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五到”虽然就人才培养而言，“五勤”虽然就官员培养而言，但它们俱出于《曾国藩家书》，可见他所主张的“五到五勤”说也是对家人子弟提出的一种修身乃至行为习惯与思维习惯的要求。事实上，曾国藩自己也是“五到五勤”说的忠实实践者。最能体现“五到五勤”实践的就是他开辟洋务运动的整个过程。
一、眼到与眼勤
在这一点上，与曾国藩最有可比性的就是他的前辈林则徐。如果说林则徐是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曾国藩就是近代史政坛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二人”。曾国藩论“眼勤”时说：“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说明他说的就是一种行为习惯。哪怕只是看一个人，也不急着下判断，而是仔细详尽地观察；哪怕只是读一篇文章，也不急着树自己的观点，而是反复阅读，细审详辨。很多人以为这种仔细观察的良好行为习惯是西方科技文明环境下所特有的，其实这种认识大谬不然。宋明理学讲究“格物致知”，仔细观察就是“格物”必备的一种行为习惯。曾国藩号称晚清理学大师，他在“格物致知”这一点上自然下足了功夫。但理学所强调的“格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为了追求事物背后的规律性，很多儒家知识分子在实践中跳跃了“格物”一层，直接想当然地去“致知”了，这也是理学为什么既强调科学观察却又未能衍生出现代科技文明的关键。
曾国藩算是看到了理学家的这个通病，所以他特别强调观察、了解与认知，也就是他所说的“眼到”与“眼勤”。比如他被当时及后人津津乐道为晚清相面大师，甚至连《清史稿·曾国藩传》里也信誓旦旦地说他“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如此夸张地说他相人、相面的功夫，因此彻底造就了曾国藩晚清相面大师的称号。其实，哪有什么相面大师，其本质不过就是曾国藩所说的“遇一人，必详细察看”，就是“眼到”与“眼勤”，就是仔细观察、深入了解的行为习惯。
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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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与心勤 “心到”与“心勤”的方法是“积苦思”与“至精诚”，而“心到”与“心勤”的目标则是“开”与“通”。“积苦思”就是反复思考、思索、思想，“至精诚”则是全身心地融入与追求，这样对于要了解的事物与对象才能最终有“开”与“通”的把握。开，就是真正了解；通，则是彻底把握。曾国藩在“眼到”、“眼勤”之外，特别强调“心到”与“心勤”。而他“心到”与“心勤”的直接结果，就是其洋务意识的产生。大数学家李善兰来投奔他时唯一的要求是让曾国藩帮他出版自己翻译的西方数学名著《几何原本》，曾国藩看了半天也看不懂，却慨然允诺，自掏官俸600两白银为李善兰出书。曾国藩虽然看不懂，却深知这部数学名著的重要，所以他想用自己的声名为李善兰做一些宣传，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一代大儒的身份为李善兰此书作序。可曾国藩对书里的内容丝毫不懂，又怎么作序呢？曾国藩自有他的办法！
曾国藩的大儿子曾纪泽在老爹的影响下，知道只学习儒家的经史子集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渐渐喜欢上西方社会学与语言学，后来甚至为此而冒天下之大不韪，表示要放弃科学考试。族中长辈对此都甚觉惊奇，觉得这孩子疯了，唯有父亲曾国藩对此却表示大力支持。现在曾国藩让曾纪泽拜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大科学家为师，然后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为李善兰这本《几何原本》的译作写一篇序。序写出来之后，曾国藩又反复审阅、学习多次，最后署上自己的大名，为李善兰成就科学家之大名，甘愿做一颗大大的铺路石。后来，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容闳这些科学家帮他办兵工厂，整个过程中曾国藩自己也是全身心投入的，他的洋务意识正是在这个“心到”与“心勤”的漫长过程中才渐次形成的。
三、身到与身勤
曾国藩解释“身到”与“身勤”说：“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就是说不论艰难险阻，都要亲身体验，亲自品尝。验“险远之路”，这叫行；品“艰苦之境”，这叫知！所以有“行”有“知”，方为知行合一！曾国藩也是这个意思，做事情首先要能入乎其内，不要做局外人，这是行，是以身“验险远之路”。比如他要搞洋务运动，要向西方科技文明学习，就要首先了解西方社会的状况。但限于时代的原因，曾国藩很难做到实地考察，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著名的替身——号称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在西方大学取得学士学位的留学生，他的巨幅画像至今还被供放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校史陈列室里。当然，彼时并没有公派留学，容闳也完全是凭着个人“身勤”与“身到”的品质和毅力，在美国大学史上留下了第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容闳毕业后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与环境，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国内，力图教育救国。他认为腐败的清政府并不值得他效力，所以他最先投奔的是太平天国。可等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交战区来到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后，当容闳看到天京城里有着1200个有特权的王的时候，他彻底失望了。再加上他的七条救国主张，最终也石沉大海了无消息，容闳由失望而心凉，最后悄悄离开了他曾经寄予无限期望的太平天国。
这时候，曾国藩从华蘅芳、李善兰等人口中听说了容闳，因为容与华、李等人都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与教育家，他们彼此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虽然曾国藩知道容闳曾经去投奔过太平天国，但他对容闳的七条救国主张却大为赞赏，所以想方设法让李善兰、华蘅芳把容闳请来。容闳勉强来见曾国藩，初次见面，两人都被对方的精神、信仰与气质所打动，然后曾国藩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请求，而容闳居然也就答应了这个匪夷所思的请求。曾国藩对所谓的美利坚知之甚少，却在一面之缘之后即掏出68000两白银之巨资交给容闳，请他帮忙到美国走一趟，替自己考察现代军工企业的设置情况，并委托容闳全权购写能建立完整军工企业所需的原生机械。此前，清政府从未派人去过美国，绝大多数国人也并不知道美国在哪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曾国藩就是这么信任容闳，亲自把容闳送到江边码头，亲自把容闳送上船，然后看着孤帆远影碧空尽，就好像自己亲自踏上了远赴美国的航程。容闳为此感激莫名，誓报曾国藩知遇、信任之恩。可是他到了美国之后，正赶上长达四年的南北战争，他耗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曾国藩的使命。容闳离开后，年余不归，很多人都对曾国藩说，容闳一定是携款私逃了，可曾国藩却一直认为容闳定不我欺，而容闳之所以迟迟不归，只是因为他要走的是“险远之路”，他遇的是“艰苦之境”而已。曾国藩能如此信任容闳，固然有他“眼到”的准确观察，“心到”的精神共鸣，但一定还有他自身“身到”的经验感知。因为他知道，容闳也一定能和他曾国藩一样，是一个能做到“眼到、心到、身到”的人。果然，历时整整两年之后，容闳费尽千辛万苦，带着他从美国购写的100台能够生产机器的原生机械回来了。就是在这100台机器的基础上，曾国藩着手组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标准的近代化企业——江南制造局。
如果说以身“行险远之路”是入局，是入乎其内，那么临事时以身“尝艰苦之境”则蕴含着某种调查研究的精神。
在容闳出国购写机器的同时，曾国藩不等不靠，全力支持华蘅芳、李善兰、徐寿这一批在当时中国最为优秀的科学家首先在安庆搞起了兵工厂，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安庆内军械所。开始安庆内军械所只是生产一些和炮弹，后来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他们开始试图制造和西洋军舰一样的火轮船。后来，当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中国人自己制造出的军舰“黄鹄”号试航的时候，曾国藩走上船，从船头到船尾只走了一遍，立刻就说出了船身的长度。可见他平常调查研究之细致，可见他这种“身到”、“身勤”之中的用心与投入。
正是曾国藩自己的“身到”、“身勤”精神感染了他身边的人，华蘅芳、李善兰、徐寿这些杰出的科学家才努力为他建造中国人的第一艘军舰，容闳才为他甘愿远涉万里购写机器，后来容闳更提出一个有关民族命运的“身到”计划——即选派留学生到美国留学，让中国人亲身体会与西方科技文明的差距，从而改变一代人！这个计划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所以容闳费了很大劲也招不满首批留美的30个留学幼童，可见这种见识在当时是多么超前。可曾国藩理解容闳，因为他们都是讲究“身到”与“身勤”的人，正是在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之下，容闳的公派留学生计划最终得以实现，他因此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而他教育救国的梦想也在某种意义上因此而得以实现。
四、手到与手勤
曾国藩在解释“手勤”时虽然只是说“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看上去只是很小的生活习惯，但它背后折射出来的意义却是非凡的，因为这种“手到”与“手勤”意味着对动手习惯的提倡与培养，而动手习惯则意味着创造意识的形成与确立。这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下，尤其是在那个封闭、愚昧、落后、缺少科学精神与创造意识的时代里，这实在是弥足珍贵的。曾国藩之所以要建安庆内军械所，之所以后来要建江南制造局，缘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阿思本舰队事件。
赫德折腾了两年，花费清政府巨资打造了一支全由外国人掌握的舰队，这不是荒唐透顶的事吗？所以双方后来吵来吵去，阿思本舰队最终解散，而清政府为此白白损耗白银达七十余万两。曾国藩自始自终都主张，不论是写还是造，控制权一定要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这样才能“师夷长技以制夷”，才能不失去主动权。而在“师夷长技”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只要肯努力，肯埋头苦干，肯卧薪尝胆，肯“手到、身到、眼到、心到”，就一定能缩小与西方列强的差距，甚至最后超越西方列强，一雪国门洞开之辱！曾国藩为此提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口号——“徐图自强”！后来，这四个字成了曾国藩洋务运动的出发点。本着这种意识，他全力支持华蘅芳这一批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科技人才自主研究，筹建安庆内军械所。而容闳也正是感受到了曾国藩如此沉重的使命意识，才愿意为他抛头颅、洒热血，作终身的追随。
当然，“徐图自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是一般的难。曾国藩开始组建安庆内军械所时，广纳天下英才，以信仰感召了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像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化学家与物理学家徐寿父子，这批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都来到他的幕府。曾国藩鼓励他们放开手脚，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军舰来。这些科学家日以继夜，居然只用短短七个多月的时间，完全靠自己动手摸索，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轮船发动机。曾国藩感慨地说：“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会了！”（《曾国藩全集·日记》）
可制造出发动机到制造出轮船，还有相当的距离。后来，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安庆内军械所的这批科学家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但曾国藩从来不责备他们，只是不停地为他们打气，因为他相信，如此一批有信仰的人在一起，能如此“手勤、身勤、眼勤、心勤”地做事情，那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所以当历时两年之久才造出来的中国第一舰军舰“黄鹄”号试航的时候，曾国藩虽然在日记里冷静地说这艘船还是“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他却对这批科学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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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信既然中国人能自己造出轮船来，就会有自己的舰队！五、口到与口勤
曾国藩认为“言多必失，做多必得”，所以他个人向来强调“戒多言”，怎么又会在“五到”与“五勤”里有“口到”与“口勤”呢？其实，曾国藩“口到”与“口勤”里的“言”并不是“戒多言”里的“言”，这里的“言”恰恰是“做”的一种。他自己在“五勤”里解释“口勤”是“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这里的规劝与训导正是曾国藩为人的可贵之处。事实上曾国藩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章太炎说他“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章太炎：《章太炎学术论著·检论》）。可虽然争议如此大，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却曾经说，不论恨他爱他的人，大家倒都承认曾国藩算得上一个标准的教育家。原因就在于他的“口到”与“口勤”，就在于他的“规劝”与“训导”。曾国藩的家书、家训不仅对曾家子女、子弟进行规劝与训导，他为了要办有主义的军队，也对自己的学生、对自己的幕府成员、对自己团队的所有成员都进行“口勤”式的规劝与训导。这样一来，他的家训就从家庭教育的范畴迈向了社会教育，所以曾国藩家训在中国传统家训中非常独特，就是因为它不仅具有家庭教育意义，更具有非凡的社会教育意义。
当然，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他的这种“口勤”是与“身勤”结合在一起的，表现为一种独特的调查研究的方式。比如在安庆内军械所发展初期，他总要在繁忙的军事乃至公务之余，到军械所生产第一线去视察，去问询，去给那些科学家鼓劲、打气。后来他到南京做两江总督，而江南制造局设在上海，虽然两地相隔甚远，他也异常繁忙，但他只要有可能总是要过问江南制造局的发展情况。李鸿章作为江苏巡抚，之所以在江南制造局上下那么大的气力，也是因为那是他老师曾国藩最关心的期望所在。说起来，曾国藩的死也与他的“口到”与“口勤”有关。他晚年在两江总督任上，虽然身体羸弱，却十分关心江南制造局的发展。1871年年底，他专门到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视察，当时江南制造局的总工程师美国人科尔与傅兰雅接待了这位曾大人。后来在曾大人热情而细致的询问下，科尔与傅兰雅终于说出了对江南制造局的失望，他们说以江南制造局的条件，在国外的话，它的效率一定能提高很多倍，而在当时的中国，这简直是浪费。当曾国藩再次追问这一现状的原因时，科尔直言——这是因为体制的问题！
曾国藩突然意识到，体制不变革，他的洋务运动，他的“徐图自强”，不过终将是浮云一场！曾国藩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再也没了视察的兴致。自上海回到南京后，一下就病倒了。这一病沉疴难愈，拖延了三个月后，一手开辟了洋务运动的曾国藩终于离开了人世，时年61岁！
纵观曾国藩一手开创洋务运动的实践历程，不难发现曾国藩从“五到五勤”说入手，放眼世界，学习创新，勇于实践，这才有了革故鼎新的洋务运动。虽然洋务运动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但由曾国藩一手开辟的实践学习论主张毫无疑问已为中华文明向科技文明的迈进引入了第一缕曙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曾国藩才成为容闳口中所说的“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的“曾文正”。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电视台《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