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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人教版选修教材《中国小说欣赏》第二单元《谈神说鬼寄幽怀》中讲到孙悟空故事实际上暗含了佛教“放心”“定心”与“修心”的全过程。通过围绕孙悟空展开的主要故事“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情节，作者用《西游记》来宣扬一种佛家的摆脱迷惑找回本心不得迷失的精神境界。而本文试图从孙悟空形象的人民性角度对孙悟空故事进行再解读，找出从古至今《西游记》故事广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孙悟空形象为大众所熟悉的原因。
文学首先是人学。所谓文学的人民性，概括地说，是指文学具有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思想感情以及同情或歌颂人民的社会属性。《西游记》是一部神怪小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除唐僧是个人——慢慢神化了的凡人之外，其余全是怪，但书中的“精怪魑魅俱通人情”，“神仙鬼怪皆晓人性”，所以虽然表象是“怪”“神”，实质仍是“人”。我们熟悉的孙悟空，就是一位由幻化而成的精怪，而恰恰是这样一个非人类的精怪却蕴含了深厚的人民性。这也是《西游记》得以流传不朽而“孙悟空”家喻户晓的重要原因。
先从孙悟空故事的来源说起。《西游记》是世代累积的作品，大多数故事都是在吴承恩写定之前便在民间传讲过的。孙悟空形象是在人们群众心目中孕育成长的，这一形象植根于人民。
早在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八“周群”条中就描写了一只传授周群历算的白猿，它有变幻莫测能知过去未来的神通，它可与天齐寿，这些全都具有后来孙悟空的特点；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里描写的那只“遍体皆如铁”、“虽百夫操兵不能制、知死生之数”的白猿，不更有孙悟空的影子？宋人小说《陈巡检梅岭失浑家》（后被冯梦龙收录“三言”中 ），有齐天大圣名号以及“神通广大，能降各洞山魅，管领诸山猛兽”，“与天地齐休、日月同长”的本领，岂不就是孙悟空的原型；宋代《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中，往西天取经的唐三藏法师座下的护法猴行者，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以上种种显示孙悟空这一形象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所为，而是历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土壤中的。人们集体创造了这一形象，这一形象必然包蕴着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价值取向。因此，看过《西游记》之后，感觉孙悟空与我们极其接近，好像就在我们身边，这正是因为他性格中的社会因素我们十分熟悉，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人们不自觉地将寄予英雄的理想品质加在了他的身上：勇敢、机智，既正义又坚忍不拔，历练艰苦，方为大智大勇，否则便是巧伪与匹夫之勇。这些英雄特征无一不是孙悟空身上的闪光点，最终使他成为体现人民智慧与理想的英雄。
第二，虽然《西游记》从题材性质和孙悟空取经法师护法的身份决定了他确实与佛教思想有着难以割断的关系，但是孙悟空的形象绝非纯宗教哲学命题的图解，他的精神世界里是一种民间早已有之将儒、释、道、巫等宗教文化糅合在一起的世俗宗教文化。
孙悟空身上蕴含无穷无尽神秘巫术的力量，他有七十二变，时常念动咒语移山倒海、呼风唤雨，咬破舌尖将血喷在石头上变成自己，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同时他又经常讨论《多心经》，与师傅谈禅讲经。在漫长的取经路上他有过“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的言论，可见悟空已领悟了“空即是色，”的佛家真谛。师傅唐僧也亲口说过“悟空解得无言语文字，乃是真解”。就连孙悟空这位师父也非僧非道、亦僧亦道，他既“讲黄庭”又名“须菩提祖师”，黄庭经是道经，须菩提却是佛之十大弟子之一。作者有意让孙悟空处在一个世俗态层面，是要借宗教徒们宣扬的“虔诚信教、苦修苦炼、成仙成佛的母题”来阐发世俗社会一个生活哲理：要获得成功需走正道，历经磨难，而且要有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斗志。细看书中也正是按着这一道理所昭示的含义来抒写孙悟空的人生经历的。去西天取经，本是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的路程，而人们却宁愿让他跟着迂腐些些的唐僧一路走向西天；孙悟空由“大闹天宫”转向“西天取经”也体现的是这个哲理，在人民的意识里没有一步登天的英雄，没有一蹴而就的成果，要获得成功就必须苦修而且要走上正道苦修。他勇敢无畏，那种除恶务尽，决不与任何邪恶势力妥协的斗争精神贯穿取经始末。他忍辱负重，却百折不回，西行途中孙悟空被师父“一度气跑，两次遭贬逐”，一而再，再而三遭受“贬逐”，莫大的冤屈，孙悟空却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一心以事业为重，“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他历经磨难，百炼成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斗战胜佛”这道神秘光环的背后是泪水，汗水，甚至是血水的凝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西行路上遇到的“邪恶势力”孙悟空凭借大无畏的精神与超强本领较顺利驾驭；取经路上与孙悟空形影不离的紧箍儿与紧箍咒，可谓是最大的磨难，它的作用与威力，不止是肉体上的折磨之苦，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蜕化之痛”，这就需要孙悟空有超越常人的意志与毅力，接受它的考验。孙悟空如此历炼艰苦，也正因此孙悟空并没有远离尘世，脱离人民，而是反映了人们的心理状态，阐述了群众集体意识中的人生哲理。
第三，从孙悟空性格中最鲜明最突出的两个特点：有个性、追求自由这两个方面论述这一形象还体现了明代人民乃至今天人们仍津津乐道的审美价值取向：个性、自由。具体而言，孙悟空一生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从未消沉过。他出世不久，在花果山就不想“受老天气、独自为王、享乐天真”。 即使在取经途中，他一样反对束缚、追求自我，举一处例子：对那个专门用来“拘系、收管”他，不让他“逍遥自由耍子”的紧箍儿，念念不忘能“脱
再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由于考试落第、一生不遇，只做过一个地位极卑的胥吏，被士大夫视为奴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决不会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代言人和传声筒，他的笔下绝不会是歌功颂德的著书， 更不会是封建统治阶级愚弄百姓的说教。胥吏本就处于平民之中，而他又是有知识的人，因而十分自然又相当合理地将平民的思想感情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他着力描写的做为平民英雄的、朴素而目无王法的孙悟空，也正回应了当时人们向往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表达了平民的思想，反映了平民的心理状态，使得这个形象在定型时明显地向着普通民众靠拢。
也正因为孙悟空形象蕴含了人民对英雄的品评，反映了世俗宗教文化，由于他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贴近人民心理，所以在古代就深受广大人民喜爱，在民间长期传讲，广泛流传，“街谈巷议皆孙猪”。小说中的精彩回目还被排成戏剧，在舞台上表演。连《红楼梦》里薛宝钗过生日也要点一出“西游记”，慈禧太后的戏楼里专门为孙悟空安排了一个飞天的通道，绍兴戏里有大量的猴戏。在今天，《西游记》还不断被拍成电视剧电影动画片等各类节目，翻译成外文流行于欧美。孙悟空形象之所以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巨大的吸引力，应该归因于这个形象体现出的强烈鲜明的人民性，使得这一形象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千百年来绽放着异彩，经久不衰。
文学首先是人学。所谓文学的人民性，概括地说，是指文学具有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思想感情以及同情或歌颂人民的社会属性。《西游记》是一部神怪小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除唐僧是个人——慢慢神化了的凡人之外，其余全是怪，但书中的“精怪魑魅俱通人情”，“神仙鬼怪皆晓人性”，所以虽然表象是“怪”“神”，实质仍是“人”。我们熟悉的孙悟空，就是一位由幻化而成的精怪，而恰恰是这样一个非人类的精怪却蕴含了深厚的人民性。这也是《西游记》得以流传不朽而“孙悟空”家喻户晓的重要原因。
先从孙悟空故事的来源说起。《西游记》是世代累积的作品，大多数故事都是在吴承恩写定之前便在民间传讲过的。孙悟空形象是在人们群众心目中孕育成长的，这一形象植根于人民。
早在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八“周群”条中就描写了一只传授周群历算的白猿，它有变幻莫测能知过去未来的神通，它可与天齐寿，这些全都具有后来孙悟空的特点；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里描写的那只“遍体皆如铁”、“虽百夫操兵不能制、知死生之数”的白猿，不更有孙悟空的影子？宋人小说《陈巡检梅岭失浑家》（后被冯梦龙收录“三言”中 ），有齐天大圣名号以及“神通广大，能降各洞山魅，管领诸山猛兽”，“与天地齐休、日月同长”的本领，岂不就是孙悟空的原型；宋代《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中，往西天取经的唐三藏法师座下的护法猴行者，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以上种种显示孙悟空这一形象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所为，而是历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土壤中的。人们集体创造了这一形象，这一形象必然包蕴着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价值取向。因此，看过《西游记》之后，感觉孙悟空与我们极其接近，好像就在我们身边，这正是因为他性格中的社会因素我们十分熟悉，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人们不自觉地将寄予英雄的理想品质加在了他的身上：勇敢、机智，既正义又坚忍不拔，历练艰苦，方为大智大勇，否则便是巧伪与匹夫之勇。这些英雄特征无一不是孙悟空身上的闪光点，最终使他成为体现人民智慧与理想的英雄。
第二，虽然《西游记》从题材性质和孙悟空取经法师护法的身份决定了他确实与佛教思想有着难以割断的关系，但是孙悟空的形象绝非纯宗教哲学命题的图解，他的精神世界里是一种民间早已有之将儒、释、道、巫等宗教文化糅合在一起的世俗宗教文化。
孙悟空身上蕴含无穷无尽神秘巫术的力量，他有七十二变，时常念动咒语移山倒海、呼风唤雨，咬破舌尖将血喷在石头上变成自己，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同时他又经常讨论《多心经》，与师傅谈禅讲经。在漫长的取经路上他有过“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的言论，可见悟空已领悟了“空即是色，”的佛家真谛。师傅唐僧也亲口说过“悟空解得无言语文字，乃是真解”。就连孙悟空这位师父也非僧非道、亦僧亦道，他既“讲黄庭”又名“须菩提祖师”，黄庭经是道经，须菩提却是佛之十大弟子之一。作者有意让孙悟空处在一个世俗态层面，是要借宗教徒们宣扬的“虔诚信教、苦修苦炼、成仙成佛的母题”来阐发世俗社会一个生活哲理：要获得成功需走正道，历经磨难，而且要有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斗志。细看书中也正是按着这一道理所昭示的含义来抒写孙悟空的人生经历的。去西天取经，本是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的路程，而人们却宁愿让他跟着迂腐些些的唐僧一路走向西天；孙悟空由“大闹天宫”转向“西天取经”也体现的是这个哲理，在人民的意识里没有一步登天的英雄，没有一蹴而就的成果，要获得成功就必须苦修而且要走上正道苦修。他勇敢无畏，那种除恶务尽，决不与任何邪恶势力妥协的斗争精神贯穿取经始末。他忍辱负重，却百折不回，西行途中孙悟空被师父“一度气跑，两次遭贬逐”，一而再，再而三遭受“贬逐”，莫大的冤屈，孙悟空却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一心以事业为重，“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他历经磨难，百炼成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斗战胜佛”这道神秘光环的背后是泪水，汗水，甚至是血水的凝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西行路上遇到的“邪恶势力”孙悟空凭借大无畏的精神与超强本领较顺利驾驭；取经路上与孙悟空形影不离的紧箍儿与紧箍咒，可谓是最大的磨难，它的作用与威力，不止是肉体上的折磨之苦，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蜕化之痛”，这就需要孙悟空有超越常人的意志与毅力，接受它的考验。孙悟空如此历炼艰苦，也正因此孙悟空并没有远离尘世，脱离人民，而是反映了人们的心理状态，阐述了群众集体意识中的人生哲理。
第三，从孙悟空性格中最鲜明最突出的两个特点：有个性、追求自由这两个方面论述这一形象还体现了明代人民乃至今天人们仍津津乐道的审美价值取向：个性、自由。具体而言，孙悟空一生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从未消沉过。他出世不久，在花果山就不想“受老天气、独自为王、享乐天真”。 即使在取经途中，他一样反对束缚、追求自我，举一处例子：对那个专门用来“拘系、收管”他，不让他“逍遥自由耍子”的紧箍儿，念念不忘能“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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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孙悟空一生奋斗，都是为了获得人生的最大自由，而“斗战圣佛”的成果也是“来去任自由，也无恐怖也无愁。”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以及在追求过程中体现的优良品质，英雄特征无一不是人民群众集体意识中所向往的，而鲜明地打上了人民性的烙印了。敢做敢为，自由自在不仅是孙悟空的目标，也是人民大众和作者的理想。再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由于考试落第、一生不遇，只做过一个地位极卑的胥吏，被士大夫视为奴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决不会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代言人和传声筒，他的笔下绝不会是歌功颂德的著书， 更不会是封建统治阶级愚弄百姓的说教。胥吏本就处于平民之中，而他又是有知识的人，因而十分自然又相当合理地将平民的思想感情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他着力描写的做为平民英雄的、朴素而目无王法的孙悟空，也正回应了当时人们向往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表达了平民的思想，反映了平民的心理状态，使得这个形象在定型时明显地向着普通民众靠拢。
也正因为孙悟空形象蕴含了人民对英雄的品评，反映了世俗宗教文化，由于他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贴近人民心理，所以在古代就深受广大人民喜爱，在民间长期传讲，广泛流传，“街谈巷议皆孙猪”。小说中的精彩回目还被排成戏剧，在舞台上表演。连《红楼梦》里薛宝钗过生日也要点一出“西游记”，慈禧太后的戏楼里专门为孙悟空安排了一个飞天的通道，绍兴戏里有大量的猴戏。在今天，《西游记》还不断被拍成电视剧电影动画片等各类节目，翻译成外文流行于欧美。孙悟空形象之所以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巨大的吸引力，应该归因于这个形象体现出的强烈鲜明的人民性，使得这一形象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千百年来绽放着异彩，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