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电影《克莱默夫妇》是一部反映单亲家庭、道德等传统主题的社会剧，同时又是一部反映以乔安娜为代表的女性颠覆刻板、回归自我的作品。本文以女性主义为视角，以男权思维模式下女性刻板形象的建构为切入点，聚焦电影《克莱默夫妇》中乔安娜这一人物形象，探寻电影《克莱默夫妇》中乔安娜刻板形象的塑造根源，分析乔安娜颠覆刻板、回归自我的历程，并指出乔安娜现象对于现代女性的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 《克莱默夫妇》；女性主义；刻板
电影《克莱默夫妇》是根据艾弗利·科尔曼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一部经典家庭，于1979年拍摄于美国。影片一经上映，立即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并于1980年获得第53届奥斯卡五项大奖。影片的成功之处，除了得益于达斯汀·霍夫曼和梅丽尔·斯特里普两位天才巨星及小童星贾斯廷·亨利在片中质朴、真实、细微的表演外，更在于它深刻地触及了西方女性要求颠覆刻板形象、回归自我的强烈愿望的社会现实，从而具有发人深省的艺术效果。
影片《克莱默夫妇》通过明暗两条线对故事进行呈现。一条线刻画了以男主人公泰德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男人在婚后7年所遭遇到的婚姻、家庭的变故以及和工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另一条线叙述的则是以乔安娜为代表的普通美国家庭妇女在女性主义的鼓舞下，努力颠覆传统男权社会赋予她们的刻板形象，走出家庭去寻找自我的真正意义。
一、男权思维模式下女性刻板形象的建构
在人类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与命运可以折射出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然而一直以来，男性作家始终用男性的视角和话语，甚至是用父权意识来规范并塑造心目中的女性，寄寓着男性的主观评价和审美理想。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尔瓦特总结出，女性形象在男性笔下有两个极端的形象，一个是恶魔，另一个是仙女。这两个极端形象来源于男性文化传统中的两个基本的女性原型，一个是夏娃，她所犯下的罪过是人类最早的“原罪”。传统文学中，男性作家在承认人类原罪的同时，把这些罪恶统统归于女性，并由此抵赖自身的一切邪恶行为，这一切正反衬出男性中心的权力结构对于富有反抗精神的女性的恐惧和歪曲；另一个是圣母，她贞洁温顺、慈爱且富有母性，对男性世界不构成任何威胁，所以，以圣母为代表的女性形象身上所体现的女性特质令男性作家们大加称颂。实际上，不论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是恶魔还是仙女，固然也反映出现实中的女性境况，但是更反映了现实中男性对女性的偏见、惧怕、压迫和歪曲等主观感受，留下了深深的主观印迹。
所以，著名女权主义者、法国女哲学家西蒙·德·波伏娃曾批判说：“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是后来才变成女人。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命运，是男性强安在她们头上，用来限制她们的自由的。”由此看来，女性的社会形象并非天生如此，而是被社会化的、有悖于女性意愿的刻板形象。
影片中的乔安娜是毕业于史密斯学院的高材生，她聪慧美丽，独立性强。婚后，为了丈夫和孩子，她回归家庭。但是在繁琐的家庭生活中，她渐渐地模糊了自己的身份。特别是有了儿子之后，生活不再像她想象的那样充满诗情画意，她感到身心疲惫不堪，而丈夫却全然不理解、不理会妻子由此所产生的烦恼，也从不和妻子认真讨论，只是固执地希望乔安娜继续承担家庭妇女的角色，也就是要她成为丈夫所希望她成为的人，这种人就是男权社会对“理想女性”的期许。
乔安娜逃离家庭后，丈夫泰德感到非常愤恨，即便是对前来安慰的邻居玛格丽特也是一连串的质问，“离开一个7岁的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勇气”。其实，在泰德暴怒的同时，很多观众也会产生对乔安娜同样的疑问甚至是责问，为了实现自身价值，寻求所谓的自我而抛却忙碌工作、挣钱养家的丈夫，不顾尚且年幼、需要精心照料的孩子，这样的行为可取吗？
在克莱默夫妇的家庭冲突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世俗的眼光中对于像乔安娜这样独立意识较强的女性来说，只意味着幸福的终结与痛苦的开始。他们认为，女性的形象就是相夫教子、安分守己、与世无争的贤妻良母，应该甘心埋没自己的个性，成为男权社会和家庭的附属品，也只有这样才会赢得社会的肯定与尊重。而一旦女性有了个性和思想，有了自己的事业与追求，尤其是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和男性同样甚至是男性得不到的东西时，社会对这些女性的评价就会产生歧义。
在传统观念看来，乔安娜的行为无非就是为了追求所谓经济独立的虚荣心而实现的个人的满足；而男人放弃婚姻、家庭，则往往是在工作上敬业勤奋的体现。也就是说，在这种传统观念里，女人的全部就是婚姻和家庭，而男人则是属于工作、社会等这些足以带来荣耀的显性的事物。这种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将女人对事业和价值的追求异化为满足的手段或者满足虚荣心的渴望，这显然是一种偏见，是对女性刻板形象的重塑。
二、乔安娜对女性刻板形象的颠覆与回归
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兴起。此次妇女解放运动除了批判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女性受歧视现象以及强调女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特殊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努力探求女性的社会本质和文化构成，消除男权思维模式下对女性刻板形象的主观臆想，让女性的声音得到真切的表达，于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形式——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运而生。这种文学批评形式是以女性为主体，以性别话语为特征，旨在颠覆以往文学作品中的传统妇女形象，还原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真正作用。而要重新构建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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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形象，必须要消解占支配地位的男性文化，颠覆父权制下传统的女性观念，真正通过女性视角改变文学中妇女沉默和刻板的传统。在传统的男权思维模式下，女性的自我意识是沉睡的、被压抑和被忽视的。肖珊娜·费尔曼认为，女性是沉默的、从属于他人的人。[3]然而，女性要打破沉默、实现自我，必须积极地介入生活，凭借独立的思想和行动以及这种行动的勇气，在自我的不断超越中塑造自己的主体性。正如西蒙·德·波伏娃所说，女性处境改善的先决条件是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婚后，乔安娜感到迷茫与孤独，与丈夫也越来越疏离。而作为一位有着独立意识和自觉探询意识的知识女性，她逐渐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感受到了屈辱与不公，难以接受做丈夫和家庭附属品的角色，坚持认为女性同样拥有追求自我价值和个人发展空间的权利。她终于决定走出家庭，将自己从家庭的从属地位解救出来，最终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也重新找到了自信和自尊，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形象。处于家庭和自我矛盾中的乔安娜把自己的痛苦与纠结转变成为一种反抗传统压力和重塑自我的策略，用自己的勇气和行动彻底颠覆了男权思维模式下女性的刻板形象。她的出走为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摆脱传统家庭角色，重新找到自我和尊严提供了成功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