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曾国藩藏书和

摘要：曾国藩，清朝晚期重臣、湘乡散文学派创立人。其不虚度光阴、严格要求自己、对书多并与使用紧密结合的思想行为，虽然距今一百多年，但给人们的启示却依然多多。
关键词：曾国藩 藏书 使用 启示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清朝晚期重臣、湘乡散文学派创立人。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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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虚度光阴、严格要求自己、对书使用的思想行为，特点鲜明，虽然历经一百多年，却依然光辉不减。

1、多藏书

人的一生，需要使用的东西，可能很多。然而，对于许多的人来说，最需要使用的，或是经常要使用的，可能就是书。因为，书不仅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也能改变一个人的家庭。基于这种理念，曾国藩认为 “写书不可不多”。这句话有多重含义，一是多书，二是的种类与数量（复本）要多，三是要用自己的钱来购写，以保障自己与家庭成员清正廉洁自由的阅读使用、展示各自的喜好与特长及渊博的知识。
曾国藩藏书，始于道光十六年。当年是他第二次入京考进士，“恩科”试罢，又“名落孙山”，在返乡途至金陵城时，已囊中羞涩，便典当了“四季衣裘”、到书肆写了一部《二十三史》。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第三次进京赶考，金榜题名。之后，在京师生活14年，用自己的工资陆续写书“约7000余册，2-3万余卷”。其日记载，有一段时间，仅去琉璃厂的购书活动就有“60多次”。另外，曾国藩在京外生活的时间里，也不断的用自己的工资写书。
为了方便阅读使用图书，与家人互不干扰，曾国藩在其父藏书楼（名“利见斋”）的基础上，用自己的工资又扩建立了“求缺斋”（曾国藩自用）、“归朴斋”（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用）、“艺芳馆”（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及其夫人郭筠用）、“思云斋”（曾家其他人用）四座藏书楼，共 “各类中外图书30多万卷”，居当时全国私人藏书之首。

2、藏用结合

藏用结合，有两个含义，一是指结合个人与家庭成员的实际需要；二是后，个人与家庭成员就应当使用。藏而不用，是浪费时间、人力、物力与财力，不如不藏。曾国藩对书的藏用结合，是从写书开始的。前述，他2次进京考试“名落孙山”后，便感到自己的知识离进士的要求还太远，于是写了一部《二十三史》，每天“清晨起读，夜半而息，一年之内几乎足不出户，终将《二十三史》通读一遍”；至道光18年，再次进京赶考，“成进士”；敲开了谋生立业的大门。之后，他每天坚持利用工作间隙临帖习字，使其字“刚劲谨严”、达到了“上乘”水平，进入了书法家的行列。同时，他依据藏书中的理论与社会、家庭情况，于道光21年，撰成《里胥》，诉说民间疾苦，痛责腐败吏治，得到好评；不久便获取翰林院侍讲、内阁学士等职位；28年10月，他于所藏的书中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以修身、齐家、治国3目分为32小类编成《曾氏家训》，使其家英才不断出现，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之后被升迁为礼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等职。咸丰4年2月，其针对自己的部队兵力不足与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引用所藏的《新约》、《诗》、《书》典则，发表《讨粤匪檄》，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领农夫，投到他的旗下，迅速的加强了军队的实力；后又针对部分军人扰民、失去信任问题，于8年12月，作《爱民歌》，让军队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同太平军决战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使其成为了“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咸丰9年2月，他所藏的书作《圣哲画像记》，开列了32位圣哲名单；并认为：“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表明了圣哲的标准，拓宽了达到圣哲目标之路，对治学者起到了促进作用。咸丰10年5月，其在所藏的书中辑录成《经史百家杂钞》26卷，传播于世，创立了晚清湘乡学派；7月，被委任两江总督。咸丰11年，曾国藩运用藏书中的知识在安庆创办军械所；同治2年，造出中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同治3年7月，被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成为“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同治四年一月，他在藏书中挑选出汉唐以来各大臣奏疏17首，辑成《鸣原堂论文》，成为古代奏疏参考的首选资料；同年，建成江南制造局。同治7年，其利用所藏的书中知识组织人员试制成第一艘轮船；先后被补授体仁阁大学士、改授武英殿大学士、调任直隶总督等职。同治8年8月，其运用藏书中的知识撰成《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儒学有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科，唯义理为治学根本，把中国文化重新划分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门学问，见解独特。他的著作还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家调》、《奏议》、“200多万字”《日记》、“1520封”的《家书》、“6599首”《十八家诗钞》，汇集到一起，达100多卷，名为《曾文正公全集》，流传于世。另外又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咸、同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利用所藏的书籍，“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 ‘三不朽’事业”，成“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有曾国藩藏书用书的直接熏陶，其家庭成员在运用家中藏书来促进个人的修养与建功立业上，也都不甘落后。其弟国潢，成年后运用家里藏书中的知识“协助父亲、叔父管理家务，教育子侄”；国华成年后运用家里藏书中的知识从军，官至三军统帅，后战死沙场；国荃，成年后运用家里藏书中的知识参军，官至总督，“恩赏穿黄袍马褂”，加封一等威毅伯，去逝后追赠太子太傅、谥忠襄，有《曾国荃全集》（6册，第一、二册奏疏；第三册书札；第四册书札、电稿；第五册家书；第六册公牍、批牍、文集、诗词、联语、题铭、附录）传世；国葆，成年后运用家里藏书中的知识参军，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带兵攻克安庆，官“晋秩同知，赏戴花翎”，同治元年（1862）“领兵攻下南陵，参与围攻金陵”，病逝军中，“追赠其为内阁学士，谥靖毅”。曾国藩之子纪泽用家里藏书中的知识，历任英、法、俄大臣、兵部右侍郎、海军帮办，“被袭封一等侯勇侯爵”，“在外交界享有盛誉，与郭嵩焘齐名”，卒于户部任内，谥惠敏，有《曾惠敏公遗集》（奏疏6卷、文集5卷、诗集4卷、出使日记2卷）行世；纪鸿运用家里藏书中的知识成为科学家，在数学、物理学上著述成果较多，撰成专著《对数详解》（5卷）、《圆率考真图解》（首次将圆周率推算到100位）、《炮攻要术》（6卷）、《电学举隅》（中国最早电学著作）、合著《粟布演草》（2卷）等书；次女曾纪耀与五女曾纪芬运用家里藏书中的知识成为才女，分别有《紫琅千遗稿》、《廉俭救国说》传世；长女曾纪静，三女曾纪琛，四女曾纪纯，均知书达理。其他家庭成员利用家中的藏书，在持家卫国上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3、不虚度光阴

曾国藩工作之余勤于读书、用书，不虚度光阴。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一月二十一日，他给四位弟弟的信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今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后来军政事务更加繁忙，他依然不断的读书、写作。从道光十九年（1839）一月一日起，至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二日止，数十年如一日，“终生手不释卷，枕书而眠，直到临终的前一天才搁笔，为后世留下1500万字”[6]的治学成果。

4、对己要求严格

曾国藩对自己要求严格的程度，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史料中，可以看出，他的后半生是在接连不断的疾病折磨中度过的。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时年30岁），其“便肺病大作”（当时为不治之症），后又出现经常性的“吐血”、“耳鸣”、“眼睛模糊”、“肝病”、“脚麻”及“右目完全失明”、“疝气”、“肾病”、“牛皮癣伴随终身（心情一不好就奇痒难耐，夜不成寐）”，“可谓百病缠身苦不堪言”。尽管如此，他在政务、军务的百忙之余，亦然不停的坚持练习楷书、读史、写日记，撰写文章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获得了上述的丰厚成果，是任何一位十分健康之人，也极难办到的。但是，曾国藩却说，“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搁殊多，三耻也”。他又在遗嘱中说：“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以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自己的藏书用书要求越来越高，想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上均有最高建树，这也是他能不断前进并引领全家人认真读书用书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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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田树德.曾国藩家事[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胡卫平.曾国藩在京师期间的藏书活动[EB/OL]（ 2006-11-28）[2009-7-1]
[3]张建安.“乡间侯府”富厚堂[N].中国教育报，2007-10-14.
[4]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5] 俞祖华，赵慧峰.“最后大儒”与“西学第一人”——曾国藩与严复思想比较 [EB/OL]（2012-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