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视域、方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路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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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为作者主持的2011年度河南社科联调研课题《建党九十周年来党的理论创新与历史经验研究》（批准号：SKL-2011-71）阶段性成果。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规律是当前学界正在研究的重大基础性问题。对于如何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规律，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更新发展，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理论自觉，这一重大课题无疑是我们应当研究的。围绕此一问题，国内外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探究。

一、当前相关研究概况

卡尔帕拉.米斯拉（Kalpana Misra）在From Post-Maoi to Post-Marxi（Routledge，1998）一书中，把从毛主义时代到后毛主义时代的转变，指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过渡。郭建武（JIANWU GUO）在其博士论文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Queen’s Univesity Kingston，Ontario，Canada， PH.D.，July，1997．)中则从哲学层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毛时代到邓时代的关键词之流变，即从“历史”“物质”到“实践”的变迁。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论的发展进程。还有许多国外学者则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问题时涉及到了相关论域，他们这些思想和判断虽然未尽合理，但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国内学者在此问题上的研究多集中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哲学学科视域以及问题意识上，而较少触及其方法论层面。比如，郝立新教授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一文中，检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主线与主要成就。他对主题的界定则从社会和时代的客观需要着眼，而没有从学理层面的逻辑出发来检视。李君如研究员在2007年4月16日的文汇报撰文，认为当代中国的主题是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固然也不错，但是，此一主题没有被详细地分析和廓清。韦定广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核心主题及其在当代中国》一文中指出，追求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但是没有提到核心主题之具体化及其历史变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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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庆祥教授则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三种路径及其回应》一文中，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分为三个路径，仅就哲学学科视域而言，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但是未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成果从理论整体上予以澄清。吉彦波教授则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简单地分为、、这三个历史阶段，指出了其承受与发展关系，然而没有进一步展开其逻辑关联与思想理路。
总之，国内学者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提出许多洞见，但是也有阙失之处，比如，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问题，是否可以忽略其共同主题的理论创新与深化，以及实践操作和大政方针上的微调？是否可以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出发，而未曾进入社会学的视域？中国视域与全球视域是否没有融合？中国历史传统在当代又如何与现实纠结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方法上除了对经典辩证法的承受，是否还统摄、借鉴和结合了其他方法？这些问题无疑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理论的历史变迁

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在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曾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文化主题的转变。尽管他没有谈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迁，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并非仅仅是描述问题上的词句的变化，毫无逻辑可循。首先，中国马克思主义之具体历史主题有一定的创新和深化，其视域有所更新和融合，其方法有所转换和结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其主题、视域以及方法上所体现出来的新特点、新路向以及实践发展的新经验，为我们进一步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进展，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创新与发展，提供了立体的阅读视角和现实空间；其次，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视域与方法问题，不仅有助于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路向与理论逻辑，借鉴国外社会科学思想经验，而且有助于深入理解我们党所处的历史处境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其三，通过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传统文化的比较阅读，有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完善；最后，通过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为我们党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提供有价值的社会科学信息。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创新与深化

1.从“革命”主题到“建设”主题的创新。这一创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再阐释，即对市场、科技、民族独立的重新理解上，对实践以及实事求是的重新理解；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借鉴与批判，即积极译介、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其中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问题讨论，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内涵、拨乱反正、批判教条主义、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态度使多彩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转化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值得借鉴的重要理论资源。
2.“建设”主题的深化与调整。建设主题的深化与调整，深化了党的阶级意识，具体理论表现就是“党的建设”与“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同时，为了保证党执政地位，巩固党的先进性和领导作用，通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四位一体建设”、党的建设、生态建设来解决如何发展的问题。最终只有通过领导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的合法性和凝聚力才能进一步增强，才能够保证中国社会大局稳定，更加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
3.由“物质”到“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批判了经济决定论。过去的改革和建设中，粗放式发展——过于强调经济的数量而忽视质量，过于强调经济而忽略环境生态、过于强调GDP而对贫富分化、民生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有所忽略，这些正逐渐得到纠正和扭转。以“物质”以及生产力为中心和决定作用的哲学逐渐让位于以“人” 和“实践”为中心的（生产生活）关系的规范、调整与整合。由于财富的扩散、中间阶级的成长，我们党进一步增强了社会整合、认同、动员等功能。

(二)视域的转换与融合

1.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视域转换与融合。从理论框架来说，从物质-精神二元结构到“四位一体”多元结构；从哲学上的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到社会学上的“四位一体”四分提法，整个理论体系的结构框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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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改变。从理论驱动动力来看，更关注民众需要的结构和层次、注意对不同“需要”的建构与整合。从学科视域来说，方法上进一步发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同时，把这个方法与要理解的中国社会历史结合起来，逐渐过渡到对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分析，强调对后单位制下社会人的管理和怎么写作。
2.从中国到全球视域的转换与融合。由于近代的国家交往（侵略战争）使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因此我们的现代化一开始是一个被动的现代化进程、全球化进程。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迎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各种挑战，但是我们的各种努力仍然内在于这一被动的进程之中。我们的被动体现在城镇化的大跃进、各种环境生态问题、社会困境问题等多个方面。同时，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不仅不会消亡，而且突出了其主体性，这样，就亟需构建民族自我意识与话语。我们的空间视域扩大了我们选择发展模式的参照系。全球的交往使中国能够参照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一国的政治经济独立不是建立在闭关自守的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依赖出口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本国生产、创新能力的提高之上。
3.从历史到现实的视域转换与融合。追赶西方、建立市场经济造成延迟的满足与忧虑。“传统中国”现代化是个多层面的问题，不仅是借鉴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从自身培育科学精神。同时，要警惕后现代的诸多社会问题。

(三)方法的转化与结合

1.辩证法的承受。多元矛盾观与社会矛盾。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判断，形成了不同理论解决策略。普遍联系中“一分为二”的提法要解决怎么分的问题，而普遍联系不是文学上的联想，前者的处理实际的智慧与后者政治上的浪漫（泛政治化思考）实际上都容易演变成主观主义。“运动的观点”要转变为发展的观点，发展不是机械的、均匀地、无差别的、线性的进步观，而是包含人的主观努力在内的、有区别地、不均衡的客观历史进程。
2.对辩证法的再阐释。我们的矛盾观不能只看到对立，而要看到还没有发展为对立的差异。中国社会中“差异”的矛盾观与多元化利益诉求有关。差异与对立，就要求同存异，才能形成发展合力。科学发展观对统筹兼顾的论述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对“总体性”论述有怎样的关联，必须在理论上阐明。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也亟待澄清。
3.方法的结合。辩证法与实证方法在马克思那里的含义、区别与联系。要用辩证法统摄下的多元方法论来把握中国实际。

三、结 语

党的理论创新与历史经验研究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实践本身，从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阅读中来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路向，进而探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规律。
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基本方法，同时运用实证、理论分析、逻辑论证来进行文本阅读、比较、借鉴；突破学科限制，打破哲学、社会学学科藩篱；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联系中国实际，实现方法论创新。重点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主题与党的建设以及生态建设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分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科学思潮的关系。
另一方面，应当注意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是一个有规律可循、有学理可究的理论课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路向可以从其主题、视域与方法层面来详细阐述，应该抛弃简单的历史阶段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应该加强方法论层面的创新，同时，兼顾主题深化与视域变换与融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可以而且必然要引起社会认同，才能达到创新的根本目的。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做为理论体系来说，在方法论创新方面还有待加强，亟需澄清辩证法与实证方法之区别与联系；廓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科学思潮的关系，以及借鉴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