上。就西方著名的文学经典《圣经》而言，其在《雅歌》一章里所描写的爱情是具有很大的典范意义的，带有着强烈的性和肉体性。这反映在意象的运用上，则直接体现为“井”“园子”等事物上。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文学里，“井”这一意象的运用，直接形成了“井边叙事”这一特色的形成，它们直接与爱情和婚姻有关。而与之相对立的是，沈从文映衬了《雅歌》里面的优美书写，但运用意象起来却含蓄得多。《雅歌》里的爱情是“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另外，诗中的女子遇到“良人”时，也会不羞不躁，深情地说，“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其直白和抒情可见一斑。最后，女子还用了一连串的意象来形容自己喜爱的“良人”，把他比作“苹果树”“金子”“香草台”，甚至比作“溪水旁的鸽子眼”，可触可感，非常物质化。这要在沈从文的文本里，我们至多找到的是“虎耳草”、“白鸭”、“绳索”这些相对而言间接得多、自然得多的意象。其次，在人物的展开上，《圣经》往往采取对话式描写，很少有冗长的铺垫，却也是一笔一画见情节。比如《路得记》一章，“拿俄米”对路得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这句话在西方文化背景里，暗示了一桩婚姻的可能，由此也将路得命运的书写推向了转折点。而沈从文多用外貌、动作来表现人物，这与其所受的传统文化“行动即性格”息息相关，以“写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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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喜“点明”。比如《边城》里的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和山头黄麂一样……”“小兽物”“山头黄麂”这两个比喻已烘托出翠翠惊人的生动与活泼，但也侧面展现出她身上弃绝了世俗尘埃的纯真与清新。她成长于重义轻利、安信自约的淳朴风气，又得山川灵秀，自然绰约动人。当翠翠和傩送初遇，是在小镇看龙船，傩送邀翠翠到他家等爷爷，翠翠误以为要她到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心里觉得受到侮辱，就轻生地骂他：“你这个悖时砍脑壳的！”[3]傩送不但不恼她，还打发家里的伙计举火把送她回家。后来，当翠翠知道那是二佬，想起先前骂人的那句话，心里便是“又吃惊又害羞”，描写细腻非凡。再比如《柏子》中的柏子，眼睛、眉角甚至肢体，表面写行动外貌，其实都反映的是人物心理的波澜，可以说，一个直白，一个委婉，这也是中西方文化在描写人物时普遍的不同。萧萧也好，翠翠也罢，这些水乡里的姑娘现今都存在于沈从文创作的文本里，安静而不沉寂。在一遍又一遍观览这些人物形象的同时，我不禁再一次深感本土水乡的闭塞，这种闭塞和它没落的美来得同样震撼。沈从文的伟大在于，他看到了这一点，也深切感受到了。他在选择文本表现时完全可以采取西化，或者彻底的本土写作，但结果并没有这样做。他的文本并无意于遮掩闭塞，或者极力展现那种神美。恰相反，他选择用一种柔软的、如水状的写作状态，发挥想象，然后将那些可贵的青春和爱情书写进文本里。表面上看，这样的水波是平静的，可就在这平静的水波下面，是否能让人注意到那份潜在的生命质感，以及那些鲜活的、不断起起浮浮的生命动态？爱情的存在是先于生命本质的，最完美的爱情书写也如此，它不被外在和对象所限制，它所呈现的应该是爱情最自由的一面。不管是西式的白描与对话，还是传统的隐藏与蕴含，沈从文最终还是选择了一种最为成功的爱情书写方式，它就像沉浮于水的夕阳，悲惋美丽，却闪闪发光。

三、悖论形态的悲剧意识

沈从文写作中经常出现一个悖论的悲剧意识。所谓悲剧意识，即指他由文字所反映的悲剧肌理，这与他的宗教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西方的宗教比如基督教，倡导“原罪”意识，也就是说，人往往离开了上帝就会犯错，就会感到“荒原”感及无处不在的痛苦。而且，人是无法离开上帝的，因为神不仅仅是神，神更是一种生命依靠所在，是人类对终极价值追求过程中的审美自救。因此基督教的存在，与中国传统宗教的超脱不同，它不像佛教所执着的苦、戒观，它更重灵魂与拯救，重爱与牺牲，这样一来，人们便用上帝来抵御内心对死亡的恐惧。而相比之下，传统文化所提供的价值观往往是现世的，是以跪拜求得保佑式的利己性宗教。在这一点上沈从文中西兼收，由此也形成了他笔下独特的、含混的悲剧意识，以一种对立的生命形式呈现出来：一方面体现在都市人的生存，面对自身种种却无力排解，反映在精神肌理上即敢想不敢说，内心却时刻骚动着的都市“怪病”（《八骏图》）；另一方面，乡土人在排解上则过于生命化，比如村落中的男子对的畸形爱情（《柏子》）。这两种生命形式彼此一个向外弱化，一个对内释放，一个得不到排解，一个则走向了畸形，一个是入世不得寻出世，一个却在的门槛上失去了方向，两者构成了文本内外的对比性张力，与中西宗教的悖论性意义遥相呼应。
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与巴金一样，笔下的人物往往有着充沛的情绪流动，这个特色自1922年沈从文创作的短篇小说起，就非常明显。这可以说是沈从文小说创作艺术走向成熟的表现，但1922年，当年的沈从文是“决心以写作为生”的，而到了1962年，沈从文开始在同金介甫的谈天中表示了“封笔”的想法，此时，这位曾名噪一时的作家也已将半生的精力转投入文物和服饰的研究当中。由当初充沛的情感写作，转为投入古文物的研究，中间这四十年的转变中，沈从文先生是否也曾有很多个夜晚都会失眠——这放弃得可不算潇洒，它必定带有依恋和重重的无奈。我在沈从文的《生命》中找到这样一段文字：“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面前反而消灭。”[4]合上书页我不禁扼腕，感慨着当生命形式以一种消灭而又抽象的状态存在时，它是否也是悲剧意识的最高形式？悲剧意识是随着虚妄接踵而来的，从这一点看，沈从文最终选择了创作转向的原因所在，也许正基于他的宗教悖论。虽然说虚妄并非宗教悖论的唯一结果，但它确确实实导致了一个作家在当时那个年代对现世的疲倦。我情愿将此疲倦理解为沈从文的审美自救，他深知，这是在中国，外界的一切没有给他提供宽容的环境，他自觉没有了将写作进行下去的必要，于是选择了放弃。于是我们只能遗憾地看到，当沈从文纠结于一种悖论的悲剧意识中时，这种高擎火把的状态不仅燃烧了他的作品，也燃烧了他自由的精神。
刘晓枫先生曾在《拯救与逍遥》一书里，将这种悲剧意识的燃烧概括为“救赎”。照他而言，写作就是一场“救赎”，这种救赎状态是持续且自发的，沈从文先生也许深切感受到此，所以他会像卡夫卡一样说“封笔”。卡夫卡曾与恶和冷漠为生，他在遗书中吩咐焚烧自己所有的未刊作品，而对于把写作视为救赎的人，焚烧作品就等于。时间过去了太久，作家的悲剧也存在于那个遥远的年代。也许正如刘晓枫先生在书末的点评一样，对于这些悲剧意识的产生，我们无从体验，但唯一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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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一个作家在生命里经历了地狱的时候，他是急切地想要在其中找光的，这便是审美自救，也便是一种历史理性（权力）底下的自绝。但悖论的是，悲剧的存在是必须的，非天堂的原始形态也是人类在心性走向成熟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因为纯洁的东西只能在不纯洁的东西中显示出来，因而，写作跌入黑夜带有命定的色彩。上帝的隐遁是必然的，人必须经历黑夜中的漂泊，才会懂得上帝的救恩，否则即使上帝近在咫尺，写作也视而不见。
总结起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沈从文的写作中，任何一种生命形式或艺术形式，都是以悖论的意味展开并得到讨论的。在他看来，生命应该既是感性又是理性的，完整的人的生命在于两者的统一，理想的生命形态在于感性生命形态与理性生命形态的统一。对此我不禁感受到，沈从文的生命思想与艺术世界中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形态，纠结着难以调和的矛盾。[5]显然，这与沈从文在理性层面上所意识的双重生命统一相矛盾，不过，正因为此，他才能一方面挥扬激荡于“神即自然”的向往，笔下所到之处，皆“泛神的思想”；[6]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着超自然的悖论，或者说现实与理想相离的痛苦，而不得挣脱。这样一来，这种最高层次的悖论追索，使他的写作呈现出一份既游离又依傍于宗教文化的状态——神性与人织，悲剧与团圆互补，各种层面的人物的爱恨均得到了立体的展现。因此有人说，写作往往是复杂的倾吐，诚如是，也只有复杂状态的写作，才能契合出沈从文内心的波澜起伏与动荡不安。因为这样的写作是真实的，感人的，这种审美自救的状态也许如《圣经》里所描述的那样，“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7]又也许如《哥林多前书》里那番致上帝的心语：“靠你，卑微并不贬低我们/靠你，在我们中的美好东西不受低劣自我的掌管/放弃你就是朽坏，注意到你就是爱，看见你乃是拥有。”[8]
参考文献：
A.J.普林斯.沈从文的生活和作品中的“乡下人”[J].沈从文研究资料（下）（现代卷）（邵华强编）[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J].沈从文研究资料（下）（现代卷）（邵华强编）[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3]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4]沈从文.生命，湘行散记[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5]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

7.12，第一版：102.

[6]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3.
[7]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和合本）[M].2007：《新约翰福音》第1章.
[8]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对话录二篇（成官泯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