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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辨要求

收藏本文 2024-03-20 点赞:5594 浏览:14858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充满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讨,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多次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使得人们更加渴望“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谜,对其研究更是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但人们往往由于忽视或误判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而造成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错位。这就使得从哲学和历史两个维度考察二者的逻辑关系成为一种必然。本文拟从哲学和历史两个维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逻辑关系提出探索性意见。
关键词: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哲学之辩;历史之辨
1004-0544(2012)07-0132-06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历来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孜孜以求、不断探究的话题。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多次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Ⅲ历史似乎是为了印证伟人的结论,随后不久便上演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悲剧。这使得人们更加渴望“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谜,对其研究更是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纵观前人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仍存在着重大的理论不足即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只是就“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本身进行探究,而对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却很少涉及。历史地看,我们的前人也正是没有理性地把握好二者的逻辑关系才导致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如此之大的曲折和失误。为此,本文拟从哲学和历史两个维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逻辑关系提出探索性意见。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哲学之辨

要彻底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逻辑关系,就必须从哲学层面对二者进行深刻地剖析。从哲学维度上看,二者的逻辑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既有趋同性又有趋异性。所谓趋同性即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二者有机地统一于整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当中。从某种程度而言,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就是一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对于二者的趋同性或统一性是广大学者普遍认同的,在此不多做论述。笔者想强调的是二者的趋异性。“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既然作为两个专业术语表述出来。那么就必然意味着二者之间是不同的。尽管二者都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但我们不能否认相比较而言“什么是社会主义”更趋近于理论性。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更趋近于实践性。这就给我们两点启示:首先,“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不是像我们平时所表述的那样“什么是在前,怎样建设在后”,而是恰恰相反,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由于其所具有的鲜明的实践性必然统帅着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离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去孤立地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是毫无疑义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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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们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合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抛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先验化情节,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建立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并随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其次,把理论研究的重点始终放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上,这既是我们科学阐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前提性条件,又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根本价值之所在。对此,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理论的起点和终点。才能理性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才能把握住深藏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之后的历史规律。才能真正发挥指导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作用。
第二,“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不同环节,处在不同的认识阶段。就整个认识过程来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式。就某一具体认识而言,往往要经历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指导实践两个阶段。对此,在《实践论》中曾有过明确的说明,“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把对社会主义的考量置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考量社会主义的基本路径。其中。“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属于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通过大量的社会主义实践占有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并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过程,抽象出有关社会主义的概念和理论,并在总体把握这些概念和理论体系内在联系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完整地再现社会主义的多样性。“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属于由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把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概念、特征、本质、实现方案等认识应用于社会主义实践当中,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进而起到既指导实践又检验理性认识真理性与否的双重功效。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第三,“什么是社会主义”具有共性、普遍性,“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个性、特殊性。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演进:“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所描绘的从资本主义旧社会中脱胎出来,用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对抗性的更高形态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既然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必然有着其固有的、自始至终存在的、与其他社会形态有着本质区别的内在规定性。也就是说,一种社会形态如果具有了这种规定性,那么它就是社会主义的,如果抛弃或丧失了这种规定性,那么它就是非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到底有着怎样的规定性呢?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毫无联系、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可以实现的组织社会生活的原则和过程,而是一种由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决定的、有着明确价值取向的、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崭新的社会制度。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共性、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惟一的,恰恰相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法、方式上应该具有多样性。列宁在谈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社会主义革命如此,社会主义建设亦是如此。每个国家跨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是不同的,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具体国情是不同的,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是不同的。这三个不同就内在地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多样性,即每个国家所采用的建设模式必须与本国的历史传统相链接、与本国的具体国情相吻合、与所处的国际环境相适应,唯有如此,才能建设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才能彰显出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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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回顾历代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逻辑解读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判断和实践方式。客观地说,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只能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批判的基础之上,加之二人误把尚未成年的资本主义早期社会当作已近暮年的资本主义晚期社会更使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多了几分理论抽象性、少了几分实践可行性。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但是由于二人所处的老祖宗位置,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势必会对后人产生重大的影响。早期的列宁、斯大林、等人对阶级斗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坚守与执著便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毫不夸张地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一大批人单纯地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出发来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或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机械地照搬照抄,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来剪裁事实。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诸多历史事实已经表明这样的做法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是可悲的。同样历史也证明从本国实际出发,时刻关注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根据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并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伟大实践才是惟一正确的方法。列宁晚期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和所领导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对此做了最好的说明。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均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确实隐含着“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逻辑之争,能否理性地把握好二者的逻辑关系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兴衰成败的关键一环。在二者的逻辑关系中,“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实践优先性,我们应把对社会主义概念、原则、特征的认识置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道路、模式之中,而不是走向反面。

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辨的当代反思

中国先哲曰: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笔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哲学之辩、历史之辨其用意也在于此。具体而言,进行哲学之辩是为了从哲学维度理清二者的逻辑关系;进行历史之辨是为了从历史维度阐明理清二者的逻辑关系对整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影响。无论是哲学之辩还是历史之辨最终目的都在于使人们关注并理性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逻辑关系,以便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提供有用的借鉴。
第一,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增强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感。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形成、发展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随着时代的变迁,原有的理论和运动或不能跟上时代步伐,消失在历史激流之中;或与时俱进、披荆斩棘,以全新的内容和形式继续跳跃在时代舞台之上。这就使得人不得不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敏锐捕捉时代条件变迁的信号,准确洞察时怎么发表展的规律和趋势。面对奔流不息的人类历史长河,我们必须承认当代社会较之160多年前《宣言》发表那个时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幅度之大、影响之深远是我们的前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总体而言,当代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制度并存的社会。既然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继承人和替代者的身份出现的,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以及如何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历史地看,资本主义社会大致经历了原始积累、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四大阶段。在这四大阶段逐次演进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管理模式、价值观念、分配方式等均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和变化。这些重大调整和变化不仅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极大地延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寿命,而且悄然提高了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门槛,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微妙,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出现问题找社会主义国家出面帮忙、救命的可笑现象。以上事实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也不再是简单地、你死我活地对立、斗争,而是在斗争和较量中,彼此相互借鉴、相互嫁接、相互吸收对方有用的东西为己所用。作为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直视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在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好资本主义这一母体,对其进行积极地扬弃而不是简单地抛弃,真正实现生产力水平的跨越式发展、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不能解决的种种弊端和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在实践中而不仅仅是在理论上使人们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真正增强社会主义的感召力,才能引导其他国家自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夯实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根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现实社会主义对科学理论的依赖是它的基本特征。这种局面虽不是祸,也算不上是福。在数十年的实践中,社会主义者已经清楚地知道:一旦基本理论出错,带领人们奔向天堂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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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会造成下到地狱的后果。”因此,对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追根溯源、反本开新,力争保证基本理论的不偏向、不错位、不失误。为了达到以上目的,笔者认为至少要做好三项工作:首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若干层次,分别加以考察。按照余金成的划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包括方法理论、逻辑原理、策略原则三个层面。其中,方法理论即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观察世界、分析对象并制定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的。社会主义逻辑原则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从宏观意义上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确定了社会主义实践的一般条件。社会主义策略原则存在着普通意义的战略、战役、战术的区别,通过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体现,是从微观意义上体现社会主义的现实性,确定社会主义实现过程中的具体条件的。把马克思主义区别为上述方法理论、逻辑原理和策略原则,将有助于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时,准确判断自己所面临的任务究竟需要在哪一个层面去完成。其次,必须把原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后继者们所阐述和发挥的理论体系区别开来。原创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一种学说,有着自己确定的理论方法、思想逻辑和适用范围,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后继者们或是出于论战的需要或是出于指导实践的便利,纷纷从自己的立场、角度、心态出发,对原创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了大不相同但又自认为是准确无误的解释并加以推广,使得原本清晰简明的原创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含混模糊起来。这种情况既不利于人们从根源上搞清马克思主义的原貌、把握其真谛,又不利于人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和历史逻辑。打破这一僵局的最佳办法就是把原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后继者们所阐述和发挥的理论体系区别开来,把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学派置于其所产生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历史地考察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所解决的历史任务,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揭示其内在的继承发展关系。再次,构建自觉、自信、自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作出的理论概括和升华。又有力地指导了这一伟大实践的健康发展。它肩负着回答中国为什么要走这样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和怎样走好这条社会主义道路的双重历史使命。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入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且越发难以解决。这就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更大的张力,能够兼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遇到的所有重大问题,给与清晰的解释,做出有效的回答。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需在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理论自强三个方面下功夫。理论自觉是指自觉地把中国改革开放所遇到的重大问题纳入到理论思考的范围之内,自觉地把局部地区解决实践难题的成功经验升华为理论,自觉地把理论应用到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理论自信是指对自己理论价值的充分肯定,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能够解决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而且能够指导中国由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变为合格的社会主义,甚至能够为世界难题的解决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理论自强是指中国人民立足于自身的实践,依靠自己的力量,形成具有强大现实包容性、理论解释性、未来前瞻性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的形成既是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的目的,也是二者的最终体现。第三,变“摸着石头过河”为“顶层设计”,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那么我们为何还要“摸着石头过河”,为何不采取顶层设计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呢?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一“摸论”理念的指导下开启的。正如所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不仅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而且找到了促进中国改革的动力之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模式的构建可以一直“摸”下去呢?笔者认为,无论是理论的逻辑还是实践的验证均表明“摸论”只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是不足以无休止地延续下去的。从理论上讲,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于一身的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在其进行过程中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此维度上“摸论”的探索性即不确定性既不能为人们勾勒出明晰的未来愿景,也无利于推动中国模式各要素的协调发展,是不适合中国模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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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需求的。从实践维度上讲。经过30多年改革发展的中国已经从“浅水区”进入到“深水区”,种种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现有的“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表象改革已越来越无法解决“深水区”的硬核问题。中国改革正以其清晰而高亢的声音呼吁一种新的改革理念的到来。正如吴敬琏在《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中所言,“当我们的任务是过小溪小河时,摸着石头也许能趟过去,而当任务是跨越黄河、长江甚至太平洋时,造船建桥就必不可少了。”这里的“造船建桥”,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就是要求加强对改革的统筹力度,就是要求我们把已经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改革、创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基本方向、基本目标、基本价值进行更具操作性的连接,就是要求我们把改革真正提升到制度、体制、机制建设的层面。简言之,就是要求全面设计,为有序改革提供可供遵循的‘序’。”有了这个“序”,中国改革蓝图就是清晰明确的,人民就知道要带领大家往哪个方向走:有了这个“序”,中国改革就有了时间表,人民就知道在党的领导下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有了这个“序”,中国改革就有了明确的检验标准,人民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的成效如何。在此笔者断言,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将逐渐逝去,顶层设计将逐渐占领时代舞台,在其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责任编辑 杨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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