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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印度在日本发展援助中的地位日显突出。自2003年后，印度连续8年成为日本对外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综合来看，日本不断加大对印度发展援助的动因及目标既有政治经济因素的考虑，更有关日同盟下地缘外交的重要特性。從其对印度发展援助的前景来看，客观上日本的援助有利于促进日印关系的快速发展，但崛起信心愈来愈强的印度不可能完全按照日本的意愿来行事，注定日本想通过对印度的援助发挥领导性影响的作用很小。同时日本向印度提供发展援助的能力与意愿也在降低。
【关键词】日本 印度 发展援助
21世纪以来，印度逐
70年代之前，日本的发展援助主要集中于二战期间深受其害的东亚地区，其主要功能也是为了改善与东亚国家的关系。80年代后，日本发展援助的政治性与战略性的特点日益突出，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亚太地区经济格局的变化，日本发展援助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印度成为日本最大的发展援助国正是这种变化的反映。
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始于1958年。当年10月，日本与印度正式签署援助协议，规定在1958～1961年期间日本对印度提供180亿日元（约5000万美元）的贷款援助，主要用于进口日本的铁路及电力设施，这也是战后日本首次以日元贷款的形式向外国政府提供的“非赔偿性”的双边政府贷款。
但是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一的援助大国的历程中，印度并未成为日本发展援助非常重视的国家。70年代，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的发展援助也开始系统发展。1978年7月日本制定了第一个发展援助中期目标，规定1978～1980年，日本的发展援助将從22.2亿美元增加到28.4亿美元，但实际超过了这一目标，达到了33亿美元，实际增长率高达116.2%。1981年日本制定第二个发展援助中期目标，预算高达24307万亿日元，但后来受石油危机的影响，没有完成目标。1985年9月日本第三个发展援助中期目标规定，到1989年发展援助实际支出总额为400亿美元，但由于日元升值，该目标于1987年5月提前实现。1988年6月的第四个中期目标计划在1988～1992年期间实现发展援助总额500亿美元。经过不断努力，1989年日本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发展援助大国，而且直到2000年（除1990年）日本基本保持了这一地位。虽然日本于1996年成为印度的最大援助国，但这一时期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实际规模是非常小的。以2000年为例，日本对中国的发展援助高达214
截至2011年，日本对印度正在援助的能源项目超过100亿日元数额的共计11个，贷款金额合计2774.03亿日元。据统计，1978～2010年期间，日本为印度电力部门提供了72笔日元贷款，合计1.21万亿日元。虽然很难從总体上对这些项目的积极作用进行量化评估，但获得日本援助电力项目较多的安得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经济取得了最快速度的增长。
总体来看，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力度非常大，尤其是在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领域，援助金额达到1万多亿日元，而且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從部门来讲，涉及能源、交通、农业等。從地区来看，项目遍及印度大部分地区，援助的地区既包括新德里和加尔各答等大城市，也包括较为落后的一些地区。毫无疑问，
首先，日本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就政治而言，50～70年代，日本发展援助的基本功能主要在于改善在亚洲地区的形象，因为二战时期日本给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造成的伤害极大损害了日本的形象。因此，日本的发展援助政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改善日本形象的有力工具。50～60年代，日本以战争赔款的名义，通过日元贷款、无偿援助等形式与柬埔寨、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建立起友好关系。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日本外交战略体现出经济安全优先于军事安全的特点。日本通过聚敛财富以期提高声望和收写朋友的做法充分体现了这段时期发展援助的战略意图。但自80年代之后，这种情形出现了重大变化，随着日本发展援助范围遍布全世界，提升并扩大日本在全球的政治影响力无疑成为发展援助承担的主要功能。21世纪后日本加强对印度发展援助无疑也是扩大日本政治影响力的需要，尤其是在中国日益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在这点上，日本和印度无疑有共同利益诉求。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想從经济大国转变为政治大国，甚至是军事大国，而印度也一直在追求大国地位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愿望。日印都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视为实现大国地位的标志，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和印度还与德国和巴西组成了G4集团。可以预见，日本加强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必然会密切两国在G4构架下的政治合作。
從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日本加强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可以带动日本国内的经济发展。一是日本提供给印度的发展援助95%以上为日元贷款，所谓贷款是必须要还并支付利息的，因此，日本通过援助可以增加货币的利息收入。二是日本通过援助印度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更好地從印度获取其国内发展需要的资源。这也是日本对外经济援助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外部资源，90%以上的资源需要依赖进口。而印度在一些资源领域储量非常可观，比如印度拥有2533.01亿吨的煤炭储量，铁矿石134.6亿吨，铝土24.62亿吨，锰矿1.67亿吨。此外还有比较丰富的其他资源种类近100种。因此，日本重视对印度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援助，对顺利将日本急需的这些资源运到印度优良港口，再运至日本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三是提升日本企业在印度的竞争力。日本通过对印度的援助，尤其是对能源、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援助，可以极大地改善印度的贸易及投资环境，为日本企业在印度的商业活动提供便利。而且很多日本企业均是日本发展援助的执行者或参与者，通过这些援助活动不仅可以获得较好声誉，而且印度完全有可能投桃报李，在一些商业项目上优先考虑日本企业，從而使日本企业在与印度的经贸合作中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2010年中国减少对日本的稀土出口之后，2011年12月28日，印度总理辛格表示，日印同意鼓励印度和日本公司在稀土矿领域开展合作。
其次，日本印度洋战略的需要。我们知道，日本对一些战略性资源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比如石油必须完全依赖进口，而且主要從中东地区进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印度洋对日本具有生死攸关的作用。一是日本最重要的“海上走廊”。2011年日本发展援助白皮书就直接表明，日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能够使日本获得自然资源、能源及粮食的安全供应，而且为了确保日本“海上走廊”的安全，日本将为海岸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以及能力建设提供发展援助。印度无疑符合日本的这一需要。印度洋联系着中东和非洲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和国家，是日本经济的生命线，而印度对印度洋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加。印度三面环海，扼守着印度洋航线的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以日本现有的军事实力，难以依靠自身保障这条生命线的安全，以发展援助换取印度保障日本生命线的安全是完全可能的。二是日本扩大军事影响的重要舞台。军事化一直是日本正在努力的目标，早期还遮遮掩掩，现在则已经明目张胆扩大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军事影响。印度无疑是印度洋沿岸最重要的国家，通过发展援助手段换取印度的好感，继而扩大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无疑是日本的既定目标。这可以從最近两国的军事互动中看出端倪。事实上，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和印度都曾参与在印度洋上的多边军演，但在这样的军演机制中，不管是日本还是印度，能发挥的影响力都非常有限。因此，谋求双边军演，扩大在印度洋上的军事影响可能是今后日本努力的方向。2011年11月2日，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与日本防卫相一川保夫举行会谈，就2012年举行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的首次联合军演达成协议，一川在会谈中强调：“日印间加强防卫合作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东尼回应称，“印度非常重视与日本的关系，希望合作加强防卫关系。”2012年6月10日，日印海军联合军演在日本的神奈川县附近的相模湾进行。尽管此次军演并非在印度洋，但此次军演的开展无疑为日本借助印度扩大在印度洋上的影响提供了基础。早在2005年，日本政府就曾向印度提出一项建议，即为印度在亚太地区联合演习提供军事力量和军事基地，作为回报，日本希望印度在印度洋上向日本提供类似设施的印度基地。從这一点可以看出，2012年6月的军演极有可能是日本抛出的“诱饵”，为日本扩大在印度洋上的军事存在及影响做准备，從而使印度洋可能成为日本转变为军事大国的重要舞台。 再次，地缘政治外交的需要。日本加大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实际上最深刻的原因是亚太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带来的后果。一是美国重新调整亚太战略，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换言之，近年来美国已经把遏制中国发展作为其亚太战略中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早在21世纪初，就有美国学者提出“采取一种经济的经济遏制政策，着眼于防止技术转移和外来投资”，能够减缓挑战美国力量的出现。事实上，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范畴，扩大到了军事威慑、加强与亚太盟国的关系等手段。而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其对外战略必然要为美国的亚太战略怎么写作，作为经济外交重要支柱的发展援助自然也不例外。從这个角度讲，日本急剧加大对印度的发展援助，既怎么写作于美国亚太战略的变化，同时也是对美印关系发展的过敏反应。日本的外交基本上以美国为准绳。70年代，当美中关系出现和缓趋势时，日本迅速作出了反应，致使中日关系的发展走在了前面。这样的情形再现于21世纪初，当美印关系日益紧密时，日印关系也加大了改善的步伐，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印美关系，比如在发展援助领域。二是亚太地区经济格局出现了变化。尽管在经济总体实力上，中国与日本的差距仍然很大，但由于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從而打破了国际平衡，日本对中国的警惕之心开始加强，加大对印度的发展援助无疑是这种反应最直接的后果。21世纪初，日本国内就出现了停止给予中国发展援助的声音。2004年8月17日，日本组织发展援助调查团到中国对日本向中国提供的发展援助进行评估，评估的结果是日本应停止对中国的日元贷款。同年11月，日本前首相在万象的“东盟10+3”会议上向温家宝总理提出，希望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早日成为发展援助毕业生。这标志着停止对中国日元贷款援助已经成为日本国内的共识。2008年日本不再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從表面上看，日本认为中国是发展援助毕业生并没有问题，但自21世纪以来日本转而大力支持对印度的发展援助无疑更体现了其地缘政治的外交战略意图。尤其是在中日关系出现大幅度下滑的背景下，日本国内无疑认为印度与中国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尤其是两国存在着领土争端问题，因此印度对中国的防范也是世人皆知，日本无疑可以利用这种矛盾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共同遏制中国的影响。從21世纪以来日本对中国和印度日元贷款项目的比较可以看到（见图4），日本对中国日元贷款项目起伏非常大，而对印度的日元贷款项目较为稳定，充分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疑虑、困惑以及对印度的稳定选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日本和印度之间的融洽关系源自于这样一个信念：如果它们彼此团结，就能够遏制中国。”而要加强这种关系，日本的发展援助无疑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2011年9月，日本新任首相野田佳彦表示，“印度是一个有前途的投资目的地”，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在印度进行投资，已经有超过700家日本公司在印度开展商业活动。野田表示日本将继续加强对印度的发展援助。他表示希望日元贷款能使DFC-W和DMIC项目建设取得良好效果。2011年10月，印度外交部长克里希纳公开表示：非常感谢日本一直通过发展援助支持印度的发展，尽管日本遭遇了地震困难，但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印度，这不仅给印度经济增长带来了信心，也表明日本非常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2011年12月27～29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问印度，双方签署《进入外交关系建交60周年加强日印战略及全球伙伴关系的展望》文件。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政治、安全、国防、经济、文化、地区及全球事务等领域加强合作，野田表示继续加强支持印度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其中包括從德里到孟写货运走廊和新德里捷运系统工程（2期），以及新批准的班加罗尔和钦奈的地铁项目。此外，还有西孟加拉邦林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新增加项目合计贷款1342.88亿日元。辛格总理高度赞赏日本政府及其人民对印度发展的支持，即使在日本于2011年遭受大地震袭击并处于恢复重建过程中，野田政府继续向印度提供了数额巨大的发展援助，支持印度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诸领域的发展。野田还表示将向印度继续提供无偿资金及无偿技术援助，辛格表示欢迎。2012年4月30日，日本和印度在新德里举行首次部长级对话，双方表示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 [3]從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发展援助在促进两国关系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印度看到了与日本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希望：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印日对全球和平、稳定及繁荣方面有相同的看法，印度与日本之间的全球伙伴关系，反映了两国之间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的广泛一致性。日本和印度将彼此视为负责任的战略伙伴，一个强大、繁荣和充满活力的印度符合日本的利益。因此，两国决心加强“全球伙伴关系”。
十几年前，日本就曾经动用过发展援助对印度实施制裁。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之后，日本宣布中止对印度的日元贷款，合计1327亿日元，同时也停止了35亿日元的无偿援助。日本的做法让印度学者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当瓦杰帕伊总理访问时，应当大胆宣布不寻求從日本获得任何援助和金融资助，没有捐助和援助，请便；向印度开放市场、进行投资和提供就业机会，多谢！”但随后，随着国际形势与地区格局的不断变化，日本很快恢复并快速扩大对印度的发展援助。
事实上，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偏离其原先制定的一些原则和目标。比如，1992年6月30本颁布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确定了援助的四大原则：把环保和开发相结合；避免援助资金用于军事用途和助长国际纠纷；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的开发及制造、武器进口等动向给予关注；对发展中国家的化和导入市场经济的努力及基本人权与自由保障给予注意。别的原则不说，仅就军事支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的开发及制造、武器进口一项，印度显然就非常不符合援助的特征，仅在2011年和2012年，印度就成功试射烈火-4和烈火-5型导弹，在武器进口方面，更是位列亚洲第一的武器进口大国，军费增长速度也非常快。
但日本显然已经“遗忘”了自己制定的这些原则，出于地缘政治现实的需要，仍然加大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只是在近年出台的对印发展援助政策中，更多地将对印发展援助挂靠减贫、可持续增长以及气候变化和环保问题，对印度的军事发展只字不提。这与中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是在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时候，日本仍大力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这说明日本对印度发展援助已经丧失“道义”导向作用，成为完全怎么写作于地缘政治现实的外交工具。
当然，從实际情况来看，即便是日本真的动用发展援助威胁印度，印度也不会写账。正如日本在印度核试验后的制裁并不能改变印度的行为轨迹。印度把追求大国地位作为重要的目标，也决定了印度不会遵從日本发展援助的导向。比如日本加强对印度发展援助的重要动因之一是为了联合印度共同遏制中国，但印度在利用日本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同时，仍然保持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例如，2012年9月4日，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访印，在中印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双方表示将尽快恢复联合军事演习，加强边防军的安全合作，以及在高层互访、人员交流、海事安全和海军合作上达成共识。换言之，一方面，日本对印度主动放弃了某些发展援助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追求大国地位的印度并不会因为日本动用发展援助施压就改变自己的既定战略和目标。因此，從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对印发展援助已经失去引领性作用，只能顺水推舟地怎么写作于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
事实上，日本对印度发展援助失去“道义”上的导向性作用还与另外一个现象有关，即新兴援助大国的兴起。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新兴援助大国也不断涌现，这些新兴援助体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中东欧国家和中东国家等。以2008年为例，中国提供援助达30亿美元，印度为6.2亿美元，俄罗斯为2亿美元、沙特为55.64亿美元。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发展援
一是日本经济前景不明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就陷入低增长的徘徊时期，在执政时期日本经济虽然稍有起色，但随后纷乱复杂的日本政局极大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增长。当然，未来日本经济前景还有可能因为中日关系的恶化遭遇重创。自21世纪以来，日本经济之所以还能够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就在于其把握住了中国市场。仅2011年，中日贸易额就超过了3400亿美元。但随着钓鱼岛问题的不断恶化，而且日本推动着钓鱼岛问题向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中日关系必将出现倒退和恶化，日本经济肯定要受到较大的影响。 [3][4]二是日本增加国防预算，扩充军事力量，势必影响发展援助预算。近期，日本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做文章，大有把钓鱼岛问题推向冲突的危险倾向。野田执政时期不断加强国防及军事预算，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做好“万全准备”。新近上台的安倍政府不仅没有缓和钓鱼岛局势的迹象，反而正在努力实现日本“国防军”的发展目标。在此种情况下，日本对印度发展预算势必要受到影响。
三是随着老龄社会状况的不断加剧，日本的财政负担将进一步加重。2008年日本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8%。据估计，到2030年，65岁以上的日本老年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到31%，2050年达到38%。一方面，老龄化状况的日益加剧可能会对日本的生产能力造成影响，從而影响日本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一些福利支出的增加，比如医疗保险、退休金等，從而必然增加日本的财政负担，也将直接影响到日本发展援助的预算和分配。
四是日本国内公众舆论的反对。在21世纪初，日本国内就掀起了是否要继续对中国提供发展援助的讨论，这场争论以日本最终停止对中国的日元贷款而结束。虽然日本国内很少有人提出反对向印度提供发展援助，但这种反对的声音肯定存在，这点可以從2010年以来日本颁布的发展援助政策看出端倪。比如2010年6月出炉的发展援助评估报告直接以“加强明确的国家利益”（Enhancing Enlightened National Interest）为题，与以往过分强调道义标签不同，这一报告直接表明发展援助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根据日本民调，反对日本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的这部分日本人主要属于“更年青的一代”，他们没有经历过战后日本接受援助恢复重建的经历。因此，“报恩”的想法很难引起他们的共鸣。但日本公众反对日本对外援助的想法可能与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正是经济水平日益下降使部分日本人思想发生了“内向型”变化，关心和支持海外活动和国际贡献度的兴趣在降低。2011年出台的发展援助白皮书更是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日本是如何從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中获取好处的。從时间点上来看，日本已经于2008年停止了对中国大规模的发展援助，因此这一时期的反对舆论针对的不再是中国，而这一时期印度是日本最大的发展援助国，尤其是在日本大地震后还向印度提供了不菲的日元贷款，一些日本民众可能对日本政府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不太理解。
结语
没有人可以否定发展援助的积极作用，但就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来看，它更多体现了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后日本外交战略的选择。当然，对于日本向印度提供多少发展援助，我们不必过分在意。但对两国加强军事合作，尤其在中日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加强军事合作，无疑值得我们注意。尽管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会利用发展援助扩大影响，提升国际地位，而且确实具备一定的优势，比如日本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拥有先进的技术，然而随着经济可能进一步下滑，加上日本提供发展援助的能
（编辑 毛悦） [3][4][5]
【关键词】日本 印度 发展援助
21世纪以来，印度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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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成为日本发展援助（ODA）的主要对象，在日本发展援助预算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印度在日本的发展援助中的分量却越来越重。综合来看，日本对印度发展援助的战略考量主要怎么写作于其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同时也怎么写作于日本的印度洋战略，此外与地缘政治外交更为密切相关。從效果上来看，日本加强对印度的发展援助确实促进了双边关系的不断发展。但客观来看，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也将面临一定的挑战。一、“逆势上扬”的日本对印度发展援助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在亚洲实施活跃的经济外交政策，而发展援助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出于发展经济及改善国家形象的考虑，积极实施发展援助政策。1954年10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科伦坡计划”，以实现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与社会发展，标志着日本正式实施发展援助政策。70年代之前，日本的发展援助主要集中于二战期间深受其害的东亚地区，其主要功能也是为了改善与东亚国家的关系。80年代后，日本发展援助的政治性与战略性的特点日益突出，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亚太地区经济格局的变化，日本发展援助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印度成为日本最大的发展援助国正是这种变化的反映。
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始于1958年。当年10月，日本与印度正式签署援助协议，规定在1958～1961年期间日本对印度提供180亿日元（约5000万美元）的贷款援助，主要用于进口日本的铁路及电力设施，这也是战后日本首次以日元贷款的形式向外国政府提供的“非赔偿性”的双边政府贷款。
但是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一的援助大国的历程中，印度并未成为日本发展援助非常重视的国家。70年代，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的发展援助也开始系统发展。1978年7月日本制定了第一个发展援助中期目标，规定1978～1980年，日本的发展援助将從22.2亿美元增加到28.4亿美元，但实际超过了这一目标，达到了33亿美元，实际增长率高达116.2%。1981年日本制定第二个发展援助中期目标，预算高达24307万亿日元，但后来受石油危机的影响，没有完成目标。1985年9月日本第三个发展援助中期目标规定，到1989年发展援助实际支出总额为400亿美元，但由于日元升值，该目标于1987年5月提前实现。1988年6月的第四个中期目标计划在1988～1992年期间实现发展援助总额500亿美元。经过不断努力，1989年日本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发展援助大国，而且直到2000年（除1990年）日本基本保持了这一地位。虽然日本于1996年成为印度的最大援助国，但这一时期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实际规模是非常小的。以2000年为例，日本对中国的发展援助高达214
3.99亿日元，对印度援助仅为180多亿日元。
但也正是在此前后，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发生了急剧变化。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随着日本国内财政紧缩政策的实施，日本发展援助的预算开始不断下降。1997年日本发展援助预算高达11687亿日元，2011年下降到了5727亿日元，在国际发展援助中的排名也跌至世界第五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却在不断增加。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印度就是日本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2006年6月，日本正式形成了对印度发展援助的国家计划，计划设定了三个优先援助领域：促进经济增长、改善贫困与环境问题以及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员交流。2007财年，日本确定对印度发展援助的中期目标包括：通过加强双边经济关系促进经济增长；关注减贫与社会发展问题；在环境、气候变化、能源等领域开展合作。此后，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升温，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的力度也在增强。仅2010财年，日本就批准了对印度的11个发展援助贷款项目。截至2011年3月，日本与印度签署的贷款协议达到了215个，累计日元贷款33203.7亿日元。截至2011年10月3日，日本对印度发展援助执行项目59个。從整个发展趋势来看，尽管日本对外发展援助预算不断在萎缩，但对印度的援助却呈上升态势。以日元贷款为例，2000年日本对印度的日元贷款仅为189.26亿日元，2010年增加到2035.66亿日元，2008年一度达到历史最高点，为2360.47亿日元。
從另外一个指标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到印度在日本发展援助中的分量，即印度接受日元贷款在日本发展援助预算中的变化情况。2000年，印度接受的日元贷款占当年日本发展援助预算总额的比重仅为1.81%，2001年日本恢复对印度援助后，对印度的日元贷款占预算比重大幅度上升，达到了6.47%，2007年超过了30%，此后数年比重一直保持在33%左右。從这些数据变化可以看到，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与日本对印度发展援助的战略考量，如亚太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等密不可分。二、日本对印度发展援助的优先领域
從日本向印度提供的发展援助类型来看，主要由低息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及无偿技术援助组成，其中日元贷款占了日本对印度发展援助的95%以上。日本向印度提供发展援助的领域主要集中于能源、交通、减贫、环境保护等领域，这些领域的援助项目大多采取低息日元贷款的模式。在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中还有一项基层项目援助，针对的主要是印度社会的弱势群体，为其提供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培训等援助，采取的援助方式主要为无偿资金援助及无偿技术援助。(一)能源项目援助
能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印度更是如此。因此，能源自然成为日本对印度发展援助的重要领域之一。日本主要在如下领域对印度能源项目提供贷款援助：建设高效的供电设施，包括发电、配电和输电网络；改进现有设施的能源使用效率；减少输电配电环节的损失。同时，從气候变化角度考虑，将加强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为促进援助项目的顺利实施，日本鼓励国内私营企业通过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参与印度经济的发展建设，通过加强日印经济关系引导印度的经济增长。截至2011年，日本对印度正在援助的能源项目超过100亿日元数额的共计11个，贷款金额合计2774.03亿日元。据统计，1978～2010年期间，日本为印度电力部门提供了72笔日元贷款，合计1.21万亿日元。虽然很难從总体上对这些项目的积极作用进行量化评估，但获得日本援助电力项目较多的安得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经济取得了最快速度的增长。
(二)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援助
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严重制约了印度经济的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是日本对印度发展援助最重要的领域。目前，日本提供的这一援助主要集中于德里、加尔各答、班加罗尔、钦奈、海得拉巴、比哈尔六个大都市。一是重视改善这些城市的交通状况，包括地铁和环城公路，旨在通过缓解交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以及改善城市环境。二是关注这些城市的国家干线运输网络，包括铁路、高速公路、航空及港口建设，尤其重视特别经济区内部的交通联系，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2000～2008年，日本对印度完成了16个交通基础设施援助项目，其中12项为铁路项目。这些基础设施对印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比如新德里捷运系统工程（1期）的完成使利用私家车上下班或上学的人数减少了16%，极大地改善了新德里的交通环境。截至2011年，日本对印度上述六个城市正在援助的交通设施项目（超过100亿日元）为9项，援助金额合计高达10923.8亿日元（见表2）。
(三)减贫项目援助
印度目前是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公布的贫困标准（每日生活费用低于1.25美元），印度目前的贫困人口高达3.55亿，占其全国总人口的29.8%。为了解决贫困问题，印度非常欢迎外国在这些领域提供援助。日本对印度发展援助的规定表示减贫是双方合作中最为关心的主题之一。在此领域，日本采取的援助政策主要包括：1.支持发展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提高农村生活水平；2.为主要农作物和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稳定供应、水资源的有效使用、改善农作物多元化管理、传播技术和方法、扩大农村低息贷款比例等提供技术支持；3.支持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4.重视对印度历史与文化遗产、自然资源的保护。与此同时，日本还结合联合国援助框架，制订了一些援助目标和政策。一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二是控制导致婴儿死亡的传染疾病。三是促进有经济困难的群体获得卫生怎么写作的机会。迄今为止，在减贫领域，日本向印度提供了多个发展援助项目，超过100亿日元的援助项目共计5个（见表3），金额合计956.4亿日元。
(四)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项目援助
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项目也是日本向印度提供发展援助的重点优先领域之一。一是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的基础设施发展，包括供水及污水处理的便利设施、增加供水系统的覆盖面、引入计量系统、减少漏水情况、采取措施保护水资源、促进卫生设施及污水处理系统的发展以及回收废水处理。二是关注水资源管理当局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引入恰当的收费标准，足以弥补营运成本；完善收费体系；增加收入渠道；减少开支等。三是关注水资源管理部门的能力建设，包括完善员工的工作效率；权责分明，扩大分支部门的自主性；完善信息管理系统及数据收集等。四是将公共怎么写作拓展到贫穷群体，尤其是生活在贫民区的穷人。五是促进人们参与并提高其环境保护意识。六是积极促进私营企业参与环境保护项目。此外，日本发展援助还专门对保护印度的森林资源提供援助。比如古吉拉特邦的林业发展项目、拉贾斯坦邦的林业与生物多样性项目等。(五)基层项目援助
基层项目主要集中于教育、医疗、农业培训、手工技艺培训、妇女就业培训等，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德里、北方邦、曼尼普尔、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西孟加拉邦、泰米尔纳杜邦和喀拉拉邦等地区，其中以马哈拉施特拉邦、西孟加拉邦和泰米尔纳杜邦获得的援助项目最多。仅2011财年，日本提供的基层项目援助就达到17项，援助的方式为无偿资金援助和无偿技术援助。总体来看，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力度非常大，尤其是在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领域，援助金额达到1万多亿日元，而且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從部门来讲，涉及能源、交通、农业等。從地区来看，项目遍及印度大部分地区，援助的地区既包括新德里和加尔各答等大城市，也包括较为落后的一些地区。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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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普遍范围内的大规模援助为日本在印度赢得了声望和尊重，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三、日本对印度发展援助的战略考量
尽管日本与印度领导人都乐于把“共同的价值观”挂在嘴边，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整个20世纪，这两个享有共同价值观的亚洲国家并没有相互重视。具体到日本的发展援助上，当时日本的主要援助对象分布在东亚，包括中国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但從21世纪以后，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急剧攀升，而且是在日本发展援助预算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而对中国的援助却急剧下降，到2008年日本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对中国的日元贷款。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并非是日本突然发现印度原来是世界最大的国家，应当给予援助，事实上这种趋势的出现与亚太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紧密相关，是日本对这种变化作出的反应。按照日本自己的说法，其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尽显“悲天悯人”的光环色彩：为加强日印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认识到印度的可持续增长对亚洲乃至日本都非常重要，因此帮助印度发展基础设施，改善印度投资环境；减少印度贫困，帮助印度实现可持续增长；保护印度生态环境、改善医疗卫生及教育状况，帮助印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日印人员交流提供平台。应当说，日本的发展援助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但日本加强对印度的发展援助的战略考量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范畴。 综合来看，日本加强对印度发展援助的战略考量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首先，日本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就政治而言，50～70年代，日本发展援助的基本功能主要在于改善在亚洲地区的形象，因为二战时期日本给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造成的伤害极大损害了日本的形象。因此，日本的发展援助政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改善日本形象的有力工具。50～60年代，日本以战争赔款的名义，通过日元贷款、无偿援助等形式与柬埔寨、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建立起友好关系。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日本外交战略体现出经济安全优先于军事安全的特点。日本通过聚敛财富以期提高声望和收写朋友的做法充分体现了这段时期发展援助的战略意图。但自80年代之后，这种情形出现了重大变化，随着日本发展援助范围遍布全世界，提升并扩大日本在全球的政治影响力无疑成为发展援助承担的主要功能。21世纪后日本加强对印度发展援助无疑也是扩大日本政治影响力的需要，尤其是在中国日益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在这点上，日本和印度无疑有共同利益诉求。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想從经济大国转变为政治大国，甚至是军事大国，而印度也一直在追求大国地位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愿望。日印都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视为实现大国地位的标志，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和印度还与德国和巴西组成了G4集团。可以预见，日本加强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必然会密切两国在G4构架下的政治合作。
從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日本加强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可以带动日本国内的经济发展。一是日本提供给印度的发展援助95%以上为日元贷款，所谓贷款是必须要还并支付利息的，因此，日本通过援助可以增加货币的利息收入。二是日本通过援助印度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更好地從印度获取其国内发展需要的资源。这也是日本对外经济援助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外部资源，90%以上的资源需要依赖进口。而印度在一些资源领域储量非常可观，比如印度拥有2533.01亿吨的煤炭储量，铁矿石134.6亿吨，铝土24.62亿吨，锰矿1.67亿吨。此外还有比较丰富的其他资源种类近100种。因此，日本重视对印度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援助，对顺利将日本急需的这些资源运到印度优良港口，再运至日本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三是提升日本企业在印度的竞争力。日本通过对印度的援助，尤其是对能源、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援助，可以极大地改善印度的贸易及投资环境，为日本企业在印度的商业活动提供便利。而且很多日本企业均是日本发展援助的执行者或参与者，通过这些援助活动不仅可以获得较好声誉，而且印度完全有可能投桃报李，在一些商业项目上优先考虑日本企业，從而使日本企业在与印度的经贸合作中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2010年中国减少对日本的稀土出口之后，2011年12月28日，印度总理辛格表示，日印同意鼓励印度和日本公司在稀土矿领域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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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丰田通商”综合贸易公司已打算在印度东部的奥里萨邦新建一座稀土矿提炼工厂。2012年11月16日，日本政府宣布与印度正式建立“稀土联盟”，两国在签署了一份印度向日本出口稀土的备忘录，标志着两国在稀土合作领域迈开了实质性步伐。据报道，日印已经正式组建了稀土出口的合资公司，预计2013年春开始生产和出口稀土，每年可向日本出口4000吨镧、铈等稀土产品，可满足日本每年稀土需求的15%。四是通过援助提升印度对日本产品的消费能力。從日本与印度的贸易结构可以看到，日本主要從印度进口资源型产品，而向印度出口附加值较高的工业产品，比如汽车、钢铁、电子零部件、光学仪器等。不过就现阶段来看，印度对于日本而言，仍然处在一个“潜力”市场阶段，日本希望通过发展援助手段，帮助印度实现可持续增长，培养消费能力，把印度的消费潜力变为现实。甚至有人预言，鉴于印度巨大的市场潜力，印度的市场规模将在2050年左右超过中国。换言之，日本不断加大对印度的发展援助背后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印度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率、巨大的市场规模以及印度可能变成世界级制造业中心的潜力。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确实表现出了极大的活力，2001年印度GDP仅为4778.5亿美元，2010年增加到1.73万亿美元。在亚洲国家中，印度是经济发展速度仅次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同期印度年人均GDP也從463美元增加到1477美元。印度经济的显著成就明显让日本看到了希望，希望通过对印的发展援助，扩大日印经贸合作的规模，为低迷的日本经济寻找新的出路。其次，日本印度洋战略的需要。我们知道，日本对一些战略性资源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比如石油必须完全依赖进口，而且主要從中东地区进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印度洋对日本具有生死攸关的作用。一是日本最重要的“海上走廊”。2011年日本发展援助白皮书就直接表明，日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能够使日本获得自然资源、能源及粮食的安全供应，而且为了确保日本“海上走廊”的安全，日本将为海岸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以及能力建设提供发展援助。印度无疑符合日本的这一需要。印度洋联系着中东和非洲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和国家，是日本经济的生命线，而印度对印度洋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加。印度三面环海，扼守着印度洋航线的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以日本现有的军事实力，难以依靠自身保障这条生命线的安全，以发展援助换取印度保障日本生命线的安全是完全可能的。二是日本扩大军事影响的重要舞台。军事化一直是日本正在努力的目标，早期还遮遮掩掩，现在则已经明目张胆扩大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军事影响。印度无疑是印度洋沿岸最重要的国家，通过发展援助手段换取印度的好感，继而扩大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无疑是日本的既定目标。这可以從最近两国的军事互动中看出端倪。事实上，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和印度都曾参与在印度洋上的多边军演，但在这样的军演机制中，不管是日本还是印度，能发挥的影响力都非常有限。因此，谋求双边军演，扩大在印度洋上的军事影响可能是今后日本努力的方向。2011年11月2日，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与日本防卫相一川保夫举行会谈，就2012年举行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的首次联合军演达成协议，一川在会谈中强调：“日印间加强防卫合作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东尼回应称，“印度非常重视与日本的关系，希望合作加强防卫关系。”2012年6月10日，日印海军联合军演在日本的神奈川县附近的相模湾进行。尽管此次军演并非在印度洋，但此次军演的开展无疑为日本借助印度扩大在印度洋上的影响提供了基础。早在2005年，日本政府就曾向印度提出一项建议，即为印度在亚太地区联合演习提供军事力量和军事基地，作为回报，日本希望印度在印度洋上向日本提供类似设施的印度基地。從这一点可以看出，2012年6月的军演极有可能是日本抛出的“诱饵”，为日本扩大在印度洋上的军事存在及影响做准备，從而使印度洋可能成为日本转变为军事大国的重要舞台。 再次，地缘政治外交的需要。日本加大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实际上最深刻的原因是亚太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带来的后果。一是美国重新调整亚太战略，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换言之，近年来美国已经把遏制中国发展作为其亚太战略中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早在21世纪初，就有美国学者提出“采取一种经济的经济遏制政策，着眼于防止技术转移和外来投资”，能够减缓挑战美国力量的出现。事实上，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范畴，扩大到了军事威慑、加强与亚太盟国的关系等手段。而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其对外战略必然要为美国的亚太战略怎么写作，作为经济外交重要支柱的发展援助自然也不例外。從这个角度讲，日本急剧加大对印度的发展援助，既怎么写作于美国亚太战略的变化，同时也是对美印关系发展的过敏反应。日本的外交基本上以美国为准绳。70年代，当美中关系出现和缓趋势时，日本迅速作出了反应，致使中日关系的发展走在了前面。这样的情形再现于21世纪初，当美印关系日益紧密时，日印关系也加大了改善的步伐，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印美关系，比如在发展援助领域。二是亚太地区经济格局出现了变化。尽管在经济总体实力上，中国与日本的差距仍然很大，但由于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從而打破了国际平衡，日本对中国的警惕之心开始加强，加大对印度的发展援助无疑是这种反应最直接的后果。21世纪初，日本国内就出现了停止给予中国发展援助的声音。2004年8月17日，日本组织发展援助调查团到中国对日本向中国提供的发展援助进行评估，评估的结果是日本应停止对中国的日元贷款。同年11月，日本前首相在万象的“东盟10+3”会议上向温家宝总理提出，希望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早日成为发展援助毕业生。这标志着停止对中国日元贷款援助已经成为日本国内的共识。2008年日本不再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從表面上看，日本认为中国是发展援助毕业生并没有问题，但自21世纪以来日本转而大力支持对印度的发展援助无疑更体现了其地缘政治的外交战略意图。尤其是在中日关系出现大幅度下滑的背景下，日本国内无疑认为印度与中国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尤其是两国存在着领土争端问题，因此印度对中国的防范也是世人皆知，日本无疑可以利用这种矛盾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共同遏制中国的影响。從21世纪以来日本对中国和印度日元贷款项目的比较可以看到（见图4），日本对中国日元贷款项目起伏非常大，而对印度的日元贷款项目较为稳定，充分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疑虑、困惑以及对印度的稳定选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日本和印度之间的融洽关系源自于这样一个信念：如果它们彼此团结，就能够遏制中国。”而要加强这种关系，日本的发展援助无疑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对日本向印度提供发展援助的评价
关于日本的发展援助，一直存在争议。如果仅從经济范畴来考虑，没有人会对日本发展援助的积极作用持有异议。但事实是從日本发展援助诞生之日起，它就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领域的问题，而是承担了一些政治功能，比如为盟友美国收写朋友，利用发展援助惩罚违背美日同盟利益的国家或地区。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无疑为两国关系的积极发展注入了极大活力，但由于印度本身致力于追求大国地位，日本想通过发展援助施加的一些政治影响，印度并不一定会写账。從日本发展援助的趋势来看，日本将面临一些挑战，日本进一步扩大对印度发展援助的空间及可能已经不大。(一)发展援助促进日印伙伴关系快速发展
不管從哪个角度来看，日印关系的快速发展始于21世纪初。而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直接对印日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0年8月，日本首相森喜朗访问印度，两国决心建立“21世纪的全球伙伴关系”。此次访问之后，日本于2001年取消了因1998年核试验对印度的制裁，重新恢复对印度的发展援助。2006年，辛格访问日本，向日本争取建设德里至孟写货运走廊（DFC-W）和工业走廊（DMIC）的日元贷款。2008年印度总理辛格访日，两国除了签署《安保共同宣言》之外，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还表示向印度德里和孟写之间的货运铁路建设项目提供源于：论文大全www.udooo.com
4500亿日元的贷款。辛格还表示，日本的发展援助已经极大地促进了印度的经济发展，而且也使印度人民对日本产生了好感。2009年12月29日，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访问印度，表示日本的发展援助应当继续在印度的减贫、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发展、处理环境问题以及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辛格对日本人民慷慨帮助印度发展表示感谢和赞赏。2010年10月，印度总理辛格在访问日本前夕表示，日本是印度主要的经济伙伴，在日本的援助下，印度正在开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有改变印度经济的巨大潜力。2011年9月，日本新任首相野田佳彦表示，“印度是一个有前途的投资目的地”，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在印度进行投资，已经有超过700家日本公司在印度开展商业活动。野田表示日本将继续加强对印度的发展援助。他表示希望日元贷款能使DFC-W和DMIC项目建设取得良好效果。2011年10月，印度外交部长克里希纳公开表示：非常感谢日本一直通过发展援助支持印度的发展，尽管日本遭遇了地震困难，但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印度，这不仅给印度经济增长带来了信心，也表明日本非常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2011年12月27～29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问印度，双方签署《进入外交关系建交60周年加强日印战略及全球伙伴关系的展望》文件。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政治、安全、国防、经济、文化、地区及全球事务等领域加强合作，野田表示继续加强支持印度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其中包括從德里到孟写货运走廊和新德里捷运系统工程（2期），以及新批准的班加罗尔和钦奈的地铁项目。此外，还有西孟加拉邦林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新增加项目合计贷款1342.88亿日元。辛格总理高度赞赏日本政府及其人民对印度发展的支持，即使在日本于2011年遭受大地震袭击并处于恢复重建过程中，野田政府继续向印度提供了数额巨大的发展援助，支持印度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诸领域的发展。野田还表示将向印度继续提供无偿资金及无偿技术援助，辛格表示欢迎。2012年4月30日，日本和印度在新德里举行首次部长级对话，双方表示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 [3]從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发展援助在促进两国关系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印度看到了与日本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希望：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印日对全球和平、稳定及繁荣方面有相同的看法，印度与日本之间的全球伙伴关系，反映了两国之间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的广泛一致性。日本和印度将彼此视为负责任的战略伙伴，一个强大、繁荣和充满活力的印度符合日本的利益。因此，两国决心加强“全球伙伴关系”。
(二)日本难以通过发展援助对印度发挥领导性作用
尽管发展援助确实对促进日印关系的快速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日本想利用发展援助实现对印度引领作用的企图不大可能完全达到。自80年代起，日本发展援助的功能定位开始发生变化。1980年11月，日本外务省公开表示日本的发展援助政策将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加强西方阵营在全球战略要点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同时，为提升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和扩大国际政治影响，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纳入援助范围，开展“援助外交”。從1988年至1991年，日本颁布了一系列的发展援助政策，强调发展援助的政治性。尤其是1991年日本内阁通过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与我国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原则》标志着日本发展援助的功能從经济介入的角度转变到政治、安全介入。此后日本多次以政治及安全的原因停止对一些国家的发展援助。自此，日本的发展援助成为日本外交的一项战略武器。十几年前，日本就曾经动用过发展援助对印度实施制裁。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之后，日本宣布中止对印度的日元贷款，合计1327亿日元，同时也停止了35亿日元的无偿援助。日本的做法让印度学者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当瓦杰帕伊总理访问时，应当大胆宣布不寻求從日本获得任何援助和金融资助，没有捐助和援助，请便；向印度开放市场、进行投资和提供就业机会，多谢！”但随后，随着国际形势与地区格局的不断变化，日本很快恢复并快速扩大对印度的发展援助。
事实上，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偏离其原先制定的一些原则和目标。比如，1992年6月30本颁布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确定了援助的四大原则：把环保和开发相结合；避免援助资金用于军事用途和助长国际纠纷；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的开发及制造、武器进口等动向给予关注；对发展中国家的化和导入市场经济的努力及基本人权与自由保障给予注意。别的原则不说，仅就军事支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的开发及制造、武器进口一项，印度显然就非常不符合援助的特征，仅在2011年和2012年，印度就成功试射烈火-4和烈火-5型导弹，在武器进口方面，更是位列亚洲第一的武器进口大国，军费增长速度也非常快。
但日本显然已经“遗忘”了自己制定的这些原则，出于地缘政治现实的需要，仍然加大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只是在近年出台的对印发展援助政策中，更多地将对印发展援助挂靠减贫、可持续增长以及气候变化和环保问题，对印度的军事发展只字不提。这与中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是在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时候，日本仍大力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这说明日本对印度发展援助已经丧失“道义”导向作用，成为完全怎么写作于地缘政治现实的外交工具。
当然，從实际情况来看，即便是日本真的动用发展援助威胁印度，印度也不会写账。正如日本在印度核试验后的制裁并不能改变印度的行为轨迹。印度把追求大国地位作为重要的目标，也决定了印度不会遵從日本发展援助的导向。比如日本加强对印度发展援助的重要动因之一是为了联合印度共同遏制中国，但印度在利用日本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同时，仍然保持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例如，2012年9月4日，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访印，在中印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双方表示将尽快恢复联合军事演习，加强边防军的安全合作，以及在高层互访、人员交流、海事安全和海军合作上达成共识。换言之，一方面，日本对印度主动放弃了某些发展援助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追求大国地位的印度并不会因为日本动用发展援助施压就改变自己的既定战略和目标。因此，從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对印发展援助已经失去引领性作用，只能顺水推舟地怎么写作于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
事实上，日本对印度发展援助失去“道义”上的导向性作用还与另外一个现象有关，即新兴援助大国的兴起。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新兴援助大国也不断涌现，这些新兴援助体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中东欧国家和中东国家等。以2008年为例，中国提供援助达30亿美元，印度为6.2亿美元，俄罗斯为2亿美元、沙特为55.64亿美元。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发展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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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要发挥引领性作用更加困难，因为新兴援助国家的兴起意味着印度对发展援助有了更多的选择。不仅如此，一些印度机构甚至批评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缺乏可预测性和灵活性，期望日本的发展援助与印度政府及其他国际援助者的计划相一致。(三)日本继续扩大对印度发展援助将面临较大困境
21世纪初以来，日本发展援助预算逐年下降。虽然印度在其发展援助中是个特例，即在发展援助预算大幅下滑时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在大幅增长。然而，自2010年以来，日本对印度发展援助就未出现21世纪前10年那样的增长速度，日本对印发展援助占日本发展援助预算的比例一直在33%左右徘徊。從日本方面来看，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已经达到一定高点，继续扩大对印度的发展援助的空间已经不大。一是日本经济前景不明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就陷入低增长的徘徊时期，在执政时期日本经济虽然稍有起色，但随后纷乱复杂的日本政局极大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增长。当然，未来日本经济前景还有可能因为中日关系的恶化遭遇重创。自21世纪以来，日本经济之所以还能够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就在于其把握住了中国市场。仅2011年，中日贸易额就超过了3400亿美元。但随着钓鱼岛问题的不断恶化，而且日本推动着钓鱼岛问题向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中日关系必将出现倒退和恶化，日本经济肯定要受到较大的影响。 [3][4]二是日本增加国防预算，扩充军事力量，势必影响发展援助预算。近期，日本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做文章，大有把钓鱼岛问题推向冲突的危险倾向。野田执政时期不断加强国防及军事预算，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做好“万全准备”。新近上台的安倍政府不仅没有缓和钓鱼岛局势的迹象，反而正在努力实现日本“国防军”的发展目标。在此种情况下，日本对印度发展预算势必要受到影响。
三是随着老龄社会状况的不断加剧，日本的财政负担将进一步加重。2008年日本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8%。据估计，到2030年，65岁以上的日本老年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到31%，2050年达到38%。一方面，老龄化状况的日益加剧可能会对日本的生产能力造成影响，從而影响日本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一些福利支出的增加，比如医疗保险、退休金等，從而必然增加日本的财政负担，也将直接影响到日本发展援助的预算和分配。
四是日本国内公众舆论的反对。在21世纪初，日本国内就掀起了是否要继续对中国提供发展援助的讨论，这场争论以日本最终停止对中国的日元贷款而结束。虽然日本国内很少有人提出反对向印度提供发展援助，但这种反对的声音肯定存在，这点可以從2010年以来日本颁布的发展援助政策看出端倪。比如2010年6月出炉的发展援助评估报告直接以“加强明确的国家利益”（Enhancing Enlightened National Interest）为题，与以往过分强调道义标签不同，这一报告直接表明发展援助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根据日本民调，反对日本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的这部分日本人主要属于“更年青的一代”，他们没有经历过战后日本接受援助恢复重建的经历。因此，“报恩”的想法很难引起他们的共鸣。但日本公众反对日本对外援助的想法可能与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正是经济水平日益下降使部分日本人思想发生了“内向型”变化，关心和支持海外活动和国际贡献度的兴趣在降低。2011年出台的发展援助白皮书更是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日本是如何從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中获取好处的。從时间点上来看，日本已经于2008年停止了对中国大规模的发展援助，因此这一时期的反对舆论针对的不再是中国，而这一时期印度是日本最大的发展援助国，尤其是在日本大地震后还向印度提供了不菲的日元贷款，一些日本民众可能对日本政府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不太理解。
结语
没有人可以否定发展援助的积极作用，但就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来看，它更多体现了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后日本外交战略的选择。当然，对于日本向印度提供多少发展援助，我们不必过分在意。但对两国加强军事合作，尤其在中日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加强军事合作，无疑值得我们注意。尽管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会利用发展援助扩大影响，提升国际地位，而且确实具备一定的优势，比如日本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拥有先进的技术，然而随着经济可能进一步下滑，加上日本提供发展援助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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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意愿均在下降，其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可能会出现下滑趋势。当然，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正日益成为对外援助大国，從学习的角度来讲，我们完全可以從日本发展援助中汲取经验教训，做好对外发展援助的功课，使其更好地怎么写作于中国政治、经济及外交的发展需要。（编辑 毛悦） [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