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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晚清军政界和文坛的重要人物曾国藩在全面接受儒家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诗文和书法创作中崇尚雄奇瑰伟的境界，表现出道家气象，体现了儒道互补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 曾国藩;诗文;道家境界;雄奇瑰伟
民国时期，胡适在《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一文中认为曾国藩乃“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高度评价：“检测如说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那曾国藩可说是桐城派中兴的明主。……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徐一士在《国闻周报》第33期发表的《曾胡谈荟》一文中认为：“国藩文章诚有绝诣，不仅为有清一代之大文学家，亦千古有数之大文学家也。”这些评论，在解放后几十年中，由于思想的影响，往往不为人们重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有学者提出要重视对曾国藩的文学研究，认为他在古文、诗词、文学理论方面，都有较大成就。“在晚清文坛上有一定的声誉与地位。”［1］还在京官时期，曾国藩就以诗文自雄，认为古文不在时文高手梅曾亮之下，书法上常和晚清大家何绍基切磋，
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入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2］
家书信札中，曾国藩频频抱憾于军务政务太繁忙，没有能在诗歌、古文和书法三个方面留下更多成果，没有时间和精力将多年的理论心得付之于创作实践，特别是在古文理论上已经独得机杼，可惜不能一一发之为文，可见他对自己艺术上的修养和创作水平，是颇为自负的。目前能见到的《曾国藩全集》，以岳麓书社2011年修订版最为齐全，达1500余万字，其中诗文集有48万字；同时留下200余万字手书日记与家书的原稿，还有无数楹联、屏条、扇面和题词等书法作品；此外曾国藩还分别编纂了《经史百家杂钞》和《十八家诗钞》，二者均有120余万字，且流传甚广，足见其在诗文创作上用力之勤。毋庸置疑，曾国藩为文，首要标准是“文以明道”，即明济世经邦之道，这是他自幼研习儒家正统思想所决定的；但是，纵览曾国藩的艺术创作和理论，其中不乏道家思想的影响，这也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个普遍现象，如柳宗元、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他们既是正统的儒家，又留下了具有鲜明道家色彩的艺术作品和理论。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和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莫不如是。
艺术作品贵在有境界。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3］静庵此处乃论词，然各种艺术体裁又莫不如此。曾国藩论人的气质时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4］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5］曾国藩时常要求自己不能流于平庸，心中自有沟壑，所以，在论及艺术创作时，多次提及“文要雄奇”，“境要奇趣”，他在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记载：
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6］
那么，“雄奇”之境是什么样的境界呢？曾国藩读书笔记中有解释：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而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揭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澈，固自不可几及也。［7］
细玩孟子光明俊伟之气，惟庄子与韩退之得其仿佛，近世如王阳明亦殊磊落，但文辞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8］
曾国藩认为，文章气象之光明俊伟，其境界有如晴天登高而望远，莽莽旷野，直视无碍；又若俯视大江，滔滔不绝；又如英雄侠士，步履生风，这一系列的物象，正是《庄子》文章汪洋恣肆之势，而孟子、韩愈、苏轼、王阳明诸辈，其文风莫不和《庄子》相似，自然深受曾国藩青睐。在理学宗师朱熹的眼中，韩愈并不是承接圣人道统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以周敦颐、张载、二程等直接孟子；在《读唐志》中评论韩愈“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9］仅仅视韩愈为工于诗文的文人，未视他为有孟子般气象的大儒；而曾国藩却在咸丰九年四月教导曾纪泽读书方法时，声称“韩退之为千古大儒”，［10］可以与孟子并驾齐驱，在儒学发展史上有极高地位，关键在于胸中都有“光明俊伟之气”，庄子愤世嫉俗，眼极冷心极热；韩愈勇于任事，不惜声名，貌似相反，难以相比，但是二人都有力拔于流俗，敢于表现自我而奋力抗争的气度和胸襟，都有孟子式的“光明俊伟之气”，这点连王阳明也只能偶尔及之，所以，曾国藩明显表达出不同于朱熹以来理学传统的观点而大力推崇韩愈、庄子的雄奇瑰玮之文。
曾国藩在回复家乡古文高手吴敏树的信中直陈自己“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11］平时，曾国藩也是以“雄奇”去评价他人创作的。对于艺术境界，他提出“八美”之境，在同治四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详细解释了何为“八美”：
余昔年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将此八言各作十六字赞之，至次日辰刻作毕。附录如左：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若龙，转换无迹。
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
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
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
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蛟；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12］
综观八境，排在首位的是阳刚之美和雄奇之境，即“雄、直、怪、丽”，而他在咸丰九年三月十一日写给张裕钊的信中说“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曰庄子，曰扬雄，曰韩愈、柳宗元。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曾巩。”［13］将《庄子》视为阳刚第一家，认为《庄子》有“坚劲之质”和“雄直之气”，崇尚雄奇瑰玮的境界。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我国古代哲学宝库中的瑰宝。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万物发展的最终规律，是普遍的自然之理，贯穿于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就是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4］这里的“自然”，并非指客观存在的物质形状，而是宇宙万物自身存在之因，是无所不在、不可言说的至理。所以，道家提倡做任何事情都要顺道而为，万不可逆道而行。这种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处世立身、待物行事，乃至建筑服饰、琴棋书画等领域的艺术创作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艺术更是深受道家思想的浸注，呈现出优美的艺术境界，一部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作家如群星璀璨，作品如沧海瀚漠，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学大国。如此辉煌的成就，道家思想的影响，功莫大焉。闻一多、朱自清和台湾学者徐复观等都认为，中国艺术受到道家的影响远远大过儒家，确为真知灼见。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确切地说，应该是道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从最早的神话志怪小说到后来的纯文学，都是和道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创作中，举
《庄子》对道家美学境界进行了概括，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15］对于这种“大美”，《庄子·天道》有一段检测托尧舜对答的话说得非常明白：
昔者舜问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尧曰：“然则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尧曰：“胶胶扰扰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
尧行仁义，抚老恤幼，正是儒家倡导的“美德”，但舜却讥之为不是大美，舜所称许的“大美”就是日月运行，云行雨施的天地之美，所以“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16］《庄子》一书正体现了这种雄奇瑰玮的境界，因而让曾国藩一生爱不释手，心向往之。
在曾国藩留下来的诗文、奏稿、书信与日记中，随处可见这种汪洋恣肆、气盛言宜的道家气象。如他在咸丰四年春天出征太平军时说发布的《讨粤匪檄》，几乎可与历史上陈琳《讨曹操檄文》、骆宾王《讨武瞾檄文》相并肩，檄文结构层次分明，语气淋漓酣畅，吞吐喷薄，气势逼人，试看其中第四节：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藉。［17］
姑且不论《讨粤匪檄》的内容，单就形式而言，这的确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在句式上，骈散相间，一气呵成，如大河奔泻，势不可挡；如疾风劲吹，黄叶飘零，这样的气势，也是《庄子》、韩愈、苏轼等人所共有的风格。正因为如此，这篇檄文显得义正词严，大气浩然，在当时，的确能起到振聋发聩、孤立对手、争取民心的作用。曾国藩喜爱雄奇瑰玮的境界，时时用心探求，在杂著《阳刚》中，他不忘以历史上鸿门宴中樊哙的表现为例来论述“雄奇”之风的重要作用：
盖人（樊哙）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哙之鸿门被帷，拔剑割彘，与夫霸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18］
樊哙一般被视为粗人，不入士大夫青眼，而曾国藩独独赞赏他的阳刚之气，评为他人不可及，还要求大力培养个人的阳刚之气，发之于文，则为雄奇的境界。曾国藩推崇《庄子》和韩愈的文章，就是因为其中表现出雄健奇丽的阳刚之美。在其诗文集中，雄奇之风比比皆是，如《郭璧斋先生六十寿序》一文，欣赏其人其才后，又叹惜其怀才不遇：
昆山之玉，邓林之大木，生非不材也。贡之廊庙，非不贵也。凿之、琢之，寻斧纵之，剖其璞，伤其本，向之润泽而轮囷者，荡然无馀。
天欲厚之，则不如韫于石而光愈远；丛之丰草之中而荫愈广，而枝愈蕃。［19］
虽为应酬之作，却完全不落俗套，言之有物，文势雄奇。就连他的许多奏折，同样多雄奇之文。这固然反映其赤胆忠心，无所畏匿，同时也可发现他无处不在的行文风格与美学追求。当咸丰初登大位时，为了让新皇帝能励精图治，中兴天下，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全疏运用骈文分段的章节结构和排比等修辞手法，叙议结合，峻利，直陈文宗看似具有敬慎、好古和虚静三种圣德，实则滋生着琐碎、文饰与自矜三种流弊。试看各段开头：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人臣事君，礼仪固贵周详，然苟非朝祭大典，难保一无疏失。自去岁以来，步趋失检，广林以小节被参；道旁叩头，福济、麟魁、惠丰等都以小节被参；内廷接驾，明训以微仪获咎；都统暂署，惠丰以微仪获咎，在皇上仅予遣罚，初无苛责之意。特恐臣下误会风旨，或谨于小而反忽于大，且有谨其所不必谨者。
又闻皇上万几之暇，熙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毋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以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妨（防）。［20］
每段语气都是十分峻刻，攻势凌利，故文宗览后震怒，掷折于地，急欲治罪，幸亏祁寯藻、季芝昌的求情，曾国藩才免于大劫。在专制统治的清朝，一个汉族臣僚，敢于这样冒颜犯上，实为罕见。咸丰恼羞成怒，固然是戳到其痛处的爆发，但奏折的文思勃发，气势恣肆，无疑也加剧了他的怒火上升，以致多年后还耿耿于怀，让领兵苦战的曾国藩长期处于客寄虚悬的困境中，备受折磨，可见此疏的刺激之深。曾国藩常说“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决心自立自强，论诗论文恰如其人，教导曾纪泽作文要在气势上用功，“总贵气象峥嵘，东坡所谓蓬蓬勃勃如釜上气。”［21］要求诗文具有雄奇的气势，呈现出阳刚之美，雄奇正是属于大阳的境界，运用到创作中，他的诗歌因而多有境界雄奇之作。如《赠李生》：
岷山万仞雪，太古人迹稀。中有窈窕谷，绿惠芳以菲。幽芬亦已郁，赏识方庶几。涧边棘荆满，山上春草肥。托根亮同地，岂辨谁是非！地亦不能易，香亦不能飞。忽逢荷樵子，采撷盈裳衣。临风再三嗅，俯仰情依依。由来有臭味，不必崇知希。［22］
诗人在四川主考时，倾爱李生文才，见面后赠以古风。诗一起始，则境界开阔雄奇，景中寓情。李嗣元为四川人，诗
千顷太湖，鸥与陶朱同泛宅；二分明月，鹤随何逊共移家。［23］
曾国藩在联末按语中注明：“太史名栻，江阴人，晚年罢官，寄寓扬州，擅禺策之富，以诗酒自豪。”联语正是针对何太史的身份与处境，一写其富，如陶朱公泛舟五湖，潇洒世外；一写其雅，如何逊在扬州咏梅遣兴。其事其景，至为关合。尤其是每联之开头四字：“千顷太湖”，境界浩淼；“二分明月”，境界清明，上下合璧，情景交融，非大胸襟非大手笔而不可为也。
同样，曾国藩的书法创作也崇尚雄奇瑰玮的境界。一方面，他对儿子曾纪泽说：“云尔钩联顿挫，纯用孙过庭草法，而间架纯用赵法。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动合自然等语，余听之亦欣慰也。”［24］要求作书的运笔和间架，都要刚柔相济，合乎自然。另一方面，他也知道，阳刚与阴柔，刚健与婀娜，雄奇与淡远，气势与神韵，不能平衡用力，须有所偏重，相比之下，他的书法风格偏重于跌宕俊伟的阳刚美，好似《庄子》的雄奇文风。他论述道：
本日作行书，能摅写胸中跌宕俊伟之气，稍为快意。大抵作字及作诗古文，胸中须有一段奇气盘结于中，而达之笔墨者却须遏抑掩蔽，不令过露，乃为深至。若存丝毫求知见好之心则真气渫泄，无足观矣。不特技艺为然，即道德、事功，亦须将求知见好之心洗涤净尽，乃有合处。故曰七均师无声，五合常主淡也。［25］
思作书之道：寓沉雄于静穆之中，乃有深味。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距之象，锋鋩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举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作古文、古诗亦然，作人之道亦然，治军亦然。［26］
见作字总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27］
曾国藩的书法创作，主体风格是险劲挺拔，古朴雄绝，寓圆融于秀劲，合雄奇于淡远，内含跌宕俊伟之气，力追雄奇瑰玮之境，与他所崇尚的诗文境界完全一致，正体现出儒道互补的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1］姜锋：《略论曾国藩其人》，《社会科学》1989（2）；这方面详细介绍参见，张静：《曾国藩文学研究》，岳麓书社2008年版。
［2］［4］［10］［21］［24］［27］《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662、36
［6］［8］［12］［25］［26］《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632、66
［9］朱熹：《读唐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4)，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1］［13］《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115
［17］［18］［19］［22］［23］《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33、394、169、1
关键词： 曾国藩;诗文;道家境界;雄奇瑰伟
民国时期，胡适在《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一文中认为曾国藩乃“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高度评价：“检测如说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那曾国藩可说是桐城派中兴的明主。……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徐一士在《国闻周报》第33期发表的《曾胡谈荟》一文中认为：“国藩文章诚有绝诣，不仅为有清一代之大文学家，亦千古有数之大文学家也。”这些评论，在解放后几十年中，由于思想的影响，往往不为人们重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有学者提出要重视对曾国藩的文学研究，认为他在古文、诗词、文学理论方面，都有较大成就。“在晚清文坛上有一定的声誉与地位。”［1］还在京官时期，曾国藩就以诗文自雄，认为古文不在时文高手梅曾亮之下，书法上常和晚清大家何绍基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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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时画家戴醇士、钱崙仙等常相往还，创作了一批题画诗，可以说，其艺术成就在京城士大夫圈子中名气不小。对于艺术创作，曾国藩自己有过不少的自述与说明。咸丰十一年他身陷祁门绝境中，自忖难逃此劫，于是给儿子写下遗嘱，其中就整体回顾和总结了自己的诗文和书法创作成就：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入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2］
家书信札中，曾国藩频频抱憾于军务政务太繁忙，没有能在诗歌、古文和书法三个方面留下更多成果，没有时间和精力将多年的理论心得付之于创作实践，特别是在古文理论上已经独得机杼，可惜不能一一发之为文，可见他对自己艺术上的修养和创作水平，是颇为自负的。目前能见到的《曾国藩全集》，以岳麓书社2011年修订版最为齐全，达1500余万字，其中诗文集有48万字；同时留下200余万字手书日记与家书的原稿，还有无数楹联、屏条、扇面和题词等书法作品；此外曾国藩还分别编纂了《经史百家杂钞》和《十八家诗钞》，二者均有120余万字，且流传甚广，足见其在诗文创作上用力之勤。毋庸置疑，曾国藩为文，首要标准是“文以明道”，即明济世经邦之道，这是他自幼研习儒家正统思想所决定的；但是，纵览曾国藩的艺术创作和理论，其中不乏道家思想的影响，这也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个普遍现象，如柳宗元、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他们既是正统的儒家，又留下了具有鲜明道家色彩的艺术作品和理论。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和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莫不如是。
艺术作品贵在有境界。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3］静庵此处乃论词，然各种艺术体裁又莫不如此。曾国藩论人的气质时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4］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5］曾国藩时常要求自己不能流于平庸，心中自有沟壑，所以，在论及艺术创作时，多次提及“文要雄奇”，“境要奇趣”，他在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记载：
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6］
那么，“雄奇”之境是什么样的境界呢？曾国藩读书笔记中有解释：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而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揭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澈，固自不可几及也。［7］
细玩孟子光明俊伟之气，惟庄子与韩退之得其仿佛，近世如王阳明亦殊磊落，但文辞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8］
曾国藩认为，文章气象之光明俊伟，其境界有如晴天登高而望远，莽莽旷野，直视无碍；又若俯视大江，滔滔不绝；又如英雄侠士，步履生风，这一系列的物象，正是《庄子》文章汪洋恣肆之势，而孟子、韩愈、苏轼、王阳明诸辈，其文风莫不和《庄子》相似，自然深受曾国藩青睐。在理学宗师朱熹的眼中，韩愈并不是承接圣人道统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以周敦颐、张载、二程等直接孟子；在《读唐志》中评论韩愈“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9］仅仅视韩愈为工于诗文的文人，未视他为有孟子般气象的大儒；而曾国藩却在咸丰九年四月教导曾纪泽读书方法时，声称“韩退之为千古大儒”，［10］可以与孟子并驾齐驱，在儒学发展史上有极高地位，关键在于胸中都有“光明俊伟之气”，庄子愤世嫉俗，眼极冷心极热；韩愈勇于任事，不惜声名，貌似相反，难以相比，但是二人都有力拔于流俗，敢于表现自我而奋力抗争的气度和胸襟，都有孟子式的“光明俊伟之气”，这点连王阳明也只能偶尔及之，所以，曾国藩明显表达出不同于朱熹以来理学传统的观点而大力推崇韩愈、庄子的雄奇瑰玮之文。
曾国藩在回复家乡古文高手吴敏树的信中直陈自己“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11］平时，曾国藩也是以“雄奇”去评价他人创作的。对于艺术境界，他提出“八美”之境，在同治四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详细解释了何为“八美”：
余昔年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将此八言各作十六字赞之，至次日辰刻作毕。附录如左：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若龙，转换无迹。
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
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
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
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蛟；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12］
综观八境，排在首位的是阳刚之美和雄奇之境，即“雄、直、怪、丽”，而他在咸丰九年三月十一日写给张裕钊的信中说“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曰庄子，曰扬雄，曰韩愈、柳宗元。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曾巩。”［13］将《庄子》视为阳刚第一家，认为《庄子》有“坚劲之质”和“雄直之气”，崇尚雄奇瑰玮的境界。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我国古代哲学宝库中的瑰宝。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万物发展的最终规律，是普遍的自然之理，贯穿于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就是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4］这里的“自然”，并非指客观存在的物质形状，而是宇宙万物自身存在之因，是无所不在、不可言说的至理。所以，道家提倡做任何事情都要顺道而为，万不可逆道而行。这种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处世立身、待物行事，乃至建筑服饰、琴棋书画等领域的艺术创作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艺术更是深受道家思想的浸注，呈现出优美的艺术境界，一部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作家如群星璀璨，作品如沧海瀚漠，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学大国。如此辉煌的成就，道家思想的影响，功莫大焉。闻一多、朱自清和台湾学者徐复观等都认为，中国艺术受到道家的影响远远大过儒家，确为真知灼见。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确切地说，应该是道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从最早的神话志怪小说到后来的纯文学，都是和道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创作中，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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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那些以朴素自然见长的诗人与作家，都是极为推崇老庄之道的，如陶渊明、李白、苏轼等人，一生深受道家美学思想的熏陶。《庄子》对道家美学境界进行了概括，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15］对于这种“大美”，《庄子·天道》有一段检测托尧舜对答的话说得非常明白：
昔者舜问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尧曰：“然则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尧曰：“胶胶扰扰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
尧行仁义，抚老恤幼，正是儒家倡导的“美德”，但舜却讥之为不是大美，舜所称许的“大美”就是日月运行，云行雨施的天地之美，所以“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16］《庄子》一书正体现了这种雄奇瑰玮的境界，因而让曾国藩一生爱不释手，心向往之。
在曾国藩留下来的诗文、奏稿、书信与日记中，随处可见这种汪洋恣肆、气盛言宜的道家气象。如他在咸丰四年春天出征太平军时说发布的《讨粤匪檄》，几乎可与历史上陈琳《讨曹操檄文》、骆宾王《讨武瞾檄文》相并肩，檄文结构层次分明，语气淋漓酣畅，吞吐喷薄，气势逼人，试看其中第四节：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藉。［17］
姑且不论《讨粤匪檄》的内容，单就形式而言，这的确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在句式上，骈散相间，一气呵成，如大河奔泻，势不可挡；如疾风劲吹，黄叶飘零，这样的气势，也是《庄子》、韩愈、苏轼等人所共有的风格。正因为如此，这篇檄文显得义正词严，大气浩然，在当时，的确能起到振聋发聩、孤立对手、争取民心的作用。曾国藩喜爱雄奇瑰玮的境界，时时用心探求，在杂著《阳刚》中，他不忘以历史上鸿门宴中樊哙的表现为例来论述“雄奇”之风的重要作用：
盖人（樊哙）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哙之鸿门被帷，拔剑割彘，与夫霸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18］
樊哙一般被视为粗人，不入士大夫青眼，而曾国藩独独赞赏他的阳刚之气，评为他人不可及，还要求大力培养个人的阳刚之气，发之于文，则为雄奇的境界。曾国藩推崇《庄子》和韩愈的文章，就是因为其中表现出雄健奇丽的阳刚之美。在其诗文集中，雄奇之风比比皆是，如《郭璧斋先生六十寿序》一文，欣赏其人其才后，又叹惜其怀才不遇：
昆山之玉，邓林之大木，生非不材也。贡之廊庙，非不贵也。凿之、琢之，寻斧纵之，剖其璞，伤其本，向之润泽而轮囷者，荡然无馀。
天欲厚之，则不如韫于石而光愈远；丛之丰草之中而荫愈广，而枝愈蕃。［19］
虽为应酬之作，却完全不落俗套，言之有物，文势雄奇。就连他的许多奏折，同样多雄奇之文。这固然反映其赤胆忠心，无所畏匿，同时也可发现他无处不在的行文风格与美学追求。当咸丰初登大位时，为了让新皇帝能励精图治，中兴天下，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全疏运用骈文分段的章节结构和排比等修辞手法，叙议结合，峻利，直陈文宗看似具有敬慎、好古和虚静三种圣德，实则滋生着琐碎、文饰与自矜三种流弊。试看各段开头：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人臣事君，礼仪固贵周详，然苟非朝祭大典，难保一无疏失。自去岁以来，步趋失检，广林以小节被参；道旁叩头，福济、麟魁、惠丰等都以小节被参；内廷接驾，明训以微仪获咎；都统暂署，惠丰以微仪获咎，在皇上仅予遣罚，初无苛责之意。特恐臣下误会风旨，或谨于小而反忽于大，且有谨其所不必谨者。
又闻皇上万几之暇，熙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毋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以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妨（防）。［20］
每段语气都是十分峻刻，攻势凌利，故文宗览后震怒，掷折于地，急欲治罪，幸亏祁寯藻、季芝昌的求情，曾国藩才免于大劫。在专制统治的清朝，一个汉族臣僚，敢于这样冒颜犯上，实为罕见。咸丰恼羞成怒，固然是戳到其痛处的爆发，但奏折的文思勃发，气势恣肆，无疑也加剧了他的怒火上升，以致多年后还耿耿于怀，让领兵苦战的曾国藩长期处于客寄虚悬的困境中，备受折磨，可见此疏的刺激之深。曾国藩常说“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决心自立自强，论诗论文恰如其人，教导曾纪泽作文要在气势上用功，“总贵气象峥嵘，东坡所谓蓬蓬勃勃如釜上气。”［21］要求诗文具有雄奇的气势，呈现出阳刚之美，雄奇正是属于大阳的境界，运用到创作中，他的诗歌因而多有境界雄奇之作。如《赠李生》：
岷山万仞雪，太古人迹稀。中有窈窕谷，绿惠芳以菲。幽芬亦已郁，赏识方庶几。涧边棘荆满，山上春草肥。托根亮同地，岂辨谁是非！地亦不能易，香亦不能飞。忽逢荷樵子，采撷盈裳衣。临风再三嗅，俯仰情依依。由来有臭味，不必崇知希。［22］
诗人在四川主考时，倾爱李生文才，见面后赠以古风。诗一起始，则境界开阔雄奇，景中寓情。李嗣元为四川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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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岷山雪景起句，合乎人事。岷山高耸云天，常年冰雪不化，悠悠千载，人迹罕至。这是实景，而其中又正富含赞美李生才调超群的意思。接下来句句写景，又处处寓情，到最后几句欣赏他不同流俗，淡泊名利，才气不凡，满腔深情的期望与嘉许，一寓其中。这首诗是五古，曾国藩诗歌现存三百余首，其中五古最多，达九十首，因为五古不受格律束缚，更利于诗人挥洒笔墨，浓抹淡描，随心应手，抒写真情；即使在七律和五律中，也常以单行、长古之气入偶语、律句中，或应对而不对，或部分对而部分不对，或似对而非对，于整饬中极尽变化，笔力雄健，展现出雄奇瑰玮的境界。不必说诗词，就是曾国藩联语，也同样境界开阔奇伟，颇可玩味。如《题扬州何廉昉太史寓宅》：千顷太湖，鸥与陶朱同泛宅；二分明月，鹤随何逊共移家。［23］
曾国藩在联末按语中注明：“太史名栻，江阴人，晚年罢官，寄寓扬州，擅禺策之富，以诗酒自豪。”联语正是针对何太史的身份与处境，一写其富，如陶朱公泛舟五湖，潇洒世外；一写其雅，如何逊在扬州咏梅遣兴。其事其景，至为关合。尤其是每联之开头四字：“千顷太湖”，境界浩淼；“二分明月”，境界清明，上下合璧，情景交融，非大胸襟非大手笔而不可为也。
同样，曾国藩的书法创作也崇尚雄奇瑰玮的境界。一方面，他对儿子曾纪泽说：“云尔钩联顿挫，纯用孙过庭草法，而间架纯用赵法。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动合自然等语，余听之亦欣慰也。”［24］要求作书的运笔和间架，都要刚柔相济，合乎自然。另一方面，他也知道，阳刚与阴柔，刚健与婀娜，雄奇与淡远，气势与神韵，不能平衡用力，须有所偏重，相比之下，他的书法风格偏重于跌宕俊伟的阳刚美，好似《庄子》的雄奇文风。他论述道：
本日作行书，能摅写胸中跌宕俊伟之气，稍为快意。大抵作字及作诗古文，胸中须有一段奇气盘结于中，而达之笔墨者却须遏抑掩蔽，不令过露，乃为深至。若存丝毫求知见好之心则真气渫泄，无足观矣。不特技艺为然，即道德、事功，亦须将求知见好之心洗涤净尽，乃有合处。故曰七均师无声，五合常主淡也。［25］
思作书之道：寓沉雄于静穆之中，乃有深味。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距之象，锋鋩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举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作古文、古诗亦然，作人之道亦然，治军亦然。［26］
见作字总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27］
曾国藩的书法创作，主体风格是险劲挺拔，古朴雄绝，寓圆融于秀劲，合雄奇于淡远，内含跌宕俊伟之气，力追雄奇瑰玮之境，与他所崇尚的诗文境界完全一致，正体现出儒道互补的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1］姜锋：《略论曾国藩其人》，《社会科学》1989（2）；这方面详细介绍参见，张静：《曾国藩文学研究》，岳麓书社2008年版。
［2］［4］［10］［21］［24］［27］《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662、36
3、476、1205、472、68页。（下引《曾国藩全集》皆同一版本，简略注明）
［3］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集》卷一、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
［5］［14］《老子》，第三十三章、二十五章。［6］［8］［12］［25］［26］《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632、66
1、1105、66595页。
［7］《曾国藩全集·读书录》，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367页。［9］朱熹：《读唐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4)，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1］［13］《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115
4、934页。
［15］［16］《庄子·知北游》；《庄子·天道》。［17］［18］［19］［22］［23］《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33、394、1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