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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包涵“梵我同一”和“爱的哲学”两大生命元素。其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早期新诗主题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爱的哲学”对冰心新诗主题的深度影响，“梵我同一”思想对王统照、郭沫若新诗主题的植入影响，以及梵爱和谐思想对郭沫若和徐志摩新诗主题的普泛影响。
关键词：泰戈尔；主题生态；生命律动；梵爱和谐
作为文学作品内容构成的重要元素，主题是作品内容的主体和核心，是全篇作品的灵魂，是作者思想的结晶、情感的凝聚。主题生态是作者生命律动的整体呈现、思想理念的有机形态、情感情结的集中反映。本文所论的“主题生态”与“生态批评”有所不同，因为“致力于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通常被称为生态批评”① ，而本文的重心不是研究“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是研究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早期新诗“生命律动整体形态”主题的辐射影响。
我国当代印度文化研究大师季羡林认为，泰戈尔“既是伟大的诗人，又是伟大的哲学家。他把诗歌创作和哲学思想水融地揉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② 。作为伟大的哲学家，泰戈尔的哲学思想在其诗歌中水融地呈现为“梵爱和谐”的思想，其梵爱和谐思想包含“梵我同一”和“爱的哲学”两大生命元素。泰戈尔崇信奥义书梵我同一的哲学，把梵我同一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根据，因为“梵”是印度文化的核心观念，它是指宇宙的最高主宰和精神实在；“爱的哲学”是泰戈尔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核心理念，他认为爱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原动力，爱使生命完满。在泰戈尔的哲学思想中，“梵”与“爱”是和谐辩证的生命整体，“梵”是“爱”的生命内在主宰，“爱”是“梵”的生命外在表现，二者统一于生命的过程体验和终极完善之中。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它包括母亲之爱、儿童之爱、自然之爱、神之爱、情爱和大爱，其中大爱又包括爱国、爱民、爱自由等内涵。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早期新诗主题生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母爱与童爱、自然之爱与泛神论、情爱与大爱的系列主题的影响。
一母爱与童爱
季羡林说：“在所有被介绍的外国大作家中，泰戈尔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他的作品直接影响了‘五四’运动后期中国新文学的创作。”③的确，在我国现代轰轰烈烈、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伊始，介绍外国文学大家、翻译外国文学名著是首要任务。1916年2月，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信给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提出了他的新文学建设方案，他认为要创造中国的新文学，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多多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使之作为我们文学革命的“模范”。文学研究会的同仁们也认为文学革命必须以译介外国文学为先导，《文学研究会宣言》明确规定：“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整理旧文学的人也应该应用新的方法，研究新文学的更是专靠外国的资料”④。文学研究会将研究介绍世界文学置于本会宗旨的首要地位，并强调了依靠外国资料以研究本国文学的重要性。在介绍外国文学大家、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中，文学研究会等文学团体和著名学者对东方文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的译介尤其用力，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郑振铎、许地山、王统照等人都译介过泰戈尔及其作品，其中郑振铎着力最勤、用心最深、贡献最大。中国人对泰戈尔的介绍是从“爱的哲学”开始的，钱智修评价泰戈尔的哲学是“以爱情为根源，而爱儿心爱友心牺牲心，皆由是而出发”⑤。泰戈尔及其作品的主要译介者郑振铎认为，泰戈尔以孟加拉文写就的诗集《新月集》具有不可抗拒的魔力，它“把我们从怀疑贪婪的成人的世界，带到稚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能使我们在心里重温着在海滨以贝壳为餐具，以落叶为舟，以绿草的露点为圆珠的儿童的梦”，“泰戈尔之写这些诗，却决非为儿童而作的。它并不是一部写给儿童读的诗歌集，乃是一部叙述儿童心理、儿童生活的最好的诗歌集”⑥。在《新月集》中，泰戈尔以独特的儿童视角，选取儿童钟爱的题材，表达了诗人歌颂童爱与母爱、热爱生活、追求纯真淳朴的生命状态和梵爱和谐的主题思想。
在我国早期新诗诗坛，受泰戈尔《新月集》（出版于1913年）、《飞鸟集》（出版于1916年）所表现的“爱的哲学”影响的名家很多，诸如沈尹默、刘半农、冰心、鲁迅、郭沫若、瞿秋白、徐志摩等。在他们中间，冰心受影响最深。冰心自己说，她偶然在一本杂志上读到郑振铎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连载，心里一动便摹仿泰戈尔的诗歌写起来，接二连三写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⑦ 泰戈尔认为宇宙是净化和谐的，人与宇宙的关系是爱的关系，世界充满着“喜”和“爱”，这种观念与他的人生观融合而结晶为“爱的哲学”。他的诗即使三言两语，也充满真情和哲理，呈现爱的主题。冰心自幼家庭优裕温馨，承受温柔的母爱，因此她对“母爱”和“童爱”感受至深，“她是在对这个家庭的感受中形成她最初的对现实世界的印象的，这个家庭用它的温馨保护了冰心的童心，她也用自己的童心呈现了这个家庭，呈现了以这个家庭为模式想象出来的整个人类的世界。‘童心’赋予了她笔下的语言以诗意，把本来的白话散文变成了诗”。⑧ 因此，“母爱”与“童爱”的爱怜理念是冰心主动接受泰戈尔“爱的哲学”的思想基础。爱可以主宰世界万物之灵，母爱则是一切爱的原点，它由此辐射出儿童之爱。正是泰戈尔“爱的哲学”给冰心以深刻影响，使冰心诗集《繁星》（1922年）和《春水》（1923年）的主题抹上一层厚厚的母爱与童爱的色彩。如：“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繁星·一五九》）“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
泰戈尔在《新月集·不被注意的花饰》中，描写“母爱与童爱”十分细致传神：慈爱的母亲亲昵地叫孩子是“小小的命芽儿”，给可爱的孩子的小外衫染上颜色，微笑地望着孩子，以手击拍，唱着儿歌，孩子快乐地“拿着竹竿儿在跳舞”并“大笑起来”。这是一幅其爱沉沉、其乐融融的“母爱与童爱”的优美画图，世间一切图画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索然失味。泰戈尔的这些诗句歌颂了母爱的亲切无私、博大深沉，突出了儿童在这样的母爱之下的无忧无虑、快乐自由。冰心在写《繁星》、《春水》之前，受到泰戈尔的直接影响，她说：“一九一九年的冬季，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Stray Birds)，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⑨ 于是，冰心纵情写道：“寥廓的黄昏，何处着一个彷徨的我？母亲呵！我只要归依你，心外的湖山，容我抛弃罢！”（《春水》九七）“童年呵！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繁星·二》）冰心的这些诗句以短促跳跃的手法，突出了孩子归依母亲的真情渴望，描写了回忆母爱的甜美微笑，表达了母亲灵魂深处热爱孩子的火热与温柔，寄托了母亲竭力给予孩子光明喜乐的希冀，也突出了儿童在这样的母爱之下的无忧无虑和快乐自由，这与泰戈尔在《新月集》、《飞鸟集》等诗集中蕴含的梵爱和谐思想的主题协同一致。泰戈尔和冰心的这些诗歌，都呈现出母亲爱儿童的生命律动和儿童爱母亲的生命跳荡。“爱”已成为冰心诗歌的核心和灵魂，正如沈从文所说：“冰心女士所写的爱，乃离去的爱，一种母性的怜悯，一种儿童的纯洁，在作者作品中，是一个道德的基本，一个和平的欲求”⑩。冰心的《繁星》和《春水》共收小诗350余首，其内容和形式都受到泰戈尔《飞鸟集》、《新月集》所蕴含的梵爱和谐思想的深度影响，其基本主题是对“爱的哲学”尤其是母爱与童爱的反复咏唱和深情赞颂，表达了诗人自己独特的生命感悟，以及对母亲之爱和儿童之爱独特的生命体验。二自然之爱与泛神论
泰戈尔的诗歌来自生命律动的整体呈现，他热爱自然的田园风情就是珍爱
“泛神论”本是流行于西欧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哲学观，其代表人物是斯宾诺莎等，它是一种将自然界与神等同起来的哲学观点，认为神就存在于自然界一切事物之中。这种自然哲学的观点在印度经泰戈尔融通后，渗入并流行于一般哲学和文学艺术领域，以至成为具有泰戈尔特色的“泛神论”。泰戈尔认为，宇宙的最高本体是一种精神实在，称之为“梵”，梵是宇宙的本源和基础，世界万物都是它的显现或创造物，“梵”也叫“神”，即是说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神”的显现。这就是泰戈尔的“泛神论”。郭沫若是一位深受泰戈尔“泛神论”影响的诗人，他早在1915年春于日本留学时第一次读到泰戈尔的《新月集》时就对泰戈尔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清新的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青了二十年！”“在他的诗里面我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郭沫若称自己新诗创作的“第一段是泰戈尔式”；在《创造十年》中坦然承认自己在最初读到泰戈尔诗歌时就“成为了泰戈尔的崇拜者”。接受泛神论以后，郭沫若非但没有成为无处不在的神的奴隶，反而获得了天启神授般的自由。他认为“神”、“我”、“万物”的地位是平等的，“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于是郭沫若的诗歌获得了广袤无垠的自我表现空间：“自我”可以吞日月，驰寰宇，毁万物，创世界。这就是他的泛神的宇宙观。因此他反复纵情吟唱道：“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火便是凰，凤便是火。”“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 “我们生动，我们自由，我们雄浑，我们悠久。” “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我想宇宙中的一切的现象，都是你的化身：雷霆是你呼吸的声威，雪雨是你血液的飞腾。” “那昼间的太阳，夜间的太阴，只不过是那明镜中的你自己的虚影。”（《地球，我的母亲》）这些诗作既表现了典型的将宇宙万物纳入神的怀抱、物我同一的泛神论主题，又是由泛神论带来的精神自由、自我解放的写照。此外，他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天狗》等诗篇都鲜明地表现出“泛神论”的主题倾向。泰戈尔的泛神论主张“梵我同一”，力求在心灵的“静”中默思，达到人与“梵”的和谐；而郭沫若的泛神论主张“物我同一”，力求在行为的“动”中创造，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但二者都在各自或清灵或豪迈的诗篇中，充分呈现了自然生命的整体律动和梵我生命的整体和谐。
王统照是又一位深受泰戈尔影响的作家，他亲手翻译过泰戈尔的诗歌，也曾撰文介绍过泰戈尔的生平与创作。王统照在创作上受“梵我同一”思想的影响，是因为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来慰藉苦难的人生，与他的自然观、人生观和宇宙观产生了共鸣，他把泰戈尔的思想概括为三句话：“自我的实现与宇宙相调和”，“精神的不朽与‘生’之赞美”，“创造的‘爱’与人生之‘动’的价值”。王统照认为，“爱”（包括自然之爱）能起到提高人类的思想和调节人类的感情的作用，他的第一部诗集《童心》以一颗淳朴赤诚的童心，表达了诗人对高山大海、明月清风、秋叶白莲等自然景物的热爱，自然之爱、生命之爱的心跳动在诗句的字里行间。如“晚春的细雨，我恋你的柔音，便打碎了我的灵魂，我也心愿！”（《春梦的灵魂》）“沉醉在五月的温风里：我愿化为松上的茑萝，池中的流泉，永远，永远，沐浴着大自然。”（《爱的线》）从这些诗句不难看出，王统照的诗歌常常表现出梵爱和谐的主题观照：他将晚春温柔的细雨视为宇宙之神洒下的甘霖，荡涤着人们世尘杂陈的心灵，使人们净化后的心灵“与宇宙相调和”，即使灵魂被潇潇春雨敲碎也心甘情愿；五月的熏风是自然之神伸出的宽大而温暖的手掌，抚平了人们功利的浮躁的心，使人们的心灵平静而纯洁，时时沉醉在大自然的怀里，享受着“温风”的诗意，聆听着“流泉”的歌吟。这时，人与自然、宇宙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体验着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整体律动的和谐乐章。王统照歌颂自然，追求和谐，把自我与宇宙万物的合而为一看做是爱、美和自由的实现，这与泰戈尔《飞鸟集》的主题十分相似。王统照自然之爱的思想和诗歌主题，正是接受泰戈尔梵我同一、人与自然和谐一致思想影响的表现，因此王统照歌咏自然的诗作与泰戈尔歌颂自然的华章都呈现了自然生命与诗人生命的和谐律动。
三情爱与大爱
泰戈尔诗歌中的诗，对中国现代早期爱情诗的写作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婆罗多最早从诗学意义上阐述味的特征时说：“是由常情欢爱而生，以光彩的服饰为其灵魂，……味以男女为因，以最好的青春为本。”泰戈尔的《园丁集》便是“关于爱情和人生的抒情诗”，在《爱者之贻》、《游思集》、《采果集》等诗集中也有许多情诗。如：“她村子里的邻居都说她黑然而她在我的心上是朵百合花，是的，虽然并不白皙，真是朵百合花。”（《爱者之贻》第15首）“请赐我以这样的爱，它清凉纯净，像你的雨，造福干涸的大地，注满家用的陶罐。请赐我以这样的爱，它渗透到生命的核心深处，由此蔓延开来，仿佛看不见的树液，流遍生命之树的丫枝，使它开花结果”。（《采果集》第66首）泰戈尔的爱情诗以清丽的诗句，细腻的笔触，生动地再现了热恋中的男女种种复杂微妙的情态和心理，表现了青年男女追求恋爱自由、张扬个性生命的主题：别人说“我”心爱的人“黑”，那是他们只看见了“她”的外表，“我”却透过外表看到了“她”如同百合花一样纯洁的心灵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因为爱既能使人审美移情，又能使人绽放内心深情的生命火花；诗人祈求“梵”赐予的爱能像润物无声的春雨“造福干涸的大地”，滋润自然的万物，使“生命之树”绿叶满枝，鲜花迎人，硕果盈秋，这与我国“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传统观念的精神相呼应，与“五四”新诗追求恋爱自由、张扬个性生命的主题相默契。泰戈尔的爱情诗给徐志摩、郭沫若、郑振铎、俞平伯等早期诗人提供了表情达意的范本。尤其是创造社主帅郭沫若受泰戈尔的影响和自身爱情的冲撞，创作被强烈激发出来，他陆续写出了《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纳斯》，以及《瓶》中的40多首爱情诗。这些爱情诗是诗人心中纯真情感的表现，是生命山峦中流出来的清泉，是心琴上弹出来的甜蜜音符，是生的颤动、灵的喊叫、陶醉的美酿，它讴歌了人的正常情感欲求，表现了青年人勇于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主题，闪耀着年轻生命的真情光彩。
关键词：泰戈尔；主题生态；生命律动；梵爱和谐
作为文学作品内容构成的重要元素，主题是作品内容的主体和核心，是全篇作品的灵魂，是作者思想的结晶、情感的凝聚。主题生态是作者生命律动的整体呈现、思想理念的有机形态、情感情结的集中反映。本文所论的“主题生态”与“生态批评”有所不同，因为“致力于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通常被称为生态批评”① ，而本文的重心不是研究“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是研究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早期新诗“生命律动整体形态”主题的辐射影响。
我国当代印度文化研究大师季羡林认为，泰戈尔“既是伟大的诗人，又是伟大的哲学家。他把诗歌创作和哲学思想水融地揉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② 。作为伟大的哲学家，泰戈尔的哲学思想在其诗歌中水融地呈现为“梵爱和谐”的思想，其梵爱和谐思想包含“梵我同一”和“爱的哲学”两大生命元素。泰戈尔崇信奥义书梵我同一的哲学，把梵我同一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根据，因为“梵”是印度文化的核心观念，它是指宇宙的最高主宰和精神实在；“爱的哲学”是泰戈尔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核心理念，他认为爱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原动力，爱使生命完满。在泰戈尔的哲学思想中，“梵”与“爱”是和谐辩证的生命整体，“梵”是“爱”的生命内在主宰，“爱”是“梵”的生命外在表现，二者统一于生命的过程体验和终极完善之中。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它包括母亲之爱、儿童之爱、自然之爱、神之爱、情爱和大爱，其中大爱又包括爱国、爱民、爱自由等内涵。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早期新诗主题生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母爱与童爱、自然之爱与泛神论、情爱与大爱的系列主题的影响。
一母爱与童爱
季羡林说：“在所有被介绍的外国大作家中，泰戈尔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他的作品直接影响了‘五四’运动后期中国新文学的创作。”③的确，在我国现代轰轰烈烈、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伊始，介绍外国文学大家、翻译外国文学名著是首要任务。1916年2月，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信给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提出了他的新文学建设方案，他认为要创造中国的新文学，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多多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使之作为我们文学革命的“模范”。文学研究会的同仁们也认为文学革命必须以译介外国文学为先导，《文学研究会宣言》明确规定：“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整理旧文学的人也应该应用新的方法，研究新文学的更是专靠外国的资料”④。文学研究会将研究介绍世界文学置于本会宗旨的首要地位，并强调了依靠外国资料以研究本国文学的重要性。在介绍外国文学大家、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中，文学研究会等文学团体和著名学者对东方文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的译介尤其用力，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郑振铎、许地山、王统照等人都译介过泰戈尔及其作品，其中郑振铎着力最勤、用心最深、贡献最大。中国人对泰戈尔的介绍是从“爱的哲学”开始的，钱智修评价泰戈尔的哲学是“以爱情为根源，而爱儿心爱友心牺牲心，皆由是而出发”⑤。泰戈尔及其作品的主要译介者郑振铎认为，泰戈尔以孟加拉文写就的诗集《新月集》具有不可抗拒的魔力，它“把我们从怀疑贪婪的成人的世界，带到稚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能使我们在心里重温着在海滨以贝壳为餐具，以落叶为舟，以绿草的露点为圆珠的儿童的梦”，“泰戈尔之写这些诗，却决非为儿童而作的。它并不是一部写给儿童读的诗歌集，乃是一部叙述儿童心理、儿童生活的最好的诗歌集”⑥。在《新月集》中，泰戈尔以独特的儿童视角，选取儿童钟爱的题材，表达了诗人歌颂童爱与母爱、热爱生活、追求纯真淳朴的生命状态和梵爱和谐的主题思想。
在我国早期新诗诗坛，受泰戈尔《新月集》（出版于1913年）、《飞鸟集》（出版于1916年）所表现的“爱的哲学”影响的名家很多，诸如沈尹默、刘半农、冰心、鲁迅、郭沫若、瞿秋白、徐志摩等。在他们中间，冰心受影响最深。冰心自己说，她偶然在一本杂志上读到郑振铎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连载，心里一动便摹仿泰戈尔的诗歌写起来，接二连三写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⑦ 泰戈尔认为宇宙是净化和谐的，人与宇宙的关系是爱的关系，世界充满着“喜”和“爱”，这种观念与他的人生观融合而结晶为“爱的哲学”。他的诗即使三言两语，也充满真情和哲理，呈现爱的主题。冰心自幼家庭优裕温馨，承受温柔的母爱，因此她对“母爱”和“童爱”感受至深，“她是在对这个家庭的感受中形成她最初的对现实世界的印象的，这个家庭用它的温馨保护了冰心的童心，她也用自己的童心呈现了这个家庭，呈现了以这个家庭为模式想象出来的整个人类的世界。‘童心’赋予了她笔下的语言以诗意，把本来的白话散文变成了诗”。⑧ 因此，“母爱”与“童爱”的爱怜理念是冰心主动接受泰戈尔“爱的哲学”的思想基础。爱可以主宰世界万物之灵，母爱则是一切爱的原点，它由此辐射出儿童之爱。正是泰戈尔“爱的哲学”给冰心以深刻影响，使冰心诗集《繁星》（1922年）和《春水》（1923年）的主题抹上一层厚厚的母爱与童爱的色彩。如：“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繁星·一五九》）“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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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一Ｏ五》）我们深入比较阅读不难看出，冰心的这些诗歌十分明显地受到泰戈尔《新月集·孩童之道》“母爱与童爱”主题的深刻影响。泰戈尔在《新月集·不被注意的花饰》中，描写“母爱与童爱”十分细致传神：慈爱的母亲亲昵地叫孩子是“小小的命芽儿”，给可爱的孩子的小外衫染上颜色，微笑地望着孩子，以手击拍，唱着儿歌，孩子快乐地“拿着竹竿儿在跳舞”并“大笑起来”。这是一幅其爱沉沉、其乐融融的“母爱与童爱”的优美画图，世间一切图画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索然失味。泰戈尔的这些诗句歌颂了母爱的亲切无私、博大深沉，突出了儿童在这样的母爱之下的无忧无虑、快乐自由。冰心在写《繁星》、《春水》之前，受到泰戈尔的直接影响，她说：“一九一九年的冬季，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Stray Birds)，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⑨ 于是，冰心纵情写道：“寥廓的黄昏，何处着一个彷徨的我？母亲呵！我只要归依你，心外的湖山，容我抛弃罢！”（《春水》九七）“童年呵！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繁星·二》）冰心的这些诗句以短促跳跃的手法，突出了孩子归依母亲的真情渴望，描写了回忆母爱的甜美微笑，表达了母亲灵魂深处热爱孩子的火热与温柔，寄托了母亲竭力给予孩子光明喜乐的希冀，也突出了儿童在这样的母爱之下的无忧无虑和快乐自由，这与泰戈尔在《新月集》、《飞鸟集》等诗集中蕴含的梵爱和谐思想的主题协同一致。泰戈尔和冰心的这些诗歌，都呈现出母亲爱儿童的生命律动和儿童爱母亲的生命跳荡。“爱”已成为冰心诗歌的核心和灵魂，正如沈从文所说：“冰心女士所写的爱，乃离去的爱，一种母性的怜悯，一种儿童的纯洁，在作者作品中，是一个道德的基本，一个和平的欲求”⑩。冰心的《繁星》和《春水》共收小诗350余首，其内容和形式都受到泰戈尔《飞鸟集》、《新月集》所蕴含的梵爱和谐思想的深度影响，其基本主题是对“爱的哲学”尤其是母爱与童爱的反复咏唱和深情赞颂，表达了诗人自己独特的生命感悟，以及对母亲之爱和儿童之爱独特的生命体验。二自然之爱与泛神论
泰戈尔的诗歌来自生命律动的整体呈现，他热爱自然的田园风情就是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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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表现，“就是敬畏生命，就是对我们自身作为源于生物的本能感受” 。泰戈尔平生亲近自然，热爱自然，因为他认为印度民族是生于森林、长于森林的民族，天地自然与他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梵”与“我”是整体化一的，即天人同一，物我合一，我本物化，物本我存，“我的生命中隐藏着树木的生命的回忆，今天我成为人，我承认这是真的。不单是树木，整个物质世界的回忆，也潜藏在我的体内。世界的脉搏，在我的全身，散布着亲情的快乐。在我的生命中，累世经历绿树青藤哑默的快乐，今天获得了语言”，“我体内的无穷欢乐，是河流、陆地、树林、飞禽走兽的欢乐”，“我的身心在一个宏大的存在的欢悦中，不由自主地喜颤。这不是诗人的浪漫抒情，这是我的本性。我从本性出发，写诗写歌写故事”，“我是人，因而我也是尘埃、泥土、流水、树木、飞禽走兽，我就是万物”。 因此，泰戈尔的许多诗歌都表现了歌颂自然、赞颂生命的自然之爱的浓烈情感和梵我同一的和谐主题，如《飞鸟集》、《新月集》、《采果集》、《流萤集》等，他的“梵我同一”的命题实际上已经幻化为“情我同一”、“爱我同一”的诗歌境界和艺术真实，这种“梵我同一”思想对创造社的郭沫若、文研会的王统照的新诗主题产生了直接影响，使郭沫若、王统照的诗歌常常表达出自然之爱与泛神论的主题思想。“泛神论”本是流行于西欧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哲学观，其代表人物是斯宾诺莎等，它是一种将自然界与神等同起来的哲学观点，认为神就存在于自然界一切事物之中。这种自然哲学的观点在印度经泰戈尔融通后，渗入并流行于一般哲学和文学艺术领域，以至成为具有泰戈尔特色的“泛神论”。泰戈尔认为，宇宙的最高本体是一种精神实在，称之为“梵”，梵是宇宙的本源和基础，世界万物都是它的显现或创造物，“梵”也叫“神”，即是说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神”的显现。这就是泰戈尔的“泛神论”。郭沫若是一位深受泰戈尔“泛神论”影响的诗人，他早在1915年春于日本留学时第一次读到泰戈尔的《新月集》时就对泰戈尔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清新的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青了二十年！”“在他的诗里面我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郭沫若称自己新诗创作的“第一段是泰戈尔式”；在《创造十年》中坦然承认自己在最初读到泰戈尔诗歌时就“成为了泰戈尔的崇拜者”。接受泛神论以后，郭沫若非但没有成为无处不在的神的奴隶，反而获得了天启神授般的自由。他认为“神”、“我”、“万物”的地位是平等的，“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于是郭沫若的诗歌获得了广袤无垠的自我表现空间：“自我”可以吞日月，驰寰宇，毁万物，创世界。这就是他的泛神的宇宙观。因此他反复纵情吟唱道：“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火便是凰，凤便是火。”“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 “我们生动，我们自由，我们雄浑，我们悠久。” “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我想宇宙中的一切的现象，都是你的化身：雷霆是你呼吸的声威，雪雨是你血液的飞腾。” “那昼间的太阳，夜间的太阴，只不过是那明镜中的你自己的虚影。”（《地球，我的母亲》）这些诗作既表现了典型的将宇宙万物纳入神的怀抱、物我同一的泛神论主题，又是由泛神论带来的精神自由、自我解放的写照。此外，他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天狗》等诗篇都鲜明地表现出“泛神论”的主题倾向。泰戈尔的泛神论主张“梵我同一”，力求在心灵的“静”中默思，达到人与“梵”的和谐；而郭沫若的泛神论主张“物我同一”，力求在行为的“动”中创造，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但二者都在各自或清灵或豪迈的诗篇中，充分呈现了自然生命的整体律动和梵我生命的整体和谐。
王统照是又一位深受泰戈尔影响的作家，他亲手翻译过泰戈尔的诗歌，也曾撰文介绍过泰戈尔的生平与创作。王统照在创作上受“梵我同一”思想的影响，是因为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来慰藉苦难的人生，与他的自然观、人生观和宇宙观产生了共鸣，他把泰戈尔的思想概括为三句话：“自我的实现与宇宙相调和”，“精神的不朽与‘生’之赞美”，“创造的‘爱’与人生之‘动’的价值”。王统照认为，“爱”（包括自然之爱）能起到提高人类的思想和调节人类的感情的作用，他的第一部诗集《童心》以一颗淳朴赤诚的童心，表达了诗人对高山大海、明月清风、秋叶白莲等自然景物的热爱，自然之爱、生命之爱的心跳动在诗句的字里行间。如“晚春的细雨，我恋你的柔音，便打碎了我的灵魂，我也心愿！”（《春梦的灵魂》）“沉醉在五月的温风里：我愿化为松上的茑萝，池中的流泉，永远，永远，沐浴着大自然。”（《爱的线》）从这些诗句不难看出，王统照的诗歌常常表现出梵爱和谐的主题观照：他将晚春温柔的细雨视为宇宙之神洒下的甘霖，荡涤着人们世尘杂陈的心灵，使人们净化后的心灵“与宇宙相调和”，即使灵魂被潇潇春雨敲碎也心甘情愿；五月的熏风是自然之神伸出的宽大而温暖的手掌，抚平了人们功利的浮躁的心，使人们的心灵平静而纯洁，时时沉醉在大自然的怀里，享受着“温风”的诗意，聆听着“流泉”的歌吟。这时，人与自然、宇宙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体验着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整体律动的和谐乐章。王统照歌颂自然，追求和谐，把自我与宇宙万物的合而为一看做是爱、美和自由的实现，这与泰戈尔《飞鸟集》的主题十分相似。王统照自然之爱的思想和诗歌主题，正是接受泰戈尔梵我同一、人与自然和谐一致思想影响的表现，因此王统照歌咏自然的诗作与泰戈尔歌颂自然的华章都呈现了自然生命与诗人生命的和谐律动。
三情爱与大爱
泰戈尔诗歌中的诗，对中国现代早期爱情诗的写作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婆罗多最早从诗学意义上阐述味的特征时说：“是由常情欢爱而生，以光彩的服饰为其灵魂，……味以男女为因，以最好的青春为本。”泰戈尔的《园丁集》便是“关于爱情和人生的抒情诗”，在《爱者之贻》、《游思集》、《采果集》等诗集中也有许多情诗。如：“她村子里的邻居都说她黑然而她在我的心上是朵百合花，是的，虽然并不白皙，真是朵百合花。”（《爱者之贻》第15首）“请赐我以这样的爱，它清凉纯净，像你的雨，造福干涸的大地，注满家用的陶罐。请赐我以这样的爱，它渗透到生命的核心深处，由此蔓延开来，仿佛看不见的树液，流遍生命之树的丫枝，使它开花结果”。（《采果集》第66首）泰戈尔的爱情诗以清丽的诗句，细腻的笔触，生动地再现了热恋中的男女种种复杂微妙的情态和心理，表现了青年男女追求恋爱自由、张扬个性生命的主题：别人说“我”心爱的人“黑”，那是他们只看见了“她”的外表，“我”却透过外表看到了“她”如同百合花一样纯洁的心灵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因为爱既能使人审美移情，又能使人绽放内心深情的生命火花；诗人祈求“梵”赐予的爱能像润物无声的春雨“造福干涸的大地”，滋润自然的万物，使“生命之树”绿叶满枝，鲜花迎人，硕果盈秋，这与我国“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传统观念的精神相呼应，与“五四”新诗追求恋爱自由、张扬个性生命的主题相默契。泰戈尔的爱情诗给徐志摩、郭沫若、郑振铎、俞平伯等早期诗人提供了表情达意的范本。尤其是创造社主帅郭沫若受泰戈尔的影响和自身爱情的冲撞，创作被强烈激发出来，他陆续写出了《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纳斯》，以及《瓶》中的40多首爱情诗。这些爱情诗是诗人心中纯真情感的表现，是生命山峦中流出来的清泉，是心琴上弹出来的甜蜜音符，是生的颤动、灵的喊叫、陶醉的美酿，它讴歌了人的正常情感欲求，表现了青年人勇于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主题，闪耀着年轻生命的真情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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