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现象

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海外，47%正在考虑移民。”更有行业的资深人士言之凿凿地说：“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肯定，资产过千万的富人们，单纯想过移民意向的，不止60%，而是100%。”企业家移民从侧面说明了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对未来的不安全感。说起企业家的不安全感，就不得不提当前社会的“仇富”现象。
在中国“仇富”一词由来已久，从侠士的“杀富济贫”到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再到2009年杭州飙车案民众的关注热度。仇富已经成为社会热门话题，被广泛关注。仇富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社会心理中对贫富差距及其所彰显的社会是否公正问题的极大关注。仇富并不是仇视一切富人，多指对于富人阶层或富人个体的致富手段的合法性、依法纳税等操守所持有的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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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和否定倾向的社会心态。特别是一夜暴富者所表现出的怀疑、迁怒、嫉妒、蔑视、不屑、愤懑、仇恨等复杂的心理状态。

一、仇富就是爱富

世间没有平白无故的爱与恨，仇富的本质就是爱富。没有爱就没有恨，“爱之深恨之切”这个道理我们很好理解。从人性角度来看，爱富之心人皆有之。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则从吾所好。”古人还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读书后面有一个目的，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似的爱富、求富理念深入人心。爱富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社会财富的强烈占有。社会财富资源短期看是一块不变的“蛋糕”，人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是一对矛盾体。在求富的过程中个人能力有差异，造成社会财富资源分配的多寡。当一个人拥有过多的财富时，意味着他人获得的少了。财富少的人内心里会产生失落感和痛苦感，仇富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方式。爱富之心人皆有之，但不爱富的人也是有的。可以看出，仇富就是爱富，仇仅仅是手段，爱才是目的。但同时我们要明确仇富只是仇视富人并不仇视财富，而爱富只爱财不爱富人。个人对财富占有的强度与仇富的程度在一定条件是成正比的，这是从理论层次的逻辑推导。谈到仇富就不得不提炫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对于财富存在两种现象，拥有财富资源多的人容易产生“炫富”，资源少的人容易产生“仇富”。炫富和仇富的根本出发点都是爱富，炫富是仇富产生的直接原因，仇富是炫富产生的社会动力。两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极端。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大部分人对富人持怀疑，批评态度，认为其中有不少人“为富不仁”，但他们也有通过各种手段成为富人的想法和目标。

二、仇富就是仇恶

在现实社会中，仇富并不是仇视一切富人，而是对“一夜暴富”者和“为富不仁”的一种道德义愤，在这个意义上的“仇富”心理应该说是正当的。老百姓仇恨的是“黑、灰、恶、暴、检测、劣、奸、诈、赖”等九类非法暴富、为富不仁的有罪富人。如果杭州飙车案的肇事者是穷人，全社会还会如此的关注吗？再说2008年7月一则《袁隆平陪老伴逛车展称酷爱汽车已有六七辆》的新闻在网络上到处传播，报道称袁院士家里已经有六七辆车，还被一辆奔驰敞篷车吸引。但是这一次，网友们的态度却非常一致，有人称：袁老就是有七八架私人小飞机也配。如果这句话是“富人”说的，那还不招致全国的“讨伐”。由此可见，人们关注的并不是财富的多少，而是取得财富的手段途径。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上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合法富起来了。但不可否认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通过不正当手段，或者是非法途径富裕甚至是“一夜暴富”。金钱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是价值符号，来的太容易，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而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他们不但不会“惜富”，反而通过财富具体化和物质化使别人羡慕，从而达到心理上的满足。不但如此，中国的富人往往还会借助于财富而带来的便利对穷人进行直接或者变相的欺压，这当然会使穷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仇富心理。从个人层面上，却有一些人身上表现出“仇富”心理的泛化和偏激化现象。在中国当富人做出善举造福社会时，本来应当得到社会肯定评价，但往往会遭到来自社会的质疑，人们会认为这种善举只是富人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方式而已。由此我们就更好理解为什么中国大多数富人不做慈善的原因了。更有人怀揣对富者的愤慨情绪，以讨回“公道”名义，用非理性的方式向社会发泄“仇富”情绪。做地下“判官”，攻击所有富人，攻击政府。公共道德底线被践踏，法律权威被挑战。

三、仇富就是仇不公

国际上基尼系数作为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中国大陆2010年已超过0.5越过0.4的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财富分配非常不均。单纯的说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悬殊是导致仇富现象的根本原因，这显然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以“剥削”工人“剩余价值”而存在，这种“人吃人”的制度内在的会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悬殊和两极分化。香港、新加坡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且是世界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像国内民众这样的仇富心理？国内知名学者宋圭武教授把当前为什么贫富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归于“直接根源是社会经济的落后与制度的不完善，而富人并不是直接的罪魁祸首；当然，富人也可能在其中起到一些不好的作用，但这并不能将主要原因都归到富人身上。世上的富人并不都是坏人，世上的坏人也并不都是富人。”然而“社会经济的落后与制度的不完善”最直接的表现是社会不公。中国富人中不乏“暴发户”。这些富人获取财富的相对成本比较低，我们会不自觉的把他们与“腐败”联系在一起，“权权交易”“钱权交易”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公平，社会发展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城乡发展差距拉大，腐败现象屡见不鲜，法治受到挑战，社会呈现“马太效应”，无疑会使人们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加重仇富心理的产生。

四、仇富的影响是多重的

仇富作为社会热点问题，被广泛关注。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多重的。积极的一面在于，仇富可以使更多的人关注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公正制度的完善，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紧迫性。与炫富一样，仇富也是种优良的“资源”。消极的一面在于，对于仇富者本人来说盲目的仇富和非理性的发泄会造成价值观的扭曲，人格的畸形。悲观厌世的心态不利于个人发展。对于富人来说应接不暇的仇富现象会让他们失去安全感，这也是中国企业家纷纷移民的原因之一。同时盲目的仇富会捆绑住富人的发展后劲，如怕消费、怕投资、怕慈善。从长期看，这对社会主义经济健康良性发展是不利的。

五、消除仇富需多方共同的努力

伴随着社会转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仇富的出现以及被频繁的使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社会公正的关注。仇富现象对社会的影响永远都是弊大于利，合理解决仇富心理是当下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从个人来看，要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理论素质。用理性的眼观正确对待社会公正问题。正是由于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各项制度还不健全，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在所难免的。建设社会主义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伟大事业，我们要把对社会主义的贡献落到实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人生目标“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现阶段社会的确产生收入不均等的两个阶层，这只是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的特殊状况，从整体来看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穷人应当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合法富起来。富人应当珍惜财富资源，在消费和生活方式上应更加理性和自律，参与公益事业和支持慈善事业，在社会中形成“三次分配”或“道德分配”。应当树立回报社会的感恩意识。
从社会来看，要营造充满活力的社会氛围。把握社会舆论导向，加强对社会媒体监督，减少负面报道，使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要培养社会成员的进取意识、创新意识。当改革开放打破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后，社会成员的进取干劲被释放，社会要加强引导，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引领个人前进。
从国家来看，首先进行法治建设，加大力度，惩治各种形式腐败。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发挥人民监督作用，真正体现人人翁地位。其次，要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经济问题是一切社会乱象的直接原因。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深挖社会发展潜力。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再次，制度创新，完善社会公正制度。提高对市场经济的监控，依法管理。消除不法商人投机取巧的捷径，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做到法治经济、竞争经济、开放经济、公平经济。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是相对平均，而不是绝对平均。因为绝对平均是不存在的。我们要把现在阶段收入差距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然而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这样的政策，在实践中显得苍白无力。把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寄希望于第二次或第三次分配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可以说

摘自：硕士论文答辩www.udooo.com

它是造成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关系紧张、利益冲突加剧的根源。要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让位于“效率和公平同等优先，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建立和健全 ，政府主导公平。优先照顾社会弱势群体，使他们在物质上和心理上得到满足，这对消除仇富心理具有积极作用。
最后，国家要加大教育投入，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真正成为“兴国之魂”。全社会要坚决贯彻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营造和谐氛围，使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理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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